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六節 李大釗的史學思想

　　1924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大釗著的《史學要論》一書。李大釗開卷就提出了“什麽是曆史”，“曆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曆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曆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

　　李大釗“夙研史學”，在史學研究方麵有很深的造詣。任北京大學教授後，他曾經先後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現代政治》、《社會學》等課程，《史學思想史》、《唯物史觀研究》標誌著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中曆史哲學、史學理論的重要發展，開創我國現代新史學理論建設之先河。此後，李大釗先後在上海大學、複旦大學等校講授《史學與哲學》、《曆史概論》和《史學概論》，進一步豐富了史學理論。當年的講義和出版的《史學要論》一書，都是李大釗史學研究的科研成果，確立了李大釗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李大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什麽是“曆史”

　　李大釗說：“凡一種學問，必於實際有用處，文學、史學都是如此”。“‘曆史’二字，乃指一種科學的學科而言”。“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成為一種科學的曆史究竟是什麽？”

　　“我們研究史學，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麽是史？”

　　在《史學與哲學》、《研究曆史的任務》、《史學概論》等關於史學的著述中，李大釗細致地區分了“曆史”和“曆史學”，“曆史”和“史書”，他說：“在中國能找出許多關於史的材料來……這類的書，固然浩如煙海，但這不是史，而是供給吾人研究曆史的材料。從前許多的舊曆史學家，都認這是曆史。其實這是研究曆史的材料，而不是曆史。曆史是有生命的，活動的，進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這就區分開了“民族的經曆”即客觀存在的曆史事件的記錄，和作為曆史學科和史學研究成果曆史著作。因為過去理解“曆史”有著“民族的經曆”、“曆史的書籍”、“科學的學問”等多重含義。

　　李大釗指出：“曆史不是隻記過去事實的記錄，亦不是隻記過去的政治事實的記錄。曆史是亙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人類的生活。換句話說，曆史是社會的變革。再換句話說，曆史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那些隻記過去事實的記錄，必欲稱之為曆史，隻能是記述的曆史，決不是那生活的曆史。”

　　“以上的話歸結起來：記錄是研究曆史的材料。曆史是整個的，有生命的，進步的東西；不是固定的，死的東西。曆史學雖是發源於記錄，而記錄絕不是曆史。發明曆史的真正意義是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曆史任務的是希羅多德，我們研究曆史的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找它的進步的真理。”

　　李大釗強調唯物史觀是研究曆史的科學方法。“因為人類的生活，是人在社會的生活。故個人的生存總是在社會的構造組織以內進動而受他的限製，維持生存的條件之於個人，與生產和消費之於社會是同類的關係。在社會構造內限製社會階級和社會生活各種表現的變化，最後的原因，實是經濟的。”

　　“這就是曆史的唯物的解釋。這種曆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

　　“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曆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哪個偉人、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子我們。將來的曆史亦還是為此。”

　　李大釗的科學曆史觀

　　1919年，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指出：“唯物史觀也稱曆史的唯物主義。他在社會學上曾經，並且正在表現一種理想的運動。”

　　“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於其他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更認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性的。”

　　其後，李大釗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對此也有論說，在1919年的中國史學進展上，這是第一次闡述唯物史觀的內容與價值。

　　1923年9月，李大釗發表了《史觀》：“吾茲之所謂曆史。非指過去的陳編而言。過去的陳編，汗牛充棟，於治史學者亦誠不失為豐富資考的資料，然絕非吾茲所謂活潑潑的有生傘的曆史。吾茲所雲，乃與‘社會’同質而異觀的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曆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橫觀則收之於現在，縱觀則放之於往古。此之曆史，即是社會的時間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識，都依他為事實，一切史學的研究，都以他為對象，一切史的記錄，都為他所占領。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對於此種曆史的解釋或概念，即此之所謂曆史觀，亦可雲為一種的社會觀。”

