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一節 概述

　　1924年1月24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召開，李大釗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和孫中山一起主持大會的進行，並在大會所設的專題委員會任三個委員會委員，成為兼職最多的代表。會議召開期間，麵對國民黨右派的攻擊，李大釗向與會者分析中國的國情，指出“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共產黨人選擇加入國民黨，“是為有所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做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是幾經商討，再三審慎而加入的”。李大釗的發言使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企圖遭到失敗。

　　國民黨一大確立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標誌著國共合作和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後，負責領導國民黨北方執行部的工作。在北京織染局29號，成立了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下設秘書、組織、宣傳、青年、調查、婦女六個部，常務委員是丁惟汾、王法勤、石瑛。後來又多次人事變動，而李大釗的工作則是一貫到底的。

　　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要求，對成立於1922年的中共北方區委進行改組，李大釗任委員長，蔡和森任秘書，張昆弟主管勞動運動，何孟雄任國民運動委員會秘書，範鴻劼任會計，這五人為中共北方區委委員。

　　1925年11月，在《政治生活》上，李大釗發表《民眾勢力發展中的國內戰局》，指出民眾團結之重要，“在南方，廣州革命政府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與蕩平東江之後，西江以及南部，亦將指日肅清了。這些事實，都是民眾勢力發展的驗證，亦是民眾勢力作最後勝利以結束國內戰爭的征兆”。

　　1926年元旦，國民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李大釗發表了《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希望能夠號召人們堅定國共合作的信念，讓全國的革命者聯合起來。他指出，“我們總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長的，如青天白日一般，照臨著我們，指導著我們，伴隨著我們。我們隻有鼓舞勇氣，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牽起手來，向革命的戰線上前進”，“這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正是國民領袖孫中山手訂的國旗。這是中國國民黨聯合中國工農民眾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國民族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企圖世界革命的象征”。

　　國共兩黨在北方的最高負責人

　　李大釗成為國共兩黨在北方的最高負責人之後，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國民黨的旗幟開展好組織工作。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在很短時間內，天津、直隸、保定、唐山、石家莊的國民黨地方黨部宣告成立。他在北京還推動了北京大學47位教授敦促政府從速簽訂《中蘇協定》。

　　為了廣泛傳播社會主義理想與推動社會運動的進展，李大釗在北大政治係、經濟係開設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的專題講座，在我國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不同於其他國家，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因時、因地而不同者；提出了各國的特色亦不容忽略。

　　李大釗關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道路開始了係統性的研究，思想體係應是係統的、完整的、體現其最高理念和核心而又邏輯嚴密、先後有序、相輔相成、目標一致的理論架構。在建黨過程中，確立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黨風，他在思想上是十分明確的。

　　李大釗的黨的建設思想是我們黨寶貴的思想遺產：

　　（1）共產黨原則：

　　①沒收一切資本——沒收銀行礦山，廢除個人壓迫個人，經濟上社會共有。

　　②領導工人階級獲得政權，打倒反動勢力，過渡到消滅政權。

　　③消滅一切階級。

　　（2）共產黨目的：

　　①要進行階級鬥爭——團結工人由經濟爭鬥發展到政治爭鬥奪取政權。

　　②取得政權以後，發展階級爭鬥。

　　③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

　　這些內容與中共黨綱（英文譯稿）內容大體相似。李大釗要求黨的建設要十分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投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必須嚴守黨的組織紀律。北京黨組織活動一直處於秘密狀態，李大釗從事的所有活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下完成的，同時也是向黨中央報告並得到批準以後實施的。

　　1924年5月，由於張國燾被捕，供出李大釗、張昆弟等多人為共產黨員，北洋政府進行搜捕，李大釗隻好在長子李葆華陪同下到昌黎五峰山避難。在這裏，李大釗得知軍警曾經到樂亭大黑坨家鄉緝拿他，妻子趙紉蘭寫信給李大釗，商量能否請白堅武出麵設法取消緝拿令。李大釗回信說：“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所焦急，應當振作起精神撫養和教育子女。”

　　李星華：《五峰山二次避難》，載《中國青年報》，1957年5月6日。

　　1924年10月，馮玉祥趕走了曹錕、吳佩孚的北京政府，自號“中華民國國民軍”，國內形勢發生變化，李大釗得知後，從蘇聯急速回國，決定爭取馮玉祥，促請孫中山北上，促進全國的統一大業。馮玉祥深為李大釗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折服。李大釗利用此時機，全力爭取馮玉祥同情革命、解救在敵人獄中的同誌、恢複和發展工農運動、籌備“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召開。

