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七節 李大釗的建黨思想

　　1920年1月15日，李大釗發表了《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指明社會組織的產生，正在發生著由縱向而為橫向的發展變化，改變了原來的“以力統屬”而成為“以愛結合”。“現在的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反抗富權階級、資本階級。”“我們的改造運動就是建立橫的組織的運動。”“我們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間一切關係都脫去力的關係，而純為愛的關係，使人間一切生活全不是爭的生活，而純是愛的生活。”

　　顯示出李大釗關於建立勞工階級的橫向聯合組織的迫切期望。

　　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與天津覺悟社，及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等團體共20多人，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18日，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召開了聯絡籌備會。19日，李大釗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中山公園的茶話會上，講了這樣一番話：“本會之創立，原係研究學問團體，思想須極自由，主義自不一致；惟兩年以來，世界思潮既有顯然之傾向，而國內應時發生之無數小團體，亦莫不各有鮮明之旗幟；本會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誌，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

　　明確提出了“標明主義之必要”。這是建立黨組織的輿論準備。

　　最早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在1921年3月以S。C。為筆名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刊登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號上，文中使用的“Party”譯作“團體”，實際上就是講的“黨”。文中強調指出“最近談共產主義的也不少了，但是還沒有強固精密的組織產生出來”。這是最早在中國公開號召建立共產黨的一篇文章，也是證明李大釗最早提出建立共產黨的客觀證據。

　　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指出：“十九世紀以來，政黨之發達，則人類組織能力之進步，又極可驚。英、美政治純受政黨支配，其政黨都有極繁複之機關，極妙之組織。所以勢力雄厚，直與政府並駕，甚或稱為第二政府。”

　　“最近時代的勞動團體，以及各種社會黨，組織更精密，勢力更強大。試看各國罷工風潮，及群眾運動之壯烈，不難想見。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這種團體的組織與訓練，真正可駭。”

　　“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中國談各種社會主義的都有人了，最近談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還沒有強固精密的組織產生出來。”

　　1920年4月，維經斯基到上海，經過多次與陳獨秀商談，5月間，上海組織了秘密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楊明齋、俞秀鬆、陳公培、李達等。李漢俊起草了黨綱草案，對黨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產生了爭論，陳獨秀等就暫時稱之“社會黨”。陳獨秀在《對於時局之我見》中數次稱“吾黨”為“社會黨”。為了正式確定黨名稱，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和張申府商量。

　　李大釗是不會提出在中國創建“社會黨”的，因為他對社會黨的性質有所了解，曾經說過：“社會黨人的運動，是半有產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的運動，是無產階級的運動。社會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進化；共產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革命。社會黨人是中央派與右派，共產黨人是極左派。社會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二國際，是黃色的國際；共產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三國際，是赤色的國際。這是現代社會革命運動的兩大潮流。”

　　所以，張申府說：“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李大釗提出了希望：“中國C派的朋友，那好不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C派的朋友相呼應呢？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麽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釗複信後，上海黨組織定名共產黨，創辦的理論月刊為《共產黨》。11月又製定出《中國共產黨宣言》。李大釗於1920年9月在北京也建立了共產黨組織。1920年秋到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等地分別建立了黨的組織，有的是共產黨支部，有的是共產黨小組，沒有統一的名稱。

　　當時，提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還有蔡和森。1920年7月6日至10日，蔡和森在蒙達尼公學召集旅法新民學會會員開會，討論學會會務進行的方針。蔡和森極力主張組織共產黨。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從法國寄信給毛澤東，其中有：“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3集，新民學會1920年版。

　　現在有些研究文章為了印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多采用高一涵的回憶，認定在李大釗、陳獨秀化妝為車夫和商人，用騾車送陳獨秀從北京到天津，然後乘船赴上海的途中，共同商定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經過多方查找，沒有可以證實的曆史資料。

　　在北京建立共產黨組織

　　李大釗研究俄國革命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他認識到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首先要像俄國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充當革命的領導，就需要革命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中去，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實現所應具備的階級和思想基礎，李對釗自覺地擔負了這個曆史使命。

　　五四運動後，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使李大釗認識到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可能。開始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李大釗進行了大量的組織活動：