　　李大釗強調“曆史觀本身亦有其曆史，其曆史亦有一定的傾向。”

　　“吾儕治史學於今日的中國，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其興味正自深切，其責任正自重大。”

　　李大釗的曆史觀的主要觀點是：

　　一、思想變動的原因要到經濟變動中尋求。

　　1920年1月1日，李大釗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說：“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

　　二、闡述唯物史觀必定重視階級競爭學說。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寫道：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係的，還有那階級競爭說。”“曆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曆史明顯的社會事實，隻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他們所以牽入這競爭中的緣故，全由於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

　　三、生產力非常發達是消滅階級的手段。

　　1919年7月6日，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中就已指出：“所謂階級，就是指經濟上利害相反的階級。”“從來社會的曆史都在階級對立中進行。”“到了生產力非常發達的時候，與現存的社會組織不相應，最後的階級鬥爭，就成了改造社會、消滅階級的最後手段。”

　　四、人民群眾對曆史發展起決定性作用。

　　早在《民彝與政治》中李大釗就指出了“離於眾庶則無英雄”的觀點，1920年以後，李大釗的這種觀念又有了新的發展，發表了《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平民主義》等文章，對人民群眾對曆史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結合現實的曆史運動進行了闡述。特別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億萬勞動人民的共同事業。

　　對西方史學思想史的研究

　　現代曆史哲學學者認為：曆史哲學可以有兩個分支，一個是研究曆史演變的動力、過程或規律，即對曆史發展過程的哲學思考和概括，是思辨性的，可以稱為：曆史本體論哲學；一個是研究曆史認識或曆史理解的性質，即對曆史認識論和曆史方法論的哲學探索，是分析性、批判性的，可以稱為：曆史學的哲學。

　　李大釗對西方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意在對唯物史觀的宣傳，試圖說明，唯物史觀的產生是西方進步史學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在對史學思想史的講述中，在指導思想上對這一點是很明確的。李大釗闡述近代西方曆史哲學的演進，試圖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由來和形成予以說明，但由於他所處的曆史環境造成的資料占有局限，在研究中必然產生認識上的局限。

　　史學思想史講義共包括：史觀（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今與古（1923年2月）；鮑丹的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魯雷的曆史思想；孟德斯鳩的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韋柯及其曆史思想（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孔道西的曆史思想（1923年11月）；桑西門的曆史思想（1923年8月）；馬克思的曆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曆史哲學（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附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12月1日）。

　　李大釗以西方近代曆史哲學的代表人物為專題，評介了鮑丹、魯雷、孟德斯鳩、孔道西、孔德、聖西門等人的曆史哲學思想，還論述了對培根、韋柯、理愷爾曆史哲學思想，從而展現了近代曆史哲學的風貌。李大釗在複旦大學演講《史學與哲學》，關於曆史的定義還引用了菲林特、蘭普勒希特、房龍等人的觀點；關於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涉及到培根、恩格斯、弗裏曼、蘭普勒希特、文德爾斑、李愷爾特、菲林特等人的史學觀念。李大釗在論唯物史觀時還涉及黑格爾，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受海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

　　在論述曆史哲學時，李大釗確定了關於曆史哲學的定義：“把立於經濟的基礎上的政治、法律等社會構造縱以觀之，那就是曆史；所以橫以觀之稱為社會哲學，縱以觀之亦可稱為曆史哲學。”

