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一節 退職讓賢，隨事諍諫不足

　　魏征年老多病，退職讓賢之後，依然以諍諫為己任，規勸唐太宗的不足之處，至死方渝，從而博得“人鏡”、“千秋金鑒”的英名，世代流傳。

　　長年勞累，超負荷運轉，嚴重損害了魏征的健康。祖上曾有過的高血壓的各種症狀在魏征身上迅速反映出來，最突出的是視力模糊，使他難於正常履行職責。貞觀十年（636年）六月，魏征要求辭去職務，太宗說：“黃金當它還是礦石的時候有什麽值得珍貴的呢？全靠高明的工匠冶煉之後將它做成器具，人們才把它當成寶物。我現在把自己比作金礦，而將你比作高明的工匠。你雖然有病，還沒到衰老的程度，怎麽能就這樣告退呢？”然而，此時此刻的魏征確實病了，他常感到力不從心，早在一年前的貞觀九年（635年）就打算請辭，但恰逢太宗的父親、太上皇李淵病逝，不管太宗在內心深處對他父親的真實感情怎樣，他都必須不勝悲痛，才得稍補殺害兄弟、逼父讓位的內疚之情，同時掩人耳目。所以太宗在父親去世後，即將國家大事完全交太子承乾處理，自己則一心守喪以示傷痛；後經群臣多次請求，才勉強答應主持政務，一般事務仍由太子決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魏征怎麽好提出辭職呢？貞觀十年（636年）正月，太宗開始主政，而魏征的健康也每況愈下，於是便在六月請辭，開始太宗不同意，經多次請求，不得已才答應免去侍中，任為特進。特進是正二品文散官，散官一般沒有具體職責，隻享有相應待遇。但魏征任為特進後，仍要主管門下省工作，具體日常行政事務他可不問，但有關國家大政方針、重要決定及判決流放以上的徒刑，都必須向他報告。另外，關於俸祿賞賜以及警衛、屬員等，都和職事官一樣，這是對魏征的特殊優待。

　　魏征辭去相職後，也沒能完全休息，他以帶病之軀，潛心著述。貞觀七年（633年），“五禮”修定雖已完成初稿，但由於初次修定，而且時間緊迫，難免不甚完備，太宗又下令繼續修改，令左仆射房玄齡、侍中魏征、禮部尚書王珪主持，並邀著名學者顏師古、孔穎達、李百藥等參加，使之完善。現幾年過去了，此事尚未完成，魏征即集中精力抓緊進行，僅幾個月時間終於在貞觀十一年（637年）三月定稿，名為《貞觀禮》。

　　《貞觀禮》共100卷，計《吉禮》61篇，《賓禮》4篇，《軍禮》20篇，《嘉禮》42篇，《凶禮》11篇，共138篇。《吉禮》用於祭祀天地、鬼神、山川，《賓禮》用於朝覲、聘問、會盟，《軍禮》用於征戰、田獵，《嘉禮》用於婚嫁、宴飲、慶賀，《凶禮》用於喪葬、災禍。吉、賓、軍、嘉、凶，合稱“五禮”，基本包括了當時政治、軍事以及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麵，成為人們活動與交際的行為準則，對社會安定影響深遠，保證了“貞觀之治”的形成。

　　《貞觀禮》披沙揀金，集古今禮製之大成，甚為時人稱道。魏征自始至終參與了這項工程的全過程，曆時近9年，他和王珪均以修定“五禮”得封一子為縣男，另顏師古、孔穎達、李百藥等亦因功晉爵為子。現《舊唐書》卷46《經籍上》載“大唐新禮》（即《貞觀禮》）100卷，房玄齡等撰”。署名房玄齡因他是左仆射，地位最高，實際上他是掛名。兩《唐書》本傳均不記他有修禮事，所有修禮的人都獲賞，唯不及房玄齡，表明魏征是《貞觀禮》的真正撰著者，他為此書的撰寫竭思盡慮，作了深入研究，費了大量心血，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融合在《貞觀禮》中之外，另有他個人獨立撰著的《類禮》20卷。魏征認為，西漢戴聖所傳授的《小戴禮記》（即收入今本《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編排混亂，不合規範，特地加以整理，將內容相同的放在一起，以類相從，刪去重複，擇善而從，采納前代學者的注釋，深思熟慮多年才完成這部著作。太宗讀罷認為很好，賜物（絹布等）100緞，命人抄寫多部賜給太子及諸王，將魏征所進原本送皇家書庫珍藏，這更表明了魏征在唐初禮製建設中的作用和貢獻。

