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一節 概述

　　李大釗赴日本留學是得到孫洪伊和湯化龍的幫助，具體地說就是湯化龍用他執掌的進步黨的財政，將一批青年才俊送到日本留學，為的是將來協助他從事國家政治事務。據李仲公（李其荃）所寫《護國之役的湯化龍及其集團》

　　《湖北文史資料》第8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版。

　　一文介紹，湯化龍在1914至1915年間派遣留日的學生共九人：劉道鏗、陳博生（淵泉）、李大釗（守常）、李其荃（仲公）、張梓芳（必果）、南庶熙（開鍾）、霍例白（侶白）、張潤之（澤民）、李凝修（培藩）。後麵的3人是李大釗推薦的，其實，還不止這9人，還有夏子競（夏勤）、蔡天民（成榘），這些人多是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這些人每年每人的補助費為300元，比官費留日學生略低一些，但在日本過求學生活還是滿充裕的。這些錢，其實是來自袁世凱給進步黨活動的經費。賈芝曾在《李大釗同誌的故事》中說：1916年1月，李大釗是根據湯化龍電報的要求回國的。4月，與張潤之等啟程回上海。

　　《新觀察》，1957年第8期。

　　歸國後思想的變化

　　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期，曾與張繼相識相知，受其影響，這一點經常被李大釗研究者忽略。其實，李大釗政治傾向轉變和思想發展趨勢，與當時的中華革命黨人張繼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

　　張繼（溥泉）1899至1906年留學日本，曾與章太炎、章士釗、鄒容結拜為兄弟，與章士釗創辦《國民日日報》、與黃興創立華興會。1905年8月，加入同盟會，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第一任編輯人與發行人，1905年，翻譯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之神髓》。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時，閱讀過幸德秋水翻譯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了解到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製度的弊端，也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之神髓》，隻是目前還沒有資料證明有關的細節。

　　1915年末1916年初，李大釗為聯絡討袁事宜曾經臨時回到上海，於“丙辰春”返回東京。

　　1916年，時任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的張繼，曾經兩次出席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召開的大會，並在大會上講話，一次是1916年4月2日，一次是1916年5月7日。這在中國留日學生的反袁鬥爭中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民彝》雜誌1916年5月15日在東京創刊。其中保存了留日學生總會的會務、組織、財務等詳細資料，也記載了留日學生從反日到反袁的整個鬥爭發展過程。

　　《警告全國父老書》（1915年）、《國民之薪膽》（1915年6月），李大釗僅僅是把矛頭對準了日本侵略者；《民彝與政治》（1916年5月15日）才把矛頭對準了袁世凱的狂妄野心，論述徹底反對封建統治的途徑。這與李大釗此一時經由張繼的影響與孫中山、孫洪伊接近有著很大關係。李大釗參與發起組織的神州學會、中國財政經濟學會，都從單純反日轉向了更加關心國家政治，謀劃中國未來之建設。李大釗毅然結束在日本的留學生活，與張繼等一起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鬥爭，正是為創造青春中華、理想中華而奮鬥的實際行動。

　　1915年底，李大釗在由橫濱搭法輪赴上海的途中，望著太平洋上的洶湧波濤，吟出一首五言詩：“浩渺水東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蕩，喪亂安所極。八表正同昏，一夫終竊國。黯黯五彩旗，自茲少顏色。逆賊稽征討，機勢今已熟。義聲起雲南，鼓鼙動河北。絕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戶，明月臨幽黑。鵬鳥將圖南，扶搖始張翼。一翔直衝天，彼何畏荊棘。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在回國途中寫道：“一輪舟共一輪月，萬裏人懷萬裏愁。正是黯然回首處，春申江上獨登樓。”

　　此時的李大釗已經認識到：中華革命黨以孫中山為首捍衛共和目標明確；進步黨以湯化龍為首在反袁鬥爭中威望大增；而軍事勢力派則因試圖左右中國政局而分化為直、皖等不同派係。湯化龍對自己有培育之恩情；張繼、孫洪伊則和自己思想更為貼近，“絕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反袁是當前的中心任務，建設民主政治的國家更要付出艱辛的奮鬥曆程。

　　1916年5月1日。“一日到伯蘭處與崔叔和談，又同小酌。候壽昌，久不至，念極。聞與張溥泉同來，或亦不日可到。”

　　“當時的上海是各派反袁活動的中心，白堅武是李大釗的密友，此際正在上海反袁人士間活動。上海反袁人士中既有李大釗與張繼同自日本回滬之說，二人可能有反袁活動方麵的聯係。”

　　實際上，5月上旬，張繼已隨孫中山到上海，大約在5月中旬，李大釗繼至。李大釗到上海後住在孫洪伊（伯蘭）家，5月21日前致函在日本的霍例白：“此間自溥泉公來，各派意見消融無間，裨益大局匪淺顯也。昨濟公接川陳二庵電雲，川決於箇日（廿一）宣布獨立，湘亦不遠，而南京會議雖無結果，馮之態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為鮮明。”

