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四節 李大釗的經濟思想

　　李大釗是我國最早掌握唯物史觀的思想方法觀察社會經濟現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

　　李大釗順應時代的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了探索。他提出了考慮中國的問題，必須把握我國國情，不要忘了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產物，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與之不同，就必須研究怎麽把它應用於中國的時代環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詳細一點說，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

　　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

　　經濟生活是一切社會生活的根本條件，物質生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應該從經濟製度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李大釗認為：“曆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曆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曆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

　　“社會進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類思想上和人類生活上大變動的理由究竟為何？唯物史觀解答這個問題，則謂人的生存，全靠他維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

　　並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的解決”，“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

　　要謀求中國的改造，必須根本改變社會經濟製度，這是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李大釗在1913年5月發表的《大哀篇》中提出：“富強之本不外振農、通商、惠工。農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

　　李大釗所說的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雖然在這裏沒有具體指明要建立和發展的經濟製度是何種性質，很明顯，就是走西方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一點，到了1917年4月23日發表的《中心勢力創造論》一文，則明確地論述了這種新勢力。“此之勢力，必以中級社會為中樞，而擁有國民的勢力，其命運乃能永久。”

　　李大釗建議：“自今而後，國民宜速自覺醒，驅逐此政治的營業者於政局之外，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泯棼搶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統秩之一日乎？”

　　這裏的“中級社會”，是指資產階級社會；這裏的“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是指有財產的人。可見，李大釗想要建立的共和國，就是以資產階級和大土地所有者為社會中心政治勢力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製度，發展資本主義工、農、商業，就是李大釗的主導經濟思想。

　　此後，北洋軍閥政府派係鬥爭日益劇烈，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袁世凱廢棄共和複辟帝製，張勳擁戴溥儀複辟大清帝國，這一切，使李大釗深感中國處於內憂外患危機之中。他在1917年8月15日發表的《辟偽調和》中指出：“卒至政潮所趨，日即險惡，潛伏於外交，暴發於幹憲，披昌於群督稱兵，糜爛於張康複辟，而民國不國矣！喪亂之餘，法紀蕩然，國會則解散矣，元首則去位矣，中華民國之體製不知屬於何類，中華民國之主權不知在於誰何矣？”

　　此時的李大釗感到，原先想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願望已經破滅，需要為拯救危亡的國家尋找新的途徑了。

　　信仰馬克思經濟學說

　　李大釗掌握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是在1918年—1920年間。在此期間，他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全麵地闡述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揭示“曆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曆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曆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

　　“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

　　“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隻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物質既常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所以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不能限製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製等等。”

　　“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然發生變動”，“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

　　“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然隨著他變動”，“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因為人類的生活，是人在社會中的生活，故個人的生存總在社會的構造組織以內進動而受他的限製，維持生存的條件之於個人，與生產和消費之於社會是同類的關係。”

　　李大釗指出，以這樣的社會曆史觀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考察，正是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根本。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指出，社會曆史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經濟基礎，但推動曆史發展進程中，還存在著如人口、民族、地理環境等非經濟的因素，“於他那最少的變化範圍內，多少也能與人類社會的行程以影響”。

　　同時，“在經濟構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麵構造，如法律等，不是絕對的不能加些影響於各個的經濟現象”。

　　“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講述馬克思經濟學說，重要的還在於講述明白資本家剝削工人創造剩餘價值的秘密。李大釗講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兩個要點：一是“餘工餘值說”，即剩餘價值理論；二是“資本集中說”，即資本積累理論。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餘工餘值說”是“勞工價值論”演導出來的，所以，首先要講清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要點，然後著重講述剩餘價值理論，指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是：“維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永不能與那工力的生產的價值相等。例如一日維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決不能與十小時工力的價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時。在模範狀態下的人類工力，常足以生產比他所單純消費的物品的價值多。工人所生產的價值，全部移入資本家的手中，完全歸他處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銀的名目還給工人，其量僅足以支應他在生產此項物品的期間所消用的食品，餘則盡數歸入資本家的囊中。生產物的售出，其價與十小時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則止抵五小時工力的價值。其餘五小時工力的價值，馬氏叫作‘餘值’（Surplusvalue）。”

　　“工力的生產的價值”大於“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產生的差額就是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餘值”，即剩餘價值，這種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形式的實質正是資本家憑借占有的資本對勞動者的掠奪，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剝削方式。“餘值論又是他的全部經濟學說的根本觀念。”

