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九節 懷之以德，四夷友鄰賓服

　　貞觀之世，唐王朝建立了一個疆域空前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國。到貞觀十四年（640年），“東極於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帶），南盡林邑（越南），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裏，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裏”。史載：“弱水、流沙，並通輶軒之使；被發左衽，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太宗目睹四夷君長爭相入朝的盛況，欣喜萬分地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麵對如此勳業，太宗並不單獨歸功於己，而是首先想到這一功業的創議者——魏征。他回憶往事說：初即位時，有人勸我“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征勸我“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可見，對製定和推行有利於民族團結的政策，促進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形成，魏征起了很大的作用。

　　怎樣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這是曆代封建王朝都感到十分棘手的社會問題。漢武帝主張用武力東征西討，偏重於威服，而少懷德化，結果“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國內還差點出了大亂子；隋煬帝“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他窮兵黷武，屢屢向邊境少數民族發動戰爭，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魏征以史為鑒，認為漢武、隋煬等漢族封建統治者淩辱、敵視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甚至妄圖以武力征服、消滅少數民族的做法，是極端錯誤的，主張如同對內地實行德政與教化一樣，對少數民族“懷之以德”，實行仁義之政。

　　貞觀之初，嶺南少數民族酋長馮盎和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嶺南各州屢次奏報說馮盎等反叛了。唐太宗下令將軍藺暮征調江南道、嶺南道幾十州的兵員，準備前往鎮壓“叛亂”。魏征聽說後，便向唐太宗進諫，說：“國家政治局勢剛剛平定下來，經曆了十幾年的戰爭之後，滿目瘡痍，百廢未興，人民生活尚未恢複元氣，嶺南地區自古以來是瘴癘之地，而且道路遙遠，山川險阻，兵員和物資的交通運輸是一件巨大的難題，恐怕不好解決，如果再遇上瘴氣和瘟疫，那就更加麻煩了。到那時，大軍擱在半道上，進退兩難，想後悔也來不及了。再說馮盎等人是否確實造反叛唐，還不一定，怎麽能夠聽風就是雨，興師動眾，大動幹戈呢？”唐太宗說：“上送情報的人不絕於途，十幾次的匯報都是這種說法，怎麽你還說他們造反叛亂不是真的？”魏征說：“馮盎如果真的反叛，他們就會趁我大唐政局尚未穩定之際，交結鄰近蠻國，分兵占據險要之地，攻掠州縣，建署政權組織。為何他幾年都沒有出動，武裝並未超出高州？可見他們並沒有叛唐之意。這麽多的人告狀，都說馮盎等人叛唐，陛下又沒有派使臣去了解情況，做安撫工作，他們自然以為陛下真的認為他們造反，因而懷有畏懼之心，不敢入朝來京。現在，陛下如果派遣可靠的使者去馮盎那裏，把陛下的意思講明白，消除他們的顧慮和恐懼，他們看到陛下依然信任他們，就會放心地進京謁見陛下。這樣，用不著勞師動兵，嶺南自然照樣賓服。”唐太宗聽從了魏征的話，命令取消發兵攻打馮盎的行動。過了不久，有宰相向皇上奏報：“馮盎、談殿確實互相攻打，但陛下派了一名使者去了之後，整個嶺南都安然無事，馮盎已派他的兒子作代表，入朝候見了。”唐太宗高興地對大臣們說：“當初，嶺南諸州都說馮盎造反，朕已決定發兵征討，魏征反複勸諫，認為隻要示以誠信，懷以仁德，就必然可以不討自服。我聽從他的意見，就獲得了嶺南平安無事的可喜局麵。他的一個進諫，勝過了10萬軍隊，功勞確實不小，應該嘉獎！”賜給魏征500匹絹。