　　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李大釗認為，此時孫中山北上，是促進全國統一的有利時機，孫中山同意這一分析，決定北上。1924年12月30日，孫中山加委李大釗為政治委員會委員。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到北京後，身體不適，不能正常工作。不久，病勢加重。1925年3月11日，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勝利召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李大釗守靈、舁棺，為孫中山逝世寫下長聯。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李大釗發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麵對當時的國內局勢，痛感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有著別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和位置，號召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努力奮鬥，實現全國統一。

　　此時期，李大釗關注軍隊工作和軍事鬥爭，策劃北方軍事活動。精心工作使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傾向革命；精心組織為黨培養軍事人才。以卓越的戰略膽識，為國民軍製定進軍策略，“使奉魯張南伐不成，使北伐進展阻力減少”的策應戰略取得成功，有力地策應了北伐戰爭的發展。

　　1924年5月，中共中央三屆三次會議通過此決議，要求在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等的軍隊中宣傳國民革命，做好爭取士兵的工作。

　　1925年9月，李大釗派趙世炎到唐山組織指導開灤煤礦大罷工，使工運再現高潮。這次大罷工是趙世炎等組織指導的，李大釗對罷工作過多次具體指示，工人群眾對帝國主義和反動當局支持的資本家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這次罷工在中國工運中影響很大，標誌著唐山工運開始步入成熟發展的階段。

　　關注張家口和內蒙古的革命進展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先驅。“蓋今日世界之問題，非隻國家之問題，乃民族之問題也。而今日民族之問題，尤非苟活殘存之問題，乃更生再造之問題也。餘於是揭新中華民族主義之赤幟，大聲疾呼以號召於吾新中華民族少年之前。”

　　1919年連續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等多篇文章，闡述自己的民族觀，指出：巴黎和會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的分贓會議。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侵略的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李大釗一語道破帝國主義的實質：“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

　　李大釗很關注張家口和內蒙古的革命進展，他一生中多次到張家口，在這裏見過馮玉祥，也深入了解了民眾生活狀況。1926年8月，李大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李大釗指出：農民運動極需加強領導，紅槍會這類農民自發的反封建反強權組織，若是沒有革命的思想來引導，是容易受人利用的。我們要正確認識它的起源、性質，對它加以正確的引導。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是十分重要的。1926年，李大釗發表了《土地與農民》，提出了民主革命中這個重大問題。李大釗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最為關注農民問題的領導者之一，李大釗的這篇《土地和農民》，也是他在北京區委黨校的講稿。毛澤東在廣州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把李大釗的《土地與農民》作為教材。

　　研究軍事和戰爭問題

　　李大釗研究軍事和戰爭問題，寫出了《戰爭與人口》、《中國的內戰和工人階級》、《中國內戰和中國農民》、《新帝國主義戰爭的醞釀》等。李大釗指出：“有許多社會主義者鑒於平和手段的失敗，乃悟改造的事業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無產階級獨攬政權。”“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敢辭。要知道，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

　　1925年6月，李大釗委派王若飛辦了北方聯合軍校；1925年7月，委派宣俠父去辦西北陸軍幹部學校；1926年，李大釗在中共北方區委成立軍事運動工作小組。為了選派優秀幹部去軍校學習，李大釗建立組織，辦起了投考黃埔軍校的黨團員積極分子訓練班。劉誌丹、程子華、張宗遜、王一飛、周益三、李運昌等都是李大釗送到黃埔軍校學習軍事的；1927年，委派魏野疇辦了中山軍事學校。李運昌回憶說：“李大釗同誌對我們說，我們黨要抓軍隊，沒有軍隊不行啊！”“我們黨要建立革命軍隊，進行國民革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非常需要懂軍事的人。”

　　1925年春，李大釗派共產黨員謝子長、李象九到陝北安定一帶發展革命武裝，在石謙部隊中建立了營、連，李又派去李瑞陽、杜衡、馮景異等，在部隊中建立了黨支部，使這支武裝力量為我黨所掌握。

