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七節 選賢任能，進賢良退不肖

　　唐太宗一生有幾個顯著的政治優點，一是虛懷納諫，從善如流；二是明於知人，善於任使；三是以古為鏡，以明興替；四是務在寬簡，輕徭薄賦。這四大優點幾乎都是與魏征的提倡和督促密切相關的，其中，魏征對君王如何看待君臣關係，君臣如何相處，為臣僚者應恪守怎樣的“臣道”，判別臣下的標準和方法是什麽，都提出了一係列卓越的見解，對唐太宗在貞觀年間“明於知人，善於任使”的統治政績的取得，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關於建立一種什麽樣的君臣關係問題，魏征在吸收了儒、道兩家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又參考了法家的國家管理方法，尤其是韓非的法術思想，提出了一套係統而完整的主張。首先強調儒家的一貫立場，即君尊臣卑的前提，這一前提是君臣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礎，是絕不允許動搖和懷疑的，在絕對“忠君”的基礎上，君王對待臣下也應盡之以“禮”和“仁”。這就是中國古代淵源長久的“君道”和“臣道”，用一句話即可概括：“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禮。”可是這裏麵的“忠”和“禮”，其含義可就複雜了，曆代政治家各有不同的詮釋。魏征的解釋既有對前賢往哲們觀點的繼承，又有自己獨到的創新和發揮。他理想中的君臣關係應該是“君禮而臣忠”，“上下同心，君臣交泰”，君是明君，臣為賢臣，皆能避惡而向善，止惡而興善，同心同德，仁、義、禮、智、信五常兼備，朝中盡君子，舉國無小人，君比跡於堯舜，臣追蹤於稷、契，則國家可達到君臣歡洽，天下無事的喜人局麵。

　　魏征的君臣關係理論是對君臣這一對矛盾體中的君強調得多一些，認為君臣對國家之治亂，社會之興衰，盡管都有關係，但君的責任無疑要大些，君的作用相應也大些，因此對君的行為規範之要求也就應嚴一些。並且認為，臣對君盡忠，天下之臣民對君主的敬畏是很自然的事，故而臣事君以忠就比較容易做到。而君王一旦坐上寶座，擁有君臨天下、口銜天憲、手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之後，就很容易因貴生驕，因威生惡，因富生欲，自然難以較好地待臣下以禮，如驕傲自滿，拒諫塞聽，文過飾非；錯喜而濫賞，過怒而謬罰；輕信讒邪，重用小人；懷猜忌之心，不信任大臣，抱刻薄之態，嚴防將相；更有甚者，以天下為私物，視臣民為牛馬，任意驅使，隨便折磨，偶有不快便喊打，稍不高興就曰殺，把臣下的起碼人性和生存保障都抹殺了，結果臣子“伴君如伴虎”，隨時有被吞噬之虞，怎麽可能使君臣關係達到形同一體的境界呢？可見，君與臣的關係處理得好壞與否，主要取決於君主這一方，而且在封建君主專製製度裏，君的權威大得無以複加，如果在他這一方不加以約束，則臣這一方就難以正常發揮作用，君臣關係也就勢必難以保持正常。魏征在許多表疏中都強調君王應自加約束，千萬不能濫用權威，並與此相應地一再呼籲大臣的基本權利應得到保障，他們的地位也應改善和加強。“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治於下；或臣亂於下，君治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魏征對曰：‘君心治，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裏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彥彌縫暴主，救治蒼生，才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這則君臣問答的文獻記載是體現魏征的關於對國家冶亂與否的影響和作用上，“君重臣輕論”的典型史實證據。唐太宗提出了一個帶假設性的問題：有的是國君在上昏亂，臣下在下治理；有的是臣下在下作亂，國君在上治理，兩種情況假如都出現了，那麽哪種嚴重？魏征用古代史實為例回答是君王昏亂、臣下治理的這種“君惡臣善”情況要可怕些。唐太宗不服氣，也舉齊文宣帝之史實來辯駁。魏征又糾正了唐太宗的以偏概全的認識錯誤，進一步申明了臣下對國家的冶與亂的作用遠遠不能與君王的作用相比，二者“不可同年而語也”。正因如此，魏征一生都把注意力放在帝王身上，深知帝王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國家的盛衰成敗幹係重大，不可不謹慎小心。帝王容易犯種種錯誤，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最高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過於廣大而集中的權威稍一疏忽，就會使封建政權的運行機製因失衡而出現故障，甚至會停止運轉。如何適度地控製和調節帝王的權力機製，使君權過重而臣位太輕的狀況得到改善，君與臣的位置恰如其分地安排，適得其所地發揮效能，使之各自如頭腦與四肢一樣健康地、正常地、按比例地、協調地生長活動，來組成一個完整無疾的人體，而不是讓人體的哪一部位無限製地太過於發達和碩大，而另一些部位則過於瘦弱、短小，甚至萎縮、壞死，那麽這個人體勢必是病態的、畸形的、失比例的、失調的，因而絕無力量可言，更談不上會健康長壽。魏征經常看到的是一種頭部碩大而四肢短小瘦弱的封建社會特有的畸形兒，因而診治這一畸形病的最直接做法就是要使其頭部不再瘋長，而讓其四肢健壯發達一些，這樣才使之逐漸接近協調正常。於是，他在各種場合都在為尊重臣下、重視臣下、善用臣下而不懈地大聲疾呼，有時甚至是抗辯力爭。

