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二節 李大釗的共產黨建設思想

　　李大釗曾經有過一段十分反對“黨私”的思想認識，並把它寫入《隱憂篇》。但就是在同時李大釗也指出了：“黨非必禍國者也。且不惟非禍國者，用之得當，相為政競，國且賴以昌焉。且不惟國可賴黨以昌，凡立憲之政治精神，無不寄於政黨，是政黨又為立憲政治之產物矣。”

　　李大釗認定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政黨若能排除“私心黨見”，就可以造福於國家、造福於人民，這正是李大釗政黨觀的核心要求。

　　李大釗的建黨思想，是應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過程的迫切需要，和革命的發展進程密切聯係著的。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深刻地領會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工人運動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一理論概括的真正內涵，也才能對李大釗同誌的建黨思想形成過程有真正的理解。

　　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

　　1917年11月7日，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李大釗注意並搜集資料潛心研究了法俄革命至不同，同時，閱讀和思考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十月革命的和布爾什維克的各項主張深深引起李大釗的共鳴，最終得出了十月革命是20世紀初期“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的結論，認定奉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得以“根本改造”走向富強的唯一出路。1918年3、4月間，李大釗與林伯渠通信，介紹十月革命的現實意義和馬克思主義。1918年6月，李大釗作為發起人之一的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比較觀》。11月，李大釗在中山公園演講《庶民的勝利》，12月，李大釗發表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借鑒俄國革命經驗，考慮中國走向的“根本解決”，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努力奔波，促使李大釗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政黨理論基礎的建黨思想開始形成。與此同時，中國的情況受到共產國際和列寧的關注，共產國際開始派出代表與李大釗進行聯係，商討如何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

　　1919年1月，北京出現了抵製巴黎和會的活動。2月，蘇俄宣布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北京知識界呈現出對蘇俄友善的高潮，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受到歡迎。1919年3月，李大釗直接領導和關懷的北大平民教育團成立，鄧中夏帶領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工廠、礦山、農村，同工農群眾結合並團結起來。

　　五四運動前後，李大釗利用社團活動，團結了大批的愛國青年。參與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指導北京大學的新潮社，國民雜誌社的活動，為《新潮》和《國民》雜誌寫稿，在學生當中組織關於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討論，闡述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坦誠謙遜和在生活上給予青年關心和幫助，成為了青年的良師益友。

　　共產國際成立時，曾向中國發出邀請，李大釗表現了強烈的聯俄思想和願望。1919年5月1日，李大釗在《五一雜感》中提出了“直接行動”的指導思想，接著，他寫出了中國第一篇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表達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理解，和把它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思想。李大釗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指導社團，促使大批進步青年開始深入工廠、農村，研究社會，組織工農團體。李大釗始終堅定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組織紀律

　　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建黨過程中，對確立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黨風，思想上是十分明確的。

　　黨的性質：

　　1920年11月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爭鬥，並要從資本家手裏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裏，正如1917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

　　李大釗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1921年）中提出：“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

　　這與《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的：“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李大釗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他說：“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製度打破。”“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Bolsheviki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中國所要建立的就是這樣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為目的，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

　　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是黨的先進性的體現：“一方麵，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麵，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曆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麵，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麵，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為支柱建立起來的，但又不能把黨同整個階級等同起來，因為黨是階級的覺悟的、先進的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它吸收了無產階級的優秀代表，集中了經過革命鬥爭教育和鍛煉的、完全覺悟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

　　1922年3月22日，李大釗在《中國工人運動的趨勢》一文中說：“世界正處於促進無產階級時代到來的運動過程中。”“無產階級時代的到來就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這一曆史進程在中國雖然還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這種世界性潮流的影響。”

　　當時黨的主要成分是知識分子，是帶著救國救民的強烈願望，在五四運動中從事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將這些論述運用於中國實際，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一個新問題。知識分子必須在促進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過程中，團結在李大釗周圍，改造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在工人運動發展的基礎上，以這些革命者為核心和骨幹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

　　黨的宗旨：

　　黨的宗旨是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的直接體現。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宗旨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參加、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運動是多數人參加、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

