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八節 明德慎罰，以寬仁治天下

　　魏征於武德九年（626年）遷尚書右丞，貞觀三年（629年）二月為秘書監，參與朝政，貞觀六年（632年）五月，檢校侍中，貞觀七年（633年）三月，正式升遷為侍中，貞觀十年（636年）六月，拜特進以後，仍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唐初尚書省由左、右丞分掌六部，左丞掌吏、戶、禮，右丞掌兵、刑、工，侍中為唐朝中樞機關——門下省的長官，稱為“真宰相”。據《唐六典》載，其職責“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讚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總大政者也”。唐製，凡重大案件均由刑部會同中書、門下集議，以示慎刑。上述簡曆表明，魏征的官職權限多與法律有關。他在長期的立法、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思想，對唐初的法製建設有著重要的影響。

　　魏征的立法思想，有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德主刑輔。所謂德主刑輔，即主張實行統治要以德治、仁義為主，而以刑罰、鎮壓作為輔助手段。魏征在《隋書·酷吏傳》論中說：“禦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這種德治思想，本源於儒家，先秦法家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對人民進行赤裸裸的殘酷鎮壓，其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韓非，其實踐者是秦始皇、秦二世。西漢初期的君臣們總結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時，陸賈提出治國以仁義為先的問題。到唐初，經過唐太宗、魏征君臣們的總結提煉，才完整地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思想。據《新唐書·刑法誌》記載：太宗即位後，朝臣討論政治與立法的原則時，“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征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甚”。

　　這種德主刑輔立法思想的理論根據，是所謂“仁本刑末”。魏征在《隋書·酷吏傳》序中說：“仁義禮製，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範，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泛用。”他認為行仁政、重教化，是施政的根本方針，而刑法，則隻能作為輔助手段，是不可以“專行”和“泛用”的。

　　德主刑輔，體現在立法上，有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對人民施以恩惠，通過立法推行一種減輕剝削的政策，二是刑罰寬厚，斷獄合法合理，少出冤案。在封建社會，這對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無疑有著積極作用。這一思想的提出，也並非偶然，它是太宗、魏征等貞觀君臣們總結了曆史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秦朝、隋朝苛法嚴刑以致二世而亡的教訓，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了一定認識，深感“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在此基礎上，才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思想。

　　本著這種刑罰寬厚的指導思想，貞觀君臣們從貞觀元年（627年）正月開始厘改法律，經過10年努力，到貞觀十一年（637年）正月，頒行了《唐律》。至高宗永徽初年（650年），又對《唐律》加以注疏和補充，編成《唐律疏議》一書，由此奠定了我國封建刑法的規範。《唐律》在原來《開皇律》的基礎上，進一步減輕了刑罰，去大辟（死刑）92條，減流入徒71條，其他變重為輕者不可勝數，因此被後代法學家譽為“德乎古今之平”。

　　然而，魏征也並不是一味主張刑罰寬平，而是同時強調寬猛相濟的。他認為刑罰的寬猛輕重，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而因時製宜的。史籍載，有一次太宗實行大赦時，向侍臣說：“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奸佞。寬猛之間若為折中？”魏征答道：“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意思是說，當需要緩和階級矛盾的時候，法令要側重寬平；而當人民的行動危及其政權統治，仁政、教化不起作用的時候，則要實行無情的暴力鎮壓，這便從另一個側麵，暴露了封建統治者所謂“刑罰寬平”的欺騙性和偽善性。

　　第二個特點，是主張立法要講誠信。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的集中表現，製定法律的過程，就是把統治階級的意誌，經過一定立法程序，變為國家意誌，憑借國家機器強製執行的過程。然而，統治階級總是極力把法律的階級性隱藏起來，把法律說成是置於所有人之上，最為公平、無私的東西。為此，往往在不妨礙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加入一些有關人民利益的法律條款。而人民群眾則往往對這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條款，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統治者能夠把曾向人民答應的條件列入立法，並加以兌現，便可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而如果言行不一，或者前後矛盾，朝令夕改，就必然使人民大失所望。魏征深得其中三味，因而對立法的誠信十分重視。