　　鮑丹（今譯：波丹，1530—1596）的曆史思想：

　　李大釗介紹了鮑丹“在法蘭西首先倡始曆史哲學的研究”，他所著《國家論》、《曆史方法論》，企圖建立一種新的曆史學說，以代替中世紀流行的觀念。鮑丹指出人類的曆史是有原則的，是人們可以理喻的，這就是曆史的規律性及其可認識性。鮑丹的實用傾向中含有科學價值的追求；而且他對於曆史規律的認識實際受益於他的法律研究。鮑丹還反對曆史退步的學說，否定古代是“黃金時代”的說法，而把人類曆史發展分為三大時期：東方民族占優勢時期、地中海民族占優勢時期、北方民族推翻羅馬而在文化上為領導的時期。人類不是永遠退落，而是在震動不已的循環中的漸次升高。鮑丹的曆史觀是對伊壁鳩魯學派的繼承和發展。鮑丹對曆史過程的思考是以樂觀的態度看待人類境遇，避免了宿命主義。李大釗說：鮑丹力圖“立一普遍的曆史的新學說”，“乃是為的於其中尋求智力的受用與實際的指導、文學的與學問的資料，尤其是道德的與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換句話說，他們認知曆史的智識，不當作科學的積極的本質，但以之為達曆史本身以外某種目的的工具而已。”

　　李大釗指出“鮑氏自覺的實認史律的存在，他覺得實為律法所貫徹。”鮑氏的貢獻則在於：在曆史研究中將“人種的考察，地理與氣候亦算在內”，並據此提出了新的曆史分期說；曆史觀有三大特點，影響著後來曆史觀的發展：一是否認人類退落說；二是主張今優於古；三是地球上的人民都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雖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術的議論，亦足證他沒有全脫神學的影響”。因此，“研索唯物史觀起源的時，尤不可遺忘了此人。”

　　魯雷（LouisLeRoy）的曆史思想：

　　魯雷為古典學者，翻譯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著作甚多。著有《宇宙事物的變化》，其對於史學上的貢獻，全與鮑丹相同：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現代不劣於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種現在形成一個世界共和國。

　　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的曆史思想：

　　李大釗認為，“孟氏求所以說明曆史者，重要的即由這些物理的影響。文明如何為外界的行動所限製，一個民族的法律和那個民族的社會的與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與溫度、土壤及食物相關聯，這於孟氏是根本的問題，他盡其全力以解決此根本問題。”

　　“曆史行程，全為普通原因所決定，全為廣布而永存的傾向所決定，全為廣而深的潛流所決定；而為單獨的事變，有限的議論，特殊的製度，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個事物，所影響者，實微乎其微，隻是次副的附屬的程級而已。這是一個開一新紀元的原則，此原則的承認，是曆史科學可能的一個根本的條件。駁拒此原則，是無異於宣告那一種科學是誕妄無稽；是認此原則，便是表明用必要的盡力，曆史科學將不難興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於曆史科學的組織。孟氏以其透辟的觀察，澈悟此原則；以其後來未或能越過的天才與誠實表明之，於曆史科學，實為一崇高的貢獻。”

　　孟氏“把經濟的原素引入曆史科學，不論這些卷裏的經濟論的誤謬是怎麽樣，這已是一個絕大的貢獻”，“他的關係於經濟學的偉大而特殊的功績，乃在他首先把經濟的與曆史的科學牽到一塊兒，強他們在社會現象的說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條無盡的搜尋的新徑路，陳於二種科學之前”。

　　李大釗指出孟德斯鳩的局限在於：孟“不曾分別或聯結文明的階段”，“未把握住進步的觀念”。

　　韋柯（今譯：維柯，BattistaVico，1668—1744）的曆史思想：

　　李大釗稱韋柯“具有哲學的說明曆史學的偉大的學力。他不隻是曆史哲學的先驅者，簡直是曆史哲學的創造者”。

　　“韋著《新科學論》之所謂新科學，以現代的學名名之，可以看做與社會學的名目及其內容相等的東西。他的著作，是由社會學的見地，論究國民的起源、發達、衰頹、滅亡的東西。國民便是此新科學的對象。他把國民的起源、發達、衰頹、滅亡，從人間曆史的經驗的事實歸納，以圖於此樹立人類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權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這樣子得的原理，實為曆史的真要素。”