　　在這裏，“濟公”指湯化龍；陳二庵，指四川巡按使陳宦；南京會議，指江蘇督軍馮國璋於5月18日至30日在南京召開的15省代表會議，旨在討論袁世凱地位問題。

　　李大釗回國後，受湯化龍之托，《晨鍾》報社由李大釗、李其荃、霍例白、陳博生、劉道鏗等人組成編輯部，湯化龍任社長，《晨鍾》報於1916年8月15日創刊，《晨鍾》報編輯部形成了湯化龍派集團的少壯派集結之地，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9月9日，國民黨國會議員張繼、孫洪伊、穀鍾秀、林森、吳景濂等組織之“憲法商榷會”正式成立，到會者達380多人。至10月1日，共開會5次《憲法公言》第1冊，1916年10月10日。

　　李大釗和《憲法公言》關係密切。9月9日，李大釗發表《李守常啟事》，向《晨鍾》報社辭職，並聲明：“所有編輯部事項，概不負責”。真正原因就是因為湯化龍為抵製國民黨國會議員派的“憲法商榷會”而另組織與之對立的“憲法研究會”，這個“憲法研究會”是以原有湯化龍派的“憲法案研究會”與梁啟超派的“憲法研究同誌會”合並而成。李大釗的寓意小說《別淚》，將自己與湯化龍研究係的關係作了隱喻說明。湯化龍研究係一派是依傍豪強一時得勢的軍閥官僚，辛亥革命時投靠袁世凱，後來反對袁世凱，又投靠了段祺瑞。而孫洪伊在反袁鬥爭中靠向了孫中山革命派，李大釗在反袁鬥爭中與張繼、孫洪伊關係密切起來，政治傾向分歧而導致的分裂當然不可避免。

　　李大釗此時的思想明顯地與湯化龍等進步黨的主張產生了分歧，更傾向於孫洪伊和國民黨一方麵，李大釗思想上明確地反對湯化龍與段祺瑞結合，複任眾議院院長，更反對湯化龍利用《晨鍾》報對孫洪伊和國民黨進行攻擊。盡管曾經為《晨鍾》報的創刊費盡心血。從8月15日創刊，到9月9日他離開，一共隻有短短的二十幾天，在發表了《別淚》之後，與湯化龍和《晨鍾》報就徹底分手。

　　李大釗於1917年8月15日在《辟偽調和》一文中所說的“某也長內務也”

　　……就是指湯化龍；“方愚去某報時，臨別贈言，尚托辭寓意以為諷勸”

　　就是指《晨鍾》報。李大釗將緩進派的主張斥之為“偽調和”，“以勢力為重，以情理為輕，以成敗為重，以是非為輕”。“全屬幻想，空無是物，即或有之，亦非今世所宜，實現已所不能，持久又胡可得？”

　　同上。

　　李大釗此後在文章中始終也沒有再提出過“湯化龍”這個名字，這不僅反映出李大釗處世思想的一個獨特方麵，更反映出此時的李大釗已經深深地確信，中國的出路在於進行一次徹底的民主革命，他已經從青春中華再造的理想走向尋找真實的實踐途徑。

　　歡呼庶民的勝利

　　李大釗率先在中國係統地接受、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都是以北京大學為基地進行的。李大釗曾經說過：“北大兩字，本旁視者對北京大學之縮稱，吾校人員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認吾校自稱北大，帶有驕氣。其實此正北大之精神。蓋吾校要研究各種學術，自然算大。希望同人以後都從大字上做去，發揚偉大的精神”

　　《京報》，1922年10月26日。

　　“我個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惟北大耳。”

　　《京報》，1923年12月18日。

　　經章士釗推薦，李大釗得入北大任圖書館主任。章士釗說：“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誌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守常一人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惟守常之馬首是瞻。”

　　章士釗：《〈李大釗先生傳〉序》，見張次溪：《李大釗先生傳》，北京宣文書店1951年版。

　　1917年11月7日，俄國革命成功，消息傳入中國。1918年3、4月間，李大釗就開始向朋友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釗先後公開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1918年12月）、《新紀元》（1919年元旦）等文章，對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偉大意義給予正確的解釋。認為這是“庶民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

　　十月革命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北京舉行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勝利活動。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搭台舉辦講演大會，蔡元培講題為《勞工神聖》，稱讚這次戰爭的勝利是“正義”、“平等”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李大釗演講題為《庶民的勝利》，指出：這回戰勝的，不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不是哪一個資本家政府，勝利的是全世界的勞動者，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重要的是今後人類社會發展走向、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我們應當為“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慶祝。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聆聽了李大釗的演說。15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11月28日起，北京大學又在中山公園舉辦了三天演講大會，李大釗又一次登台演講《庶民的勝利》，它就成為這次演講會的主題，在群眾中產生強烈的反響。