　　李大釗指出：“十九世紀以來，政黨之發達，則人類組織能力之進步，又極可驚。英、美政治純受政黨支配，其政黨都有極繁複之機關，極妙之組織。所以勢力雄厚，直與政府並駕，甚或稱為第二政府……有切實的計劃，偉大的成績，所以社會事業才能這樣發達。”

　　“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正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麽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釗提出：“我總覺得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像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裏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

　　黨的綱領：

　　張國燾在講課稿中說：北京小組成立於1920（年）七、八月間，由李守常、張鬆年和我商量籌備（叫北京共產黨）。張鬆年不久赴法。我與守常與無政府接洽，他們也讚成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一共有八人，決定黨綱如下：

　　1.共產黨原則：

　　（1）沒收一切資本——沒收銀行礦山，廢除個人壓迫個人，經濟上社會共有。

　　（2）領導工人階級獲得政權，打倒反動勢力，過渡到消滅政權。

　　（3）消滅一切階級。

　　2.共產黨目的：

　　（1）要進行階級鬥爭——團結工人由經濟爭鬥發展到政治爭鬥奪取政權。

　　（2）取得政權以後，發展階級爭鬥。

　　（3）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

　　李大釗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麽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製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曆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曆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曆史上唯一的物質要件。”

　　“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

　　把經濟結構的改造列為首項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

　　以此，與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英文譯稿）相對照，內容也大體相似。

　　在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英文譯稿）中，第一條是我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二條是我黨綱領如下：

　　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2.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

　　3.廢除資本私有製，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4.聯合第三國際。

　　據張聞天的說法，在黨的綱領中有“讚成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1938年，張聞天在延安撰寫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中說：“北平小組織通過中共綱領時（北平小組織自己擬定的臨時綱領），因綱領中有讚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在討論時，黃淩霜等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爭論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者均退出了黨。”

　　據朱務善回憶，鄧中夏在發展他加入北京組織時，開頭就問他讚不讚成馬克思主義，讚不讚成無產階級專政，待他表示完全讚成後，才考慮他加入黨組織的問題。

　　黨的紀律：

　　李大釗說：“人類之社會的觀念和組織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響。文化高的民族，社會的觀念和組織的能力，固然也高；亦為社會觀念和組織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進步。”就是說，政黨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關係密切，文化的發展必將推動團體生活、政黨政治的進步。“中國人雖然也是社會動物，但幾千年專製之壓迫，思想之束縛，和消極的、懶惰的、厭世的學說之浸染，鬧得死氣沉沉，組織的能力都退化了”。建立“強固精密的組織”，才能使“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所以，李大釗要求黨的建設要十分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投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必須嚴守黨的組織紀律。北京黨組織活動一直處於秘密狀態；李大釗多次赴張家口對馮玉祥開展工作；為實現國共合作去廣州和上海；為團結國民軍二軍去鄭州；為實現聯合吳佩孚赴開封；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五大”；“三·一八”慘案後黨的領導機關遷入蘇聯大使館西院舊兵營，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下完成的，同時也是向黨中央報告並得到批準以後實施的。

　　李大釗所去的蘇聯大使館西院舊兵營，因為舊兵營內設有庚子賠款委員會、中東路辦事處、遠東銀行等機構。徐謙是庚子賠款委員會的委員，具有合法身份。正是基於這層關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工作人員，才把機關遷到庚子賠款委員會，繼續開展工作。並不是李大釗與蘇聯大使館接洽後的安排。當然，在客觀上要借助駐外使館的政治保護。

　　李大釗被捕之後，在敵人的多次審訊和自己書寫的供狀中，是以國民黨北方領導人的身份回答敵人的提問，同時坦然說明自己是“左派首領”，“主張共產主義”，而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及人事隻字不提，嚴格執行黨的紀律，保守了黨的秘密。

　　為黨的創建工作培育一支骨幹力量

　　1919年3月，李大釗等組織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6月，在《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9月，《新青年》雜誌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專號”，宣傳“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曆史必然性。明顯地開始了在中國創建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和幹部教育工作。把要不要“走俄國人的路”，要不要建立俄式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樣的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

　　1920年初，共產國際派出維經斯基一行到中國，首先與李大釗接觸，舉行座談，介紹十月革命後俄國的情況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對外政策，李大釗寫信把他們介紹給陳獨秀，直接促進了建黨活動的進行。