　　李大釗派張兆豐到國民軍三軍中工作，帶出共產黨的軍隊。張兆豐到國民軍三軍工作後，1926年8月任國民軍第三軍三旅旅長，1926年10月，又晉升為師長。張兆豐帶的軍隊是一支由共產黨員直接指揮的軍事力量。

　　全力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

　　為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李大釗用盡心血，改造馮玉祥國民軍。李大釗與馮玉祥是1922年10月相識的，在此之前，馮玉祥對李大釗就十分敬重。在北京南苑陸軍檢閱使公署，兩人曾徹夜長談，對馮玉祥產生很大影響，使其傾向革命。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一書中詳細地記下了這個過程。

　　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回到北京舉行“首都政變”後，成立中國國民軍，與李大釗一起迎接孫中山北上，但是孫中山的逝世，使得馮玉祥受到張作霖的排擠，隻好通電全國自行下野，隱居京郊天台山慈善寺（今石景山區界內）。李大釗多次與馮玉祥交談，要玉祥馮去張家口，以圖再舉，並安排馮與蘇聯的鮑羅廷會談，得到蘇聯的幫助。

　　蘇聯政府於1925年3月21日通過了援助國民軍的決議。李大釗先後安排了一大批黨員幹部到國民軍中工作。與此同時，李大釗還選送幹部到蘇聯學習。1926年3月，李大釗安排馮玉祥到蘇聯參觀學習，在蘇聯，馮玉祥得到蔡和森、劉伯堅、曾湧泉等的很大幫助。馮玉祥回國時堅決要求劉伯堅與其一起回國到國民軍中工作。

　　為了開展對國民軍二軍的工作。1924年12月下旬，李大釗專程到河南省開封市會見國民軍二軍軍長胡景翼，進行會談，長達六、七天。使共產黨員順利地到二軍中工作。王若飛到國民軍二軍創辦了北方聯軍學校。劉天章在二軍組建了學兵營，為二軍訓練幹部。劉誌堅任國民軍聯軍政治部主任。

　　1925年吳佩孚、孫傳芳發動反奉戰爭，張作霖請馮玉祥與之聯合攻孫傳芳，遭馮玉祥拒絕。張作霖反過來就派郭鬆齡、李景林進攻馮玉祥。在此情況下，李大釗立即派出任國楨去做郭鬆齡的工作。策動郭鬆齡“倒戈反奉”。11月22日，郭鬆齡將所部改為“東北國民軍”，通電全國聲討張作霖，直逼沈陽，後因日本軍隊參戰，12月28日，郭鬆齡英勇犧牲，年僅34歲。李大釗聞訊，當即組織“反段倒奉”運動。

　　1926年1月13日，李大釗組織領導了北京國民反日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演說。1月17日，又在中山公園召開郭鬆齡追悼大會。李大釗在會上也發表了演說，使人們認清張作霖的嘴臉，極大地激發了國民的反日情緒，認清了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

　　1926年6月，葉挺獨立團入湖南，揭開了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序幕。隨後，陳銘樞、張發奎、李宗仁等部相繼進入湖南。防止張作霖、吳佩孚等反革命軍閥向南擴張。李大釗為策應北伐，發出《守常政治報告》。1926年12月5日又發出《守常同誌來信》。李大釗策應北伐的戰略思想：“使直奉魯張南伐不成，使北伐進展阻力減少。”

　　李大釗為馮玉祥製定“進軍西北，解圍西安，出兵潼關，策應北伐”和“固甘援陝，聯晉圖豫”策略。1926年4月16日，馮玉祥按照李大釗的戰略部署，部隊到達五原，宣布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4月17日，誓師授旗。史稱“五原誓師”。

　　1927年春，李大釗派人給馮玉祥送去密函，建議馮玉祥“出長安，會師鄭州”。4月6日，國民政府電令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5月1日，馮宣誓就職。5日，馮赴潼關指揮作戰。策應北伐策略基本實現。1926年11月9日，李大釗寫信給劉伯堅，對西北軍工作給予全麵指示。

　　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就是在昌黎五峰山期間，於樹德到這裏傳達中共中央的緊急通知，要李大釗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北洋政府的“嚴速拘拿”的“海捕文書”密令條件下，李大釗秘密回到北京，約集出席會議的代表，商定出發日期及方法，籌集資費，於中旬先後出發，中途在哈爾濱停留，經滿洲裏於1924年6月17日前到達莫斯科，以秦華、李琴華等名字，參加了17日召開的大會。

