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九節 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

　　在近代中國為仁人誌士們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動力的正是民族主義。西方思潮傳入近代中國，靠民族主義的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李大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正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曆史之末頁。”

　　正是樸素的民族主義精神，對外抗敵，對內改革，建設獨立、民主的國家，是現代民族主義的重要特征，也是李大釗思想的基點。

　　民族主義是曆史性概念

　　中國自秦漢至明清一直閉關自守，以天朝大國自居，視其他國家為藩屬、蠻夷。鴉片戰爭之後，大國迷夢破滅，承認存在於由他民族國家組成的聯合體之中，也開始向民族國家轉變。民族意識的產生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源自對西方列強壓迫的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以劃分兩個階段，五四前的醞釀階段和五四以後的形成及發展階段。有世界意識才有民族意識，1850年到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漢民族反抗滿民族壓迫，也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促使民族意識的形成。辛亥革命中鼓吹民族主義，重心也是反滿。陳天華指出西方列強的侵略是“民族帝國主義”：“從前滅國，不過是那國的帝王換了座位，於民間仍是無損。如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滅國的名詞叫做‘民族帝國主義’……久而久之，必將其人滅盡，他方可全得一塊地方。”

　　陳天華：《猛回頭》。

　　1915年日本強迫袁世凱政府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激發中國全國的抗議浪潮，爆發大規模“抵製日貨”運動，民族意識發展為現代民族主義。

　　從李大釗對日本民族的認識，可以反映出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李大釗十分肯定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民族善於學習外來文明、敢於冒險等民族特性。“日本無固有文明之國也，其於調和東西之文明，介紹東西之文明，吸收東西之文明，最易奏功。”

　　李大釗分析日本民族精神，肯定了日本民族發展文化的特點。同時也指出，日本的“武士道”意識與“大和魂”精神，本是任俠好義、扶弱摧強、公而忘私的民族精神，卻因為強調國家主義而令日本民族產生向外擴張心理，把發動侵略戰爭視為“聖戰”，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

　　李大釗認識到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同一思潮的兩個方麵，民族主義是處理國家對外關係的思潮，國內政治方麵的主要體現是國家主義。李大釗對民族主義作為曆史性概念這一點，不是認識不明確，而是在李大釗思想中總是設想中國應作為重要的成員參與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時代的局限性所致，他總是強調國家主義的這個方麵。

　　民族主義是曆史性概念，是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後產生的以民族權益、民族感情為核心內容的政治觀念、政治目標和政治追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形成完整的思想體係。其基本原則是“共化”和“排外”。“共化”指有效地維持本民族集體認同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生產方式，社會製度，地理環境，價值觀念、精神信仰，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化等等。“排外”指為維護自己民族利益與價值標準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侵犯。民族主義的本質這種以本民族自我中心的傾向，在現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已經成為了發展中的一種障礙，而被稱之為狹隘的民族主義。

　　爭取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

　　當中國已經淪落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之時，才開始探求民族國家建立之路，自然地首要任務就是爭取民族主權，沒有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就無從談起；在爭取到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以後，進行民族國家的建設，則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一番時代性的審視，進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文明、富強的民族國家。

　　1914年，李大釗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習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其民族主義思想夯實了理論基礎。民族主義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對主權的追求。主權意味著國家的獨立、自主，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國家現代性的首要象征。在留日期間，李大釗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奮起反對，編印《國恥紀念錄》，撰寫《國民之薪膽》、《警告全國父老書》，充滿愛國主義思想，號召國民為民族存亡奮起自救，民族主義思想非常強烈。

　　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在《青春》一文中號召廣大青年“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新造民族之生命”，明確體現了民族主義的思想訴求。

　　李大釗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運動——太平天國，既是滿清入關以來中國民族反抗滿洲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亦是反抗帝國主義武力的經濟的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的運動，是並合明亡以來‘反清複明’的民族運動，隨著外力侵入中國的耶教運動，以及驟變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壓迫而發生的國民革命運動三大係統，匯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許多孤臣遺老，亡命南來。在閩粵一帶的下層民眾，留下了秘密組織，把反清複明的民族思想，深深地撒布在中國民族最深最下的層級，希圖保存其種萌，而待時以發育，這個藏留民族思想於下層階級的事實，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於工農階級的下層民眾之間，並且預示吾人以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農民眾的努力。”