　　《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指出：“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巧的政客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20世紀新潮流的勝利”。“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製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五四運動的積極推動者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策劃召開了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廢除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正義要求，遭到否決，卻把德國在山東強占的一切權力全部讓給日本，使我國主權受到極大威脅。到2、3月間，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越來越露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軍閥政府又腐敗不堪、軟弱無能。一批愛國青年深感宣傳、揭露已不能適應日益緊迫的鬥爭形勢，需要采取更強有力的行動。這時，李大釗多次向愛國青年介紹國際工人運動情況。5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五一節MayDay雜感》，第一次公開提出采取“直接行動”的方法跟敵人鬥爭，推動了群眾的革命行動，提出“那一日是什麽人又什麽舉動，才把這日作成了一個‘五一節’？那個日子是世界工黨第一次舉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動’（Direct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聖經典頒布的日子”。

　　“直接行動”的思想，振奮和激勵著廣大愛國青年，逐漸醞釀著即將到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風暴。五四運動的發生就將成為勢不可擋的事。陳獨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隨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決”的思想，估計在五四之前，學生們在當天不可能看到這篇文章，因此對五四運動爆發不可能產生直接的影響，而是在後來推動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一定作用。誰是五四運動的直接推動者是很明顯的，隻是有人說過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李大釗通過演講和撰文，宣傳馬克思主義，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指明鬥爭的目標，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提供了思想指導和精神武器。

　　1918年秋，李大釗就擔任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學生組織“學生救國會”的顧問。“學生救國會”於1918年6月由北大學生發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區學生參加的進步政治團體。在李大釗指導下，“學生救國會”組織了南下宣傳團，到天津、濟南、南京、九江、武漢、長沙、上海等地作愛國宣傳，串聯學生，組織革命力量，正是在他們的鼓動下，這些城市的一大批青年學生參加了這個組織。五四前夕，“學生救國會”已經發展成全國性進步青年組織。

　　1919年2月，北京大學成立學生會，學校的學生救國會成員全部參加了學生會，並成為中堅力量。為加強聯係，擴大影響，學生救國會於1918年10月成立“國民社”，成員有100多人，聘請李大釗為該社導師。李大釗對國民社進行了熱情幫助和精心的指導。1919年元旦，出版了《國民》雜誌月刊，發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強調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李大釗在《國民》雜誌上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919年元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學生救國會和國民社的成員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民主主義思想，對於五四運動興起並迅速向全國擴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數成員在五四運動中成為積極參加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同時，李大釗還擔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學生組織“新潮社”的顧問。幫助他們籌備出版《新潮》月刊，為他們撰寫文章《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1919年2月1日）。這個雜誌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廣泛，李大釗向他們提出了反對封建軍閥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號，把“新潮社”成員團結起來。

　　李大釗直接指導了“平民教育團”。“平民教育團”是鄧中夏等發起成立的北大學生組織，他們深入工廠、街頭作愛國宣傳，幫助工友補習文化，講解時事，開展“抵抗強權，爭回青島”的反帝宣傳活動。五四運動後，他們到長辛店工人中進行工作，又從城市向農村擴展。李大釗發表《青年與農村》（1919年2月20—23日）、《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運、國家的前途同勞動人民解放緊緊地聯係起來。指出：“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隻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

　　號召青年到民間去，到農村去，到工人、農民和勞動婦女中去開展工作，啟發他們的覺悟，組織和發展革命力量。“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勞工階級就是農民。他們若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餘地，並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

　　因此，革命青年應以俄羅斯青年為榜樣，“應當發動農民起來鬥爭”，“消滅苦痛的原因”，把勞苦大眾“從苦痛裏救出來，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農的村”。

　　李大釗對革命青年寄於無限殷切希望：“新世紀的曙光現了！新世紀的晨鍾響了！我們有熱情的青年啊！快快起來！努力去作人的活動！努力去作人的活動！”

　　激勵青年乘風破浪，奮勇前進。

　　5月2日晚上，北大召開了全校學生大會，北京20多個高校也派代表參加。與會者一致決定於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強占中國山東半島，聲討北洋軍閥政府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

　　5月4日下午，北京5000多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等標語，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學生們高呼“打倒賣國賊”、“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沿途散發了萬餘張傳單，許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參加了遊行隊伍。遊行隊伍火燒了趙家樓、痛打了章宗祥，與反動軍警進行了英勇搏鬥，當場被捕去學生32人。反動政府的鎮壓，激起了學生們的更大憤怒，這場運動迅速擴向全國。

　　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李大釗自始至終站在鬥爭最前線，參加鬥爭，領導運動。他和青年學生並肩戰鬥，一起參加了當天的示威遊行。在遊行結束後，把進步青年組織的負責人召到北大圖書館，聽取他們的匯報，研究營救被捕學生的辦法和下一步行動。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成了運動的指揮中心，總是不斷地開會，總是不斷地有同學們來參加。在李大釗指導下，以北大學生會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統一領導北京地區的學生運動。李大釗還把進步教職員組織起來，並且和學生聯合會一起，共同營救被捕學生。

　　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反動政府的逼迫下，辭職出走。運動中又增加了挽留蔡元培校長的活動。李大釗作為北大教職員代表，於10日向北洋軍閥政府交涉，堅決挽留蔡元培校長。同時，廣泛地發動教職員，和學生采取同一步驟。

