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二節 李大釗的互助思想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國家利益不斷受到損害。1898年，嚴複翻譯並出版了英國學者托馬斯·赫胥黎的《天演論》（《進化論與倫理學》），自此，“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變法圖強”民族主義理論基礎，使得中國思想界在五四運動之前，生物進化論一度占上風。生物進化論是生物學最基本的理論之一，最早由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提出，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所著《物種起源》中詳細加以論說。盡管在此之前，18世紀中葉法國博物學家布封和拉馬克都曾係統地研究過生物進化。進化論的三大經典證據是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發育重演律。達爾文學說在中國的社會學影響，要遠勝於生物學，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多人毫無保留地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卻很少真正理解生物進化論，而是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中自然選擇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提出並主張“落後就要挨打”便是明證。（盡管“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詞語最早出現在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1944年出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美國思維》一書，並且把英國哲學家、作家赫伯特·斯賓塞列為最早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人。）

　　五四運動以後，“互助論”又在中國思想界強勁地傳播開來。《互助論：進化的一個要素》是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活動家和理論家克魯泡特金在1902年發表的一部著作。該書根據許多事實，反複申明：動物同種裏沒有自相殘殺的情形，隻有互助維持的趨勢，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環境的嚴刻。互助的利於生存，則因少費能力而能保持極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動物多繁衍，強盛……所以動物的互助，也正是進化的公例。在此基礎上，把生物界的互助進化規律套用來考察人類社會，克魯泡特金認為，互助不僅是動物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克魯泡特金斷言：達爾文說的生存競爭、自然選擇，不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進化的真正因素。“不論是在動物界還是在人類中，競爭都不是規律。”恰恰相反，不要競爭、避免競爭才是“自然的傾向”。

　　五四運動後期，社會主義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等。

　　李大釗的“互助論”

　　《互助論》認定人類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夠建立和諧的社會生活，無須借助權威和強製；沒有權威和強製的社會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更富有生命力。《互助論》於是被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青睞，1907年6月東京創刊的《天義報》刊載劉師培等譯述的克氏《未來社會生產之方法及手段》、《無政府主義之哲理同理想》等，1908年李石曾譯出《互助論》的前三章。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發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演講，指出：黑暗強權論的消滅，光明的互助論將隨著協約國的勝利，而為“人人都信仰”。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撰文認為“人類之進化，競爭與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猶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與進步，特其間境地有差別，界限有廣狹耳。克、達二氏各見真理之一麵，合二氏之書，始足說明萬物始終進化之理”。

　　1920年《互助論》全譯本出版，《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登載過部分譯文。

　　李大釗此刻的思想，正處於向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過渡期，他於1919年7月6日在《每周評論》第二十九號發表了《階級競爭與互助》，闡述了關於“互助論”的思想。“我們試一翻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必可曉得‘由人類以至禽獸都有他的生存權，依協和與友誼的精神構成社會本身的法則’的道理”。

　　李大釗指出：“互助的理想”在於“協和的法則，常是生存的法則”，“有友誼是天堂，沒有友誼是地獄”，“協和與友誼，就是人類生活的普遍法則。”而這種倫理的思想，正是“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根萌”。“這基礎就是協和、友誼、互助、博愛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於四海，推及於人類全體的生活的精神。”

　　充分肯定了互助思想的積極意義。

　　李大釗讚同“由人類以至禽獸都有他的生存權，依協合與友誼的精神構成社會本身的法則”的道理。人類依互助而進化。從人類互助進化的過程來看，這是“由個人主義向協合與平等的方麵走的一個長路程”。他將個人主義視為通達合作社會所需要走的一段路程，目標是協作的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是必須經曆的過程。互助論與階級鬥爭並不矛盾，二者互為補充。階級鬥爭為實現目標指出道路，互助論為人類達到光明指出目標。階級鬥爭適用於人類曆史的前史——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之前，互助論則適用於人類曆史的全過程。人類曆史的前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其中互助精神並未滅絕。人類曆史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後則是沒有階級鬥爭的曆史，這才是人類的真曆史。階級鬥爭“不過是把他的經濟史觀應用於人類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於人類曆史的全體”。互助論才是永恒的。

