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六節 直言敢諫，倡導諍諫之風

　　魏征素以“人鏡”“千秋金鑒”著稱於世，是曆史上有名的諍臣，後晉劉響等在《舊唐書》中稱：“前代諍臣，一人而已。”宋代歐陽修、宋祁等在《新唐書》中讚：“三代遺直”，清代趙翼則說：“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征”。

　　魏征不僅至公為上，無私無畏，直言敢諫；學識淵博，才思敏捷，能言善諫；而且論道佐時，首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哲理，佐太宗開廣言之路，並在朝廷中為諍臣張目，興諍諫之風。因而，貞觀一代呈現了封建社會曆史上罕見的開明局麵。

　　史載：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征：“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他進一步闡述說：以前堯舜開放四方的門路，使自己看到四方的事情，聽到四方的言論。因此，當時雖然有共、鯀這批壞人，也不會受他們蒙蔽，奸佞小人的恭維話和奸計，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這樣，他居深宮之中，偏信趙高，結果直到統治崩潰，百姓背叛了，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結果侯景領兵打到京城，他還蒙在鼓裏。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人民到處揭竿而起，他還一點兒也不清楚。魏征一連列舉了三個曆史故事，生動而形象地闡明了“偏信”的危害和“兼聽”的重要性，然後說：“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太宗“甚善其言”。

　　魏征認為人君能否兼聽納下，是直接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大事。有一次，在和太宗討論守天下難、易時，魏征說：“守天下甚難。”太宗問：“任賢能，受諍諫則可，何謂為難？”魏征解釋說：“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日陵月替，雕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如果國君對諫奏事情的人，隻準他們戰戰兢兢、謹慎畏懼地說話，必然阻塞視聽，導致國勢一天天衰落而走向危亡。他還曾對太宗說：“自古以來人君為難，隻為出言即出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即衰。古人雲：‘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太宗也很讚成這一觀點。

　　可見，魏征和李世民君臣二人，對於“兼聽則明”及其重要意義的認識，是一致的。太宗要治理天下，奠定太平之基，把“任賢能，受諍諫”作為基本國策；魏征則“以身許國，直道而行”，不僅仗義執言，以諍諫為己任，而且還“深懼群臣莫肯進言”，竭力佐助太宗廣開言路，疏通各個方麵信息反饋的渠道，以求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使政治生活趨向健康。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上尊下卑，要實現廣開言路，上下無所阻隔，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其中關鍵在於皇帝的態度。皇帝處於層次分明的封建等級社會的寶塔尖上，因此他能否喜聞己過，虛懷納諫，對於能否廣開言路，至關重要。

　　貞觀初期，魏征曾對太宗講了一件往事，隋朝時，曾發生過一樁盜竊案，隋煬帝下令於世澄進行追捕。於世澄隻要懷疑誰像賊，就嚴加拷打，含冤承認自己是賊的多達2000餘人，煬帝下令將這2000餘人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覺得這件事不正常，就試探詢問作案人的情況，得知有六七個人是在案發那一天，才從另外的監獄獲得釋放的，剛出獄，即遭到追究堪問，由於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才招認參加了這次盜竊。張元濟進一步追究查詢，查明2000人中隻有9個人在案發當天行蹤不清，官吏中有熟悉他們的，知道那9人中有4人根本不是賊。然而，負責行刑的官員因隋煬帝已下令斬決，便不再以實情上奏，將2000人全部殺掉了。他通過這個故事進行勸諫，說明隋朝“臣下鉗口”，上下壅塞，以至滅亡，首先是由隋煬帝剛愎拒諫造成的，要想不蹈亡隋的覆轍，君主首先必須有博采廣納的器量，創造廣開言路的條件和氣氛。

　　首先，必須“以謇諤為忠”，大力提倡下級直諫。有一次太宗問群臣，為什麽近來全無諍諫？魏征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從前，齊景公射箭時，根本射不中目標，而左右卻紛紛叫好。景公慨歎說：“自晏子身故，不複聞寡人之過。”他的臣子弦章進言說：“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謇諤為忠，則人皆晏子。”魏征繪聲繪色地講完這個故事之後，對太宗說：“陛下若經常表揚，稱讚諍諫之士，到需要提意見或建議時，誰能不盡忠心呢？”他還在《理獄聽諫疏》中說：“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裏斯應，信不為難。”說明隻要國君好聞直言，歡迎別人批評，大力提倡諍諫，那麽造就忠正之士，廣開言路是不難做到的。