　　然而，在封建時代，律不是唯一的法律形式，除律以外，還有令、格、式。律是比較固定的法律形式，條文很少變動；而皇帝隨時發出的詔令，也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因此，以令代律，以令亂律或以令違律，朝令夕改的情況，經常發生。魏征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充分行使門下省審核、封駁詔令的職權，凡是有礙於“誠信”的詔敕，一律拒絕簽署，為此，不惜抗聖旨、犯龍顏。前述關於諫止減免的租稅徭役，又令輸納和諫止征點中男入軍的故事，即是其為堅持立法的誠信，而不怕冒風險的典型事例。

　　第三個特點，是注重立法的劃一性。他說：“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劃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劃一性的第一層含義；劃一性的第二層含義，是法令條文要周密嚴謹，不要律文自相抵觸而造成司法漏洞。律與詔令和其他典章製度，也不要互相矛盾。立法的劃一性，是保證量刑的準確性的前提，魏征對此也十分重視，這一立法思想，對貞觀法製建設有著很深的影響。《唐律》規定，“諸斷罪旨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就是要以律令的劃一性，來防止法官斷案中上下其手。

　　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魏征形成了與其品格相一致的執法思想。

　　魏征的執法原則是“誌存公道”“一一於法”。“誌存公道”，其意不言自明。“一一於法”，前麵的那個“一”，是一律、一切，指所有的人；後麵的那個“一”，是一致、統一，指量刑標準一致。魏征強調：“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執法者必須誌存公道，有法必依，在適用法律上，對所有的人都應一律對待，不能因人而異。

　　第一，反對“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君主對於臣下，上級對於下屬，有親疏愛憎是難免的，然而在執法時，斷然不可“取舍枉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他對徇情枉法深惡痛絕，指出：“徇私情”、“背公道”，“將求至理，不可得也”，即使是皇帝要徇私情，他也不予通融。河南道濮州刺史龐相壽，是個遠近聞名的貪官汙吏，貞觀三年（629年），他終於受到罰款、撤職的處罰，這本是罪有應得。然而，由於他是秦王府故舊，太宗對他極表同情，派人轉告說：“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隻應為貧。賜爾絹500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想來個“下不為例”。如果這樣做了，勢必帶來十分惡劣的影響。魏征聞知，急忙趕來進行阻止。他對太宗說，相壽猥濫貪汙，遠近無人不知，現在因為“故舊私情”，不僅赦了他應得之罪，而且加以厚賞，並讓他官複原職，這並無助於他棄舊圖新，況且秦府故舊甚多，如果都“恃恩私足”，必將使好人感到恐懼。此案事關大局，太宗不得不“欣然納之”。他隻好把龐相壽叫到麵前，無可奈何地說：“我昔為秦王，為一府做主；今為天子，為四海做主，不可偏於一府恩澤。”我本來想讓你複任，侍臣認為不可，“侍臣所執極是，便不得申我私意”，於是隻好賜給一些物品打發他走，龐相壽也隻得“默然流淚而去”。

　　第二，反對法外用刑。在封建社會，皇權大於王法，人情大於王法。魏征指出：“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誌，高下在心。是則舍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如果允許法外用刑，那便徒有立法的寬平，法司可以憑借職權任意魚肉人民。樂蟠縣令犯了法，查實以後，據法律夠不上死罪，但是，太宗為了殺一儆百，下令斬決。魏征進諫說：“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現在帶頭違反法律，人們將“法外畏罪”，手足無措，以後再有犯罪比這更嚴重的，又將怎麽辦呢？太宗於是收回成命，挽回了“法外加罪”的影響。