　　在李大釗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協合”的社會主義、“友誼”的社會主義、“互助”的社會主義、“博愛”的社會主義。用這樣的思想認識闡明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在人類生存的未來和本質上，李大釗強調“互助”的意義，認為“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移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麵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

　　同上。

　　李大釗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之前，以階級競爭為手段可以改造社會組織，以互助原理為信條用以改造人類精神，實行“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

　　對於李大釗的這一思想認識，有的李大釗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評價，如丁守和、李義彬曾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奠基人》一文中說：“李大釗當時在宣傳中，也有一些誤解和不確切的地方，還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劃清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界限。如他認為法國資產階級哲學家孔德‘是唯物史觀的開創者’，新理想主義‘可以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蔽’，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等。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裏，他也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看做是互相補充的。出現這些失誤主要是理論準備不足造成的。那時還沒有一本經典著作的全譯本，他雖然可以從英、日文譯本學習馬克思主義，但也不得不從資產階級學者的介紹中來了解馬克思主義。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十分活躍，各種思想紛至遝來，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等等，都是作為‘社會主義’思潮廣為傳播。因此，先進分子受這樣那樣思想的影響，在宣傳中出現一些失誤或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在當時那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李大釗能夠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以崇信的態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正表明他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評說顯然有些偏頗，因為李大釗所說的協和、互助精神是社會主義的根萌，是在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的特征和本質要求基礎上提出的命題，絕對不是失誤。更不是“出現這些失誤主要是理論準備不足造成的。那時還沒有一本經典著作的全譯本，他雖然可以從英、日文譯本學習馬克思主義，但也不得不從資產階級學者的介紹中來了解馬克思主義”。難道從英、日文譯本學習馬克思主義，就一定比從中文譯本中學習馬克思主義要差嗎？這樣的邏輯推理是能夠成立的嗎？如此說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失誤了？

　　問題的關鍵是，李大釗所主張的階級鬥爭“不過是把他的經濟史觀應用於人類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於人類曆史的全體”。而互助論才是永恒的。這樣的結論是“失誤”和“理論準備不足”，還是看到了互助、協和、友誼、博愛這些詞語，就一定要歸結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就一定認為是非馬克思主義？

　　關心、支持工讀互助團

　　競爭與互助是生物進化的兩個基因，缺一不可。這是物種發展的一般規律。李大釗關於“互助”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動機”、“依互助而進化”的觀點是科學的。大量事實證明，在生物的生存與發展中，競爭很重要，沒有競爭就沒有物種選擇，就不能保證物種有力的發展。但生物的互助更為重要，如果沒有互助，種群就有被消滅的危險。既有競爭又有互助。物種才能獲得發展的平衡。李大釗批判了生物進化隻有競爭沒有互助，或隻有互助沒有競爭的觀點，特別強調“互助”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克魯泡特金否定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也就否定了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可能；但他的互助論正是基於群眾組織在自由發展基礎上的集體主義社會合作，這要比單方麵的“樂於助人”高明很多，這種方式不是孽生人民的奴性，而是增長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

　　工讀主義或“工讀互助主義”，正是綜合當時流行的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以及武者小路實篤新村主義等思潮形成的。

　　日本的新村主義，是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提出來的。他受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以及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的影響，形成了一套關於否定資本主義、探索理想社會的理論體係。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把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思潮帶進了中國的知識界。讚美新村主義“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它所營造的無政府、無剝削，沒有腦力和體力勞動對立的新生活，和互助理論所追求的社會模式極其相似，引起廣大青年的回應和共鳴。當時的《新青年》、《新潮》、《批評》等都發表了介紹和討論新村主義的文章。短短一兩年內，新村主義思想迅速傳播，引起了廣大進步知識青年的關注。