　　在此期間，在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李大釗寫出了《再論問題與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爭論中，李大釗參加辯論會，他的發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為題發表；在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鬥爭中，李大釗寫出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在爭取知識青年團結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李大釗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組織領導作用，正是因為在這些思想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學說取得的勝利，團結教育了廣大知識青年，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培育骨幹，作好了幹部準備。

　　李大釗還組織領導了職工運動，創造了工人俱樂部、工人夜校、工人圖書館等活動方式，聯係和團結了一批工人中的先進分子，教育引導他們提高思想覺悟，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李大釗在《“五一節”（MayDay）雜感》中寫道：“我們中國今年今日，注意這紀念日的人還少。可是明年以後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

　　正表明李大釗對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滿懷信心。

　　黨的發展要實現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要用先進的理論啟迪工人的覺醒，對此，李大釗有明確而深刻的認識。1920年年初，李大釗安排羅章龍、羅家倫等先後到唐山與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生一起進行社會調查，寫出《唐山勞動狀況》，發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上麵，羅家倫還在《晨報》上發表了《唐山紀遊》。北京大學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也到唐山講演，他們在唐山製造廠、開灤煤礦對工人和各界群眾發表演說，喚醒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意識，自覺承擔肩負的曆史使命。1920年11月7日出版的《勞動音》第一期，報道了10月間唐山煤礦發生的瓦斯爆炸事件，揭露帝國主義殘酷剝削工人，視工人的生命如蟲蟻的罪行。1920年4月，李大釗派羅章龍等到唐山。與唐山工人鄧培、董恩建立了聯係，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書刊宣傳渠道，辦起工人夜校。12月間，京奉鐵路唐山製造廠工會成立，鄧培當選為會長。38歲的鄧培成為北京共產黨支部的成員。

　　長辛店是北方鐵路係統工會組織出現最早的地方，依靠工人階級，引導工人不斷提高政治覺悟，真正形成北方建黨的階級基礎。李大釗多次強調：“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成員中不能沒有工人”，“要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吸收一些工人入黨。”李大釗強調明確黨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是最重要的一條，因為“主義不明，對內即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誌，對外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

　　“我們惟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

　　“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曆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人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賦予我們的。將來的曆史，亦還是如此。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努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

　　“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

　　“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要把共產黨發展成為全國性政黨

　　李大釗認識到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造，需要培養中心勢力，這個中心勢力就是先進政黨。1920年10月，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之後，在李大釗領導下，為努力創建全國性政黨積累經驗，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李大釗說：“為了要進行舉國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軍閥、埋葬政客這種表麵上堂皇的口號，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險的。這種根本性的改造，無論哪個國家都必須有其中心不可”。

　　李大釗不僅培育了一大批建黨的骨幹力量。如張申府、鄧中夏、羅章龍、張國燾、張太雷、高君宇、周恩來、王盡美、毛澤東、劉清揚、高語罕、劉仁靜、何孟雄、鄧培、朱務善、胡鄂公等，他們都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成員，李大釗可以十分信任並得心應手地將他們派赴各地發展黨員，從事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而且成績顯著。

　　李大釗還團結和影響了一大批各界人士，如蔡元培、蔣夢麟、胡適、魯迅、錢玄同、楊度、馬敘倫、沈尹默、高一涵、章士釗、梁漱溟、劉半農、沈士遠、李辛白、吳虞、馮玉祥、羅家倫、傅斯年、張一曼、王光祈、陳溥賢、朱希祖等，從北京大學成立進德會開始，在許多重要社會活動中，李大釗的學術造詣和人格風範獲得了尊重和信任，為其開展建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李大釗還與共產國際加強聯係，多次接待共產國際和俄共代表，使得共產國際了解中國政治現狀和動向；李大釗親自安排何孟雄組團參加少年共產國際大會，派張太雷赴蘇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建立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創建共產黨的緊密聯係通道。

　　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中共北京支部卻一直為之努力工作。1921年7月，中共北京支部派張國燾、劉仁靜到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了各項組織任務，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1921年7月以後，北方黨組織的壯大和發展，與李大釗的重要領導作用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