　　對於各少數民族，魏征主張不要強行改變他們的習俗，仍以他們原來的營長擔任都督、刺史等職，統轄原來的地區，這就是設置羈縻府州的政策。

　　貞觀四年（630年），李靖打敗了突厥頡利可汗以後，突厥部落有近10萬之眾表示歸降。對他們如何處置，是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朝廷君臣們展開激烈爭論。有些朝臣主張將突厥部眾拆散為各個互不統屬的集團，遷徙到內地州縣，使他們改變原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化牧為農，這種強製同化的政策，顯然不利於民族團結和融合。當時以秘書監參與朝政的魏征同中書令溫彥博發生了十分激烈的爭論。他們二人都是反對強製漢化的，主張對突厥“全其部落，不離其土俗”，這無疑是正確的。他們爭論的焦點，是把近10萬降眾安置在內地還是讓他們歸其舊土的具體措施問題。溫彥博主張將他們安置在河南（指今內蒙古河套一帶），保全他們的部落，不改變他們的習俗，一則充實了空虛的地方，二則表示沒有猜疑之心。魏征則主張應當立即把他們遣還河北（指黃河以北之地）居其舊土。他說：突厥世寇中國，萬性冤仇，人麵獸心，非我族類，怎麽可以拿內地給他們居住呢？而且現在降者近10萬，幾年以後，滋生繁育超過幾倍，讓他們居住在京城附近，必將成為後患，尤其不能把他們安置在河南。魏征說突厥“人麵獸心，非我族類”，固然反映了他的民族偏見，但他主張讓突厥降眾仍居其舊土，則是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和邊遠地區經濟發展的。太宗平時十分注重魏征的意見，然而這次卻沒有聽他的，而是采納了溫彥博的建議。於是，有大約10萬突厥人遷入中原，其中有近萬家定居在長安。太宗挑選部分代表擔任京官武職，任職五品以上的將軍中郎將約有100多人，差不多占了朝廷武官的半數。大批突厥人內遷，對於促進民族融合是有利的，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麻煩。貞觀十三年（640年），太宗駕臨九成官，突厥頡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暗中勾結他的部眾，支持突厥頡利的兒子賀羅鶻，夜襲皇帝住宿的地方，事情敗露，很快都被捕殺頭。太宗從此後悔不該將突厥部眾安置在內地，於是遣送他們的舊部到黃河以北的地區，讓他們鎮守原來的定襄城，立李思摩為可汗統率他們。太宗慨歎道：“初，不納魏征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肯定了魏征就地安撫各少數民族的意見。朝廷先是在突厥族舊土設置了羈縻府州，繼而在南方、西北、東北各少數民族地區，設置了羈縻府州。這種羈縻府州，成為唐朝設置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行政單位，大的為都督府，中為州，下為縣，府都督、州刺史均由朝廷任命的少數民族代表擔任，隨之取消了少數民族首領原有的可汗稱號，這實際上是把郡縣製擴展到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在羈縻府州之上，又設置都護府，作為聯結朝廷與羈縻府州之間的紐帶，極大地促進了邊疆的統一。為了尊重各少數民族的傳統習俗，又使這些府州保持相當的“自治”權，例如：規定府都督、州刺史經過朝廷批準，可以世襲；所收貢賦基本上自行支配，僅以少許向朝廷“朝貢”，等等。這種通過設置羈縻府州，就地安撫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政策，對於唐代疆域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的形成，發揮了積極的曆史作用。由於製定和實行了符合實際情況、順應時代潮流的民族政策，極大地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政府在邊疆各少數民族中的威望，太宗被尊稱為“天可汗”，成為中華各族共同的至高無上的主宰。遼遠的邊疆各民族“依唐若父母然”，宋朝的王溥說：“統製四夷，自此始也”，對貞觀君臣們民族政策的成功，做了中肯的評價。

　　總而言之，魏征輔佐太宗執行了一套較少歧視少數民族政策，極大地減輕了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壓迫和剝削，這就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團結和融合，在貞觀年間奠定了疆域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礎。不可否認，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魏征和唐太宗的民族觀，都不可能超出儒家以漢族為正統對少數民族實行所謂“德惠”政策的範疇，從而，也有著明顯的民族偏見。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製定和執行的一係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政策和措施，對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所起的積極作用。

