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五節 李大釗的教育思想

　　李大釗於1920年7月8日，經北京大學評議會全體通過為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得以先後在曆史、經濟、政治、法律等係開設《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研究》等課程。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授《女權運動史》、《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李大釗是在中國大學教育講台上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先驅，在教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李大釗運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關係理論，論述了教育的本質，階級社會裏教育的階級性，指出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教育受製於經濟基礎也受政治製約。強調指出了我國加強勞工補助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大釗非常重視青年一代，關注著青年的健康成長，重視對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堅決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麵，是我國教育史上一份極其珍貴的思想遺產，李大釗的成功實踐，也很值得我們總結和深切的思考。

　　教育受經濟、政治的製約

　　李大釗運用曆史唯物主義闡明：發展人們的道德智慧和各方麵的分析能力，為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作準備，是教育的本質。進一步要求人們正確認識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教育受製於經濟基礎也受政治製約。1919年，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指出：經濟現象是社會現象中最基本的現象，“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麵構造。表麵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促使“基礎構造”發生變化的動因是生產力，“基礎構造”處在經常的變動中，“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不能限製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作為“表麵構造”的教育不僅受製於經濟基礎，且也受政治製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治，教育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須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談的。”

　　凡脫離政治的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教育也不是亙古不變的，教育會隨著經濟結構變化而發生變化，又會受到政治的製約。在階級社會中，教育具有階級性，統治階級把教育作為維護自己統治地位、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統治階級在教育的目的、製度、方針、內容以至方法上都要體現出其階級利益和要求，及其思想、觀點、心理和習慣。當社會已分化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對立時，教育就具有了階級性，曆代剝削統治階級都會牢牢地掌握著教育權，把它變為階級支配的工具，統治階級獨占了教育，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不僅在物質上遭受剝奪，更在教育權利上受到殘酷剝奪；人們已知道資本家掠奪勞工物質生產的成果是莫大的暴虐與罪惡，“哪知道那些資本家奪去勞工社會精神上修養的工夫，這種暴虐，這種罪惡，卻比掠奪他們的資財更是可怕，更是可惡！”

　　無產階級必須為自己和後代爭取獲得教育權而鬥爭，並通過教育傳播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因此，在改造社會時，單單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人類精神，是不能得到成功的，應該進行“靈肉一致”、“物心兩麵”的改造。而“靈肉一致”、“物心兩麵”的改造，最有力的手段就是進行教育。

　　李大釗強調教育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是“培根固本”，提高人民覺悟，振奮民族精神。教育可以改造國民性，提高人民道德智慧和各方麵的分析能力，這樣的教育不是僅僅局限於學校教育，要大力開展社會教育，把教育的對象擴大到全國人民，特別是勞工大眾，使之“不論何時何地都有研究學問的機會”。這是教育對社會改造可以發揮的重要作用，民眾教育要使教育與政治相結合，組織和動員群眾，為社會革命服務；學校教育要多多地培養有進取心、勇於創新、博聞強記、好學求知的青少年和具有專業造詣的學者、專家；還要把工農教育開展好，提高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覺悟和文化水平。

　　堅決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

　　李大釗指出，辛亥革命後，教育領域內“尊孔讀經”的複古逆流甚囂塵上，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教育舊勢力依然頑固。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兩千多年，並非它是永久不變的真理，而是由於它適應了兩千年不變的“農業經濟組織”。但如今“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

　　孔子學說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教育，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中國農業經濟發生了變化，孔子的學說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孔子學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把勞動者放在被統治者地位，作為統治者犧牲品的，應提倡新的倫理道德觀。

　　李大釗也揭露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奴化教育和宗教侵略。指出宗教是反動階級用來愚弄人民的工具。基督教義中的不抵抗主義不過是暗示無產階級應安分守己，不必與資產階級抗爭，是以空幻其妙的天國去安慰無產階級在現世所受的剝削與痛苦。他認為應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辦教會學校，特別是要反對把聖經列為教學科目。他曾組織過“非宗教大同盟”，領導過“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這些活動都對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給予了沉重的打擊。

　　李大釗指出，近年來，人們都認為教育與政治是相互獨立的兩件事，“從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種觀念，決不幹預政治。結果國立北京八校竟有停辦的危機”。

　　正因為基於以上觀點，李大釗對現實中一些迫切需要澄清的教育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新思想、新教育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

　　因此，任何阻擋都無濟於事。李大釗運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理論，深刻揭示了封建教育滅亡、新教育建立的曆史必然，抨擊封建教育複辟的鼓噪。

　　運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關係理論，李大釗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去認識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李大釗指出“因為政治不澄清，使我們不能不犧牲求學之精神，而來幹涉政治”

