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六節 李大釗的文化融通思想

　　東西文化論戰，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兩次。第一次發生於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時期，結果是承認西洋近代文化在機械、技術、政治製度等方麵的優越，但又強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賴，取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共識的達成。第二次論戰發生於法俄革命之後五四運動時期，在論爭中形成兩大派：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常乃德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派”，主張根本改造中國固有文化價值、大力吸納西方文化價值；以杜亞泉、梁漱溟、梁啟超、辜鴻銘等人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主張有選擇地吸納西方文化價值，但要對它持批判態度，以維護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價值。討論的重點成為：什麽文化具有世界文化的資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於什麽地位，在世界文化中中國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方向。李大釗主張東西文明融合，1917年4月，發表《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8年7月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寄希望於由東西文明融合而成的第三種文明。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融通思想，值得研究和總結。

　　對東西文明差異緣由的認識

　　文化是什麽？文化是一定人群在長時期謀求生存和發展中，在社會生活實踐活動和相應的生產、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經濟、社會、政治、價值體係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總和，核心是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中產生出來，又反過來規範和製約人們思維和行為方式，促進物質和精神製品的發展。

　　李大釗1917年4月發表《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8年7月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與《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刊載於同一期《言治》季刊第三冊上。李大釗以歐亞交接處為界，把世界文明分為南北兩係。“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故其生計以農業為主，其民族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賜予甚乏，不能不轉徙移動，故其生計以工商為主，其民族為移住的”。李大釗從生活習俗、思想意識、宗教信仰、倫理觀念和政治製度等層麵，對東西文化的各自特征進行分析比較。這要比杜亞泉的《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中動與靜的說明更具說服力。

　　李大釗寫道：“吾人於東西之文明，發見一絕異之特質，即動的與靜的而已矣。東方文明之特質，全為靜的；西方文明之特質，全為動的。”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化差異的緣由，在於“歐羅細亞大陸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Table-land），此與東西文明之分派至有關係。因其地之山脈，不延於南北，而亙乎西東，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類祖先之分布移動，乃以成二大係統：一為南道文明，一為北道文明。中國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諸國、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爾齊斯坦、波斯、土爾基、埃及等，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滿洲、西伯利亞、俄羅斯、德意誌、荷蘭、比利時、丹麥、士坎選拿威亞、英吉利、法蘭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士大利亞、巴爾幹半島等，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與同類奮鬥之文明。”

　　造成了這二大文明在政治、經濟，以至衣服、嗜好等生活習俗上，都產生了差異。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的差異產生於地理環境及“南道、北道兩種文明”的論說，明顯是接受了茅原華山的《人間生活史》等書中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影響，存在著認識上的片麵性。梁漱溟說過：“吾友李守常很懇切地忠告我，討論東西文化應當留意他客觀的原因，諸如茅原華山的《人間生活史》等書可以去看看，因那書多是客觀的說法。他自己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便是如此的，後來又作了一篇《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李大釗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寫道：“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國位於歐亞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實兼歐亞之特質而並有之。林士論東西文明之關係，有曰：‘……俄羅斯之精神，將表現於東西二文明之間，為二者之媒介而活動。果俄羅斯於同化中國之廣域而能成功，則東洋主義，將有所受賜於一種強健之政治組織，而助之以顯其德性於世界。二力間確實之接觸，尚在未來，此種接觸，必蓄一空前之結果，皆甚明顯也。’林氏之為此言，實在1900年頃。雖邇來滄桑變易，中國政治組織之變遷，轉在俄國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羅斯之精神，實具有調和東西文明之資格，殆不為誣。原來亞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歐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於亞洲，故在亞洲實無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於宗教之精神而為專製主義之神權政治也。若彼歐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為近世國家及政治之淵源，現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國，莫不宗為式範，流風遐被，且延及於亞洲矣。考俄國國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獨裁君主’也，‘民’也，三者於其國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勢力。所以然者，即由於俄人既受東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複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動，‘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為東洋的，半為西洋的，蓋總未奏調和融會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風雲，衝決‘神’與‘獨裁君主’之勢力範圍，而以人道、自由為基礎，將統製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文中的林士即保羅·S。芮恩施（1869—1923年），美國學者，1898—1913年在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政治學，1913—1919年任美國駐華公使。引文引自其著作《世界政治》第三章《在東方和西方的會議》。

　　很明顯，此時李大釗接受了當時世界上盛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這樣是看到了文化發展的“客觀的原因”，但是這種觀點有可能演變成宿命論或文化相對論，隻是由於李大釗更看重“人”和“社會”因素，本著中國傳統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天、地、人三要素來理解文明發展的內因和外因，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機械的地理環境決定論。

　　關於人的因素，李大釗很欣賞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離於眾庶則無英雄，離於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意識到了群眾力量的偉大，從而確立了民眾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夫聖智之與凡民，其間知能相去不遠。”

　　關於發展的觀點，李大釗欣賞法國思想家鮑丹提出的事物“螺旋狀的進步”，使他認為：“人類不但不是永遠退落的，而且在震動不已的循環中，漸漸地升高。這是螺旋狀的進步。”“曆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停滯的，亦不是循環逆反的、退落的，這樣給了我們一個進步的世界觀。”

