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三節 李大釗的少年中國思想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於1918年6月30日，成立於1919年7月1日，會員主要包括：向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人；因反對日本侵占山東而歸國的一部分留日學生；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學校學生。最後發展到108人，會員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國巴黎。1925年自然解體，它反映了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期望，對中國的政治與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影響。李大釗曾經是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少年中國思想對他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有密切關係，少年中國思想應列入李大釗思想研究範疇。

　　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與發展

　　少年中國學會最初由王光祈、曾琦、陳愚生、張夢九、周太玄、雷眉生六人發起，他們是四川省同鄉、同學結合在一起。這個結合過程是：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簽訂《中國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留日學生曾琦是為抗議此事發起罷學歸國運動的領導者，他在東京組織學會的打算，得到了張夢九、雷眉生的讚同；在國內的王光祈、周太玄、陳愚生則與之精神上相結合。這樣，曾琦回國後，就在上海設立了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打算在北京成立救國團分部，遊說梁啟超、湯濟武、蔣百裏等出麵辦一所大學，用以收容歸國的留學生，此事未能成功。6月25日，曾琦見王光祈，王光祈建議當前應集結有誌趣的青年，增進學識，從事各種研究，經過曆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才能解決救國和建國的實際問題。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陳愚生、雷眉生、周太玄聚會北京南橫街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7月21日，陳愚生提出並得到大家讚同，邀約李大釗參與發起，李大釗遂參與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工作，而不是少年中國學會最初的、主要的發起人。

　　李大釗長王光祈、曾琦3歲，他們的生活經曆都很坎坷。王光祈是遺腹子，家境貧困，受趙爾巽資助得受新式教育。李大釗、陳愚生、曾琦、張夢九、雷眉生同為留日學生，陳愚生更與李大釗為故友，1917年秋，陳愚生回國後，介紹王光祈、周太玄與李大釗相晤，交談甚為投契。周太玄回憶：“他們共同之處是：思想傾向於新的一麵，要成立一個團體來尋找方向，實現理想，要堅決與舊的一切劃清界線，決不與任何舊的勢力妥協。要想在青年的朝氣上麵加上奮鬥刻苦的精神，以一完全嶄新的姿態和做法，去創造一個少年中國。”

　　1918年春，陳愚生移居回回營二號，這年秋天，李大釗將家眷接到北京，恰巧住在陳愚生的隔壁回回營三號，李大釗同陳愚生往來密切。這樣，少年中國學會的聚會就常在陳愚生家裏。1918年7月27日，曾琦離開北京去上海前在中央公園聚會，商定少年中國學會宗旨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並對會員提出具體的要求，規定了“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八個字的信條。

　　本會之宗旨：（一）振作少年精神本會既為青年活動團體，故出版書報，多係鼓吹青年之作。蓋青年者，吾人所視為創造少年中國之唯一良友也。（二）研究真實學術同人等主張凡事皆本於學術，見諸事實。故會中有科會、學術談話會等組織，皆所以達學術研究之目的者也。（三）發展社會事業本會同人大半皆從事教育實業；亦即同人等所視為建造“少年中國”之唯一良好手段也。（四）轉移末世風氣本會信條，在積極方麵，則有奮鬥、實踐、堅忍、儉樸之規定；在消極方麵，則有第十四條概括之禁約，實欲由少數青年身體力行，以造成一種善良之風氣。

　　李璜曾經這樣描述過他對李大釗的印象：“守常生得儀表不錯，身長麵白，留有兩撇胡子，河北話說的幹淨而響亮，對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並不使人討厭。我初在愚生家於九月中晤見他時，揣其年歲必要大我十歲以上，三十三四歲的樣子，慕韓於民七由日本歸國（指曾琦1918年由日本回國——編者注）的雜感詩中，有‘詩伯數青蓮’一句，下注李大釗；但我未能讀到他的詩作，不過字卻寫的不錯，八行很漂亮，一筆行書，頗有閣帖味道，用鬆煙墨寫在宣紙信箋上，甚為奪目。”

　　李璜：《五四運動與少年中國學會》，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總第95號，1970年。

　　為什麽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呢？一是梁啟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國說》，當時膾炙人口；二是受“少年意大利”的啟發。李大釗的《青春》一文的青春中華思想，更可以說是為之提供了哲學基礎。當然，李大釗也說過，青年與老人的分別不在年齡而在精神。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在學會正式成立時，經李大釗建議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北大校長蔡元培當時曾評價說：“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主要是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希望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通過教育和實業改革社會，是反對暴力和革命的。在發展過程中，上海會員擔心過分政治化可能給學會帶來麻煩，呼籲“暫多研究‘學理’，少敘述‘主義’”，北京會員則在日益政治化中表現出對政治上的“登台一試”和從事“社會革命”的寬容，而巴黎會員的明確的“主義”傾向也在對學理與“主義”關係的解釋中表露無遺。

　　介紹毛澤東、張聞天等入會

　　《少年中國》1卷8期“會員消息”中，內謂“本會於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會員三人”，即有張聞天、毛澤東、芮學增。根據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入會規約，一人入會要由5個會員介紹。毛澤東入會的介紹人有康白情、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的可能性大一些。此時，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康白情是北大的學生領袖、有名的詩人，並且與毛澤東相識。按年齡推算毛澤東入會應是1919年12月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幾天。可是，《少年中國》4卷3號有：“收毛澤東第三年會費二元”的記載（1923年5月出版），若據此推算，毛澤東入會時間可能會晚一些。毛澤東、趙世炎、張聞天、惲代英等人加入學會，都是由這幾個老會員同時介紹的。少年中國學會，曾對青年毛澤東產生過很大影響。

　　據李璜回憶，有一次毛澤東寫了一篇主張暗殺軍閥的短文，投給陳愚生主持的一個刊物，此稿刊出後引來了大麻煩，北京軍警逮捕了編輯，還要捉拿陳愚生和毛澤東。陳愚生、毛澤東避往天津租界，後來是李大釗向當局解釋，兩人才回到北京。後來受到上海會員責難，認為“學會對於政治及社會，純取學術研究，尚未有主張。若因個人之文字而危及全體之進行，則不若暫時停止與學會存亡有關之言論”。

　　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時，曾饒有興趣地參觀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並寫信向長沙的新民學會作介紹：“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成績如何？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從上海乘法國輪船遠赴歐洲。毛澤東曾在岸上向他們揮手告別。

　　張聞天在五四運動後不久，由王光祈、李大釗等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此後，他就離開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來到上海，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刊物《少年世界》的編輯工作，並開始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論文、詩歌、散文和譯著，堅定地走上馬克思主義者之路。

　　1921年4月8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部分會員在李大釗寓所舉行談話會。李大釗“出語誠懇忠實，與人和藹，會上既談了會務問題，又談了青年的婚姻和自殺問題，談話至十一點半盡興而散”。

　　《少年中國》，第2卷第11期。

　　1921年5月20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部分會員在李大釗寓所舉行臨時會議，出席者李大釗、黃日葵、高尚德、劉仁靜等八人。

　　《少年中國》，第3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