　　以求鏟除軍閥壓迫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對教育的幹擾。“幹涉政治”不是要放棄教育，而是使教育顯示出它獨特的作用，即傳播革命思想和文化科學，引導人們達到“光明與真理境界”。正是就此而言，李大釗提出了：“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關注青年一代

　　李大釗非常重視青年一代，關注著青年的健康成長，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認為中國貧窮落後，就在於缺少有勇氣、有膽略、有新思想的青年。青年是“國家之魂”，“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

　　青年要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不怕困難、敢於鬥爭、敢於創造，擔負起“再造國家民族之責任”。青年應有“慷慨悲壯、拔山蓋世之氣魄”，“回天再造之精神”，立足於現實，努力爭取美好的未來，要應與工農相結合，把新知識從根底輸到社會裏麵。

　　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青年人的精神是進步的，發展的。”“‘人’的未來事實，完全為我們青年的責任。進一步說，我們青年的群眾運動，就是社會革命的先鋒。”

　　出於對青年殷切的期望，李大釗十分重視對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出青年覺醒與否，在於對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大釗在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前後，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上發表一係列論文，宣傳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中國革命問題，為青年一代提供正確的思想認識方法。反對把青年引向脫離現實社會，脫離政治，阻止青年追求進步的整理國故，鑽故紙堆；而是采取實際措施，積極引導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足望矣。”

　　為此，要“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誌，礪青年之氣節”

　　使之成為有精神、有血氣、有魂、有膽之青年。

　　李大釗指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願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願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也就成了地獄。把那清新雅潔的田園生活，都埋沒在黑暗的地獄裏麵，這不是我們這些怠惰青年的責任，那個的責任？”

　　“都市上塞滿了青年，卻沒有青年活動的道路。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餘地，並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卻不見有青年的蹤影。到底是都市誤了青年，還是青年自誤？到底是青年辜負了農村，還是農村辜負了青年？隻要我們青年自己去想。”

　　青年應該勇於聯合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大眾，“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明白這個道理”。

　　倡導工農勞動與教育相結合

　　“人生必需的知識，就是引人向光明方向的明燈。”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貪婪地占有了勞工的勞動成果，更剝奪了勞工獲取知識、發展個性的權利，隻有在建立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以後，才能實現真正的平民教育。在此之前。工人必須麵對生活和生產實際，爭取受教育機會。為此，現代的教育，“必須多設補助教育機關，使一般勞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個適當的機會，去滿足他們知識的要求。”“勞工聚集的地方，必須有適當的圖書館、書報社，專供工人在休息時間的閱覽。”“像我們這教育不倡、知識貧弱的國民，勞工補助教育機關，尤是必要之必要”。

　　這樣就需要通過工人運動，爭取縮短工時，使工人有更多工餘時間用以讀書，“工作以外，還要讀書。生出來的時間愈多，就是讀書的時間愈多。使工不誤讀，讀不誤工，工讀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想教育發展，一定要使全國人民不論何時何地都有研究學問的機會。”

　　1919年9月21日，李大釗在《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一文中，最早提出“多立勞工教育機關（如夜校、半日學校等）”，“多立貧民學校”

　　作為改良北京市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在李大釗的支持和幫助下，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在北京、河北等地舉辦了數十所勞動補習學校、夜校等，有力地推動了當地勞工教育的開展。例如1921年1月1日，為開展工人運動，李大釗安排鄧中夏等深入長辛店鐵路工廠，成立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喚醒工人大眾，向資本家及反動統治者進行鬥爭，造就了一批工人運動的優秀骨幹，史文彬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

　　李大釗深知“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因此半工半讀，同樣適用於農民，號召把中國農村的“耕讀傳家”改為“耕讀作人”

　　通過“耕、讀”，使廣大農民在勞動之餘獲取知識，“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為了實現這個願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作為發展農村教育的重要途徑。

　　李大釗最早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凡是勞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聖的，都比你們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紳士、賢人、政客們強得多”。

　　而農民“一天到晚，隻是到田園裏去，像牛馬一般做他們的工；就是在吹風落雨、燈前月下的時候，有點閑暇，也沒有他們開展知識修養精神的機會”。

　　“農民如不解放，就是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國民全體的苦痛與愚暗。然而，農村教育尤其落後，不僅學校極缺，即使為數寥寥，也是十分落後，何況農民還終日勞作，乏有讀書時間。”

　　李大釗提出，農民教育有著提高文化知識和階級覺悟兩方麵任務，尤應進行啟發階級覺悟並進行工農聯盟的政治教育。因此，李大釗號召有誌青年到農村去，根據農民的生產、生活實際，聯合鄉村教師，“利用鄉間學校，開辦農民補習班”。