　　李大釗針對一些青年學生的錯誤認識，及時地進行教育。他在《秘密外交和強盜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指出，在這場鬥爭中，要把反對曹、陸、章這般賣國賊和反對整個賣國政府，推翻封建軍閥統治結合起來；要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所有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結合起來；把反帝鬥爭與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大家都罵曹、章、陸這一班人為賣國賊……這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是我們莫大的仇敵。我卻以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樣簡單的。這作惡的人，不僅曹、章、陸一班人，現在的世界仍然是強盜世界啊！”“日本所以還能拿他那侵略主義在世界上橫行的原故，全因為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所以，“不止奪取山東的是我們的仇敵，這強盜世界上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啊！”他大聲疾呼，“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我們的目標是要“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

　　這是在中國革命史上，李大釗第一次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促使中國人民在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進一步認清帝國主義的強盜麵目和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推動了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

　　6月3日以後，北京市街頭不斷地出現了《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宣言》要求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對保障人民有言論、集會的自由，並警告政府，若不“從市民之希望”，工農群眾“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這是由李大釗、陳獨秀等起草並到街頭散發的。

　　6月11日，李大釗、陳獨秀再次到街頭散發《宣言》，陳獨秀被警察逮捕。麵對敵人的迫害，李大釗鎮定自若，立即投入營救陳獨秀的鬥爭。經李大釗等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的積極營救，陳獨秀於9月間出獄。經商定，李大釗機智地護送陳獨秀出北京，經天津去上海。與此同時，《每周評論》從第28期起，繼續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深入揭露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罪惡陰謀。

　　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簽字日子，李大釗寫出並發表了《新華門前的血淚》和《哭的笑的》，在29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發表，“這樣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華門前，一滴血一滴淚的哭。”“今天是和約簽字的日子，巴黎的歡聲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們應該常紀念著今年今日新華門的哭聲。”

　　激勵中國人民跟敵人作堅持不懈的鬥爭。

　　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青年學生發揮了先鋒作用，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準備。

　　傳播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曾於1918年在北京發起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於史料缺乏多被學者否認。根據當時報載文章、早年俄國顧問撰寫的《中共簡史》，參以當事者的回憶，可以證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確曾於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存在過，這個研究會的產生涉及蘇俄人士與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初期聯係與活動，參加人員、活動時間、組織形式都不怎麽固定，是一個十分鬆散的非正式學會，卻在中國開啟了組織馬克思主義團體的先河。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終於在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公開宣布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並征求會員。“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宗旨是“以研究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

　　很快會員就發展到120餘人，有學生也有工人參加。1922年2月17日組織了第一次公開講演會，請李大釗演講《馬克思經濟學說》。在這以後，還組織舉辦過紀念馬克思誕辰104周年、支援唐山煤礦工人的罷工鬥爭等活動。李大釗宣講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是“照亮新人生道路”的“明星”。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將會員分成十個專題研究小組，分別開展深入的研討。另有一個《資本論》研究組，探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1919年，李大釗參與發起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誌，互助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張西曼於1919年7月在北京大學組建俄文係，兼職圖書館編目員，遂聯絡李大釗等創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以接受十月革命的組織方法和經驗，參加者有一百幾十人。初期開會地點不固定，以後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內。在天津、上海、長沙、漢口、廣州、日本東京等地設有分會。因極力避免北洋軍閥的幹涉，留下的資料很少。先後參加該會有：李守常（大釗）、陳獨秀、張申府、郭夢良、徐六幾、陳顧遠、朱謙元、費覺天、易家鉞（君左）、孟壽椿、範體仁、易克嶷、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張國燾、瞿秋白、施複亮（存統）、周佛海等。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搜集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外文及中文書籍，集資專門建立了收藏共產主義圖書的藏書室“亢慕義齋”；從事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開展宣傳活動。下設英文、德文、法文三組，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國家與革命》等，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大釗於1920年7月8日被聘為教授後，以北大教授兼任圖書館主任，1920年為政治學係教授，1921年改聘為史學係教授，1922年因擔任課程任務繁重，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務。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在和陳啟修、陶孟和、張慰慈共同承擔《現代政治講座》時，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講解了《工人的國際運動》、《印度問題》、《人種問題》、《現代普選運動》等專題。李大釗的史學思想，特別是對曆史哲學的研究，在中國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價值。

　　李大釗把馬克思的《資本論》歸結為：揭示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資本家是怎樣把勞動的結果劫去的；現代經濟組織有資本集中之趨勢。而資本家之資本竟然都是從勞動者那裏騙取的剩餘價值；揭示了發展下去資本集中到最後，貧富差距拉大，隻有革命宣告資本主義必死的命運。因此，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對李大釗來說，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顯著標誌是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11月）。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開頭說：“一個德國人說過，五十歲以下的人說能了解馬克思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因為他那名著《資本論》三卷，合計二千一百三十五頁，其中第一卷是馬氏生存時刊行的，第二、三兩卷是馬氏死後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這第一卷和二、三卷中間，難免有些衝突的地方，馬氏的書本來難解，添上這一層越發難解了。”

　　這說明在李大釗的手邊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德文本一書，否則，怎麽能準確地計算出《資本論》全書三卷的總頁數？