　　“他的研究方法，既為經驗的歸納法，故其銳利的觀察力，往往帶唯物的傾向。此點與黑格爾全然相反，頗有馬克思派的傾向，以唯物史觀的原理或僅由物質的方麵解釋欲望論的原理為主。”

　　孔道西（今譯：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曆史思想：

　　李大釗指出孔氏的“曆史地圖的排列，是以企圖不依政治上的大變動而依智識上的重要步驟標其級段著稱的。最初三級——原始社會的形成，繼之而牧畜時代，又繼之以耕稼時代——以希臘的拚音文字終結；第四期，是希臘思想史，遠於亞裏士多德時代科學上有限的分類；第五期，智識進步，在羅馬統治之下，而遭逢蒙昧的厄難；第六期，是黑暗時代（darkage），一直繼續到十字軍興；第七期的意味，是在人類精神上為一革命時代的準備；第八期，以因印刷發明而成就的革命開始，有些書的最良頁，發展此種發明的偉大的結果，狄卡兒所影響的科學上的革命，又啟發了一個新時代，此時代以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終結。”

　　“智識進步的觀念，造成社會進步的觀念，而留下他的基礎。所以孔氏將以智識上的前進，為人種前進的線索，是邏輯的而不可免的。文化的曆史，就是啟蒙的曆史。”

　　孔氏的文明分期表明他認為：“假如社會現象的普通法則為人所知，預見事變，是可能的。”

　　同上。

　　他幻想“地球上一切人民間的平等——一種遍於全世界的統一的文化，並先進種族與未開種族間差別的消滅。他預言後進的民族，將爬上法、美的地位”。“孔氏認曆史的解釋為人類進展的鍵，此種精神在法蘭西遂以支配次代關於進步的思辨了。”

　　桑西門（今譯：聖西門，Saint-Simon，1760—1825）的曆史思想：

　　李大釗認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不但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樣重要的價值，而且科學的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產兒。”

　　“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不同的點，就在兩派對於曆史的認識的差異——就是曆史觀的差異。”

　　同上。

　　空想社會主義“主張依人間理性的力量能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把他的主張置在唯物史觀的上麵，依人類曆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於此法則之上，主張社會主義的社會必然的到來。”“立在這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向科學的社會主義進化的程途而為開拓唯物史觀的道路者，實為桑西門。”

　　“依桑西門的見解，宇宙的一切的現象，形成一個有統一的全體。各種科學的任務，在各於其特有的範圍內，發見其統一，即在探究現象間的因果關係。”“曆史的現象，如以之為一個全體而觀察之，則以個個獨立象而表現的諸現象間，必有何等統一，必有何等因果關係。關於此類，曆史現象與自然現象無何所擇。恰如自然科學以發見現象間的因果關係為任務，曆史學不能不脫於單純事實記述的範域，而進到因果關係統一之點。換言之，即是不可不以曆史為一科學。這樣子曆史現象間的因果關係弄得明白的時候，曆史的法則便能建立。依此法則，凡曆史的過程，均能明快以為說明。不寧惟是，被確立的曆史法則，不但說明過去及現在，並且說明將來。”

　　桑西門提出的“曆史法則”也就是曆史規律，這種法則的確立使曆史成為科學。

　　李大釗指出：“桑西門有兩個曆史觀：一為知識的曆史觀，一為經濟的曆史觀。他的知識的曆史觀，很強烈的表現於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後他的思想發生變化，經濟的曆史觀，乃以取而代之。”“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曆史。本此思想以解釋曆史，便是知識的曆史觀，後來承繼他的知識的曆史觀而發揚光大之者厥為孔德。”而在法蘭西革命後，桑氏又“確立一種曆史的法則，認曆史過程，惟有經由產業組織的變化，才能理解；將來的社會，亦惟依產業發達的傾向，才能測度；這就是他的經濟的曆史觀。後來承此緒餘而建立唯物史觀的學說者，厥為馬克思”。

