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五節 李大釗的物心兩麵改造思想

　　李大釗在五四時期提出：“總結一句話，我信人類不是爭鬥著、掠奪著生活的，總應該是互助著、友愛著生活的。階級的競爭，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現了。我們可以覺悟了。”

　　“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移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麵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

　　“這最後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物質和精神兩麵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

　　物心兩麵改造提出的理論依據

　　李大釗於1919年5月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釗的“物心兩麵的改造”，就是指人的自我心性改造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改造。“物的改造”是指以階級鬥爭的方法實現社會經濟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心的改造”是指以互助、協作、友誼、博愛的精神對自我心性的改造；李大釗認為“物心兩麵改造”的“物”與“心”是互相聯係、互相配合、密不可分的。

　　對此論點，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進行了細致的論說，他指出許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多是認為馬克思的學說隻一味地論說階級鬥爭，把倫理觀念全然抹殺，其實這是沒有認識到馬克思是把人類曆史做出了前史與後史的劃分這樣一個重要的思想。他所說的人類的曆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就是指人類的前史而言的。在人類前史的階段裏，“互助的理想、倫理的觀念，也未曾有過一日消滅，不過因他常為經濟構造所毀滅，終至不能實現。這是馬氏學說中所含的真理。”

　　李大釗指出，人們認為馬克思一味地講階級鬥爭而不講互助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什麽會是這樣呢？

　　一是因為“一個學說最初成立的時候，每每陷於誇張過大的原故。”馬克思說：“生產力一有變動，這社會關係也跟著變動。可是社會關係的變動，就有賴於當時在經濟上占不利地位的階級的活動。這樣看來，馬氏實把階級的活動歸在經濟行程自然的變化以內。但雖是如此說法，終覺有些牽強矛盾的地方。”因為這樣的論說有“經濟行程的進路為必然的、不能免的”“定命的彩色”，忽視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還需要進行社會主義的論說和宣傳。

　　二是“各國社會主義者，也都有注重於倫理的運動、人道的運動的傾向，這也未必不是社會改造的曙光，人類真正曆史的前兆”。因為馬克思的學說是在“宗教政治的勢力全然掃地，經濟勢力異軍蒼頭特起支配當時的社會了。有了這種環境，才造成了馬氏的唯物史觀。有了這種經濟現象，才反映以成馬氏的學說主義。而馬氏自己卻忘了此點”。

　　就是說，認為馬克思是在單純地用經濟現象、階級鬥爭來解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忽視倫理觀念和互助理想，即是馬克思在論說上的忽視，同時也是在馬克思主義實踐中需要注意加以糾正的方麵。

　　李大釗特別提到了倫理的運動、人道的運動，特別指出：“馬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者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的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無論讚否馬氏別的學說的人，對於此點，都該首肯。”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提出了“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物心兩麵、靈肉兩麵，地位不是一樣的，而是“物”決定“心”，“心”隨“物”變。因為“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社會表麵的構造，它的下麵，有經濟構造作它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變動，它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

　　“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在從前的經濟組織裏，何嚐沒有人講過‘博愛’、‘互助’的道理，不過這表麵構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構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礎構造（就是經濟構造）的力量大。你隻管講你的道理，它時時從根本上破壞你的道理，使它永遠不能實現”。

　　為了更深入地講述這個道理，李大釗於1919年12月1日發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12月28日發表了《物質和精神》，1920年1月1日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發表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文章，係統地論證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進一步強調了物質構造的決定作用；在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的同時，並沒有否定精神構造的作用；相反，他還極為重視精神改造的重要意義，認為物質構造的變動不能完全解決精神構造的改造。

　　在比較和思考中接受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說：“拚上半生的工夫研究馬克思，也不過僅能就他已刊的著書中，把他反複陳述的主張得個要領，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的。”這足以證明李大釗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從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桑西門的曆史思想》、《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等文章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為了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流派社會主義的不同，他對當時歐美各種社會主義流派進行了研究和比較。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就有英國的托馬斯·莫爾（ThomasMore，1478—1535）、羅伯特·歐文（RobertOwen，1771—1858）、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1819—1900）、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1881）、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Kingsley，1819—1875）、威廉·莫裏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法國的聖西門（SaintSimon，1760—1825）、傅立葉（CharlesFourier，1772—1873）、蒲魯東（PierreJosephProudhon，1809—1865）、路易·勃朗（LouisBlanc，1811—1882）。