　　當時的日本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翻譯和研究的大體情況是：1907年，山川均撰寫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福田德三發表了研究《資本論》的論文。1909—1910年之間，安部磯雄翻譯了《資本論》的開頭部分。山川均和高畠素之翻譯了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1920—1924年，高畠素之完成了《資本論》翻譯成日文出版的工作，這是最早的《資本論》日文版本。1908年，安部璣雄的《經濟學概論》、福田德三的《經濟學原理》等書，中譯本陸續出版問世。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與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關係，是研究者所關心的。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一文，開始連載在1919年1月創刊的《社會問題研究》上。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至七節，發表在《新青年》的第6卷第5號上（標明的出版日期為1919年5月，可是出版廣告卻是在9月份刊登的，可知該期是在10月份才出版的）。第八至十一節，發表在《新青年》的第6卷第6號上，出版於11月1日，這是在刊物上標明了的。所以可以認定《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寫作是在1919年5月以後到11月之間。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第五節中，引用了馬克思的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1848年的《共產者宣言》、1859年《經濟學批評》序文中的三段文字，還特別注明了：“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可見，在寫作中是參照了河上肇的論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在1919年10月以前，中國學術界還沒有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共產者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中文譯本，要從日本學者的著作中轉譯，河上肇此時把馬克思主義稱之“經濟史觀”，李大釗也一度把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經濟決定論”，河上肇在這一點上影響了李大釗。

　　李大釗寫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時參考的文獻有很多，至少有河上肇譯成日文的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及馬克思這一著作的英文譯本；山川均譯成日文的馬克思的《賃金價格和利潤》及馬克思這一著作的英文譯本；日本學者高畠素之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日文譯本及解說類著作。人們還會注意到，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行文中，一些重要詞語的原文，李大釗都是用德文在括號內說明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的寫作用去了1919年多半年的時間。據李葆華的回憶中所說：“1919年夏天，我跟隨父親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風景如畫，氣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親進山以來，他就投入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隨身帶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每天除了埋頭讀書，就是伏案揮筆疾書。隻是在工作實在疲勞時，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學習和思考，使他確信：“宇宙間有唯一無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體，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傳說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與其信孔子，信釋迦，信耶蘇，不如信真理。”

　　“苟其言之確合乎真理，雖一時社會不聽吾說，且至不容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囁嚅以迎附此社會；苟其言之確背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歡迎吾說，而並重視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趨承此社會。為其持誠以遭世厭絕，猶勝違心以博世優容。前者則幸免於自欺，後者則已陷於欺人。以言違時之弊猶小，以言惑世之弊乃無窮焉。”“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

　　李大釗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率先地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

　　馬克思指出：“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

　　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是認識人類社會的總鑰匙。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進而決定一切社會關係。因此，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就絕不是什麽永恒理性或個人意誌的產物，而是基於生產力一定發展水平的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是一切社會關係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機整體。社會的發展變化，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的。李大釗認為：這是基於人類文化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組織進化論，是馬克思獨特唯物史觀的根基。李大釗是在博覽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和實踐家。

　　日本國立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第26號上，發表了後藤延子的《李大釗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論點之一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並非是他直接研讀原著的基礎上寫成的，而是在搜集了各國研究者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紀念時所寫的介紹與批判文章後，加以整理寫作的。”主要論點之二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第九、十兩節，即論說平均利潤率的部分、論說資本的部分，“藍本即福田德三的《經濟學研究》（同文館刊、大正二年十一月）中的第一篇《馬克思研究》。在另外兩處，李大釗又參考了福田的《續經濟學講義》（大倉書店刊，大正二年五月）中的第五篇《剩餘價值與利潤補論》。”

　　我們在認真研讀《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九、十兩節之後，會注意到有四處文字是福田德三的文章中所沒有的，這就是：“在這神秘的形態中，把餘值用利潤的名義盡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馬氏的餘值說與他的資本說很有關係。他的名著是以‘資本’這個名辭被其全編，也可以看出他的資本說在他的全學說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為介紹於此。”“他的價值，就是生產他的時候所吸入的價值的總額。不變資本也是由勞力結晶而生成的生產物，他的價值也是依勞工時間而決定，餘別的生產物權是一樣。”“隻有價值決不能生產，必有勞工運用他才能有生產的結果，因為勞工是資本的淵泉。可是隻有勞工沒有維持他們生活的可變資本，還是不能生產。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勞工與資本也應該有些結合。”

　　這就說明李大釗在引述福田德三的文章時，充分注意到了對勞動價值論沒有給以充分的重視，便在闡明勞動價值論時，把自己的觀點加了上去。後藤延子也說：“李大釗對不采用勞動價值說的福田德三的論文，有所不滿。”

　　可見，李大釗在寫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時，確實是引用和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和文章。這一點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開頭就明確地講了：“我們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它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吾信這也不是絕無裨益的事。萬一因為作者的知能譾陋，有誤解馬氏學說的地方，親愛的讀者肯賜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聲稱“我平素對於馬氏的學說沒有什麽研究，今天硬想談‘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僭越的很。”這表明李大釗是真正要使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和實踐者的。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能夠對當時多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非難，進行有理有據的解釋。正說明他所進行的深刻思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較為完整和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同時，也是李大釗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標誌。

