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九節 李大釗的宗教思想

　　宗教作為一種重要而複雜的社會意識形態，對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有著巨大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從經濟變動的角度解釋了宗教的產生和發展，並指出善惡根源不可解是宗教產生的原因之一。

　　李大釗在1919年12月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中指出宗教的起源於人類對於自然界，或人間現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歸之於神；肯定了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在社會發展中有過一定地位和作用。

　　1922年4—6月，李大釗集中地發表了《宗教妨礙進步》、《非宗教者宣言》、《宗教與自由平等博愛》等文章，對宗教進行批判。同時提出應以真理觀取代宗教觀。李大釗的宗教思想，對認識和理解無神論宗教思想，樹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觀有現實意義。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社會也有基址（Basis）與上層（Uberbau）。基址是經濟的構造，即經濟關係，馬氏稱之為物質的或人類的社會的存在。上層是法製、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馬氏稱之為觀念的形態，或人類的意識。從來的曆史家欲單從上層上說明社會的變革即曆史而不顧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曆史。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曆史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

　　根據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李大釗指出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同一定的物質經濟條件相適應而產生並存在，具有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的必然產物。

　　原始宗教起源於“人類對於自然界，或人間現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歸之於神”。

　　李大釗說成是原人在五個方麵的消極條件，即五個“缺陷”：一是“強力的缺陷”，社會生產力低下，原人處處受到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常感自然力的偉大，產生對自然界諸多現象的恐懼和敬畏，對自然現象產生神秘感；二是“身體的缺陷”，人體的健康，常生變動，有時忽罹疾病，原人不了解患病原因，歸結於神的降災，隻能祈求神的寬恕；三是“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無常，病痛之極，乃至於死。原人對死產生恐怖而常憂懼，宗教給死去與來世以說教；四是“品性的缺陷”，罪惡的自覺，原人時代亦既存在，關於性的關係，尤為原人所重視。隻有宗教可以闡明並寬恕過錯，宗教更重獨身生活；五是“運命的缺陷”，人之處世，禍福無端，原人往往懷疑有神主宰，操縱人的運命，賜予人的禍福。

　　宗教產生和存在有著曆史必然性。宗教是以物質為基礎並隨物質變動而變動的。“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經濟生活發生者也。”“宗教、哲學都是隨著物質變動而變動的。”“一切宗教沒有不受生產技術進步的左右的，沒有不隨著他變遷的。”人類社會何以發生戰爭？宗教把它歸之於神的意旨。“古時宗教，標幟樹義，亦有諧於此理者。卓拉士特教理之源，謂有善惡之神，永事戰鬥，逮有創造，為其結果，以啟萬物，恒久之局。天竺佛說，亦雲三神，合為造化……各以其德，周流六虛，而成宇宙。神州哲理，陰陽蘊於太極。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創造者，亦莫非戰象也。”

　　“宗教儀式，以齊一其群之精神，統馭其群之思想。而此宗教為物，亦與戰爭有密切之關係。”

　　“猶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義，曾與於人類進步以很深的影響，亦是不可爭的事實……”

　　“到了英國產業革命後的機械生產時代，人類脫離自然而獨立，達到自營自給的經濟生活，社會情形為之一變，宗教政治的勢力全然掃地，經濟勢力異軍蒼頭特起支配當時的社會了。”

　　宗教政治勢力徹底衰弱。

　　宗教反映經濟生活、適應經濟生活。“政教相混，原為人類進化必經之一階級，世界各國莫不循此軌轍，而今尚有存此遺習者也。”

　　“古昔的曆史觀，大抵宗於神道，歸於天命，而帶有宗教的氣味……故凡偉人的曆史觀、聖賢的曆史觀、王者的曆史觀、英雄的曆史觀、道德的曆史觀、教化的曆史觀，均與神權的曆史觀、天命的曆史觀，有密切相依的關係。”

　　李大釗認為“精神界現象，完全是人間社會物質經濟情形之反映。認社會生活是整個者，有經濟生活而表現宗教種種生活”。

　　所以，他也曾這樣寫過“中華再造之始。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複活之義，以革我之麵，洗我隻心”，以此為中華再造的必需。

　　宗教產生與道德說教密切相關。“道德這個東西，既是無論如何由人間現實的生活都不能說明，於是就有些人拋了地上的生活、人間的生活，逃入宗教的靈界，因為宗教是一個無知的隱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間現實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說，善心是神特地給人間的，惡心是由人間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質界生的，是由罪業生的。本來善惡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發生的一個原因。”

　　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宗教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關係的表現。人類對於自然界或人間現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歸之於神。”

　　宗教教義大多倡導博愛精神，但沒有以自由和平等作為基礎的博愛不是真正的博愛。諸如基督教教義中所謂“人批我左頰，我更以右頰承之”，“人奪我外衣，我更以內衣與之”，“貧賤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國，難於駱駝之度針孔”等等說教，實質上卻是“容許資產階級在現世享盡他們僭越的掠奪的幸福，而以空幻奇妙的天國慰安無產階級在現世所受的剝削與苦痛”。