　　在輔佐唐太宗改革朝政的同時，魏征還幫助太宗製定和實施了一係列對外開放的政策，從而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史冊中，留下了一段少見的燦爛記錄。

　　魏征一貫主張：“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隻有內部統一、安定，才有可能對外實行開放；隻有具備了發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才能為對外開放提供雄厚的物質、思想基礎。要想使友鄰賓服，必須自強不息，在各方麵做出榜樣，而不是閉關鎖國。據《魏鄭公諫錄》卷5載，有高麗等三名外邦僧人求學來到中國，先到了萊州，萊州右司立即上報朝廷。唐太宗認為：這些外邦人來中國，並非為了學問，隻是來窺探國家的虛實，因此不必讓他們到國都長安來。魏征卻不這麽看，他對太宗說：“陛下所為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他輔佐太宗勵精圖治，促進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迅速發展，極大地增強了唐王朝的國力，在客觀上為對外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

　　在對外交往上，魏征主張“伐罪吊民”，實行以仁德為主導的和平外交政策。據《貞觀政要》卷9載，貞觀十四年（641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一帶），唐太宗打算把高昌並入版圖，設置西州。由於高昌國王是太宗登基以後首先來朝拜的國君，後來因為聽前來做生意的胡人說：高昌國王阻止西域來唐朝納貢的人前來朝見，加上高昌國王對唐使節無禮，太宗才一再討伐他們。而且，高昌遠離內地，如果在那裏設置州縣，經常需1000多人去鎮守，幾年更換一次，每次來往交換，死亡的會有十分之三四，實為勞民傷財。但是，魏征不主張滅亡這個國家。他對太宗說：“如果罪過隻追究高昌王麴文泰一個人，這也就行了，不如借機安撫高昌國的人民，而立高昌王的後代為王，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他這種討伐有罪的統治者，慰問受難的人民，從而使威德遍及外邦的主張，可說是治國之良策。雖然太宗未能采納他的建議，在高昌舊地設置了西州。但魏征提出的伐罪吊民、以仁德為主導的和平外交政策，卻是值得肯定的。

　　魏征主張國內外商人自由來往，互通有無，各收其利，他協助唐太宗製定了比較自由的對外貿易政策。貞觀之初，周邊鄰國是遵照曆朝慣例，采取“朝貢”的方式與唐帝國進行友好往來的，對前來“朝貢”的外邦使節，唐政府則按照“賓客”的禮遇，對他們進行接待，這樣，沿途州縣必須無償提供勞費，使得“邊民荒耗”，“不勝其弊”。魏征認為這種做法，“非中國之利也”，他主張“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魏鄭公諫錄》卷1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高昌王麴文泰將前來“朝貢”，西域諸國也都打算遣使前來。太宗於是派遣胡人厭怛紇幹出使西域，引導諸國使節入朝。這將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朝貢”，來者不下十國，使者不下千人，沿邊諸州必將空耗財力，人力以供勞費，政府也要耗費大量的資財和精力來接待外賓，回贈的物品也將不計其數。魏征極力阻止這種勞民傷財的活動，他趕緊進宮勸阻說：國家剛剛安定，創傷尚未恢複，如果再有勞役，百姓將不自安，往年高昌國王來入朝時，馬才數百匹，所經州縣還無力供給，何況現在要搞這樣大規模的接待呢？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到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他言語懇切地建議說：“若任其興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把原來空耗財力的“朝貢”與接待“賓客”，改革為“任其興販”的自由貿易政策，無疑是利國富民的創舉。太宗欣然采納了他的建議，果斷地追回了遣往西域的使節，停止了這次圖虛名而得實禍的“朝貢”活動，從允許邊民互市開始，逐漸擴大了對外開放的範圍。