　　關注兒童早期教育思想

　　兒童早期教育學是一門嶄新的邊緣科學，它不完全屬於教育學的範疇，而更靠近人類學，是人類學的重要分支——人類潛能的開發與研究。對這個領域的開發和研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覺醒，它不是歸屬於學曆教育、義務教育、專業教育，也不是歸屬於係統文化知識傳授，實屬於對人體潛能最佳期開發的探索與方法的研究，更多應是家庭、社會早期教育機構綜合努力的研究與實踐的方向。

　　李大釗在1923年春天旅居上海時，偶然中讀到木村久一的《早期教育與天才》一書（1916年寫作完成，1917年4月首次出版），就成了它在中國的宣傳者，可以說李大釗是在中國最早關注此書和宣傳關注兒童早期教育的人。

　　新發現的《李大釗寫給吳弱男的信》，令人驚喜地看到李大釗對早期教育的關注與研究，這封寫滿七頁信紙的長信，主要內容竟是介紹日本早期教育家木村九一的《早期教育與天才》一書的內容，並力勸吳弱男“把自己的家庭中的教育經驗寫出來，更把這些人的教育法一一介紹之於國人”。

　　李大釗就《早期教育與天才》一書的內容介紹，論說了關注兒童早期教育，對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必要和重要。他指出關注兒童早期教育是全社會的曆史責任。這是因為：

　　關注兒童早期教育有利於人才成長，“兒童的可能能力有著遞減法則”是從《早期教育與天才》一書的論述中得到了證明的。即“兒童的可能能力是有著遞減法則的。生來俱有100度可能能力的兒童。如果從一生下來，就給他進行理想的教育，他就可能發展為一個具有100度能力的成人；如果從5歲開始教育，即使是教育的非常出色，也隻能發展為具有80度能力的成人；如果從10歲開始教育，最多也隻能發展成具有60度能力的成人；教育的越晚，兒童實現的能力就越小”。李大釗說：“兒童的教育宜隨著兒童知力的曙光以俱進；果能如是，以教育之，大概的小孩子均能有非常的成就。”

　　關注兒童早期教育有利於民族優秀；早期教育的時限包括乳兒期、嬰兒期、幼兒期三個時期，它的教育對象是三歲前和到六歲的兒童，而初等教育對象是六歲以後的學齡兒童。早期教育是在家庭中進行的，實施教育的主要是孩子的父母和父母的長輩，早期接受基礎教育的情況如何，決定著孩子一生的發展起點，更早更好地步入學校接受成長教育。李大釗寫道：“攷希臘史，雅典極盛時代，全人口亦不過五十萬；而人才輩出，燦如列星。這固由於希臘人種的優秀，而早教實為其要因，蓋早教育為希人的習慣；希人能以早教育造人才，今亦何獨不然！”

　　把兒童早期教育與民族優秀聯係在一起，實在是高瞻遠矚之見。

　　關注兒童早期教育有利於健康長壽。《早期教育與天才》一書中說“認為早期教育會危害兒童的健康。這種認識不隻是現在有，對早期教育的這種責難是從古就有的。可是威特在兒童時代是非常健康活潑的，他活了83歲，穆勒活了67歲，歌德活了83歲，威斯特貝裏卿活了73歲，都是長壽的，所以說，早期教育有損於兒童健康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所以李大釗說：“可見早教育並無害於健康。”

　　李大釗在信中還說“人或亦以這是溫室中的花，全為人工，而非自然；終不免為一種病的現象。此等青春的少年子女，其將來如何實難預為懸測。惟以過去的事例卜之，他們的將來，實在有望。”說明李大釗對兒童早期教育是在給予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整個社會都應關注和正確對待兒童早期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等問題。

　　《李大釗致吳弱男的信》，載《讀樂亭》，第25輯。

　　潛心致力子女的家庭教育

　　李大釗的家庭教育思想，是我國教育史上一份極其珍貴的思想遺產。李大釗有三子兩女，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文化水平不高，在李大釗幫助下能夠閱讀淺近的書報，勤儉持家的能力很強，為人嚴己寬人，忠厚坦誠。李大釗夫婦的家庭教育，總結起來有四個方麵：