　　“太平天國雖然滅亡，可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並未即此而中斷。太平天國滅後二年——一八六六年孫中山先生誕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總在那裏蓬蓬勃勃的向前湧進。中山先生在這個運動中，是個唯一的指導者。他以畢生的精力，把中國民族革命種種運動，疏導整理，溶解聯合，以入於普遍的民眾，革命的正軌。他那臨終的遺囑，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先生所生的時代及其環境，在在都使他自覺其所負民族的曆史的使命的偉大；英法帝國主義的跋扈，太平天國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動他革命的情緒，而確立其決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進攻加緊一步，他的革命的奮鬥猛進一步。”

　　孫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係統，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淨盡。

　　李大釗對太平天國的肯定，對孫中山的肯定，體現了他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思想。

　　批判大亞細亞主義

　　20世紀初，日本宣揚大亞細亞主義，宣稱日本應當成為“亞細亞的盟主”。李大釗批判大亞細亞主義，形成自己的新亞細亞主義思想。新亞細亞主義是李大釗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917年2月，李大釗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4月，發表《大亞細亞主義》；1919年1月，發表《庶民的勝利》。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大亞細亞主義。1919年2月，李大釗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2月，發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基本上形成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內核——新亞細亞主義。

　　李大釗指出：大亞細亞主義是“吞中國主義的隱語”，“表麵上隻是同文同種的親熱語，實際上卻有一種獨吞獨咽的意思在話裏包藏”；大亞細亞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亞細亞孟羅主義一句話，擋歐、美人的駕，不令他們在東方擴展勢力。”

　　為此，李大釗提出用“新亞細亞主義”取代“大亞細亞主義”。

　　1919年，李大釗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已經開始使用“民族自決”、“民族平等”觀念來分析、批駁大亞細亞主義，“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並的民族都該解放，實行民族自決主義，然後結成一個大聯合，與歐、美的聯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聯邦，益進人類的幸福。”

　　《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表明在接受民族自決思想基礎上，指出新亞細亞主義“是為反抗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為亞洲的民族解放的運動”。它“順應世界主義”，“是‘自治主義’，是把地域民族都化為民主的組織的主義，不是‘排外主義’，不是‘閉鎖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體係中，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與國際主義相輔相成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飽含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吾中國位於亞細亞之大陸，版圖如茲其宏闊，族眾如茲其繁多，其勢力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勢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誇，亦實舉世所公認。”“苟無中國即無亞細亞，吾中國人苟不能自立即亞細亞人不能存立於世界”。

　　新亞細亞主義是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大亞細亞主義、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武器。李大釗指出：“不要震於日本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勢力，輕視弱小民族和那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下的民眾勢力……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

　　“何謂民族？民族的區別由其曆史與文化之殊異，故不問政治、法律之統一與否，而隻在相同的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國民，都可歸之為一民族。例如台灣的人民雖現隸屬於日本政府，然其曆史、文化都與我國相同，故不失為中華民族。”

　　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旨在推翻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在世界上展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謀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

　　關於《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

　　李大釗在1926年5月著文《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主要是翻譯了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該文整整占了八個印刷頁的篇幅。

　　然後作了簡單的論說：“在世界革命的運動中，中國和英國所處的地位，最為重要，因為英國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中國是英國帝國主義銷售商品的重要市場。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擴大，就是英國帝國主義銷售市場的縮狹，這個縮狹，可以促動普遍危機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發。這種英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造成了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更以其影響還答於英國，經由英國還答於歐洲，造成了英國革命，歐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共有7篇。6篇寫於1853至1858年，最後一篇寫於1862年。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國”的。

　　1.1853年6月14日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肯定了革命性質：“中國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經匯成了一個強大的革命”，“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係的即將爆發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

　　2.1856年10月17日的《歐洲的金融危機》（又名《貨幣流通史片段》），稱“太平天國”運動為“中國的起義”。

　　3.1857年3月2日的《俄國的對華貿易》中，重申起義的觀點，說中國產茶區的通路“為起義部隊所占領”。

　　4.1857年3月22日的《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說“在中國爆發成了憤怒的烈火”。