　　1.1920年初，李大釗與鄧中夏等人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李大釗在天津還會見過蘇俄友人。這次會見被敵探發覺，在天津《益世報》上發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立即返回北京。

　　2.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結合，引起大家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使這“世界改造的原動學說”在中國廣泛的傳播開來。“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理解”。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共產黨。在北京成立黨的組織時，就叫共產黨。參加黨的多數是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發起人。

　　3.李大釗發起在北京大學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號召青年們以各種形式接近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強大的同盟農民，去“做民眾的先驅”，忠於民眾，作民眾的運動。

　　4.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開設“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向廣大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教育。“我們可以正告那些鉗製新思想的人，你們若是能夠把現代的世界經濟關係完全打破，再複古代閉關自守的生活，把歐洲的物質文明，動的文明，完全掃除，再複古代靜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會發生。你們若是無奈何這新經濟勢力，那麽隻有聽新思想自由流行，因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

　　5.李大釗開展工人運動，出版《勞動音》和《工人周刊》，在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1921年五一勞動節，長辛店鐵路工人1000多人舉行大會，宣布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這是黨領導的最早的工會之一。

　　6.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李大釗指出：“我總覺得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昧的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殺他們的一切。”“我們惟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可能把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1921年1月，李大釗發表《自由與秩序》，批判無政府主義者鼓吹的個人絕對自由，闡述個人和社會、紀律和自由的關係。3月，發表《社會主義下的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批判以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為名、實際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人們，指出：“想行保護資本家的製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繼上海共產黨支部成立之後，1920年10月4日，李大釗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支部，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朱務善、李駿、張太雷。張國燾回憶稱：國會議員李紹九、河北省議員江浩也參加過。劉仁靜回憶稱：宋價是私立中國大學學生，參加時間很短就到美國去了。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陳德榮、袁明榮、張伯根、華林、王竟林都曾加入過，後來退出去的。接著，著手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為解決活動經費問題，李大釗每月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為開展工作之用。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成員有40餘人。同時，李大釗還派人到天津、唐山去開展工作，組織青年團體，形成了華北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創建新局麵。

　　為何未出席中共一大

　　陳公博1946年寫的《我與共產黨》中有：“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邇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

　　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麵的通知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裏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誌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劉仁靜在《一大瑣憶》中說：“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於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重大曆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因為李大釗要利用假期時間忙於索薪鬥爭這樣的大事。“由於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於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並不奇怪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為由謝辭，這樣最後才確定我當代表”。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誌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綜合以上當事人回憶的資料，可以得知，對這次會議重要性認識上不足是關鍵，認為黨的地方組織是1920年陸續建立起來的，沒有必要再舉行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事實上，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關於李大釗負責北方黨的工作，也是陳獨秀決定的，與代表大會無關，我們在李大釗的文章中也沒能找到這次代表大會的有關記載。

　　建黨思想和主張

　　李大釗建黨的思想很明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不是建立社會黨，國際的結合是第三國際。“簡明的說，社會黨人的運動是半有產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的運動是無產階級的運動。社會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進化，共產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革命。社會黨人是中央派與右派，共產黨人是極左派。社會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二國際，是黃色的國際；共產黨人的國際的結合是第三國際，是赤色的國際。這是現代社會革命運動的兩大潮流。”

　　“1848年1月時候，昂格思（Engels）與馬克思同作的《共產黨宣言》發布了。其後1888年用英文發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鄭重聲明這是共產黨宣言，不是社會黨宣言。昂格思說，在1847年頃，所謂社會黨人乃是那些在勞工階級運動以外求援於知識階級的人們。不論多少，隻要有一部分自覺的工人，漸知隻是政治的改革還是不夠，從而主張有全社會改革的必要。這一部分工人可自稱為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的運動，是中流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的運動，是勞工階級的運動。”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1922年初到1923年春，全國出現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應“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共同反對列強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的主張。7月，在上海召開中共“二大”，李大釗“因事未能趕到”，這次會議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通過了“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議決案”