　　擺脫了繁雜的行政事務，魏征得有餘力從事安邦治國的理論研究。這事他已準備多年，在主編《群書治要》時，他對前代各家各派的治國思想作了全麵考察；在主持撰寫“五代史”時，他對曆代興亡作了深刻的曆史反思；現在，他決定對貞觀以來的施政得失做係統的理性思考。這時他敏銳地發現，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人口增加，國力增強，四方朝貢，周邊少數民族尊太宗為“天可汗”。文治武功的成就，使太宗逐漸滋長了驕逸之心，特別是貞觀十年（636年）六月長孫皇後病逝後，太宗的變化尤為顯著。

　　長孫皇後於隋仁壽元年（601年）生，小太宗3歲。13歲與太宗結合，在共同生活的23年中，二人一起經曆了驚心動魄的艱難歲月的煎熬。那時太宗受到建成、元吉的夾攻，李淵和後宮對太宗多有不滿，長孫皇後小心侍奉父皇，對嬪妃恭敬順從，盡力替太宗彌縫，真正起到了內助的作用。玄武門事變時，太宗帶領將士入宮，出發時長孫皇後親自慰問鼓勵，隨從士卒莫不感動，人人意氣風發，竭力死戰，對政變的成功，起到重要積極作用。

　　太宗即位後，長孫氏作為皇後，格外節儉樸素，服飾用具都隻是夠用而已。自古以來，在一夫多妻家庭，妻妾們的爭風吃醋，最是難辦，許多糾紛由此而生，但長孫皇後卻毫無嫉妒之心。太宗出身貴公子，生來好色，長孫皇後對此卻很寬容，她不僅不惱怒爭吵，還主動為太宗物色美人，對此，太宗從內心感到無比溫馨。

　　太宗常對長孫皇後談到關於對臣下的賞賜和懲罰的事情，她總是回答說：“婦人幹政，對國家不利。我是婦人，怎麽敢過問國家大事。”太宗堅持要同她討論，她便不回答。皇後的哥哥長孫無忌早就是太宗的好朋友，又由於幫助太宗登上皇位立有大功，深得太宗信任，太宗打算任命他掌管朝政，皇後堅決反對，每有空就對太宗說：“我已經身在皇宮，尊貴到極點，實在不願意兄弟侄兒們都在朝廷任事掌權，漢代的呂家、霍家敗亡，那可是深刻的教訓，特別希望你不要用我的兄長為宰相。”太宗不聽，仍用長孫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右仆射。皇後又悄悄讓長孫無忌要求辭職，太宗不得已才同意了，改任從一品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皇後才高興起來。

　　太宗有子14，女21，長孫皇後為他生了3男4女。長樂公主行五，因是長孫皇後所生，太宗格外喜愛。貞觀六年（632年）下嫁時，命有關部門準備嫁妝，比永嘉長公主多出一倍。魏征進諫說：“從前漢明帝打算封他的兒子，他說：‘我的兒子哪能和先帝的兒子一樣呢？可以按楚王、淮陽王的一半封賜。’前代史籍都把這事作為美談。天子的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實在因為比公主地位尊貴。感情上雖然可以有親疏的不同，但禮儀上同為正一品就不應有等級的差別。如果讓公主的禮儀超過長公主，道理上恐怕講不通，希望陛下考慮。”太宗認為這意見很好，就把魏征所說的話告訴皇後，皇後很感歎地說：“曾經知道陛下您敬重魏征，可一點不了解原因，今天聽到他的諍諫，原來是他能以禮義使人君克製自己的感情，真是一心為國的忠良之臣啊！我和陛下剛成年便結為夫妻，承蒙您以禮相敬，情深義重。但我每當進言，也要先看您的臉色，還不敢輕易冒犯您的威嚴，何況作為臣下，感情疏遠，等級森嚴呢？所以韓非稱勸誡帝王是難事，東方朔也說這事很不容易，確實是有原因的。忠言逆耳利於行，對國君來說最為緊要，采納忠言國家就太平，拒絕它朝政就將混亂。真誠希望陛下仔細考慮，那天下百姓就萬分幸運了！”於是請求派宮中使者帶了500匹帛，到魏征家裏去賜給他。