　　李大釗還論說了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費邊社、行會社會主義等不同的社會主義派別。列出這樣一個不完整的名單，意在說明李大釗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艱苦的比較和鑒別思考過程。他當時的學習條件要比現在困難得多，但卻沒有放棄認真地思考，盡管它使用的詞語還是自己意譯和杜撰的，如階級競爭、表麵的構造、經濟組織、經濟行程等等，卻絲毫沒有影響對馬克思願意的表達。這樣學習和思考後的表述是思想的產物，是具有創造性的論說。有的李大釗研究者以今天通行的觀點對李大釗的思想進行評價時，動輒加上一個曆史的局限性，實不知正是以自己的教條主義態度來對待他的創造性見解。

　　李大釗很推崇羅斯金主張的“心物調和改造論”。他說：“羅斯金（Ruskin）對於階級鬥爭，是不讚成者。馬克思（Marx）即主張階級鬥爭，以為欲改良勞動者之生活，隻在階級鬥爭。此純由物質方麵去改造。托洛茨基（Tolstoy）主張從心的方麵去改造。羅斯金（Ruskin）主張心物調節，故二者均須改造”。

　　物心兩麵改造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嗎

　　認為李大釗在思想發展過程中曾經受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研究者們寫出文章，並且援引了國外一些學者的論說。例如顧昕在其《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文中，就援引了莫裏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阿裏夫·德裏克《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等書中的論說，分析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對李大釗的思想影響。顧昕認為：“李大釗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他何時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史實。”“在五四運動期間，李大釗全麵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其集中體現是他在1919年7月6日發表的《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他把互助視為人類進化的真理，同時把階級競爭視為人類前史的特征，是‘洗出一個嶄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的一條不可避免的途徑。”“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中，他認為必須把物質改造與精神改造，即階級競爭與階級互助結合起來。”“李大釗接受無政府主義，與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與儒家士子們一樣，李大釗在分析問題時傾向於訴諸道德，個人道德的修養以及積極進取的人生觀的確立，被視為創造‘青春中國’的根基。在他看來，‘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根萌，都純粹是倫理的……互助的原則，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他指出‘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在這裏，‘修齊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釗的無政府主義中凸現出來，道德理想主義既是目標也是手段。同時，儒家的另一個基本信念，即小我與大我同一，也始終呈現在李大釗的文字中，在他那裏，個性的解放，自我的修養以及青年的進取精神，都隻有在創造‘青年中國’以及改造世界的活動中才具有其價值。他堅信，‘人類的進化，是由個人主義向協力與平等的方麵走的一個長路程。’因此，個人的我融入整體的‘我’，人生才有意義。”作者的結論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民粹主義思想傾向的影響，這同他們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是並行不悖的。”

　　在這裏我們覺得有一個很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李大釗在信仰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前，他所受的思想影響本來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為什麽要作出“‘修齊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釗的無政府主義中凸現出來”這樣的分析，‘修齊治平’的儒家信念難道不通過無政府主義，就無法表現出來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其前提難道不是在社會發展中形成對立的兩個階級，在社會發展中正是相互依存、相互聯係、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嗎？

　　莫裏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阿裏夫·德裏克《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等人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論說，就是因為他們無從深入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很自然地會從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外來思想中為李大釗的思想發展找尋變化的線索，因為這些思想潮流確實是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流行過，李大釗又和其中的一些人有過交往。可是，把李大釗對人類社會發展改造的途徑這樣的重大問題的認識，歸結到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上去，實在是輕視了李大釗極為慎重的獨立思考的成果。

　　物心兩麵改造帶有二元論色彩嗎

　　五四時期，李大釗的倫理思想經曆了從批判孔門舊倫理、倡導個人主義，到主張帶有唯心論和二元論色彩的“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再到提出無產階級道德觀，奠定馬列主義倫理學的基礎三個階段的演變。這一演變曆程與他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基本同步，科學理性的思想方法和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使得其倫理觀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在馬列主義倫理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邵雲瑞、顏傑峰：《五四時期李大釗倫理思想的演變》，載《道德與文明》，2004年第5期。

　　這是過去在李大釗思想研究中習慣性的說法，即認為“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帶有唯心論和二元論色彩，是李大釗思想發展不成熟的表現。