　　……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委員。

　　7月26日，蘇俄政府派越飛為特命全權大使，以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8月12日越飛到達北京，18日，李大釗出席了北京學界招待蘇俄代表越飛的宴會。8月，馬林在回到蘇俄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後，再次來到中國，帶來了《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表明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和關於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指示。25日，馬林在上海法租界第二次會見了剛剛回到上海的孫中山。並且向孫中山講了共產國際已經就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進行了研究，提出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並通知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

　　8月中旬，李大釗出席在杭州西湖召開的中共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在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建立問題上，黨內達成共識。“1923年6月，中共召開三大。當時黨內有‘左’的和右的兩種思想：一種以陳獨秀為代表，認為中國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種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隻是幫忙，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根本沒有提；一種以張國燾為代表，認為中國共產黨員隻能少數人加入國民黨，工人不能參加。實際上，這兩種思想都是不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

　　當時一些黨員對兩個問題想不通，一個是為什麽要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一個是為什麽要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對這兩個問題都是給以了明確的回答的。

　　為什麽要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李大釗說：“第三國際現在設在蘇聯，但也可以設在北京，要是設在北京，你們想想，能行嗎？軍閥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現在不行。現在設在蘇聯，我們參加，比較合適。等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了，設在北京，不也就一樣了嗎？所以這不是誰指揮誰的問題。”

　　徐慶來：《徐永煐傳略》中《徐永煐再訪李大釗》，http：//blog。voc。com。cn/blog_shovone_type_blog_id101426_p_1.html。

　　為什麽要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說中國的反抗軍閥、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需要結成一個向軍閥和帝國主義作戰的聯合戰線，“今日的國民黨，應該挺身出來，找尋那些呼喚的聲音，去宣傳去組織，樹起旗幟來讓民眾——反抗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民眾，是工人、是學生、是農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國民黨旗幟之下，結成一個向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戰的聯合戰線。”

　　所以，這個聯合戰線在今日中國，集合在國民黨旗幟之下是最合適的。我們從馬林的筆記本中查找到了李大釗在中共三大會議上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一、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他階級。二、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要害怕參加國民的運動，我們應站在運動的前列。三、我們已加入國民黨，但還沒有工作，沒有跡象表明我們沒有希望。”

　　1923年11月24—25日，李大釗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三屆第一次會議。鑒於中國國民黨已經在11月12日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共決定全力促進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此同時，還製定了統一戰線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李大釗在會議上受命到上海會見孫中山，推動和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促成國共兩黨合作。中國共產黨就是要領導中國革命。

　　對創建中國共產黨的貢獻

　　創建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李大釗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

　　一、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思想，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奠定理論基礎。

　　李大釗研究馬克思主義，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使馬克思主義這“世界改造的原動學說”在中國傳播。此後，李大釗通過各種途徑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可能把一個一個具體總是都解決了的希望。依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麵的構造，它的下麵，有經濟的構造作它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它們都跟著變動了。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的傳播，是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李大釗深入細致工作，團結眾多優秀青年，開展建立黨組織的籌備工作。

　　二、培養和鍛煉了一批優秀青年，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堅強的幹部隊伍。

　　李大釗是青年導師，又是青年的良師益友，以他近乎完美的人格、淵博的學識，夯實了在創建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領袖地位。《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兩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產生很大影響。聘為北大教授後，李大釗開設《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課程，向學生傳輸馬克思主義原理；以社團活動，團結愛國青年，為《少年中國》、《新潮》、《國民》等雜誌寫稿，對青年給予多方麵關心和幫助。在李大釗的倡儀下，秘密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適當時機公開發展會員。毛澤東說過：“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通過這一係列活動，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並在實踐中取得了與工人相結合的經驗，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提供幹部準備。

　　三、最早與共產國際人士接觸，逐步完善建黨的理論，保障建黨活動方向正確。

　　李大釗認識到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強大，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有一個政黨，一個如同布爾什維克一樣的政黨來領導。他努力尋求同蘇俄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聯係。曾在天津會見蘇俄友人交談對革命的見解。此後，熱情接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談成立中國共產黨問題，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陳獨秀。李大釗指出：現在當務之急是組織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這樣，“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這就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為一個平民勞動家的黨，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