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八節 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

　　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目的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的研究，論說學習俄國革命的經驗，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根本問題，才能解救中國、富強中國。

　　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研究是深刻和精到的，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論述，有《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10月）、《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1921年1月27日）、《中國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1921年3月20日）、《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1923年1月16日）、《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1923年9月—1924年4月）、《社會主義釋疑》、（1923年11月13日）等文章。李大釗論述了社會主義是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是重視先進文化的傳播的、是把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社會主義發展有先進文化的支撐，能避免資本主義惡俗的氣氛，使文化藝術健康發展；社會主義能實現個人與自由、自由與社會相協調發展的社會秩序。

　　李大釗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後，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這個偉大的理想必須依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同努力，需要社會上大多數人能夠認同這個理想和目標，一起投入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社會主義理想和目標離不開實際運作，否則就隻能是空談。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又應該根據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尋找不同的應用方法。“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麵……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複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麽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李大釗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方麵的思考。

　　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曆程

　　關於李大釗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的地點，有“國內說”和“日本說”兩種不同的見解：

　　李大釗等人在《〈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中，曾兩次提到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思想：“日本偽立憲，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會主義。”“幸德氏慨然提倡社會主義，欲以平其不平。”可以斷定李大釗在天津求學時期，初步接觸幸德秋水及社會主義思想。盡管《〈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是集體寫作的成果，李大釗是主持者，這說明李大釗在國內最早接觸到社會主義理論。

　　李大釗1913年7月15日在中國社會黨北京總部機關刊物《公論》第4期上發表《吊圓明園故址》（二首），是李大釗和中國社會黨北京總部確有聯係的重要證據。參加中國社會黨，必然就會受到社會黨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種種輿論宣傳的影響，恰恰正是這些宣傳吸引了李大釗，這應該是他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啟蒙的途徑和標誌之一。

　　李大釗在留學日本後，在1917年4月29日發表的《政治之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會主義”這一概念：“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國民之運動，解放之運動也。解放者何？即將多數各個之權利由來為少數專製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蝕、陵壓、束縛者，依離心力以求解脫而伸其個性複其自由之謂也。於是對於專製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是皆離心力與向心力相搏戰而生之結果也。”

　　這與他留學日本受到的影響有很大關係。說李大釗在留學日本前已經接觸到社會主義理論的見解難以成立。

　　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曆程，目前學者們將其劃分為三個時期：

　　啟蒙時期，從1912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前，李大釗通過多種渠道對社會主義思潮或思想有所接觸，奠定了他由一個改良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思想基礎；

　　產生時期，從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至1920年。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下，在中西文化論戰中通過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對十月革命的研究，李大釗對社會主義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發展時期，從1921年到1924年。李大釗自覺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相關問題，發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通過對“史學思想史”和“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專題研究和講授，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徹底地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

　　中國必走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俄國十月革命，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製度打破。“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個中央統治會議……什麽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裏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

　　李大釗宣傳俄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因為他們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領導革命的黨是社會黨，他們成功地打破了資本主義製度，創造了自由鄉土。

　　社會主義是否可以應用於中國呢？李大釗回答：那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實在一天也沒有消滅，隻因有階級競爭的經濟現象，天天在那裏破壞，所以總不能實現。但這一段曆史，馬氏已把他劃入人類曆史的前史，斷定他將與這最後的敵對形式的生產方法，並那最後的階級競爭一齊告終。而馬氏所理想的人類真正曆史，也就從此開始。馬氏所謂真正曆史，就是互助的曆史，沒有階級競爭的曆史。近來哲學上有一種新理想主義出現，可以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蔽。各國社會主義者，也都有注重於倫理的運動，人道的運動的傾向，這也未必不是社會改造的曙光，人類真正曆史的前兆。

　　“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麽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

　　“可是當這過渡時代，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倍加努力，以圖剗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等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

　　基於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的認識，李大釗堅信中國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1924年5月，李大釗在《這一周》中提出：我們“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詳細一點說，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下救濟出來。”

　　1923年，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李大釗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理論在實際應用中的差異問題：“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