　　其次，必須和顏悅色，創造臣下暢所欲言的寬鬆氣氛。封建時代君尊臣卑的朝廷禮儀，也往往造成君臣阻隔的氛圍，使臣子上殿以後，手足無措，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有一次，一位大臣上書陳述有關西藩的事情，寫得入情入理，頭頭是道，但太宗找他麵談時，他卻戰戰兢兢，語無倫次。太宗認為，就隻叫他麵奏這麽一件事，不應如此戰懼。魏征說：“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複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況諍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他請太宗在朝堂上要盡量和顏悅色，用以緩和臣下麵見君王時的緊張心理。太宗也發現由於自己“戚儀嚴肅，百僚進見者，皆失舉措，因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即使臣下的建議不合自己的心意，也不加嗔責，耐心地傾聽，而且對於像魏征那樣的敢言直諫的大臣，還能以師友待之。他曾說：“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親如一體耳。”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君臣身份的隔閡，有利於造成一種直言敢諫與虛懷納諫的寬容、和諧的政治氣氛。

　　再次，必須博采廣納，不要因人廢言。不管是什麽人，隻要他提的意見或建議有價值，都應當認真研究、采納，這樣才能真正溝通信息反饋渠道，傾聽來自各方麵的聲音。魏征提倡“采芻蕘之言，從忠讜之策”，認為隻要提出的主張能對治國安民有所裨益，即使是出自山野割草砍柴的百姓之口，也要認真聽取和采納。太宗也主張重所“言”，而不重“言者”，他曾說，“言之而是，雖在仆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隻有這樣，才能兼聽博采，及時聽到各階層民眾的呼聲。

　　最後，必須讓人暢所欲言，不要苛求其百分之百的正確。貞觀之初，有許多人向太宗“上封事”，然而，有些意見並不中肯，太宗感到厭煩，想加以責罰。魏征說：“堯舜時代，在大路口樹立木柱，讓人們在上麵書寫對政事的意見，稱為”謗木“古時君主樹立這種謗木，是想借此知道自己的過失。現在的”封事“就是謗木的遺風啊！陛下要知道政事的得失，應當讓人暢所欲言。說對了，對朝廷有益；說錯了，對政治無損。”太宗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對上封事者都加以慰勉。上級對下級的意見不苛求，才能打消下級不必要的顧慮，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或建議，以供上級博采眾議，做出正確的決策。

　　唐太宗欣然采納魏征的這些主張，他對納諫亦有頗為深刻的認識：“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被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王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因此，屢屢鼓勵臣下直言規諫，匡正己非。

　　貞觀之初，唐王朝除了從道義上提倡和鼓勵直言諍諫之外，還建立了一係列製度；

　　第一，讓諫官與聞政事。貞觀元年（627年），詔令“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唐代的諫官主要有：左右散騎常侍4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8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讚相；左右補闕12人、左右拾遺12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等等。讓這些諫官隨宰相入內閣“平章國計”，這是貞觀之初的一個創舉。這一製度的建立，一方麵表明朝廷對諫官的重視和諫官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麵也有助於最高統治集團及時聽到各種不同意見，拓寬信息反饋渠道，以保證決策的正確。

　　第二，健全封駁製度。貞觀之初，重申和健全了中書省、門下省的辦事製度。規定：中書省掌軍國政令，草擬皇帝的製敕詔令，門下省負責審議中書省起草的文件，目的在於互相製約，起到監察作用。然而，在封建官場上，許多事往往不可能完全秉公辦理，太宗批評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比來或護己主短，避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亡國之政也。”指示二省官員“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還說，你們身居機要之職，如果隻是署署名，照抄照轉，這樣的事情誰不能幹，又何必擇才呢？作為中樞機關的中書、門下兩省，堅守直道，就可以避免重大決策的失誤。昔時有過“五花判事”的製度，凡軍國大事，先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然後由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交門下省給事中、黃門侍郎進行駁正。貞觀之初“始申明舊製，由是鮮有敗事”。

　　第三，諸司皆於正牙奏事。為了杜讒邪，唐太宗規定凡宰相奏事，不但諫官、史官隨之，而且“諸司皆於正牙奏事”，使意見公開化，以防止勢利小人挑撥離間。

　　第四，五品以上京官，“更宿中書內省”。太宗規定：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次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敦得失”，以便及時了解下情。