　　李大釗在寫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後，從來沒有為北大學生在課堂上講授馬克思經濟思想的課程，隻是在社團活動中作通俗的宣講，因為他自認為自己所理解的，還未能達到講馬克思經濟學說理論的水平。

　　1919年5月，在馬克思誕生101周年的時候，李大釗幫助《晨報》（原名《晨鍾》報）副刊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較多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譯和馬克思原著譯文。1919年5月5—8日，發表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淵泉譯）；1919年5月9日—6月1日，發表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食力轉譯）；1919年6月2—11日，發表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淵泉譯）；1919年7月25日—8月5日，發表《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節譯自日本《改造》雜誌“社會主義批評”）；1919年12月1日，發表《馬克思年表》（紹虞）。除專欄外，《晨報》副刊還用一定篇幅發表了一些革命領袖（馬克思、列寧、李卜克內西等）的傳記和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情況的文章。《新青年》雜誌，經過五四運動，逐漸變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李大釗為了引起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注意，把他主編的第6卷第5、6號編成“馬克思主義專號”。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北京《國民》雜誌、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等重要報刊先後發表了較多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馬列原著。《國民》雜誌第5期於1919年5月出版，在李大釗指導下，發表馬克思、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前半部分的譯文。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群眾中擴大，一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報刊在全國各地紛紛出現。這些社團和出版物，雖然思想傾向有所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介紹和宣傳過馬克思主義思想。

　　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必然會遇到來自各方的反應，反對的聲音也會響起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調，進而會匯合成一股逆流。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發出一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胡適認為當時的思想界的弊病是空談主義、高談主義，而不去研究具體問題和尋找解決辦法。應該“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認為那種空談主義並誇口是根本解決的做法，正表明思想界的淺薄。

　　1919年8月17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5期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提出：“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李大釗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麵。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爭取部分權利等來組織和發動群眾。空談主義不是主義本身所有的，而是空談的人所有的。“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是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觀察中國政治問題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第一次論戰，也是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內部分裂的開始。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必須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論戰，才能開拓前進的道路。李大釗明確地宣布自己是愛談布爾什維主義的，然而，他也相信所有主義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麽主義，隻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麵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李大釗說：“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麽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看法，法律政治倫理等都是“表麵的構造”，經濟的構造是它們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法律政治倫理等都跟著變動。所以說“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但這隻是唯物史觀的第一說，還有它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如果“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這就是說要進行“根本的解決”，必須把工人組織起來，進行階級鬥爭。

　　此時的李大釗還相信創造少年中國沒有一個死板的模式、鑄定的偶像。盡管這時李大釗已經同陳獨秀開始討論建黨的問題，並與俄共黨員有了聯係，也還是想在少年中國學會中找尋誌同道合的同誌共同努力。可見，硬要把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的論說，定性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並不準確。一方還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對方也還不能說是堅定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對一種學說要引進並傳播開來，絕對不會沒有習慣勢力阻力和思想觀點上的反對者的。此時，在少年中國學會中這種爭論更為激烈。

　　1919年李大釗、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一次關於學理問題的討論，而不是一場意識形態論戰。它的主要內容是從理論上闡明“主義”與“問題”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對某種具體“主義”的價值和功用進行褒貶。在爭論發生之前還是在爭論發生以後，李大釗、胡適二人的思想中都有許多共鳴之處。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係列論文中所表述的觀點，對李大釗後續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胡適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觀動機與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沒有任何瓜葛。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所批評指責的“過激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具體的代表人物是黃淩霜。胡適沒有在文章中點明這一點，是鑒於當時無政府主義者正遭到當局的嚴厲鎮壓，胡適不願給人以趁火打劫充當政府幫凶的印象）；胡適在這次爭論中並未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正是經過這樣的論證，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信仰得到了曆練，並進一步走向堅定和成熟。

　　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

　　1920年初，李大釗的生活和工作相對穩定，他決定租賃石駙馬後宅35號（現西單文華胡同24號）的後半個院子居住，這是一座三合院，大門坐北朝南。正房三間，是臥室、餐室和子女讀書處，東廂房為往來親友居住，三間西廂房是李大釗的書房與會客的地方。院內有海棠樹3株，院子南邊是花畦和盆花。在繁忙工作之餘，親自栽培花木，環境幽雅整潔。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教授，剛三十多歲，風華正茂，妻子趙紉蘭年近四十。李大釗對她的愛戀和體貼有增無減，正是李大釗人生事業的黃金時代。

　　李大釗研究中國社會，以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分析近代社會思想的變遷的原因，指出人們對孔子學說的態度之所以發生變化，是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就是“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上供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築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威靈了”。任何企圖“鉗製新思想的人”，如果沒有能力阻止經濟的變動，就隻能聽任新思想自由流行，“因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