　　馬克思接著論述了資本的集中，李大釗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組織社會化程度提高、信用關係的發達，促使資本必然產生集中的趨勢，“把資本都集中於一處，聚集在少數人手中”，產業“遂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

　　與此同時，工人則喪失了一切財產，不得不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為資本家創造越來越多的剩餘價值和新的財產，卻使自己陷入絕對貧困的深淵，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者。資本家為了增大餘值，采取的方法有兩種：“一、盡力延長工作時間，以求增加餘工時間的數目。”“二、盡力縮短生產工人必要生活費的時間。”

　　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八時間工作”的運動紛紛四起；強烈要求製訂女工工銀與男工相等和限製婦幼勞工的法律，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日益劇烈。出路何在呢？馬克思指出：隻有實現把高度集中的資本收歸公有，才能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競爭得到真正的解決。

　　接著，李大釗闡述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目的性：“馬氏的論旨，不在訴說資本家的貪婪，而在揭破資本主義的不公。因為掠奪工人的，並不是資本家，乃是資本主義，工銀交易的條件，資本家已經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錢，他買一份貨，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許資本主義與自由競爭行於經濟界，這種結果是必不能免的。資本家於此，固極願購此便宜物品，因為他能生產比他自身所含價值還多的東西。惟有這一班可憐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像機械一般賤價給人家，所得的價格，僅抵自己生產價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經濟上全沒有自衛之道，而自己卻視若固然。這不是資本家的無情，全是資本主義的罪惡！”

　　同上。

　　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李大釗指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用以榨取工人的“餘工餘值”；這“全是資本主義的罪惡！”“經濟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現在資本主義製度的底下，那裏有勞動者的自由，隻有少數資本家的自由。”

　　在“資本主義製度發達之下，貧困日見增加，在這種慘烈的競爭場裏，社會現象迷亂複雜的程度有加無已，人若想求慰安與幸福，除了內觀、冥想、靈化而外，殆不可能”。

　　在今日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非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從中國自己的情況來看，“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這種國內外經濟形勢決定了中國“想行保護資本家的製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社會主義之發生，恰如雞子在卵殼裏發生一樣”，是自然而然的，待條件成熟之時，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社會主義社會“無論人願要他不願要他，他的命運的必然的出現，這是曆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繼日，地球環繞太陽的事實一樣確實了”。

　　李大釗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等文章中指出：“不少人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首先著力於發展實業，以開發全國的事業，增加富力，從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廣大的下層農民富裕起來，認為這是最穩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卻與此相反，我認為要在現存製度下發展實業，隻能越發強化現在的統治階級而迫使下層農民為少數的統治者階級付出更多的勞動。”

　　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因為“中國非無資本而苦於資本之散漫”，“現在若果實行平民專政，先將這樣資本強行搜集起來，一定可以大辦實業”。“中國勞動者，本來是價廉物美名馳全球的。但中國實業不發達，沒有很多工廠雇用他們”，“所以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不愁缺乏資本，尤不愁缺乏勞力，以此而開發地大物博的中國富源，實業是大可發展的。”

　　李大釗認為，社會主義“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它的實際形式不可能一成不變，當人們“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

　　李大釗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探索的寶貴成果，展示了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激勵中國人民為實現美好的社會主義製度而鬥爭。

　　社會主義製度有何特點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資本主義“腳下伏下了很多的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到後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現今各國經濟的形勢，大概都向這一方麵走。大規模的產業組織的擴張，就是大規模的無產階級的製造。過度生產又足以縮小市場，市場縮小，就是工人超過需要，漸漸成了產業上的預備軍，惟資本家之命是聽，呼之來便來，揮之去便去。因為小產主的消滅與牧業代替農業的結果，農村的人口也漸集中於都市，這也是助長無產階級增長的一個原因。無產階級愈增愈多，資本愈集中，資本家的人數愈少。從前資本家奪取小手工小產業的生產工具，現在工人要奪取資本家的生產工具了。從前的資本家收用手工和小產業的生產工具，是以少數吸收多數壓倒多數，現在工人收用資本家的生產工具，是以多數驅逐少數，比從前更容易了。因為無產階級的貧困，資本家在資本主義下已失救濟的能力，階級的競爭因而益烈。競爭的結果，把這集中的資本收歸公有，又是很簡單的事情‘善泅者死於水，善戰者死於兵。’凡物發達之極，他的發展的境界，就是他的滅亡的途徑。資本主義趨於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也是不可免之數了。從前個人自有生產工具，所以個人生產的貨品當歸私有，現在生產的形式已經變為社會的，這分配的方法，也該隨著改變應歸公有了。資本主義的破壞，就是私有財產製的破壞。因為這種財產，不是由自己的勞工得來的，是用資本主義神秘的方法掠奪他人的辛苦得來的，應該令他消滅於集產製度之下，在資本主義未行以前，個人所有的財產，的確是依個人的勞工而得的。現在隻能以社會的形式令這種製度的精神複活，不能返於古昔個人的形式了。因為在這大規模的分工的生產之下，再複古製是絕對不可能。隻能把生產工具由資本家的手中奪來，仍以還給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個人的，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得和他勞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時，餘工餘值都隨著資本主義自然消滅了。”