　　第三，秉公執法，不畏權貴。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統治，在立法中不能不對特權者做出某些限製，製定出一些約束本階級行為的規範來。要“誌存公道”“一一於法”，就必然敢於解決法權與特權的矛盾，特別是法權與皇權的矛盾。這就需要執法者有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氣概與品格。魏征說“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就包含著法權高於王權的意思。他提醒太宗：“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一般情況下，能夠引咎自責，自覺守法。然而，由於至尊無上的地位，也難免有違反律令的時候，比如他曾在盛怒之下錯殺了張蘊古、盧祖尚等人。魏征批評他“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於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據《魏鄭公諫錄》卷2載，貞觀七年（633年），太宗之兒媳蜀王妃的父親楊譽，憑借皇親的權勢，在京城裏爭奪官婢，觸犯了刑律，在刑部任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將其拘押審問。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楊譽的兒子是太宗的侍衛官，他在金殿上告了禦狀，還故意激怒太宗說：“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太宗一聽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地說：“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當即下令打仁方100杖，並免去所任官職。薛仁方秉公執法，反遭打擊，魏征急忙上殿，犯顏直諫說：“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為其所憑恃，除之不易”。皇親國戚。舊號稱為“難理”，自漢晉以來，就沒有好辦法約束他們。本朝皇親國戚在武德年間就多有驕逸，陛下登基以來，已經有所收斂。“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陛下做這樣的決定，無異於“自毀堤防”。太宗承認自己對此考慮不周，改變了原意。

　　魏征倡導的“誌存公道”“一一於法”的執法原則，對貞觀司法有著深刻的影響。貞觀之世，循良輩出，湧現出許多不徇私情、不阿權貴的司法官，出現了吏治贏平，“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的政治局麵。

　　魏征在審判定罪方麵，也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思想。

　　第一，重事實，不嚴訊。魏征主張“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就是審判定案要根據犯罪事實進行。要想弄清事實真相，必須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而不能依靠刑訊逼供。魏征提出“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封建時代官吏斷案，是以口供作為定案依據的，為了取得口供，拷訊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屈打成招，是造成冤獄的主要根源。《唐律》雖對拷訊做了種種限製性規定，然而官吏們實際上並不能遵守。依靠拷訊取得的口供來定案，雖然表麵上看來似乎也有理有據，但實際上水分相當大，有的則完全是假的，這是“飾實”，而不是“求實”。針對這一情況，魏征提倡“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反對屈打成招，這對當時的法製建設，很有現實意義。

　　第二，理獄“必以情”。魏征指出，他所說的“情”，不是苛刻之吏所講的“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仇讎者也”，那是徇情枉法的“情”。而他所說的“情”，是“古人之情”，即指聽訟理獄時，“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深淺之量”。考慮封建綱常和倫理道德，順之者從輕，逆之者從重。

　　第三，“疑從輕、疑從眾。”在辦案過程中，往往會遇到罪情疑似，不好決斷的情況。魏征援引儒家思想，堅持“疑從輕、疑從眾”的原則。“疑從輕”，即對諸疑罪，與其錯殺，寧可錯放，采取從輕處理的辦法，可分別以相應數量的銅來贖罪。《唐律疏議》規定：“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疑從眾”，即對諸疑罪要發揚司法民主，進行“三訊”：一訊群臣，二訊群吏，三訊萬民。“眾所善，然後斷之。”

　　第四，“公之於法。”所謂“公之於法”，即凡是百姓所痛恨的，就應從重處罰；而凡是百姓所同情的，就應從輕處罰，即使處罰過輕也無妨。他舉例說，同是盜竊，其犯罪的原因和動機有所不同。因淫逸嫖賭而盜竊，是百姓所痛恨的，處罰重些，百姓不以為暴；因怨曠饑寒而陷入法網的，從輕處理，百姓不以為偏。因此“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魏征主張根據百姓的好惡來決定刑罰的輕重，這是與他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的，在當時封建專製的時代裏，能夠提出這樣的思想，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綜上所述，魏征無論在立法，還是在執法以及審判定罪等方麵，都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理論。他善於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繼承和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氏族“民主”思想，因此他的法律思想帶有一定的民主性，這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在當今，亦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