　　李大釗說：“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於自然之影響。”“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東西文明有差異，但是不能以此斷然論之，例如中國《易經》的《乾卦·象辭》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說宇宙天體永遠在動，人們應該效法天道運行，自立自強，永遠不能止息。可見，籠統地說“東洋文明主靜”，也要看是從哪個層麵去解說才行。

　　李大釗沒有崇拜西洋文化，貶低中國傳統文化，也沒有回避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就東洋文明而論，其所短約有數端：（一）厭世的人生觀，不適於宇宙進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個性之權威與勢力；（四）階級的精神視個人僅為一較大單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價值全為單位所吞沒；（五）對於婦人之輕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權之偏重；（八）專製主義之盛行。”

　　李大釗也不認為中國應該全盤采取西方文化，而是強調認識中國的現實處境，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自我解剖，有針對性地治理中國的積年沉屙。

　　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

　　李大釗認為文化發展是連續性和繼承性的統一。“文化是一個整體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體態、各方麵，都有相互結附的關係；不得一部分一部分地割裂著看”。

　　文化的“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進步、發展的，常常變動的”。“一切過去，都是現在我們利用的材料。我們的將來，是我們憑借過去的材料、現在的勞作創造出來的”。

　　文化的發展通過不斷地自我更新，朝著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李大釗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是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化。李大釗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思想影響，孔子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的“善養吾浩然之氣”，儒家文化熏陶。李大釗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

　　……“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

　　李大釗認為中西文化衝突，使中國近代文化發展呈現出危機，中國文化理應接受世界新文明，在外來文化影響下融合時代精神、創新和發展；調和中西文化而向前發展，則有利於文化的進步。“甲之說畸於剛，乙之說畸於柔，吾寧歡迎‘第三’之說。蓋‘第三’之說，乃剛柔適宜之說，中庸之說，獨立之說也。”“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第三’之境，實宇宙生生之數，人間進步之級，吾人當雄飛躍進以向‘第三’。”

　　李大釗提出“第三”說，不是“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勞，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而是“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學說”，“將吾東洋文明之較與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紹於歐人，期與東西文明之調和有所裨助，以盡對於世界文明二次之貢獻”，把中國文化發展與世界進步聯係起來麵向世界，李大釗提出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應該與俄羅斯文化發展相一致。

　　李大釗認為東洋文明“頹廢於靜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把“第三新文明”的創造，寄希望於俄羅斯文明。同時強調中國有繼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責任”。而這正是中華民族“複活”之道，“青春中華之創造”之道。“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斷不許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之頹廢。”

　　李大釗在中西文化論爭背景下，對中國文化發展進行獨立的探索，在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相結合上，提出了辯證綜合的主張，反對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的“西化論”，也反對用中國傳統文化抵禦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要求對東西兩種文化進行科學的辨析和評價，來決定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向和模式。

　　陳獨秀於1915年12月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戰爭、個人、法治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為本位。從民族本性、根本思想上分析兩種文化的差異，這種新的分析方法的片麵性是：每個民族都會遇到戰爭與安寧、個人與家族、法製與感情等矛盾，這些矛盾所產生反應的不同無法截然分開。1918年7月，陳獨秀提出“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主張中國應采用西方近世文明，拋棄中國“猶古之遺”。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載《新青年》5卷1號，1918年7月。

　　這在當時豎起“西化”旗幟，具有反封建主義的意義；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提出西方一切不良社會現象都是“私有製度之下的舊道德”所造成，“我們並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資產階級文化已達到人類文化之頂點，所以現在不必為西方文化辯護。”

　　陳獨秀：《太戈爾與東方文化》，載《中國青年》，第27期。

　　陳獨秀經曆了從主張“西化”到主張學習西方文化，再到批評“西化”主張的認識過程。

　　杜亞泉在上海創設亞泉學館，發行《亞泉雜誌》，民國後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12—1920年主編《東方雜誌》。1916年，杜亞泉撰寫《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說西方重人為，中國重自然。西方是外向的，中國是內向的。西方尚競爭，中國尚和平，等等。認為動靜應當互補，各取對方之長，以補自己之短。杜亞泉所說的動靜源於宋儒對《周易》的解釋：“太極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動極而靜，靜極複動”。杜亞泉早於李大釗在中國提出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他認為動和靜互為其根，東西文化缺一不可。“凡社會之中，不可不以靜為基礎”，現在，西洋“動”的文明需依靠中國“靜”的文明以救其弊，隻有用儒學來統整世界文明。杜亞泉為維護學術統一，提出了用儒學作為國是，來統一全國的學術和統整西方文化。中國和“全世界之救濟亦在於是”“救濟之道，在統整吾固有之文明，如滿地散錢，以吾固有文明為繩索，一以貫之”。

　　《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載《東方雜誌》，第14卷4號。

　　胡適提出的主張是：“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這裏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現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隻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製度，隻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隻做順民。”