　　各國的國情不同，各國的情形就各異。“各國所有的特色亦豈忽略”。

　　隻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真正的、大多數人的民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馬氏認社會的構造是個整個的東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層，經濟關係是其基址，觀念的形態是其上層，上層與基址相合而成此構造。馬氏雖認上層的變動隨著基址的變動而變動，但絕不是把社會構造的整個全體，裂為零碎的東西，而以基址概全構造，以經濟史概全文化史，概全曆史學。”

　　李大釗批判了理愷爾把馬克思看成一個單純的經濟決定者的觀點，進一步解釋了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統一關係，認為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強調經濟基礎決定和改變上層建築這一觀點，就判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將社會整體構造割裂為零碎的各個部分。正好相反，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經濟現象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把社會意識形態和意識形式與曆史發展進程聯係在一起。“經濟現象，雖用他自己的模型製定形成全社會的表麵構造（如法律、政治、倫理及種種理想上、精神上的現象都是），但這些構造中的那一個，也不能影響他一點。”

　　李大釗認為唯物史觀的要領所在，即上層建築隻能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改變，卻不能成為改變經濟基礎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構造是社會的基礎構造，全社會的表麵構造，都依著他遷移變化。但這經濟構造的本身，又按他每個進化的程級，為他那最高動因的連續體式所決定。”

　　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使生產“有計劃的增殖”，使之“恰合於公眾的需要”，“經濟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社會主義實行“極公平的分配，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將來資本主義必然崩壞。崩壞之後，經濟上生大變動，生產的方法由私據的變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獨占的變為公平的，男女的關係也必日趨於自由平等的境界。”

　　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曆史發展過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必須經過三階段：一、政權的奪取；二、生產及交換機關的社會化；三、生產分配及一般執行事務的組織”。

　　由於中國深受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以實行社會主義時，“應當與資本中等階級聯成一氣，使中國成一獨立者，不受國際壓迫之國家”。

　　“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無論讚否馬氏別的學說的人，對於此點，都該首肯。”

　　“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

　　“社會主義也有相當的競爭”，但不同於資本主義那種“使人類入悲慘之境”的競爭。“社會由競爭而進步，良好的競爭，是愉快而有味，無不可以行之”。

　　“再看中國的國際地位，人家已經由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的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裏，我們尚在初步……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物質的生產力是最高的動因。”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社會主義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種權力，使之伸張，以保障每人享受極大量的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盡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更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

　　李大釗認為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在於經濟上的落後，而要發展中國的經濟，首先應該選擇有別於西方的發展途徑，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是以農業為主導地位的國家。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發展經濟的一大特點，是生產的計劃性和統一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經濟才能得以充分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之下，資本不能集中，勞力不能普及，社會主義之下，資本可以集中，勞力可以普及……中國不欲振興實業則已，如欲振興實業，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

　　“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對於生產交換機關的社會化，李大釗設想：“除去一部分的有土農夫，凡大資本的企業：鐵路、礦山、輪船公司、承辦運輸事業、大規模的製造工業、大商店，收歸國有，在人民會議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辦理”。“自國家銀行以下所有的銀行，均收歸共有，而停止其從前的業務，有限的歸於消滅。因為信用機關，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久已不必要了。”“中間的中介人、代理人一類的職業均被抑止。”“小工商業及運輸機關，亦漸次收歸國有。”“生產行於大工廠。分配集中於大中心。市場運輸歸於國營。”“除去有土農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歸國有，但在新組織之下，他種職業未覓得以前，此項農民仍準續理前業”。

　　“私營的生產機關既經廢止，一切生產事業都歸國營，則小工廠都合並於大規模的工廠。”“依極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有需國際的共營的事業，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間亦可共同舉辦”。

　　同上。

　　對於生產和勞動的組織，李大釗設想：“生產品不就是為消費的，有直接分配於消費者，有分配於他業者。”“國家將生產品經過一回中心市場，使有貨幣者得已換取所需的物件，售價適應於此期流行的貨幣”。