　　長孫皇後生來仁慈孝順，好讀書，經常與太宗從容不迫地討論古人的一些事情，趁機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對太宗很有幫助。太宗有時無故發脾氣責罰宮女，長孫皇後也假裝跟著生氣，請求讓她親自審問，於是下令禁閉，待太宗氣消了，再慢慢為她們申辯，所以在後官，沒有冤枉受刑的人。豫章公主從小失去母親，皇後收養她，關心愛護超過自己親生的兒女。嬪妃以下有人生病，皇後親自看望安撫，把自己常用的藥停了，拿去送給她們，後宮的人都衷心愛戴她。

　　太宗曾經患病，一年多都沒痊愈，長孫皇後照顧太宗，晝夜不離左右。她身上帶有毒藥，常自言自語說：“假若皇上不測，自己也絕不獨自偷生。”貞觀八年（634年）正月，太宗去九成宮，長孫皇後一道前往。她一直有氣管炎，一天半夜，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柴紹等報告有緊急事變，太宗穿上鎧甲走出臥室門外詢問情況，皇後帶病跟著出來，身邊侍候的人勸阻她，皇後說：“皇上都已經受到震驚，我怎麽能獨自安心呢？”因此受了風寒，病情更加嚴重。太子承乾對皇後說：“現在醫藥都全用了，但病情不見好轉，想奏請皇上赦免罪人並派人替皇後出家，希望能得到神靈賜福。”皇後堅決不同意，她說：“赦免罪人是國家的大事，次數不可過多。道教、佛教是你父王一貫所不喜歡的，怎麽可以因我個婦人而讓皇上做他所不喜歡的事呢？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意思做，我還不如早一點死。”太子不敢奏，私下把他的意思告訴房玄齡，玄齡報告太宗，太宗很悲痛，準備大赦，皇後又堅決製止。

　　皇後的病更重了，自知不起，臨危時她向太宗訣別。當時房玄齡由於受到責備回到家中，皇後對太宗說：“玄齡侍奉陛下已經很久了，小心謹慎，奇謀秘計，從來沒有泄漏過，如果沒有大的問題，希望不要拋棄他。我的本家，因為親戚關係得到官職，並不是由於德行而被任命，很容易跌倒遭禍，要想讓他們的子孫平安無事，千萬不要使他們處在機要位置，隻是以外戚身份參加定時的朝見就夠了。我在生時沒給百姓做什麽好事，死後更不能損害百姓，希望不要因為安葬我而使天下人過分破費，隻要依山為墳，陪葬器物用一般陶器及木製品就行了。另依舊希望陛下親近君子，疏遠小人，接納忠諫，拒絕讒言，減少勞役，停止出遊打獵。”於是拿出她藏在上衣的毒藥給太宗看，並對他說：“我在陛下您患病的叫候，已經下定決心一死跟隨您，絕不充當呂後（呂雉）的角色。”交代完後事，表明了心誌，皇後慢慢地閉上雙眼，安詳地離開她眷念不已的人世，享年36歲。這樣一個顧大局、識大體的政治盟友，這樣一個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生活伴侶在芳齡正茂之時黯然長逝，使太宗在感情上受到從來沒有過的沉重打擊，他幾乎不能自持，身為帝王，在他身邊女人有的是，但她們之中有誰能替代長孫皇後填補他心靈的空虛呢？

　　太宗將皇後安葬在昭陵，那裏也是他將來安息的地方。他親自撰文刻石為皇後送行，盛讚皇後節儉，遺言薄葬。他說自己本人也是這個意思。帝王以天下為家，何必一定要把珍貴器物埋在陵墓中，才認為是自己所有呢？

　　送走愛妻之後，太宗仍思念不已，他專門建築一個高台，不時登台瞭望皇後陵墓。一次他帶著魏征一同到台上，他讓魏征遠眺。魏征仔細眺望半天說：“我眼睛不好，看不見。”太宗特為他指點，魏征意味深長地說：“我以為陛下您在望獻陵，如果是昭陵，那我當然是看見了。”魏征暗示，為兒女私情過分傷感而超過父子之親有虧聖德，太宗聽罷，淚如雨下，因此把台觀給毀了。