　　毛澤東等都曾對新村主義產生濃厚的興趣。毛澤東曾經把他的“新村”建設計劃的一章《學生之工作》發表在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其中說：“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七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工讀同誌會，從事半耕半讀……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舊日讀書人不預農圃事，今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以神聖視工作焉，則為新生活矣”。“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合若幹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認為這樣的新村計劃可以改變舊有的教育製度和家庭製度，實現對人的改造，進而達到改造社會的最終目的。

　　王光祈在北京於1919年12月創辦了工讀互助團。王光祈說：“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麽，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

　　企圖通過工讀互助實行新村主義的理想。該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團員工作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費、醫藥費等由團體供給。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17人曾聯合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他們把“互助”看做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與階級鬥爭同等的位置上，看做是一種相互補充。從1919年底到1920年初，北京組織了工讀互助團四個組，第三組為女子工讀百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成立，引起很大反響，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地先後成立了工讀互助團。“北京共讀互助團”。是想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實現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這一組織更廣泛地得到了一撥北大老師的支持，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也為其募款。可惜，那時的北京工廠並不多，半工無法維持半讀。

　　惲代英等人1920年在湖北黃岡林家大灣創辦了浚新學校，作為試驗新村生活的基地。

　　蔡和森、瞿秋白等許多知識分子都曾接受武者小路“新村”的主張，企圖通過新村的計劃，實現改造社會的理想。新村主義既沒有發動群眾積極參與，也沒有製定具體可行的措施和方針，隻是一種理想化了的新農村建設的圖景。代表一部分知識分子改造舊社會、建設新農村的向往和憧憬。

　　李大釗一直是關心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的發展狀況的，1920年3月還曾為此寫信給陳獨秀，提出：“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精神上已不能團結，經濟上也不能維持，看看有消滅的樣子。我的意見有一半和適之相同。他說應該取純粹的工讀主義，不要別掛新生活的招牌。我想這話不錯。我以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生產的組織，是我們根本的錯誤。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富貴，我們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賣小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裏能夠……我覺得工讀團要想維持，還是采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實行一種新生活的人，可以在鄉下購點價廉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

　　互助就要愛人，愛人才能互助

　　在過去的李大釗研究文章中，有的研究者認為強調“互助”對生物與人類具有重要意義，強調應該把互助論運用於人類社會的思想，都是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因為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思想是反對階級鬥爭的。這種論說如果僅是就《互助論》和“階級鬥爭”兩者的指向來說，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畢竟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起來之前，社會曆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是階級鬥爭。但是，也必須看到，中國先進分子把互助思想拿來運用於愛國運動之中，對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確實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很多青年，就是在“互助”的旗幟下，發動起來，團結起來，建社團，辦刊物，搞運動，形成了一股社會進步潮流。李大釗當時的“互助論”思想，是與這股進步社會潮流一致、匯流在一起前進的。

　　《階級鬥爭與互助》就是試圖闡明兩者之間的關係。

　　李大釗認為階級鬥爭是重要的，他指出這個階級競爭說是卡爾·馬克思所倡說的，這和他的經濟史觀很有關係。馬克思說：“所有從來的曆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曆史”。“從來社會的曆史都在階級對立中進行”。但是，馬克思同時也說：“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方法采取敵對形態者的最後。”“人類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會組織終。”人類的前史隻有經過“大變化”、“大洪水”，“把從前的階級競爭的世界洗的幹幹淨淨，洗出一個嶄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來，這最後的階級競爭，是階級社會自覺的途轍，必須經過的，必不能免的”。

　　在人類的前史階段，有沒有互助的精神呢？有，還是有的，隻是與互助相反的社會組織不斷地毀滅它。“互助的精神”是社會主義的道德，“互助”理想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現的，在經濟構造建立於階級對立的時期，互助的理想、倫理的觀念，盡管一日也未曾消失，因它常為經濟構造所毀滅，終至不能實現。隻有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人類才會真正實現互助。“到了經濟構造建立於人類互助的時期，這倫理的觀念可以不至如從前為經濟構造所毀滅”。