　　1921年，毛澤東寫道：“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

　　一場關於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道路的論爭，給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思想界帶來了又一次大震動，對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為了同張東蓀、梁啟超開展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必須指出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的出路隻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張東蓀和梁啟超在研究係創辦的《解放與改造》（後名《改造》）雜誌上，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張東蓀的《羅塞爾的“政治理想”》是第一篇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道路的文章，主張在保存現有國家的條件下，按照中世紀行會的某些精神和辦法，建立“產業自治”，從而消滅剝削，實現勞動者的解放，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1920年10月，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宣揚中國當務之急是開發實業，興辦教育。張東蓀、梁啟超借助羅素講學的聲勢，連續發表文章，挑起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11月6日，張東蓀在《時事新報》發表時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12月15日，在《改造》發表《現在與將來》。1921年2月15日，梁啟超在《改造》發表《複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在口頭上聲稱“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實際上強調中國經濟落後，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沒有條件建立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真的勞農革命決不會發生”，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依靠“紳商階級”來振興實業，發展資本主義。

　　李大釗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中國想實行保護資本家的製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就是說中國不能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的出路隻能是社會主義。

　　這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論戰，爭論的是中國的發展前途問題。經過論戰更堅定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心，這是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先決條件，是建黨的決定性的思想基礎。

　　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劃清界限

　　無政府主義思想，是當做一種社會主義思想，在20紀初，經過留學日本、法國的學生和反清的流亡者傳到中國的。五四前後在知識分子中流傳，也擴散到工人之中，成立有晦鳴學社、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社、心社、實社、進化社、奮鬥社等許多無政府主義小團體，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書刊約有70多種。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想有反封建的一麵，遂被反動派視為“洪水猛獸”。但是，它同科學社會主義不相容，不劃清它同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無產階級政黨就不可能產生。

　　當時以黃淩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力量，代表性刊物是《進化》，根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認為互助是人類的本能、人類社會進化的動力，而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等社會現象，則是國家、政治、法律和私有製毀壞這種本能的結果；把國家看做人類互相仇視、嫉妒以及相侵相奪相殺相害的根源，反對國家和強權，反對暴力革命，主張絕對自由，既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現在的國家”，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未來的國家”。無政府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1919年5月，黃淩霜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批評》，攻擊馬克思主義，說無產階級政權“壓製個人”；按勞分配原則隻能使“強有力的，將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將至不能生活”；“將國家的組織改變由平民建立各種團體會社，去除一切強權”，才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在創建中國共產黨之時日，這種思潮關係到要不要建立政黨和建立什麽樣政黨的根本性問題。1920年，無政府主義者在《奮鬥》旬刊上發表了《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公開聲稱“我們不承認資本家的強權，我們不承認政治家的強權，我們一樣不承認勞動者的強權”，直接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1920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批判無政府主義，全麵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其後，李大釗等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刊登在《新青年》開辟的《討論無政府主義》的專欄。

　　在這場論戰中，共產主義者方麵有針對性地駁斥了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指出反對一切約束，主張個人絕對自由，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別是社會生產，“非鬧到停頓而破產不可”。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以後，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袁明熊、張伯根等人極力反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建立全國統一的組織。李大釗等與他們進行了堅決鬥爭，迫使加入北京共產黨的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共產黨組織。這次思想論戰持續一年之久，在一些社團、學校都有反映。1922年，區聲白在給陳獨秀信中表示承認錯誤，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乃今日社會革命唯一之手段”，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都轉變為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如陳延年、施洋、黃愛、龐人銓等。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與陳獨秀創辦了《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出版了37期，李大釗共發表長短文章54篇。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愛國主義運動的進展。

　　李大釗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渠道是成立進步社團，指導社團活動。李大釗是北京大學當時兩份學生刊物《新潮》和《國民》的顧問。在他的影響下，1919年3月，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海澱、盧溝橋、豐台、長辛店、通縣等地區，向工人農民演講革命道理。

　　1920年1月，李大釗送陳獨秀去天津以轉往上海。“當時同李大釗計劃：想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萬萬不能乘坐火車和小汽車出京。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義樸親，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裏準備一切。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於是他兩個人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裏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裏麵，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麵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即購買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釗回京後，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我們報告此行的經過。後來每談起他兩入化裝逃走事，人們都對李大釗見義勇為的精神，表示欽佩。”

　　據說在路上，李大釗與陳獨秀曾經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

　　1920年3月31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正式成立。該會由李大釗組織發起，成員有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張國燾等。1921年設有3個特別研究組和11個固定研究組，會員共60餘人。該會成立後，首先搜集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外文及中文書籍，集資專門建立了收藏共產主義圖書的藏書室“亢慕義齋”；翻譯馬克思著作，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此時，毛澤東正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他同李大釗、鄧中夏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從而開始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會員，1922年達150餘人。為北方組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思想和組織準備。

　　1920年4月，俄共遠東局的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他來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見到李大釗和張申府等人，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特別希望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在北大，維經斯基還召開過幾次座談會。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建中國共產黨組織。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在北京大學紅樓圖書館李大釗主任室成立，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11月，改為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支部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

　　1920年12月，李大釗、謝覺天、郭夢良等9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了“亢慕義齋”圖書室，舉辦“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為題的辯論會，參加者有北京各院校的教員和學生，李大釗的最後總結引起了很多聽眾研究馬克思學說的興趣。