　　“從經濟方麵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

　　李大釗提出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具體想法。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認為“有土農夫”的土地不能劃分為國有土地，不能急於把他們的土地歸為國有，認為中國的土地政策應有別於蘇俄。在產品的分配原則上，李大釗提出產品不僅要分配給消費者還要分配給生產者。具體方法要以國家作為一個中介來掌控供求關係的平衡，並通過分配組織以貨幣的形式進行交換，以達到公平分配的目的。在經濟上要使參加勞動的人都得到滿足，得到收益。在生產組織形式上，社會主義可以集中資金、勞力和資源使經濟得以迅速發展。還提出社會主義國家間可以開展經濟合作。“人鹹以為實行社會主義之後，決不發生競爭。蓋社會由競爭而進步，良好的競爭，是愉快而有味，無不可以行之。至於資本主義的競爭，使人類入於悲慘之境，此種競爭，自不可以。”

　　“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皆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社會主義是由個人生產變為社會的生產，由手工的生產變為機器的生產，其進步是一線的，故社會主義不是破壞生產，是求進步的，適合的生產，即整理生產，使歸統一，免呈紛亂之象。分配平均，使生產不致過度，社會上遂現一種新的秩序。”

　　李大釗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應該統一規劃管理，這樣有利於按需生產不至於造成供需混亂，而生產出的產品應該分給每一個人。社會主義所關心的不是每個人擁有財富的數量，而是每個人擁有的財富的機會必須均等，隻要每個人都能平均享受到生產成果，就是最大的幸福，更要照顧社會上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李大釗指出，人們對社會主義往往產生誤解，而把競爭和社會主義製度對立起來，認為社會主義製度下不存在競爭，競爭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應該允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良性競爭。良性的競爭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它的公平性與合理性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的競爭。

　　民主與社會主義

　　李大釗認為，民主和社會主義存在聯係，二者具有統一的淵源，社會上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現實，皆源於經濟上的不平等。因此，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製度，而且也是一種經濟製度。無論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社會上，社會主義都體現著民主的精神，尊重人的個性，消除一切壓迫和統治的關係，維護人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作為一個基本要素存在於社會主義之中，社會主義是民主發展的一個階段。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種權力，使之伸張，以保障每人享受極大量的平等、自由”。

　　“社會主義又是須將現今製度，完全改革。其實質方麵又須尋出一種新方法，代替舊式之私競的經濟秩序及組織，使社會上發現新的經濟組織及秩序是正規而優良者，即主張協作的生產，並得到真正平均的分配，此為其目的”。

　　李大釗指出，隻有將民主主義進行到底，才能進行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一種性質的東西，民主主義是包含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基礎，社會主義是民主的必然發展趨勢。“資本階級或中產階級的Democracy若已獲得，緊接著社會主義，就是Democracy中的一個進程，不要把他看做與Democracy是兩個東西”。

　　“這回民主主義的勝利，不是從前英、美式民主主義的勝利，乃是新發生的德、俄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

　　李大釗說，社會主義可以使人們從心理結構的三個層麵來接受它，社會主義把這三者即理性、情感、意誌熔冶於一爐。

　　在知的方麵，社會主義是對於現存秩序的批判主義；

　　在情的方麵，社會主義是一種我們能以較良的新秩序代替現存的秩序的情感，這種新秩序便是對於資本製度的知的批判主義的結果，自顯於意象中；

　　“在意的方麵，社會主義是在客觀的事實界創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經認識的東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權統治的最後形體的資本主義的秩序的努力。”

　　“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

　　李大釗提出“合理的社會主義”應該包容個性的發展，應該給予個人以必要的自由；“合理的個人主義”應該顧及社會的普遍秩序，在社會秩序的安排下進行自身的發展。突破了把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對立起來的傾向。“德莫克拉西，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要尊重人的個性。社會主義的精神，亦是如此”。

　　“無論富者統治貧者，貧者統治富者；男子統治女子，女子統治男子；強者統治弱者，弱者統治強者；老者統治幼者，幼者統治老者，凡此種擅用與治服的體製，均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所不許”。

　　設想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李大釗在他的著作和講述中，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有著多方麵的論說，把這些方麵已最簡要的概括來敘述，可以歸結為這樣一些主要方麵：