　　由於唐太宗采納魏征的主張，采取切實措施，廣開言路，兼聽博納，因此有效地避免了重大決策上的失誤。

　　魏征不僅倡兼聽宏論，佐太宗開廣言之路，而且身體力行，為諍臣張目，大興諍諫之風。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對納諫還是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的，史籍中對此也多有記載。例如：貞觀二年（628年），他曾對杜如晦說：“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並引隋朝的曆史教訓說：隋煬帝是因為下麵沒有諍臣，自己又聽不到過失，罪惡積累，禍害盈滿，才導致滅亡的。“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令誌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但是他畢竟是個獨攬大權的封建皇帝，未免有接受不了批評的時候，有時言辭過於激烈，他受不了；有叫對他約束嚴格一些，他也受不了，因臣下直言忤意而大加責怨的事，還是時有發生的。每當這種時候，魏征都挺身而出，為諍諫者辯解，使太宗“霽威”改容。

　　貞觀八年（634年）冬天，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書直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惹惱了太宗，他大發雷霆說：“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鬥租，宮人皆無發，乃可意邪！”要將他治罪。魏征連忙辯解說：“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他不愧是“善回人主意”的諍臣，僅寥寥數語一啟發，太宗便幡然悔悟了，說：“朕罪斯人，則誰敢複言！”不僅不責怪皇甫德參，反而賜給他禮物，以資獎勵。這一次風波雖然平息下來，但畢竟對貞觀初期興起的諍諫之風產生了不良的影響，而且，魏征也從中體味到太宗思想中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不能不憂心忡忡。日後，他便找機會進言說，“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於是增加了對皇甫德參的優賜，提拔他做了監察禦史。

　　房玄齡、高士廉向少府監竇德素詢問後宮近來有何營造之事，惹怒了太宗，嚇得房玄齡等慌忙謝罪，魏征慨然發出“兩個不理解”的議論，極言作為君主肱股耳目的大臣，應該理所當然地過問君主的言行舉止，以便及時佐助與匡正，明君應當歡迎這種輔佐與監督。這由衷的諍告，不能不使太宗“深愧之”。

　　貞觀後期，隨著太宗驕傲情緒的滋長，納諫愈不如前，朝臣也不敢像以前那樣直言諍諫了。太宗見朝臣不議論政事，也便坐不住了，於是，向魏征求教。魏征對他說：“陛下虛心采納，誠宜有言。”古人說：“不信任的人來諫，就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信任的人不規諫，就叫做屍位素餐。”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慮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他把各色人等”不能言“不得言”不敢言“的原因刻畫得入木三分，不能不令人折服。太宗深表讚同說：的確像你說的一樣，我經常想這件事，臣下雖想進諫，動輒畏懼死亡的禍患，這與那赴鼎鑊被烹殺、冒白刃遭砍殺，有什麽不同啊！所以，忠誠貞節的臣子，不是不想竭盡忠誠，而是非常為難。所以，禹聽到善言就拜謝，難道不是為了這緣故嗎？”他向臣下表態說：朕今開懷抱，納諍諫，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由於魏征等朝臣的不斷提醒與匡正，太宗雖然貞觀後期不如前期胸懷豁達，但虛己納諫的作風，卻始終堅持了下來，一方麵，鼓勵臣下讜言直諫；另一方麵，對諍臣大加獎賞與拔擢。此類事例，貞觀史籍不絕於書，例如：禦史大夫韋挺經常上書陳述治國得失，太宗親自給他寫信，深表謝意：“得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並且設宴招待和賞賜上封事稱旨的韋挺、杜正倫、虞世南、姚恩廉等朝臣。貞觀元年（627年），戴胄因忠清公直，被擢拔為大理少卿，“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太宗都聽從了他的主張，“天下無冤獄”。貞觀十四年（640年）秋天，太宗去同州校獵，櫟陽丞劉仁軌進言說：現在老百姓收割莊稼才不過完成了十分之一二，若讓他們供承田獵，實在妨礙農事，不如等莊稼收割完了，再開始校獵。太宗“賜璽書嘉納之”，並升遷他為新安縣令。王珪、魏征以及貞觀後期的褚遂良等大臣，也都是由諫臣而入相的，這一切，都有力地促進了貞觀一代諍諫之風的形成和興盛。