　　1921年3月，李大釗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中，明確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迫切性。他說：“近二三年來，人民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雖然厭棄政黨，究竟也要另有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

　　李大釗進而又明確：“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

　　李大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應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並與各國共產黨相呼應。

　　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李大釗負責中共北方地區的工作。李大釗從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一大部分錢來作為黨組織的活動經費。

　　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

　　1921年8月26日在伊爾庫茨克召開了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列寧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進行合作的建議，並囑托契切林回信給孫中山講明這個問題。

　　這樣，列寧關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統戰思想，正式傳播到了中國的國共兩黨。在此以前，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上海會見了孫中山。12月23日，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桂林，在九天時間裏與孫中山進行三次長談，希望他改造國民黨，接納共產黨。共產國際“二大”，列寧的思想得到了貫徹，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以及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

　　1922年8月12日，馬林第二次來華到了北京，建議8月28—30日在杭州西湖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擴大會議，決定國共合作的有關問題。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等人出席會議。會議通過了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和政府各項工作，但仍保留共產黨員的身份和地位，稱之“跨黨”。這次西湖會議，有的人是改變了自己持不同意的態度，如陳獨秀；有的人是一向擁護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定，如李大釗。1922年8月30日，和共產國際保持一致，國共合作問題在中共方麵順利通過。

　　李大釗之所以能夠順利接受列寧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理論，擁護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定，他作出過如下陳述：“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製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製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從前英、法聯軍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強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日本之稅權、法權，亦一時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位置。厥後，日本憂國之誌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冒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日本遂以回複其民族之獨立，今亦列於帝國主義國家之林。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軛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複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新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資本主義之製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製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複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大約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曾親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麵，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

　　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的進程有清醒的認識：“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製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複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中國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已經走不通了，新的政策隻能是全國上下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聯合、團結則存；分裂、爭鬥則亡。依據馬林的筆記：李大釗8、9月間來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杭州會議，會後有陳獨秀等入黨之事，故判斷李大釗入國民黨，與陳獨秀大約在同時，應是1922年8月下旬。

　　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的第一項工作，是落實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1922年8月28日，李大釗就寫信給胡適，提出了對孫中山的態度，“似宜讚助之”。並且希望讓蔣夢麟、高一涵等知道。使“民主的聯合戰線”進入實踐進程。李大釗被委為國民黨北京支部總幹事，設立“青年國民俱樂部”、推選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成立北京執行部。孫中山看重的是共產黨背後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支持。當然，孫中山很看重一些共產黨員，如李大釗、譚平山“有能力和有才智”。孫中山當時的提法是“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

　　這樣一來，國共兩黨“合作”，隻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單方麵的提法，孫中山則是“容共”和“融共”。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對共產國際的服從，必然使孫中山的“容共”成為一廂情願。

　　1922年9月8—11日，李大釗自上海赴洛陽再度會見吳佩孚。10月9日，李大釗與張繼（溥泉）、王勵齋（法勤）一起代表孫中山赴洛陽，又一次會見吳佩孚，欲借助國民黨來擴大勢力的地方軍閥，其態度取決於其個人利益的得失，而對革命進程的全局並不關心，使得團結、合作具有明顯的暫時性。

　　李大釗落實民主的聯合戰線是真心實意、竭盡全力的。1923年4月18日，李大釗在《向導》第21期，署名T。C。L。，發表了《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一文，指出：“中國現在很需要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國民黨應該有適應這種需要，努力於普遍全國的組織和宣傳的覺悟。”“一個政治革命的黨，必須看重普遍的國民的運動。”“國民黨是中國今日政治的國民之花，在廣東和海外的栽植者啊，要努力傳播他的種子於荒涼滿目的全中國！”

　　1923年6月12—20日，李大釗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講了關於加入國民黨以後的工作，指出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過去和將來都是無產階級，因此要參加並站在國民運動的前列，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方針、政策，決定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同國民黨合作，同時強調共產黨要保持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獨立性。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3年夏，孫中山召見李大釗，討論外交政策。

　　9月初，鮑羅廷奉命來華，任駐廣州常設代表，在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就國共合作交換意見。10月19日，孫中山密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令其密電李大釗赴上海，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李大釗、張繼等5人，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改組委員。11月12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同時公布了《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11月24日，李大釗在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全會議。

　　1924年1月4日，李大釗主持在京國民黨黨員大會，出席1000餘人。選舉出李大釗、譚仲逵、許寶駒、譚克敏、石瑛、張國燾等6人為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李大釗的代表資格是由孫中山指定的。北京支部的6名代表中被選舉的3名是許寶駒、譚克敏、石瑛。由孫中山指定的代表是李大釗、譚熙鴻、延瑞祺。5日，一起南下廣州出席會議。此前，李大釗為大會的召開做了許多籌備工作。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李大釗被指定為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與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一起協助孫中山主持大會。1月23日，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月28日，李大釗在大會上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誌加入本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並望諸前輩同誌指導一切。”

　　1月30日，李大釗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