　　馬克思主義在初創時期為了同唯心史觀作鬥爭，馬克思、恩格斯確實是很強調“經濟決定論”的，以此揭示政治、思想賴以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經濟根源，導致對社會意識形態的特點和相對獨立性強調得不夠。這一點恩格斯是承認了的，他說：“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麵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麵而忽略了形式方麵，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因為我們否認在曆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曆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曆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李大釗或許沒有讀到過恩格斯的這一番論說，卻能夠在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初期，認識到這種“強調得不夠”的“過錯”，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偏僻”，是需要救正的地方，說明當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的精心思考，沒有任何盲從和崇拜的科學態度。

　　李大釗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趨勢及其實現的道路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預見。指出：“現代世界各國社會主義有統一之傾向，大體的方向群趨於馬克思主義”。“此傾向固吾輩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豈可忽略”。“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之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種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總趨向的展望，對各國社會主義“特色”和“異點”的強調，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條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的認知理路，沿著這條理路進行探索，“求其適合者行之”，自然就會探尋出具有各國、各民族不同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

　　正是由於李大釗確信社會主義製度建立，意味著結束人類的前史，那麽，從前史的結束到新的曆史階段的開始，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曆史轉折時期，“當這過渡時代，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倍加努力，以圖鏟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動”。

　　他又指出，精神改造運動就是要“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麵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占據的衝動，變為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這個精神的改造，實在是要與物質的改造一致進行，而在物質的改造開始的時期，更是要緊。因為人類在馬克思所謂‘前史’的時期，習染惡性很深，物質的改造雖然變動，人心內部的惡，若不鏟除淨盡，他在新社會新生活裏依然還要複萌，這改造的社會組織，終於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李大釗以上關於“物心兩麵改造論”的論述，符合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精神對物質有著反作用的原理。李大釗在強調物質改造的同時，重視精神改造、人心改造、道德革命的思想，不僅在五四時期很有意義，就是在今天仍有其曆史價值。對“物心兩麵改造”這一思想觀點，過去在李大釗研究界被認為“貶低了階級鬥爭對改造人類精神的作用”，“不適當地誇大了‘互助’思想對精神改造的作用，具有唯心論成分”。

　　物心兩麵改造思想的現實意義

　　以階級鬥爭為手段改造社會組織，以互助原理為理念改造人類精神，實行“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既強調了對社會組織進行改造的重要意義，同時對偏重物質進步、忽視人類倫理進步的“過錯”加以匡正，這在恩格斯看來都是一個重要的唯物史觀命題，何以長期以來被李大釗研究界認定是李大釗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過渡期中的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殘留，有的還說成是李大釗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所克服了的“二元論”思想。

　　當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進程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9年春天，李昌提出建議：“我們現在實際上有一個總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凡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讚成的。但我覺得，在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同時，還可以考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目標。我體會，它既包括教育發達、科學昌明和文藝繁榮等實體部分，同時也包括道德、傳統、風尚等意識形態部分。比如：有理想，即有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講道德，即個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時個人利益要服從人民的整體利益，民主團結，勤勞樸素，學文化，重科學，講衛生，有禮貌等。”胡耀邦表示讚同，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會議上，胡耀邦提出：我們要建設高度物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國家，我們必須有高尚的精神生活。9月，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講話中提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精神生活同物質生活是互相結合不可分離的，不能設想沒有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也不能設想沒有精神生活的物質生活。”鄧小平提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隨後，江澤民也指出：“社會文明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個方麵，社會就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發展。”

　　1986年9月28日，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和實踐經驗，精神文明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為它的正確發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關係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大事。”“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兩個方麵，滲透在整個物質文明建設之中，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單是思想文教部門的任務，而且是各條戰線和一切部門的任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愛國者的共同的長期的任務。”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重大方針。此後，我們始終堅持這一重大戰略方針。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作出了全麵部署，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物質文明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的物質成果的總和。精神文明指的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的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兩個方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製約、相互促進的關係。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質基礎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物質文明發展的思想保證，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各有其特點和發展規律，二者不能互相混淆和互相代替。我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物質條件，但它不能代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如果隻抓物質文明建設，就會誘發人們對物質利益的片麵追求，滋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因此，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因此，從今天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現實來看，“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這應該是一個具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指導思想。李大釗既充分認識到中國社會物質方麵實現“社會組織”改造的艱巨，更寄希望通過精神方麵的改造來促進物質方麵的改造。

　　李大釗並不知道恩格斯晚年自我批評把經濟因素當做曆史進程中唯一決定性因素的過錯，在理論上，李大釗也還沒能達到恩格斯就此深入思考而提出的曆史發展“合力論”思想，我們還是要承認李大釗這一思想是與曆史發展的“合力論”思想具有一定的趨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