　　由於采取了廣開言路的切實可行的措施，貞觀之世諫臣盈廷，諍諫成風，呈現了封建盛世中罕見的開明局麵。朝廷中，達官重臣，縣宰小吏，舊部新進，均敢於直言切諫；後宮裏，皇後、嬪妃、太子等也能夠犯顏直諫。貞觀四年（630年），太宗詔令征調兵役修複洛陽的乾元殿，用來做巡幸視察的行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規諫：“方今承百王之未，屬凋敝之餘，必欲節之以禮製，陛下宜以身為先”。接著力陳不可修此殿的五條原因，並言辭激烈地說：“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太宗自然心中不快，他反問玄素說：“你認為我不如隋煬帝，那麽比夏桀、商紂如何？”玄素則不避鋒芒地問答：“如果乾元殿終於興修，就可以說結果同桀，紂是一樣的昏亂。”太宗深為玄素正義執言，“以卑幹尊”的精神所感服，嘉獎說“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賜絹500匹，毅然停止了修乾元殿之舉。魏征對此讚歎說：“其利博哉！”

　　貞觀十六年（642年），輾轉病榻的魏征直言不諱地批評太宗：“陛下臨朝，常以致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如此激烈的言辭，太宗居然也能接受。

　　君明臣直蔚然成風，使貞觀一朝諫臣輩出，朝臣的精神麵貌大為改觀。裴矩曾仕隋朝，原非佞臣，但屈於隋煬帝的淫威，終於變成了“承望風旨，與時消息”的庸人，後來甚至在參掌選事時“多納賄賂”，可謂“近墨者黑”，但做了唐臣之後，麵貌卻發生了很大變化。太宗即位之初，為整肅吏治，解決官吏受賄問題，曾密使左右暗中賄賂一些官吏進行試探。刑部有一位司門令史果然受絹一匹，太宗打算處死此人，殺一儆百，以懲戒貪汙。裴矩認為不能這樣做，當即進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十分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召見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對他們說：“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麵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同是一個裴矩，在隋、唐前後竟判若兩人，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寫到此處，不禁大發感慨說：“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剛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動則景（影）隨矣！”

　　魏征敢於直諫，而又頗注意進諫的策略和方法，他說：“臣諫其君，甚須折中，從容諷諫。”意為進諫時，特別要講究方法，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言辭從容地說明。為了說明從容諷諫的重要性，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漢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廟，他從長安便門出來，打算乘坐樓船，坐船自然不如過橋安全。這時隻見禦史大夫薛廣德風風火火地攔住車駕，摘下自己的官帽說：“應該從橋上走，陛下若不聽我的話，我就自殺，用頸上的血汙染車輪，陛下就不能進入祖廟了。”攪得元帝大為掃興。光祿大夫張猛趕緊上前排解，說：“我聽說君主聖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險，過橋安全，聖主不乘危，因此，廣德的話是可以聽從的。”元帝說：“曉諭別人，也不應當像這樣子嘛！”於是沒有上樓船，而從橋上過去了。以此看來，張猛可謂是直臣諫君了。

　　可見，魏征對於進諫的策略和方法，是十分重視的。《舊唐書》在魏征傳之後評論說：“臣嚐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事，往複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認為他不僅敢諫，而且善諫。誠然，“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但“良藥”巧妙泡製或加上糖衣，也可變得不怎麽“苦口”；“忠言”，若從容諷諫，也可變得不那麽“逆耳”。魏征為了醫治哮喘，曾經熬製出美味可口的梨膏糖，在他進諫的實踐中，類似梨膏糖治病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的。這大約是他能與太宗主明臣直、珠聯璧合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魏征不僅有傑出政治家的敏銳眼光，而且有思想家的深邃頭腦，這是他敢於犯顏直諫的深厚基礎，而他那淵博的知識、高深的素養和無懈可擊的辯才，對他最終使太宗折服而視為“人鏡”，則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他敢於犯顏直諫，是“敢”而有理，“直”而有情，“犯”而有方。他的進諫方法靈活多變，其要點可以歸結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循循善誘，從容諷諫，並且善於把握進諫的時機。

　　所謂動之以情，不僅在於真情實感打動人心，更重要的還在於是否出於國家之至公來考慮問題。魏征進諫，處處以封建王朝的最高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所以能以情打動太宗，令其歎服。例如，在貞觀十三年（639年）所上的著名奏疏——《十漸疏》中，魏征首先站在開創唐王朝千秋大業的高度，提出問題：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製度也，則絕奢靡而崇簡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