　　李大釗滿懷信心地說：“總結一句話，我信人類不是爭鬥著、掠奪著生活的，總應該是互助著、友愛著生活的。階級的競爭，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現了。我們可以覺悟了。”

　　可見，李大釗在談“互助的光明”思想時，他的階級鬥爭觀念是非常明確的，絕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說李大釗的互助思想是“模糊與否定階級鬥爭”。

　　在談論協合、互助等社會主義道德理念時，李大釗還經常提到“人類之愛”，把“博愛”提到與協合、互助、友誼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建立起“協合”、“互助”、“友誼”的社會主義，就要提倡“愛人”的博愛精神。博愛是建立協合、互助、友誼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博愛”同樣是社會主義道德的特征。1918年7月，李大釗在《俄法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中，指出俄國革命“那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要協合、互助、友誼，就必須愛人、博愛；隻有學會愛人、博愛，社會才能真正協合、互助、友誼。李大釗把愛人與互助一起提出來，作為社會主義道德精神，是對社會主義精神特征的完整發揮。

　　李大釗認為“人間的關係隻是一個‘愛’字”。“我能愛人，人必愛我”。“人間共同生產的關係……即是以愛為基礎的”。他把這種“博愛”思想作為建立“互助”社會的思想基礎，“愛人”就是社會主義道德。“愛人”與“互助”精神聯係起來，“那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互助就要愛人；愛人才能互助。“人類要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著強力互相殘殺。”

　　“人類的進化，是由個人主義向協合與平等的方麵走的一個長路程。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相而生存而進化，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疑的道理。”

　　有的研究文章說，李大釗把“愛人思想與資產階級博愛觀相聯係”，“在客觀上隻能起模糊與否定階級鬥爭學說的消極作用”。這些文章是在當時所受鬥爭哲學影響下的產物，實際上也是對李大釗思想的誤讀。他們貫徹的思想路線是，隻要不是與傳統的觀念徹底決裂，就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至於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如何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卻全然不予過問。他們完全忽視了李大釗關於“愛人”、“互助”道德的論證，並不是對克魯泡特金《互助論》的全然接受，而是要論說社會主義的道德精神和總體特征，論說階級鬥爭與互助的關係，更是與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完全對立的。在這一點上，或許認真地讀讀《對李大釗思想研究中幾個問題的再認識——一種曆史觀的自我批判》會得到一些啟發。

　　呂明灼寫到：“李大釗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把‘互助’作為理想社會原則，並明確把‘互助’定為社會主義精神與道德範疇。他說，‘互助的理想’、‘互助生存的世界’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根萌，都純粹是倫理的。協合與友誼，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這一法則是‘社會主義者共同一致認定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協合、友誼、互助、博愛的精神’。李大釗這些思想，特別是‘協合’‘互助’社會主義思想，應該是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筆重要精神財富。”

　　“李大釗把‘愛人’與‘互助’一起提出，作為社會主義道德精神，這是對‘協合’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進一步發揮。他的這一思想繼承與發展了儒家文化中提倡‘仁愛’與以‘仁’達‘和’的思想觀念。這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要發揚友愛、互助精神以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關於“階級競爭”、“人類曆史的前史”

　　李大釗對“階級競爭”和“階級鬥爭”、“人類曆史的前史”和“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這樣的重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是一定要認真進行斟酌的。李大釗之所以不用“階級鬥爭”而用“階級競爭”，不用“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而用“人類曆史的前史”，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並非是有些研究者所認為的是接受生物進化論思想的殘留。

　　關於“人類曆史的前史”這段譯語，李大釗注明是“從河上肇博士”。

　　“綜其大體而論，吾人得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為社會經濟的組織進步的階段。而在此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之采敵對形態的最後。——此處所謂敵對，非個人的敵對之意，是由各個人生活的社會的條件而生的敵對之意，——同時作成於此敵對的解決必要的物質條件。人類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會組織終。”