　　理愷爾（今譯：李愷爾特，Rickert，1863—1936）的曆史哲學：

　　李大釗很注意德國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李愷爾特提出的與馬克思等學派不同的主張，特別是同馬克思曆史哲學的分歧，“……則謂學問於自然科學外，當有稱為曆史的科學，或文化科學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學的性質自明。自然科學的對象，便是自然；自然之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複，換句話說，就是同一者可使從一般的法則反複回演。如斯者以之為學問的對象，不能加以否認，固而自然科學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礎。然學問的對象，於可使幾度反複回演者外，還有隻起一回者，這不是一般的東西，乃是特殊的東西，不是從法則者，乃是持個性者，即是曆史”。

　　李大釗認為“這是史學在科學係統中發展的徑路”。李愷爾特“認曆史學為一種事實學，於詳明史學的特性上，亦未嚐無相當的理由，然依此絕非能將馬克思認曆史學為如同自然科學的一種法則學的理論完全推翻者。不過因為有了他的學說在普遍的科學原則之下，史學的特殊性質愈益明了，其結果又把曆史學對於自然科學的獨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學上，亦算是可以追蹤馬氏的一大功績罷了”。

　　馬克思（Kar Marx，1818—1883）的唯物史觀：

　　李大釗先後寫出《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首先，他就是為唯物史觀正名：“‘唯物史觀’是社會學上的一種法則，是卡爾·馬克思和弗裏德利赫·恩格斯1848年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裏所發見的”，後來有四種名稱，即“曆史之唯物的概念”、“曆史的唯物主義”、“曆史之經濟的解釋”、“經濟的決定論”。他認為比較起來還是“‘經濟的曆史觀’妥當些”。

　　“唯物史觀也稱曆史的唯物主義”。

　　“所以曆史的唯物論者，於那些經濟以外的一切物質的條件，也認他於人類社會有意義，有影響。不過因為他的影響甚微，而且隨著人類的進化日益減退，結局隻把他們看做經濟的要件的支流罷了。”

　　因為曆史研究就是要探究社會進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類思想上和人類生活上大變動的理由究竟為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

　　唯物史觀因此不是命定論、決定論。“有些人誤解了唯物史觀，以為社會的進步隻靠物質上自然的變動，勿須人類的活動，而坐待新境遇的到來。因而一般批評唯物史觀的人，亦有以此為口實，便說這種定命（所命由天）的人生觀，是唯物史觀給下的惡影響。這都是大錯特錯，唯物史觀乃於人生的影響乃適居其反。”

　　進而，李大釗分析了史觀與人生觀的關係。唯物史觀能夠使人們“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於能時時變動而且時時變動的原因；斯時人才看出那些變動，都是新知識施於實用的結果，就是由他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所創造的新發明新發見的結果，這種觀念給了很多的希望與勇氣在他的身上；斯時人才看出一切進步隻能由聯合的因進步的人民造成，他於是才自覺他自己的權威，他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而取一種新態度。從前他不過是一個被動的、否定的生物，他隻是一個忍耐的試驗品，於什麽人亦沒有用處。現在他變成一個活潑而積極的分子了，他願意知道關於生活的事實，什麽是生活事實的意義，這些生活事實給進步以什麽機會，他願意把他的肩頭放在生活輪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進動。這個觀念，可以把他造成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滿足而能於社會有用。”

　　李大釗在這裏特別強調了物質生產的決定性作用：“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和變遷全為人力所造，這種人類本身具有的動力可以在人類的需要中和那賴以滿足需要的方法中認識出來。”“生產程序之所以立，那是為滿足構成人類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識與滿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隻是在同聯環中的不同步數罷了。”

　　李大釗史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涉及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史觀代表人物讓·鮑丹、培根；反笛卡兒主義的“新科學”代表人物維柯；啟蒙運動曆史哲學代表人物孔多塞、孟德斯鳩；實證主義曆史哲學代表人物孔德、聖西門；新康德主義曆史哲學代表人物李愷爾特；直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