　　不僅如此，魏征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君王在處理君臣關係上應負主要責任，包括君王應明辨臣下的忠與奸、賢與愚、良與劣、長與短等人品才智，應首先向臣下表明公正和誠信，慈惠和禮敬，才能換取臣下的忠心和擁戴，勤勞和智慧。反之，則臣下就不會也不應去忠君、擁君，不必去付出辛勞和智慧替君王服務。

　　魏征對唐太宗的諸多進諫和奏對中，識別人、判斷人，亦是一重要內容，並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和主張，乃至判斷官員的標準原則，其中許多亦被唐太宗當作至寶而欣然采納，於是使之成為貞觀年間乃至整個唐代和封建社會中後期帝王擇官用人的標準，他的這套主張集中在貞觀十四年（640年）的一篇上疏文章中：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鹹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義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鹹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嶽、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裏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幹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文章開頭的這一段，論述了君王識別人臣和擇而用之的必要性，有了忠良之臣，則國家才可望治理，天下可以指望太平。但選拔任用賢良大臣，並不是件隻有堯、舜、文、武等聖王才能做到事，當今的皇上隻要真心去追求，而且虔誠地盼望賢才，同樣也有賢良之臣大量湧現出來。那些珍禽異獸，奇巧寶物，有的不能動，有的不會說話，都可以從遙遠的異域，千裏迢迢的海外陸續收集到京城皇宮裏來，就是因為君主喜愛，便可實現獻納身邊的願望。何況作為吃君王的利祿，沾君王的榮光的帝國臣民，他們有人性，有起碼的道義良知，隻要皇上真的求賢訪哲、用忠良為輔弼，拔孝廉為股肱，那麽全國不知有多少個既孝且忠，既信且廉的優秀棟梁之臣。文章開頭的這一部簡明扼要，但說理極充分，令人不多辯而自膺服。接下來魏征就要具體而全麵地敘述他的中心議題，即詳細準確地托出其擇官用人的標準了：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

　　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

　　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來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然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教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麵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

　　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言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內實險誠，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

　　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

　　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幹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榮，死則見忠，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日：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禦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魏征援引了西漢時期的《說苑》中總結的“六正”“六邪”來作為唐代選拔官吏的用人標準，明顯地強調為臣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參考因素。例如“六正”中，良臣、忠臣、貞臣、直臣都是就其德行而言的，隻有智臣是就才能而言，而聖臣則德才兼有之。在“六邪”中，沒有一種是由於無才，全部是由於無德。因此，可以看出，魏征的用人主張是堅持“舉行能之人”，要求官吏才行兼備，但實際上是把德行置於才能之上，即首先看一個人在政治上是否正派，至於工作能力，則屬於第二位。關於這一點，魏征說得更清楚：“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若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隻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唯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具兼，始可任用。”在實踐中，唐太宗正是按魏征所主張的這些原則來選拔任命官員的，如他曾稱讚虞世南是“博聞、德行、書翰、辭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的全麵人才。擢拔盧祖尚是由於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有一次唐太宗問侍臣：“梁、陳名臣，有誰可稱？複有子弟堪引進否？”岑文本回答說：“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世充將受禪，群僚勸進，憲子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唐太宗於是拜袁承序為晉王友記。在黜退貶降官吏方麵，也是按“正”“邪”標準行事的。隋末江都之變時，裴虔通曾親擒隋煬帝，進行犯上作亂。即使是煬帝這樣的暴君，唐太宗認為臣下也不應該這樣對待他，因為違背了忠君的政治原則，於是下令免去了他辰州刺史的職務，並流放到驥州。魏征提出了“六正”“六邪”標準後，接著說：

　　“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子賞不可以無功求，君子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民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治，不可得也。”

　　文章的最後這一段是尖銳地批評了當時唐太宗雖然知道了用人的標準和識別官吏的原則，可是在實際吏治中並沒有真正做到，口頭上表示采納這一正確主張，行動上卻遲遲看不到具體措施。相反，在識人用人方麵，倒是出現許多令人遺憾的過失和偏差。魏征在這裏反複強調當政者一定要把識別官吏和選用官吏的工作按正確路線真正落到實處，千萬不可口是心非，隻是說說而已，未見實際行動。為了進一步地提醒唐太宗及全體貞觀當政者的高度重視用人問題，嚴格把握統治人才的甄別挑選，並進行官吏隊伍的清理和整頓，提高封建統治集團的治理效能，鞏固封建君主政權的統治，魏征還特地向皇上進了一篇疏論，針對唐太宗中期以後的執政過失，給予反省和批評，並對判斷君子小人，識別忠奸善惡等大是大非問題提供了極精辟的看法。他毫不留情地指出當時政治風氣中有一些極不正常的、有害的現象，“謇諤之輩，稍避龍鱗；奸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螢惑視聽，抑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然後論述君子與小人之區別以及各自的根本特點及表現。“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最後又回到他一貫堅持的君臣關係的高度上來，概括這種關係的根本點及根本保證，“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又說：“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應該承認，經過魏征如此三番的叮囑和強調，給唐太宗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他的統治生涯中，用人問題，辨別忠奸善惡問題，始終是這位頭腦冷靜的皇帝備加小心謹慎的方麵。他曾有感觸地說：“用人之道，尤為未易。己之所謂賢，未磐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為不易。”自己有了這樣清醒的頭腦和深刻的認識，所以對魏征的“教誨”就領會得特別的好。

　　終其一生，在明辨賢佞忠奸方麵，唐太宗可以說是封建皇帝中做得最好的人之一，這一方麵是他本人的英明，更由於他有幸遇上“忠良智直”四美兼具的好臣下——魏征的指點迷津，才會出現整個貞觀時期君子多而小人少，忠賢得道而奸佞不得勢的美好政治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