　　現在中文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關段落是：

　　“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在中文也可以理解為是英國學者丹尼爾·威爾遜1851年出版的《蘇格蘭考古及史前學年鑒》中首先使用的“史前”（Prehistory）一詞，“史前時期”指人類社會的文字產生以前的曆史時期。而“人類曆史的前史”則明確的是指人類還沒有進入真正的和自覺的發展階段之前的曆史階段，這才是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強調指出，不僅僅是要以無產階級的統治取代資產階級的現存統治，還要以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取代現存的經濟形態，即建立起超越經濟因素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存在形態，這樣才能真正結束“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這是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推進，正是在這樣的構想下，馬克思設想人類將建設社會主義而進入新的曆史發展階段。所以翻譯成“人類曆史的前史”是準確的，可惜，這個思想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宣傳中有所忽略，也很少再使用“人類曆史的前史”這個詞語。

　　關於“階級競爭”，李大釗引自《共產者宣言》的譯文，“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曆史。希臘的自由民與奴隸，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中世紀的領主與農奴，同業組合的主人與職工，簡單的說，就是壓製者與被壓製者，自古以來，常相反目，而續行或隱然，或公開不斷地鬥爭，總是以全社會革命的變革，或以相爭兩階級的共倒結局的一切爭鬥。試翻昔時的曆史，社會全被區別為種種身份者，社會的地位有多樣的等差，這類現象我們殆到處可以發現。在古代羅馬則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則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主人、職工、農奴，且於此等階級內更各分很多的等級。由封建的社會的崩壞，產出來的近世的社會，仍沒把階級的對立廢止。他不過帶來了新階級、新壓製手段、新爭鬥的形式，以代舊的罷了。”

　　現在《共產者宣言》中譯本的有關段落：

　　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曆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日本學者後藤延子的文章中指出：河上肇使用了“階級鬥爭”，李大釗使用的則是“階級競爭”。她就這個語詞的不同進行了分析，認為李大釗把“階級競爭”看做是“宇宙間一切生命”有機體的“自己發展”的傾向，把“階級競爭”當做起源於生物進化來考慮；同時把“階級競爭”與互助、博愛的倫理觀念結合在一起，說明李大釗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倫理的社會主義。

　　李大釗對達爾文、斯賓塞、海克爾等人的進化論是有所了解的，說他對“階級競爭”和“階級鬥爭”這樣的概念一定要認真進行斟酌，沒有問題。但是，李大釗不用“階級鬥爭”而用“階級競爭”，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並非是接受生物進化論思想的產物。

　　一是李大釗認為譯成“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曆史”這樣的表述，才符合馬克思的意願。所以沒有按照河上肇的譯文譯成“階級鬥爭”。李大釗指出：“馬氏並非承認這階級競爭是與人類曆史相終始的，他隻是把他的階級競爭說應用於人類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全部。”

　　所以，李大釗區別開了曾經存在的土地共有製崩壞以前的人類社會的曆史，這個階段是不應歸結為“階級鬥爭”的曆史的。階級是“經濟上有共同利害自覺的社會團體，都有毀損別的社會團體以增加自己團體利益的傾向”。“階級競爭是這種傾向的無量表現與結果中的一個”。隻是在“土地共有製崩壞以後，經濟的構造都建立在階級對立之上”。也就是說，李大釗認為由於階級對立並非人類曆史的全部，用“階級鬥爭”來表述人類的全部曆史過程，不如用“階級競爭”來表述更為恰當。

　　二是李大釗指出，依據馬克思的說法，階級對立的出現和形成是由於生產資料的獨占和掠奪他人的剩餘價值，是有著一個階級形成、階級自覺、階級對立的發展過程的，又有從經濟競爭進而為政治鬥爭的發展過程，直至通過革命，變革原有的經濟結構。這意味著在資本家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結構被推翻之後，階級鬥爭也就不再存在了。到那時沒有對立性的階級還存在，階級競爭是不是還存在？李大釗完整把握住了“階級競爭”的含義，才能準確地表述：“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