　　宗教思想與文學作品的關係

　　宗教思想與文學的關係，在人類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就如同一物的內容與形式的表裏關係一樣，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宗教思想需要以文學作品而實現深刻的表述，文學作品則需要借助宗教思想來豐富自己的內容。在中國的曆史上這種關係表現得極為明顯。殷周以來占卜神學是通過語言文字來表述的，《說文》中就有“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祀與戎是國之大事，祭祀的語詞就是祭祀文學。儒家孔、孟以人學為主，沒有建立宗教，但是《論語》中也提到了“天道”，而道這個概念就被道家統一抽象為神了。東漢以後，佛教輸入中國，使得中國文化發生極大的變化。道教的發展，也吸取了佛教思想作為營養，創造出自己的作品。文學家自我心靈的培養，浸潤於宗教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之事。文學家不一定是具有對某種宗教的堅定信仰，而對儒、釋、道三教的著述則多所涉獵，自然地對其思想有所滲透，並反映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之中。唐、宋詩人的詩作充滿禪悅意味，便是實例；而其他宗教家則常運用已有的文學形式作為宣傳手段。

　　蔡元培認為“以美育代宗教”，李大釗認為“美育之附麗於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刺激感情”。“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以純粹之美育。”

　　李大釗進一步論證了“以美育代宗教說”的合理性，指出，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自然現象、人類社會都脫去神秘的暗雲，赤裸裸的立在科學知識之上，見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學說，也就發生於現代了。”

　　李大釗說：“藝術不分新舊，反有曆史愈久，而愈見其好者”。

　　古人有古人的藝術，今人有今人的藝術。“古時的藝術，固不為壞，但是我們也可以創造我們的藝術。古人的藝術，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創造的，固有我們不能及的地方，但我們憑我們的天才創造的藝術，古人也不見得能趕上。”

　　“文化是以經濟作基礎”，“人類生活的全體，不單是政治，此外還有經濟的、倫理的、宗教的、美術的種種生活”；“有了這樣的經濟關係，才會產生這樣的政治、宗教、倫理、美術等等的生活。假如經濟一有變動，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隨著變動了。”

　　李大釗指出：“現在大家都講新文學，都作新文學了。我要問大家：‘什麽是新文學？’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是為文學而創造的文學，不是為文學本身以外的什麽東西而創作的文學。”

　　隻有這樣，文學與宗教才最終成為相互分離的、各有所本的不同事物。

　　非基督教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

　　宗教曾經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這是不容否認的曆史事實。李大釗對基督教作為西方文明的起源，教義中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和“愛人類”的偉大精神，也曾給予了肯定：“立憲國民之儀度，當以自由、博愛、平等為持身接物之信條。此等信條人人既深，則其氣質之慈祥愷梯、中正和平，必能相為感召，以成循禮守法之風習。”

　　這與陳獨秀主張吸收基督教的偉大精神以塑造新國民性格的觀點頗有一致之處。李大釗還指出，東方宗教處處顯“寂滅之象征”，而西方宗教“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李大釗的宗教思想受了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一度對基督教的博愛精神體現出期待與向往。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科學、民主的大潮，注定要對宗教迷信展開批判，無論是孔教、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均在劫難逃。接受唯物曆史觀的李大釗，必然站到反對宗教立場，對宗教進行徹底否定，聲討宗教的罪惡，體現了蕩滌一切宗教迷信的決心。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現實因素，其實質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

　　運動一開始，李大釗等便積極投入其中並成為運動的領導者，通過領導非基督教運動啟發廣大青年學生的覺悟。通過對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教理的批駁，否定宗教與道德的必然聯係，批判基督教的“人格救國”論和所辦社會事業所標榜的社會福利性質，對基督教的侵略性給予深刻的揭露，指出其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在現代社會中，基督教是最發達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勢力，因此應首先反對這個最有勢力因而流毒最廣的基督教，隨著必要也要反對佛教，或發動反對儒教和道教的運動”。

　　李大釗參加非宗教大同盟的組織和活動，堅決支持非基督教運動，社會各界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非基督教運動表達態度不同，給以不同程度的默許和支持，是非基督教運動順利開展的重要因素。非基督教運動和非宗教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是一個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的曆史過程。

　　宗教是妨礙人類進步的東西。在組織非宗教大同盟時，李大釗指出：“反對阻礙人類進步的所有的宗教”。“我們堅信宗教是妨礙人類進步的東西，把所有的問題都想依賴宗教去解決，那是一種不承認科學文明的態度……我們隻是依賴廉價的宗教幻想是無法生活下去的……因為宗教不能探求真理，無論什麽問題最後都說成是依靠所謂神的力量或佛的力量去解決的原故。”

　　反對宗教的目的，“並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單單是反對阻礙人類進步的所有的宗教”，“是因為我們曆來認為宗教對探求真理，亦即對人類進化上是非常有害的東西，為此我們曾利用一切機會來講這個道理。”