　　1924年，針對清華大學學生徐永煐的提問：“中國為什麽要受蘇俄的指揮呢？”李大釗回答說：“第三國際現在設在蘇聯，但也可以設在北京，要是設在北京，你們想想，能行嗎？軍閥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現在不行。現在設在蘇聯，我們參加，比較合適。等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了，設在北京，不也就一樣了嗎？所以這不是誰指揮誰的問題。”

　　1924年9月13日，李大釗接受《莫斯科工人報》記者采訪，在《農民國際》上發表了《中國內戰與中國農民》；9月18日，李大釗在克魯普斯卡婭共產主義學院作《帝國主義在中國競爭與中國的內戰》報告。9月23日，李大釗在“不許幹涉中國協會”組織的國際大會上發表演說。

　　中共中央決定李大釗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中共旅莫黨團審查委員會委員。10月25日，成立了中共旅莫黨團審查委員會。

　　李大釗在旅莫支部大會報告了《中國最近之政變》（1924年9月12日）、《中國的事變和本團的訓練》（1924年10月30日）。

　　在東方大學作的《中國的內戰和工人階級》講課中，李大釗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正在覺醒，看透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相互勾結和利益一致，從而更加積極地投入反帝鬥爭。

　　參加“三·一八”反帝遊行示威

　　l925年—1926年，李大釗發動和組織北方地區人民群眾響應“五卅運動”。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進入天津大沽口挑釁，16日，日本又糾合英、美、法等八國公使，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此舉激起中國民眾的憤慨，李大釗適時地發動群眾開展反帝鬥爭。

　　由於大沽口事件和《八國通牒》事件，中共北方區委決定開展群眾性反帝鬥爭。1926年3月17日，李大釗參加反帝遊行示威。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領導下，3萬多群眾召開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在段執政府門前竟受到軍警開槍鎮壓，史稱“三·一八事件”。李大釗遭受軍警毆打。

　　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發展壯大，1924年有黨員600人，1927年有黨員2069人。在北京、天津、直隸、吉林、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

　　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發布通緝令，稱李大釗等“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

　　1926年4月16日奉軍入北京，26日封了《京報》，殺害邵飄萍。8月6日，殺害《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並提出：“凡宣傳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

　　中共北方區委有兩處地下印刷廠，一是昌華印刷局，一是明星印刷局。都是李大釗親自安排的。李大釗常來印刷廠指導工作，在這非常複雜的條件下印製了《中央政治通訊》。

　　1926年3月底，李大釗把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由翠花胡同八號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原俄國兵營。

　　1926年5月，在敵人的監視下，李大釗發表《日本帝國主義最近進攻中國的方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民族革命觀》，其中寫道：堅信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命一定勝利，帝國主義向中國的進攻會更加凶猛，革命同誌必須提高警覺，更要堅定信心。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一大批來不及被蘇俄武官焚毀的秘密文件以及槍支彈藥和旗幟印信被截獲。張作霖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公布了一批蘇聯文件，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

　　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1927年編印，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

　　……但是，這些通常性的工作文件不能加罪於李大釗，張作霖為了證實李大釗與蘇俄的策動陰謀，特別指出其中一篇《致駐華武官訓令》，宣稱為了引起外國幹涉，“必須采取一切措施反對外國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直至搶劫和殺人”。認定這就是共產黨策動南京搶劫和各地排外事件的重要證據。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認真考證，揭露了這是一份假文件，是由外國公使教唆、張作霖授意、張國忱和白俄記者作偽，美國武官的隨員幫助翻譯而炮製出籠的。

　　其後，又以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份偽造的訓令，是張國忱根據張作霖的指示，找了一位白俄、哈爾濱《喇叭報》主編來塔列夫斯基偽造出來的。

　　在獄中、在法庭上，李大釗堅貞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1927年4月28日，這位堅定的革命者在絞刑架上慷慨就義，時年38歲。

　　李大釗撰寫的《獄中自述》，概括了他一生所走過的道路：“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言，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可謂心如日月，誌比山河。

　　李大釗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是追求進步、投身革命的一生，他的誌向是要改變國家受帝國主義侵略、人民受封建軍閥壓迫的命運。他是革命的理論家，又是革命的實踐家。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人們崇高的景仰和永久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