　　1.社會主義製度下，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生產交換機構收歸國有。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人與人之間徹底打破統治與服從的關係，建立平等自由聯合的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凡大資本的企業：鐵路、礦山、輪船公司、承辦運輸事業、大規模的製造工業、大商店，收歸國有”，“自國家銀行以下所有的銀行，均收歸公有”，“小工商業及運輸機關，亦漸次收歸國有”，“除去有土農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歸國有”。

　　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做有益工作的，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

　　2.社會主義製度下，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除去少數幼稚、老休、殘疾者外，其餘皆是作事的工人，各盡所能以做工”所有製形式決定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製度底下做工，將是很愉快的，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得到和他勞工相等的份”，“從經濟方麵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生產品不就是為消費的，有直接分配於消費者，有分配於他業者。後者不過記一記賬，前者則須代價。金銀紙幣流行，可以換取所需的物品。國家將生產品經過一回中心市場，使有貨幣者得以換取所需的物件，售價適應於此期流行的貨幣。生產為消費者的需要所軌製，計算應綽裕一點。國家用科學的方法，製定工作日的期間，使生產恰合於公眾的需要。”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引導生產。

　　3.社會主義製度下，運用科學、協作、自然力經濟地組織生產。“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社會主義的製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統治的製度”，“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無論工農生產事業均漸擴大，生產自然增加”。社會主義國家應“依極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社會主義之下，資本可以集中，勞力可以普及，資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勞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強。有此種資本與勞力，以開發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實業不突飛猛進？”

　　4.社會主義製度下，仍然存在著貨幣和商品經濟，存在著競爭。李大釗指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將生產品經過一回中心市場，使有貨幣者得以換取所需的物件，售價適應於此其中流行的貨幣”。“人鹹以為實行社會主義之後，決不發生競爭。蓋社會由競爭而進步，良好的競爭，是愉快而有味，無不可以行之。”“是尋快樂的，不是向那窮苦不自由的地方去”。

　　“社會主義又是須將現今製度，完全改革。其實質方麵又須尋出一種新方法，代替舊式之私競的經濟秩序及組織，使社會上發見新的經濟組織及秩序是正規而優良者，即主張協作的生產，並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為其目的”。“故社會主義不是破壞生產，是求進步的、適合的生產，即整理生產，使歸統一，免呈紛亂之象。分配平均，使生產不致過度，社會上遂現一種新的秩序”。

　　5.社會主義製度下，農村先行“耕地農有”，再行集約化經營。李大釗提出了“耕地農有”，“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後，苟能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使小農場漸相聯結而為大農場，使經營方法漸由粗放的以向集約的，則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曆史上久久待決的農民問題，當能謀一解決。”

　　他認為農業生產效率的高低與農場麵積的大小關係甚大，“農場麵積的大小，對於使用人工、畜工、農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種確定連帶的關係。在麵積較大的農場，其工具設備的效率皆較高”，要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必須擴大經營規模，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與聯合，“使經營方法漸由粗放的以向集約的”。

　　同上。

　　6.社會主義製度下，開展國際共營的事業，皆遵守互惠共贏原則。社會主義國家經過自身的改造，對“有需國際的共營的事業，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間亦可共同舉辦，但此實有利無害，斷非現在什麽中日合辦、中英合辦的種種事業可比”。“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不能有侵略的意味。”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間，苟有曠土，不許閉戶自封，依社會主義的民族平和的解決”。對於處於沒有獨立的國家和地區，因為“社會主義的精神，固極主張民族自決。倘使經濟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鮮等，自應任其自主。而若經濟進化過於低淺，苟非於經濟上助其開發則永不能達於自決的境界，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然有提攜掖進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