　　毀掉台觀，太宗內心更覺空蕩，他轉而尋找新的刺激。太宗祖上曆代武將，有好畋獵的傳統。他父親李淵，在位9年，除武德元年和武德九年外，每年必出獵，有時一年多至5次。太宗同樣愛好打獵。初即位時，政務繁忙，國家經濟困難，他暫時控製了自己嗜好，但從貞觀四年（630年）起，隨著形勢好轉，他便開始畋獵，引起皇後和大臣們不少諫言，他不得不割愛。自貞觀八年（634年）以來，太宗已經3年沒畋獵，現在他又恢複了過去的喜好，而且有不可收拾的傾向。以前畋獵，主要在內苑，現擴大到禁苑，乃至陪都洛陽。以前出獵，主要在秋冬，莊稼已收割完畢，現則集中春天農忙時，種子剛播，大規模畋獵，難免不傷莊稼，而一貫自詡愛民的太宗，為自己娛樂，竟不顧百姓生計，這就反常了。

　　此外，太宗又開始大規模修築宮殿，以供享樂。從道理上，太宗懂得人君不應追求個人享受，早在武德四年（621年）五月，他攻下洛陽時，看到隋時的宮殿窮奢極侈，曾感歎說“讓奢侈之心得逞，使個人的無窮欲望都得到滿足，能夠不亡國嗎？”下令把隋氏的宮殿拆的拆了，燒的燒了，毀的毀了。可是他當皇帝不久，物欲的誘惑便引發了他對華麗宮室的向往。在修九成宮時，太宗擬在洛陽修築宮殿。九成宮在長安附近，由隋仁壽宮改建，主要是裝修，所費不多，隋唐是我國曆史上的溫暖期，全國平均氣溫比現代高好幾攝氏度，長安氣候炎熱，作為皇上也需要有避暑的地方，所以大臣們都無異議，但在遠離都城800多裏的洛陽大修宮室，則再次遭到反對，戴胄七表進諫：“剛遭離亂，百姓凋敝，國庫空虛，倘若營建不已，巨大開支無論是國家還是百姓都無法承受。”如果說幾年以前太宗尚能耐心聽從意見的話，現在則不同了，他不停地在長安、洛陽大修宮室，恐臣下諍諫，便事先宣稱“假若不這樣做，對我很不方便”，那誰還敢再說話呢？

　　眼見太宗奢侈之心與日俱增，魏征十分憂慮。魏征深知，太宗作為一國之君，他的一舉一動都關係著國家的盛衰安危，與百姓的禍福息息相關，自己不能等閑視之。在這眾人鉗口之時，魏征深切感到，隻是像往日一樣的諍諫、就事論事已經不夠了，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他決定對自己的政治觀點作全麵、係統的論述。從貞觀十一年（637年）正月起，他在半年之內連續4次上疏，根據太宗即位以來施政得失，引經據典，暢論國事，這就是現存《魏鄭公文集》的4篇著名的《論時政疏》。其後，魏征又就有關治國的重大問題撰寫了《論君子小人疏》《論禦臣之術》《論治道疏》《理獄聽諫疏》《十漸疏》等專題論文，集中反映他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方麵：一是積德修身的治國理論，二是深沉而強烈的憂患意識。

　　魏征上疏使太宗十分震動，他親自執筆撰寫詔書作答。他說：“連續看到你直言疏奏，確實非常忠貞誠懇。言無不盡，情真意切。我一讀起來就忘記了疲倦，常常翻閱到半夜。要不是你關心國家的感情深厚，看重君臣大義而啟發開導我，怎麽會將這些治國良謀寫出來給我看，以補救我的不足呢？”太宗表示一定要將魏征的疏奏放在桌上，隨時提醒自己。

　　話雖這樣說，但作為封建帝王，太宗經常是說到做不到，因此魏征依然繼續隨時諫諍。

　　史載太宗“性剛烈”，其實就是暴躁，遇事好發脾氣，不能控製自己感情，所以長孫皇後都說她想進言也得先看太宗臉色。好發脾氣，感情用事，在一般常人，也容易出問題，何況帝王，處九五之尊，處理問題不能冷靜克製，小則關係臣下禍福乃至身家性命，大則弄出亂子。太宗知道自己個性長短，當皇帝後，也頗注意揚長避短，但不順心時，仍不時逆鱗傷人。在後宮，長孫皇後在世時常為他彌縫，在外庭則隻有魏征能擔當此任。

