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四節 李大釗的少年中國思想

　　李大釗曾準備寫作《少年中國主義》一書。1919年1月出版的曾琦著：《國體與青年》，此書出版前，李大釗曾為曾琦的《國體與青年》寫了一篇文字，列為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叢書”第一種。該書的封麵背後有出書預告，第七種為李大釗著《少年中國主義》，說明李大釗曾準備著《少年中國主義》一書。此時李大釗已經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下，將“青春中華”的理想發展成較為具體的少年中國主義，係統地闡述自己的少年中國主張，但是該書沒有完成。

　　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1919年8月公開宣布信仰布爾什維主義。9月15日，李大釗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李大釗此時試圖把社會理想與現實社會生活結合起來，確信創造“少年中國”的理想，可以是自由的創造，活動的生活，各人所欲創造的少年中國不必相同，隻要向著光明方麵走，各個不同的少年中國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裏成一個結晶，那就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少年中國’”。“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物質和精神兩麵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

　　“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倍加努力，以圖劃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

　　李大釗把少年中國運動分為兩種文化運動，即精神的改造運動和物質的改造運動，這兩種改造運動要一致進行。“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麵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占據的衝動，變為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這個精神的改造，實百要與物質改造一致進行，而在物質的改造開始的時期，更是要緊。因為人類在馬克思所謂‘前史’的期間，習染惡性很深，物質的改造雖然成功，人心內部的惡，若不鏟除淨盡，他在新社會新生活裏依然還要複萌，這改造的社會組織，終於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質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勤工主義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聖’的組織，改造現代遊惰本性、掠奪主義的經濟製度，把那勞工的生活，從這種製度下解放出來，使人人都須工作，做工的人都能吃飯。因為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在從前的經濟組織裏，何嚐沒有人講過‘博愛’、‘互助’的道理，不過這表麵構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構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礎構造（就是經濟構造）的力量大。你隻管講你的道理，他時時從根本上破壞你的道理，使你永遠不能實現。”

　　“‘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麵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充聯合的運動。”李大釗號召青年：“應該投身到山林裏村落裏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勞農的伴侶。吸煙休息的時候，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我們應該學那閑暇的時候就來都市裏著書，農忙的時候就在田間工作的陶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氣才能與山林裏村落裏的樹影炊煙聯成一氣，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才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少年中國學會解體

　　李大釗宣傳社會主義遭王光祈當麵反駁。1918年11月，李大釗開始向會友宣傳社會主義，遭到王光祈兩次當麵反駁。王光祈認為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中國不能走法國革命的老路，也不能照搬俄國共產革命的經驗。不久，李璜在離開上海去法國時寫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反對盲從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認為馬克思主義之階級鬥爭說及“工人無祖國”之論行之無效，而且甚為殘酷，並非人道主義的勝利。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載《傳記文學》第16卷，第4期，1970年11月。

　　上海會員也主張多研究學理，少敘述主義，王光祈代表北京同人對此極表同情。

　　《少年中國》第1卷1期，1919年7月15日。

　　此後，巴黎會員曾琦等人也同李大釗爭辯，認為共產主義不適中國國情，世界革命極不可靠，又反對第三國際。這樣，李大釗向會友宣傳馬克思主義，形成學會內部重大爭論。少年中國學會分裂是其自身人員組成差別所導致的，上海會員多投身於學術和教育，北京會員後來不少是共產黨人，巴黎會員多為國家主義派。

　　李大釗提出學會有標明主義之必要。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迅速增加，分會組織遍布國內十多個省市，並在法國巴黎、美國紐約和德國、南洋等地建立了分會，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李大釗希望通過它來團結更多的進步青年，並把他們引向革命的道路。李大釗對學會的領導，在組織領導方麵，任《少年中國》編輯部主任、評議部評議員，卻始終沒有擔任評議部主任、執行部主任等最高領導職務，不是有決定權的最高領導人。1920年4月30日，李大釗撰寫《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一文，發表於《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他所說的“本會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卻遭到了抵製。鄧中夏、劉仁靜、黃日葵等人讚同，左舜生等人反對。在1921年南京大會和1922年杭州大會上均有激烈的爭論。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漸次警覺共產主義運動亟宜設法預防，因而提出國家主義與之對抗”。因此少年中國學會內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之爭，遂於1923年起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

　　李大釗提出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1920年四五月間，維經斯基到北京會見李大釗，又往上海會見陳獨秀，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並且開始派人領導工人運動，親自去鄭州指導。1921年3月，李大釗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後，提出要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以領導民眾運動，謀求中國的徹底改革，表明不再寄希望於五四運動以來的學生團體，徹底擺脫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和信條以及自己的少年中國主義。

　　少年中國學會實際上經曆了雙重的分化，一是選擇政治改造道路和堅持文化改造理想之間的分化；二是投身政治活動的會員中信仰共產主義和信仰國家主義之間的分裂。大多數會員自始至終反對列寧所實行的馬克思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它對個人自由是有害的，雖然不少會員抱有一種接近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也反對階級鬥爭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原因是它們太殘酷、不人道。學會成員中的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楊賢江、高君宇等已是中共北方組織的主要成員，在國家處於內憂外患，危難局勢不斷加深的關頭，接受馬克思主義，向往社會主義道路，有堅定的信仰，而且希望將學會改造為擁有這種信仰的組織，他們的努力在學會內沒有獲得成功。

　　學會出現分裂基本上形成三派。1923年，學會成員中的國家主義者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國青年黨，歸國後創辦《醒獅周報》，鼓吹其國家主義的政治主張。1923的蘇州年會，改用“提倡青年為民族獨立運動”替代原來的“以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很快就出現分裂現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傾向共產主義，有守常先生領導；另一小撮是國家主義，有曾琦、李璜等人；還有一些人是既不讚成共產主義，也不讚成國家主義。後來傾向共產主義的人和國家主義派針鋒相對，互相鬥爭，最後分裂。”

　　1925年少年中國學會終於解體。正如毛澤東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1925年11月21日）：“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會員所抱主義顯然有互相衝突之點，且許多會員精神不屬於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在此時實無存在之必要，主張宣布解散。”

　　少年中國學會解體的原因有多重性：會員的思想差異、社會選擇的不同、外部環境的刺激、會員的行為取向等等。1925年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年會上，擔任主席的吳俊升說得好：這個偏重友誼與學術的團體，因為時代政治的衝擊而致解體。一些會員為保持學會初期的理想和熱情出國留學；留在國內的會員麵對急驟變化的時代走出書齋投身於政治活動，由於觀點、取向的不同形成了對立；被看做是缺乏勇氣的求知者遊離於社會政治和民生之間，於是，學會成為了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