　　為了確保對外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魏征還協助太宗製定了對外開放的有關法律條文和具體規定，既從製度上給予方便，又嚴格限製而不使其損害唐王朝的利益。例如：貞觀法律規定：未經政府批準，國內、國外任何人不得“越度”出入國境；不得“私相貿易”（指走私）；不得販運軍火。因公出、入訪的國家使者，不得“私有交易”，非“入朝聽住”的外國人（即臨時來唐訪問、經商者），不得娶唐婦女為妻妾；任何人不得行“間諜”之類的違法活動。對於違反上述各條的外國人，視其情節輕重，照律予以處罰。這些既有利於開放，又不放任自流的規定，一方麵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和主權，另一方麵也使官員在與外商交往中做到了以德為本，保持高尚的國格和人格。

　　在涉外交往的實踐中，魏征也同樣十分注重國格、人格問題。《魏鄭公諫錄》卷1載，有一次唐太宗遣使到西域立葉護可汗，同時又另派人帶上金錢去西域諸國購買馬匹。魏征直諫說：“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勢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他還講了兩個曆史故事進行諷諫：從前漢文帝時，有人敬獻了一匹千裏馬。文帝說：我出遊時，吉行日30裏，凶行日50裏，而且車輿在前，屬車在後，我獨騎千裏馬走在哪裏呢？於是，賞了盤纏讓獻馬者回去了。漢光武帝時，也有人獻千裏馬和寶劍。他用馬駕了鼓車，把劍賜給了騎士。講到這裏，魏征直言不諱地說：陛下凡行事舉止，總想在三王之上，為什麽至於此事卻在二帝之下呢？接著，他又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故事：魏文帝想買到西域的大珠子，廷臣蘇則勸諫說：“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魏征講完這個故事以後，語重心長地說：“陛下如不能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欣然停止了購馬之舉。魏征之言，未免有施展權術之嫌，但他勸諫太宗保持國格和皇帝的人格，卻是相當有意義的。

　　史籍中記載魏征提醒太宗注意保持高尚的國格、人格的事跡還有很多。比如《魏鄭公諫錄》卷2和《諫績錄》載。新羅國（朝鮮古國之一）獻美女二人，林邑（越南）獻五色鸚鵡。魏征進諫說：“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太宗欣然同意，將二女並鸚鵡交付使者帶回本國。

　　隨著經濟的恢複和對外開放的進展，太宗在引進外國新奇物產、先進技術的同時，本人也購進了一些“珍奇”的奢侈品。魏征於貞觀十三年（640年）所上著名的《十漸疏》中批評他，“傾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以此作為太宗漸不克終的表現之一。對類似這般有損皇帝人格的事情，不厭其煩地進行匡正。注意維護國格、人格，這自然是與魏征本人高尚的官德分不開的。

　　當然，貞觀時期的對外開放，是在維護封建製度的前提下進行的，它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但它畢竟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最值得稱道的對外政策。正是由於對外開放，促進了唐王朝與各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加深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誼；正是由於對外開放，促進了唐初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和空前繁榮，使唐帝國得以在世界上占據更加領先的地位；也正是由於對外開放，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輝煌成就，才能對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諸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由於魏征輔佐太宗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外交等諸方麵製定並推行了一係列開明的、進步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唐初封建社會的發展，開創了史書上極富盛譽的“貞觀之治”。唐初社會呈現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予道路”，“商旅野次，無複盜賊”，“頻至豐稔，鬥米三四錢”的升平景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敝，國無饑饉之災”，這些記載雖然不免有溢美成分，然而基本上是反映了當時盛世景況的。“貞觀之治”的開創，不僅使隋唐之際殘破不堪的經濟得以迅速複蘇，而且為以後封建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魏征、唐太宗等貞觀君臣們創建的勳業，不僅為國內各族人民稱道，而且也博得了異國他邦的廣泛讚譽。

　　§§第三章 千秋金鑒，博得世代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