　　以理想道德教育，培養求真務實精神。李大釗非常注重用音樂來陶冶孩子的心靈，用歌曲寓理於情，寓教於樂，使孩子在愉悅中受到教育。當孩子們高興地圍繞在他身旁，唱起熟悉的《校歌》：啊，我們可愛的孔德，啊，我們的北河沿！你永遠是青春的花園……李大釗幽默地說：“北河沿是一條又髒又臭的水溝，怎麽能說是青春的花園？這首歌的歌詞太不現實了，這不是教孩子睜著眼睛撒謊嗎？”李大釗告訴孩子們：“會有青春的花園這樣合乎理想的學校的。不過，在今天這樣的社會根本做不到。隻有將來實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們的孩子才能進入那青春的花園。”為培養孩子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理想，他冒著被逮捕的危險教孩子們唱《國際歌》，他一邊彈琴，一邊用低沉的聲音唱著。他說：“聲音不能太大，讓街上警察、暗探聽見，他們會把我們逮起來的。”他還把歌詞大意講解給孩子聽，並且用家鄉一位窮苦大伯一年辛苦到頭，全家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例子，幫助孩子領會歌詞的意義，結果，沒教唱幾遍，孩子們都會唱了，使孩子們深受教育，從小便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將共產主義的實現作為自己的責任，並且敢於為共產主義而奮鬥。長子李葆華1925年僅16歲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22歲時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在鬥爭中鍛煉自己成為共產主義戰士。

　　李大釗的理想主義教育，要求子女以高度的曆史責任感，為祖國的革命事業奮鬥終生，以艱苦樸素教育，培養生活自強能力。李大釗有豐厚的收入，可以使家人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是家庭生活極為簡樸，他自己的衣著總是“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提倡簡易的生活，反對奢華的社會風氣，“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質，應過度之要求，肩過度之負擔，鮮不氣竭聲嘶，疲於奔命。”

　　“應用不足，貪念斯起，實力不足以達者，則覓捷徑以達之，正軌不足以濟者，則走曲折以濟之。於是虛偽、誇張、奢侈、貪婪種種罪惡，皆因此過度之生活以叢滋矣。”

　　幼女炎華，常穿得像個鄉下孩子，完全不像大學教授的女兒。李大釗常說：“孩子們應當從小養成吃苦的習慣，免得長大了什麽也不會做。”李大釗的樸素教育思想影響了孩子的生活觀。李葆華的一生中生活以簡樸著稱，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裝。1927年李大釗就義後，其家人被迫回到故鄉樂亭縣大黑坨村。年僅16歲的李星華在農村照料重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妹，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帶著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複學。在孔德學院高中部上學時，她一直是勤工儉學、給學校刻印法文講義的蠟版，掙得家庭生活費用，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

　　以智體全麵發展，培養獨立思考才幹。李大釗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人類造福，為社會作貢獻。而要實現這一理想，需要知識和修養。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修養是實現人的理想的重要條件，“人們要過優美高尚的生活，必須要有內心的修養。”

　　為此，李大釗十分關心孩子們增長知識，提高修養，在文學、史學的知識方麵都打下紮實的基礎。李大釗夫婦對孩子們的成長非常關心，抽出時間教孩子學音樂，經常給孩子選擇好的筆、墨、字帖，讓他們練習書法，寫好漢字。為使孩子們經風雨、見世麵，帶領孩子乘船、渡河、爬山，鍛煉膽量。

　　李大釗特別看重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認定社會的進步決定於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在生產力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具有勞動智慧和勞動能力的人。“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

　　李大釗在實踐中培養孩子們熱愛勞動的好習慣。冬天下大雪後帶孩子們一起掃雪，激發勞動的興趣堆成雪人等，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孩子的勞動習慣、吃苦精神，讓他們懂得勞動是人生的根本，艱苦樸素是中國人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

　　以塑造健全人格，培養成為普通勞動者。“現代青年，應該在寂寞的方麵活動，不要在熱鬧的方麵活動。”“熱鬧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滅；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發生，都是創造，都是光明。”“現代青年，應該在痛苦的方麵活動，不要在歡樂的方麵活動。”“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做尊勞主義。”“現代青年，應該在黑暗的方麵活動，不要專在光明的方麵活動。”“隻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隻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李大釗深刻意識到教育對國家、對青年、對社會的重要性，教育維係著民族的興衰，發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質迫在眉睫。李大釗針對當時中國青年的現狀，在課堂上進行教學的方式、方法和內容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從而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培育青年共產主義者，作出了巨大貢獻。李大釗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更是關注他們人格的塑造，要求他們把自己鍛煉成為普通的勞動者。

　　在培育子女健全人格方麵，李大釗是一位楷模：長子李葆華1925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革命工作；長女李星華1932年入黨，後赴延安，從事教育和民間文藝研究；次女李炎華參加敵後抗日鬥爭，後從事教育工作；次子李光華1940年赴延安，從事教育工作。1927年4月，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抓捕時，夫人趙紉蘭和星華、炎華、光華也被抓走，投入獄中。三子李欣華出生於故鄉大黑坨，李大釗犧牲時，還在繈褓之中，沒能見上父親一麵，後於1940年赴延安，參加工作。李大釗的三子兩女都成長為革命者、黨的優秀幹部。

　　李大釗要求孩子們一定要多學知識，加強修養，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做一個真正對社會有用的人。李大釗的家庭教育思想，對我們今天的家庭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