　　1.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務解決好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中國今日的土地問題，實遠承累代曆史上農民革命運動的軌轍，近循太平、辛亥諸革命進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於中國現代廣大的工農階級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在經濟落後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國的農業經營是小農的經濟，故以自耕農、佃戶及自耕兼佃為最多。”

　　“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2.把一切重要生產資料和生產交換機構收歸國有。為了實現“生產交換機關的社會化，除去一部分的有土農夫，凡大資本的企業：鐵路、礦山、輪船公司、承辦運輸事業、大規模的製造工業、大商店，收歸國有，在人民會議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辦理。自國家銀行以下，所有的銀行，均收歸公有，而停止其從前的業務，有限的歸於消滅。因為信用機關，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久已不必要了。中間的中介人、代理人一類的職業均被抑止。小工商業及運輸機關，亦漸次收歸國有。生產行於大工廠。分配集中於大中心。市場運輸歸於國營。在被抑止的企業裏的雇工轉業於國營的生產事業及分配事業。除去有土農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歸國有。但在新組織之下，他種職業未覓得以前，此項農民仍準續理前業。住房由地方會議遵照中央會議的條例執行，將來設專門機關管理之”。

　　3.完全打破一切階級特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人際關係。“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隻是為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

　　“在國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規範，自進以盡其職分；以平均發展的機會，趨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與公民，全為治理國家事務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屬隸，其間沒有嚴若鴻溝的階級。這裏所謂治者，即是治理事務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國家與人民間，但有意思的關係，沒有強力的關係，但有公約的遵守，沒有強迫的壓服；政府不過是公民賴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事務的工具罷了。”

　　4.社會生產有計劃合理地發展，前提是符合公眾的消費需要。“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照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

　　“生產為消費者的需要所軌製，計算應綽裕一點。國家用科學的方法，製定工作日的期間，使生產恰合於公眾的需要。”

　　5.國家的管理重點中心是經濟建設，而不是突出階級統治。“社會主義的製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統治的製度。此時所欲解決的，不是政治問題，乃是經濟問題。”“依極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有需國際的共營的事業，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間亦可共同舉辦，但此實有利無害，斷非現在什麽中日合辦、中英合辦的種種事業可比。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無論工農生產事業均漸擴大，生產自然增加。此時最經濟的運輸法日漸擴張，既便於材料的供給，又便於成品的分配，於生產事業、分配事業均有利益。”

　　6.科學地計算社會勞動時間，使人們的勞動變成愉快的事情。“除去少數幼稚、老休、殘疾者外，其餘皆是做事的工人，各盡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營生。階級全然消滅，真正的伊爾格圖克拉西，乃得實現。”

　　“在社會主義製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並不像現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作，非常勞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人生的樂趣。”

　　“除去用於必要的生產的工作以外的剩餘工作，可用以美化人們的生活。過勞的工時可以縮減，使得複蘇娛養的機會。”

　　7.實行極公平的分配，做到人人共享富裕的物質精神生活。“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生產品不就是為消費的，有直接分配於消費者，有分配於他業者。後者不過記一記賬，前者則須代價。金銀紙幣流行，可以換取所需的物品。國家將生產品經過一回中心市場，使有貨幣者得以換取所需的物件，售價適應於此期流行的貨幣。”“每月支用貨幣的項目：一、薪俸，二、恤金，（鰥、寡、孤、獨、廢疾者）三、前資產階級的年金賠金，四、農產物的代價。”

　　李大釗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仍然要保留貨幣，用來作為交換手段和計算工具；社會主義對有管理經驗的資產階級專家應予以工作的機會。“工人雖執掌政權，但實際上不能指揮工師、技匠、實業家。此時階級既廢，好意的前資產階級自當許與合作。”

　　8.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先進國家應幫助落後國家共同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固極主張民族自決。倘使經濟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鮮等，自應任其自主。而若經濟進化過於低淺，苟非於經濟上助其開發則永不能達於自決的境界，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然有提攜掖進的義務。近來有人大驚小怪地說有主義的侵略，這話大錯，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不能有侵略的意味。社會主義的國家間，苟有曠土，不許閉戶自封，依社會主義的民族平和的解決。”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