　　同上。

　　非宗教大同盟的誕生是針對基督教而來的，因對基督教的批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宗教，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對孔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任憑宗教發展，必將影響青年。“一個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錮桎於古代神學的習慣的時代，要想思得個生活的新了解，那是萬萬不可能；青年男女，在這種教訓之下，全麻痹了他們的意誌，萬不能發育實成。”

　　宗教如此妨礙人類進步，則非反對不可。

　　批判基督教一並批判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基督教最發達，最有勢力，因而流毒最廣。它的說教使人安於貧窮，它的說教維護著自能主義社會的等級製度，對待勞動人民是要使他們卑躬屈從，甘於忍受貧窮，“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你們的。”“看看資本主義是從何處發達起來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資本家聽了基督的‘富人進天國比駱駝鑽針眼還難’的說教，就真有舍棄自己錢財的嗎？”

　　基督教的說教隻是讓人們妥協退讓，安於現狀，對社會進步毫無用處。“富人決不會無緣無故來施舍他人的”。因此，隻有“人人都從真實的知識，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為無足輕重的時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

　　宗教使人的思想接受神的束縛。“宇宙乃無始無終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實本體所生之一切現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機械的以漸次發生漸次進化……而自然變遷，斷非神秘主宰之惠與物，亦非古昔聖哲之遺留品也。”

　　“一切過去的曆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大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曆史，亦還是如此。”

　　何以人們不接受自然界真實本體的演化，不承認人類自己的創造，反而相信神秘的宗教呢？李大釗指出世界如此、亞洲更是如此，就是因為宗教與政治的結合，使得政教合一成為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力量。“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於亞洲，故在亞洲實無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於宗教之精神而為專製主義之神權政治也。”

　　當人的思想接受了神的束縛，便“斷無思想自由存在的餘地”，“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響之下，斷乎不能存在。”而欲“求得真知而確信，非先從脫離宗教的範圍做起不可”。“宗教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關係的表現”，而沒有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博愛，也達不到博愛的目的。自由、平等、博愛與宗教根本是不相容的。而曆史上發生過的宗教紛爭，卻白白地讓信徒為之喪命，“婆羅門與佛教相爭，則流血夷族。麻謌末二派互抗，則革命絕祀。回耶相犯，則十字軍興，勞師遠伐，禍結兵連……厥後歐洲教難，棼若亂絲，分東西，分新舊，政教混淆，雲翻雨覆。”

　　所有宗教都是“損卑下以奉尊長”、“犧牲被治者的個性以事治者”、“本著大家族製下子弟對於親長的精神”。而總是讓普通的勞苦大眾信徒充當犧牲者。

　　反對宗教才能思想自由堅信真理。批判宗教迷信可能一度引發信仰缺失，李大釗提出反對宗教才能實現思想自由堅信真理，為此必須號召廣大青年堅信科學，反對宗教迷信。“餘信宇宙間有唯一無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體，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

　　宗教傳說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駁而不確”。“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傳說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與其信孔子，信釋邊，信耶穌，不如信真理。”

　　號召人們堅信真理，反對宗教迷信，李大釗指出：“一時幻妄之象，虛偽之用，舉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張也。”“而自信者，又人生達於真理之途徑也。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

　　李大釗的真理觀，激勵了同時代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這些反對宗教才能思想自由堅信真理的論說，即使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禁止信仰宗教不必要、不可能

　　盡管李大釗反對宗教的態度是如此的堅決，論說是如此具有說服力，李大釗還是清醒和理智地認識到，禁止信仰宗教不必要，也不可能，宗教信仰的曆史性、廣泛性、民族性、國際性，決定了它還將長期存在。

　　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不必要的。任何一種學說是否與“情理”相符合，都沒有禁止的必要。如果它是符合“情理”，“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滅，這種學說也終不滅”，它是與“情理”相違背的，就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最好的方法是“把這種主義、學說的真相，盡量傳播，使人人都能認識他是異端邪說，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

　　李大釗指出：“無論什麽思想言論，隻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因此，禁止宗教信仰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不可能的。宗教賴以存在的客觀條件尚未消失，決定了宗教的存在還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企圖禁止思想自由，是沒有任何效果的。李大釗認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窮困，乃至死殺，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們，超越他們。這些東西，都不能鉗製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有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

　　世界曆史上憑借政治權力，強迫人民信仰一種宗教，或對其他教派強行施加壓製，沒有不失敗的。人們“信仰一種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於人類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為之力施以幹涉也”。

　　禁止宗教信仰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

　　科學社會主義與宗教之關係。從唯物史觀應用觀察社會，以為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精神界現象，完全是人間社會物質經濟情形之反映。由是言之，宗教生活亦是。“社會主義者反對立在舊的經濟組織所建之宗教。將來新的經濟組織亦許發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適用於新的經濟組織。”

　　李大釗從經濟變動角度指出了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宗教還是會存在的，但它必須與社會主義經濟相聯係。宗教如果可以與社會主義社會物質經濟情形相適應，社會主義製度與宗教就不是根本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