　　類似之事非一，如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折衝都尉魯寧做事犯法被關在監牢裏，他依仗自己官階高，謾罵陳倉縣尉劉仁軌，被仁軌用棍棒將魯寧打死。岐州（今陝西鳳翔）官員把此事上奏，太宗大怒，下令將仁軌斬首，還不解恨，說：“縣尉是什麽東西，膽敢殺我的折衝。”命令先押送長安當麵質問。仁軌說：“魯寧是我管轄的百姓，還這樣侮辱我，我實在氣憤不過將他殺了。”劉仁軌言辭從容，神色自若。當時魏征正在太宗身邊侍立，進言說：“陛下知道隋為什麽滅亡嗎？”太宗說：“你認為是什麽原因呢？”魏征說：“隋末，像魯寧這樣的強橫百姓到處都是，欺淩地方官員。”經過魏征提醒，太宗頓時高興起來，不再追究劉仁軌，後來還將他提升為櫟陽（今陝西臨潼北）縣丞。就是這個劉仁軌，以後在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出將入相，成為一代名臣。

　　又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宦官辦理出關憑證稍微慢了一些，宦官回宮告狀，太宗很生氣，將韋元方貶到華陽（今屬陝西）去當縣令。魏征知道後，即進諫說：“帝王震怒，不可輕易發作。前次為給宦者辦憑證事，竟連夜發出詔書，好像出了軍機大事一樣，誰不震驚恐懼。何況宦者之類人物，自古以來就難整治，隨便亂說，加油添醋，很容易產生禍害，讓他獨自一人出使州縣，非常不恰當，不能繼續下去，應當十分謹慎。”太宗也認真采納了魏征意見。

　　魏征的隨事上諫，不僅保護了一批中下級官員，更保護了一些元老重臣。幾年前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奉命去九成宮，回京路過圍川縣（位於今陝西武功縣西北），有宮人先住了上房，李靖等後到，圍川縣的官員就讓宮人搬出，安置了李靖等。接著又有宮人出使到始平縣（今陝西興平），縣令已經安排好了，尚書右丞帶著家屬後到，又讓宮人移動。這兩件事被人告了，太宗大發脾氣，認為地方官員都不向著他，全向著李靖、王珪他們，而李靖、王珪等人見到宮人都不以禮相待，可見他們是多麽傲慢。命令杖打始平縣令100棍並予撤職，又下令調查圍川官員及李靖等的罪證。如此小事便要給人治罪，封建帝王是何等專橫，公認的明君唐太宗竟然也不例外。於是魏征進諫說：“李靖、王珪都是懂得禮法的，一定不會準許移動宮人，自己得好處。這可能是反映情況的人誇大了事實，故意惹陛下您生氣。如果事情真是那樣，也是可以體恤寬恕的。為什麽呢？李靖等人是陛下您的心腹大臣，而宮人是給皇後掃除的仆人，李靖他們接受委托處理的事情不同，比較輕重，完全不在一個等級。又李靖等出使在外，地方官員要向他們詢問朝廷的法令製度，回到京城陛下您要向他們了解民間疾苦，李靖等人自然不能不與地方官員相會，地方官員也不能不參見他們。至於宮人出外辦事，並不與州縣直接打交道，隻要能夠給他們供給飲食就行了，此外也沒什麽參見侍候。假若因此而歸罪於地方官員並責罰他們，對陛下您的美好聲譽沒有好處，隻是使天下的人感到震驚。”太宗頓時感悟，忙說：“你的話很正確。”於是免去地方官員的罪過，停止調查李靖等人。

　　貞觀十四年（640年）太宗親自檢閱軍隊訓練，由於部隊布置排列不整齊，即命大將軍張士貴杖打中郎將等，因打得輕，太宗大怒，把張士貴交法庭審判。魏征勸諫道：“將軍的職責，是國家的‘爪牙’，讓他拿起棍棒打人，已經不是值得後人效法的了，更何況因打得輕而交法庭審判呢？”太宗聽魏征這樣一說，才趕緊將張士貴給釋放了。

　　太宗作為封建帝王，不以天生聖明自居，公開承認自己常做錯事，願意接受臣下監督，努力改正缺點和錯誤，就憑這一點，便可以是明君了，而魏征則自覺地以維護太宗聖德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君臣和諧，成為千古佳話。盡管太宗小錯不斷，可大錯則得以避免。貞觀時期，君臣同心，上下一體，魏征的協調彌縫之功昭然卓著，在他同時代的人中，無人可與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