　　得出的結論自然是要求全盤“西化”。

　　梁漱溟分析了決定東西兩文化差異的根本原因，得出了“生活之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過是生活之樣法，那麽文化之所以不同，由於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顯的”。他認為生活的樣法可以分為：“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三種類型，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化分別代表這三種類型。這三種文化在價值上沒有差別，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衰落隻是當前“不合時宜”。現在，西洋文化順應時勢成為世界文化，隻要時間一到，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也一樣可以作為世界文化主宰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洋文化的衰落開始表麵化，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中國文化成為下一個世界文化是曆史的必然。世界文化將依西洋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的順序交替。世界文化發展正轉向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必將演進而成為世界文化。梁漱溟說：“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梁啟超主張，世界文化總是在兩種不同質的文明相互“碰撞”後而獲得更大發展的。以西方而言，“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文明，光耀大地”，“其後阿剌伯之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措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以東方而言，“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世界文化發展趨勢，不會是中國文化的縱向延續，也不會是西方文化的橫向兼並，而是“兩文明”——歐美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相互碰撞，不斷融合。梁啟超還預言：“大地今日隻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一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候門，三輯三讓，以行迎賓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

　　李大釗文化融通思想的要點

　　歡呼第三新文明的崛起。在東西文化的論戰中，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融通和第三新文明崛起的思想，較之於複古說、西化說，站得高，看得遠。李大釗的融通不再是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直接而簡單的吸收，而是產生一種全新的文化質態，即第三新文明。提出了挽救世界危機，有待於第三種文明崛起；李大釗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和新文明創造同時並存的東西文明融通思想。李大釗說：“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

　　“靜的與動的”並非就是“保守與進步”。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把“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並立，旨在表明東西文明是對等的文明。過去由於位於歐羅細亞大陸中央的高地所阻礙，隔斷了南北的交通，造成了東西文明的分化，那麽今後隨著交通手段的發達，改變這種狀況不再是困難，整個世界就會實現一體性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就不再受自然的地理環境約束，東西文明的相互交流必將十分暢通，創造人類世界的新文明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肯定中國文明重大貢獻。與此同時，李大釗充分肯定了中國固有文明的作用，肯定了中國古代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中國於人類進步，已嚐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及於高麗，乃至日本，影響於人類者甚大。”

　　充分肯定了近代中國文明中值得西方文明學習的精神的生活。“而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覺沉靜與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爭，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於無限爭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者，究竟為何？”

　　東西文明調和勢在必然。李大釗指出了文化和社會經濟變動的關係，從經濟上尋找思想變動的原因。精神文明的發展取決於物質生產的發展，又作用於物質生產發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係。1919年12月1日，李大釗發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20年1月，李大釗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發表在《新青年》7卷2號上，進一步發展了東西文化融通的思想的理論依據。“由是言之，對於東西文明之調和，吾人實負有至重之責任，當虛懷若穀以迎受彼動的文明，使之變形易質於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一生麵。”

　　這樣，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融通思想，顯然不同於“複古說”，也不同於“西化說”。

　　廣泛吸收諸家論述之所長。當然，李大釗也有理論局限性，用動和靜兩個範疇概括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將東西方文化差異歸之於地理環境的差異，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因素。這些都是新文化運動留下的特有的文化遺產。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封閉起來，還是在不斷吸取諸家的有關論說。他在文章之後，附有日本學者北聆吉的《論東西文化之融合》，而該文全然沒有使用“靜”與“動”的概念，而是主張“東西文化之差別，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對於地理環境因素，該文認為“西洋之文化，為求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其視自然為自我發展之憑基，非自我產生之嫡母。”李大釗對此文的評價是“多透辟之語”

　　……做到了廣泛吸收諸家論述之所長。

　　羅素的東西方文明比較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1872—1970），1920年來中國講學一年，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性格特征、行為習慣等作了深入考察和研究，當時在中國各地的演講以及回到英國後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著作，結集為《東西方文明比較》。其中，對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也作過分析和說明，與中國學者的論說相比較，很值得我們借鑒和重視。

　　羅素認為中華民族具有“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撓的堅強毅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質上的明顯差別表現在：西方人生性好戰喜歡競爭，中國人氣質平和，安於現狀；西方人愛權，中國人愛錢；西方人重視人際交往的直率，中國人講究人際交往的客套；西方人辦事傾向徹底，中國人辦事喜歡妥協；西方人崇尚變革，中國人易於保守；西方文明的顯著優點是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突出優點是對生活目標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中國人可以從西方人那裏學習不可缺少的講究效率的品質，而西方人可以從中國人那裏學習善於沉思的明智。

　　羅素說：“凡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他們需要外來的新因素來振興他們的傳統文化，因而，他們開始轉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們並不希望創建一種類似我們的文明。他們希望開拓一條更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國人不被煽動尚武精神，那他們一定會創造出一種更加燦爛的文明。這種新文明將比我們西方人現在所能創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中國理所當然地實行變革！”“中國人認為維護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惡的，中國人幾乎沒有西方白種人那種對其他民族的人民實行集權統治的欲望……中國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歸於中國人的美德。中國人本質上有一種寬容和友好的態度，他們表現出謙恭有禮，並希望別人禮尚往來。假如中國人選擇另一種行為方式，他們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