　　5.1858年9月3日的《鴉片貿易史》，重申“鴉片戰爭”“使中國發生起義”。

　　6.1858年9月10日的《英中條約》中，強調“太平天國”是“中國革命”。

　　可是，在1862年6月的《中國記事》中，馬克思卻評價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帶著宗教色彩”，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天國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馬克思在太平天國運動處於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時候，他熱情地讚揚它、肯定它；而當太平天國蛻化變質以致徹底失敗，他指出了這種蛻變的原因和必然性。這是符合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基本原則的。

　　同樣，李大釗對太平天國的論述也有多篇文章和演講，1925年8月在河南開封第一師範的講演《大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5年9月9日發表《從印度航路發現以至（辛醜條約）帝國主義侵入東方大勢年表》；1925年12月30日一1926年2月3日發表《土地與農民》；1926年3月12日發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5月發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1926年11月發表《中山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

　　李大釗把太平天國放在近代中國“民族革命”和“國民運動”曆史發展中加以論述和評判。太平天國起義“實為大英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第一次中國國民革命的大運動。”是“反抗滿洲”封建統治、“反抗帝國主義”的“農民革命運動”。外因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幹涉，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內因是采用宗教觀念，遮蔽了帝國主義者凶惡的真相，埋沒了這次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更“是他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沒能滿足“農民經濟的要求”，沒能實現“耕地農有”、“無人不飽暖”；李大釗說：“太平天國禁了鴉片，卻采用了宗教；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樣的“天國”隻能歸於滅亡。

　　我國哲學家馮友蘭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也稱“太平天國的改革，表麵看好像反封建，實際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通常總是被人們認為是互不相容的兩種思潮。民族主義通常都是表現在政治領域，民族統一、民族分離、民族擴張、民族解放等等，其動因可能根源於經濟或其他問題，最常見的是特定民族要求建立獨立的或統一的民族國家。因此，以自由、民主為本質要求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精神是一致的，民族主義不過是鬥爭中的旗幟，它與世界大同的理想並沒有矛盾。李大釗在論述民族主義時，也曾經論說過世界主義，即世界大同的實現途徑。

　　1919年2月，李大釗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中，闡明未來理想社會應是一個“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結合的新組織。“中歐的社會革命一經發動，世界的社會組織都有改變的趨勢，為應世界的生活的必要，這國際組織、世界組織，是刻不容緩了。隻要平和會議變成了世界的議會，仲裁裁判變成了世界的法庭，國際警察如能實現，再變成了世界的行政機關，那時世界的聯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測，這世界聯邦進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廣大民族眾雜的國家，自己先改成聯邦；（二）美洲各國組成全美聯邦，歐洲各國組成全歐聯邦，亞洲各國組成全亞聯邦；（三）合美、歐、亞三洲組成世界聯邦；（四）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

　　1920年，李大釗在《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中說：“現今世界的趨勢，縱的組織日見崩壞，橫的組織日見增多擴大，就是中土各種民眾的自治聯合，也從此發軔了。將來學生有學生的聯合，教職員有教職員的聯合，商界有商界的聯合，工人有工人的聯合，農民有農民的聯合，婦女有婦女的聯合，乃至各行各業都有聯合，乃至超越國界種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合全世界而為一大橫的聯合。在此一大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

　　其後，1923年1月李大釗在《平民主義》中，又從社會發展規律闡發“大同”：“現在世界進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連貫的脈絡。”

　　“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麵是個性解放，一方麵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這兩種運動，似乎是相反，實在是相成。”

　　同上。

　　“在此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

　　李大釗指出：開展“大同團結的運動”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組織”，這種新組織就是一個新聯合。這個新聯合的內容，比以前的舊組織要擴大一層，從中國擴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

　　就人類整體發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國家與世界大同代表了不同的階段，在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從世界主義的立場看，民族主義不可能直接打開通向人類大同的坦途；從民族主義的觀念看，世界主義也不能真正有效地保護後進弱小民族的利益，後進的民族或國家如何進入世界先進行列而不犧牲自我。這還是一個在思想認識上沒有明晰的定論，在實踐中需要經曆考驗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