　　李大釗是把研究重點集中於法國實證主義史學思潮，這種選擇影響到了他對於西方近代曆史哲學的整體認識和係統把握。論說實證主義如何把曆史學上升為科學的過程，實際上把曆史哲學發展過程單一化和簡單化了。強調唯物史觀是西方曆史哲學發展的產物沒有錯，但研究對象顯示了單一和狹窄，例如，略掉了對伏爾泰、愛爾維修、盧梭、萊辛、赫德爾、斯賓格勒等人的曆史哲學思想的論說，對於黑格爾、康德等人的曆史哲學思想，也隻說他們的“曆史精神觀”，“於一般領會上究嫌過於曖昧，過於空虛。”顯然，反映了當時李大釗對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講述隻是自己認定的唯物史觀的曆史演變為前提，而不是對近代西方曆史哲學思想嬗變的全過程的闡述，這是我們今天應予明確的。

　　史學的要義

　　李大釗說：“史家之責任，一方宜勤求關於現在發生之史實，載之記錄，勿使散佚，為後世存留較為準確之史料；一方宜就過去之史實，依新史料、新史觀，以為改正修補，匡其謬而足其闕。”

　　“積累代學者之績業，必能發見足以解釋一切史象之法則，而與人生進路以預見之導星，此史學之所以有大效用於人生也。”

　　“我們研究學問，不是以學問去賺錢，去維持生活的，乃是為人生修養有所受用。”

　　李大釗認為：“史學的要義有三：（1）社會隨時代的經過發達進化，人事的變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發達進化的狀態，即不靜止而不斷的移動的過程以為考察，是今日史學的第一要義。（2）就實際發生的事件，一一尋究其證據，以明人事發展進化的真相，是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曆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做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做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於全般的曆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有時亦許要考證或確定片片段段的事實，但這隻是為於全般事實中尋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說這便是史學的目的。”

　　“史學原以曆史的事實即是組成人類經曆的諸般事實為研究的對象。故調查特殊的曆史的事實而確定之，整理之，記述之，實為史學的重要職分。”

　　“吾人所謂史學，與其他諸科學同其性質、一其步調者，亦隻是就其大體而言。各種科學，隨著他的對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況人事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可全然同是，人事科學的史學與自然科學自異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謂史學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不能概括推論，就一般史實為的理論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為不可。”

　　李大釗認為曆史認識是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按這許多例，可以斷定往日記錄有許多錯誤，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須改作重作的。但我們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斷定是真實的、一成不變的嗎？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陳腐的記錄不能表現那活潑潑的生命，全靠我們後人有新的曆史觀念，去整理他，認識他。果然後人又有了新的理解、發明，我們現在所認為新的又成了錯誤的，也未可知。我們所認為真實的事實，和真理的見解並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較的。”

　　“所以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並不算什麽事，故吾人應本新的眼光去改作舊曆史。”

　　李大釗十分重視史學思想史研究。從1920起，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的史學係講授史學思想史課程，闡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怎樣克服以前史觀的缺陷而具有科學意義。李大釗認為曆史研究整理正確的事實固然重要，在理解事實的基礎上尋找真理更為重要。因為史學研究直接和人們發生關係，影響到人們的生活。用新的曆史觀看待曆史，可以給人生活一種激勵：“我們試一登臨那位時先生在過去世代的無止境中，為我們建築的一座經驗的高樓絕頂，可以遍曆環繞我們的光榮的過去的大研究觀，憑著這些階梯，我們不但可以認識現在，並且可以眺望將來。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新鮮的勇氣；在那裏，人們可以得到樂天邁進的人生觀。”

　　曆史作為一門科學，必須遵從科學規律。曆史是一門獨特的人文科學，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自己特有的知識形式。忽略史學的個性，必然使得史學陷入公式化、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