　　接著頌揚了太宗即位12年來的功績，中肯地指出他漸不克終前10個方麵的問題，諸如：貞觀初年，不煩擾百姓，沒有貪欲，現在卻派人到萬裏之外去尋求駿馬、去外國購買珍奇之物；貞觀初年，愛護人民就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近幾年來忘記了謙虛節儉，輕易地使用人力；貞觀初年，注意磨煉名譽節操，對於人不偏私，親近愛護君子，疏遠斥遇小人，現在卻輕率地狎近小人，對君子敬而遠之，等等。情發於理，感發於實，其憂國憂君的真情實感，亦隨之噴湧而出，他情深意切地提醒太宗：

　　“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

　　句句肺腑之言，寄情於理，寓理於情，太宗覽奏，大為感動。

　　所謂曉之以理，是以雄辯的說理，闡明社會發展規律或政策方針、道德倫理等。魏征“雅有經國之才”，又有廣博的學識和高超的諍辯能力，靈活運用辯證或比較等多種方法，進行透徹地說理。

　　魏征總是全麵地、發展地、辯證地看待亂與治、難與易、大與小、好與壞、安與危等問題，同時，他嚴密的邏輯推理和雄辯的論諍才能，使其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確切地表達。因此他的滔滔宏論常常使太宗折服，乃至政見不一的大臣，也不得不點頭稱是。

　　唐初君臣們曾對草創和守成的難易展開過熱烈討論，房玄齡等曾跟隨太宗打天下的臣子認為“草創為難”，魏征則主張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他說：帝王起兵，必然乘著世道衰敗混亂的時候，消滅掉那些昏亂狂暴的人，老百姓樂於擁戴，天下人都來歸附；上天授命，百姓奉與，故創業不算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誌趣趨向驕奢淫逸，百姓希望休養生息，但各種徭役卻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務卻一刻不停；國家的衰落破敗，常常由此產生，以此而論，“守成則難”。

　　太宗欣然同意魏征的高明見解，並頗能體諒房玄齡隨同自己“定天下”，所以見草創之難，魏征與自己一起“安天下”，所以見守成之難的情況，對他們說：“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從而引導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戒驕逸、艱苦創業上來。

　　有比較，才有鑒別，用比較的方法說明，容易使人辨明美醜、善惡、利弊。魏征常常用縱、橫比較的方法，說明問題，對太宗理解、接受他的諍諫，起了很好的作用。上述論證草創與守成之難易，也是用了比較的方法，這是事與事之間的比較。魏征也經常把唐初國情與隋朝時候作比較，規諫太宗以亡隋為鑒，節欲愛民，勵精圖治。由於隨著天下的安定和經濟情況的好轉，太宗逐漸滋長了驕傲和貪圖安逸的情緒，因此魏征進諫時常常用太宗貞觀初年的優點與目前的缺點進行比較，上述《十漸疏》，則是進行這種鮮明對比的典型一例。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征針對太宗納諫方麵大不如前的問題，將他貞觀前後態度的變化進行了比較，“貞現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倔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他並且舉出實例說：陛下即位之初，判處元律師死刑，孫伏伽勸諫說：按照法律，不至於判死罪，不能容許無節製地處以嚴酷的刑罰，陛下就把蘭陵公主園賞賜給他，價值百萬。有人說：孫伏伽所說的是一般道理，而所賜太優厚。陛下說：我即位以來，還未有進諫的，因此賞賜他。這就是“導之使諫”。後來，徐州司戶柳雄對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給予俸祿等級，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給他定罪。柳雄不肯坦白，大理寺將他處以死罪。少卿戴胄稟奏說：“按照法律，隻應處以徒刑罰。”陛下說：“我已對柳雄裁斷完畢，隻應處以死罪。”戴胄堅持不能濫用酷刑，陛下很生氣地派人去殺柳雄，戴胄托住不放，反複達四五次，最後還是聽取了戴胄的規諫，赦免了柳雄，並對司法部門的人說：“隻要能像戴胄這樣為我堅守法製，難道還怕有濫用刑罰殺人夷族的事？”這就是“悅以從諫”。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觸犯聖旨，陛下認為是誹謗。我上奏說，上書不激切，不能激發國君的意誌，激切就似於誹謗。陛下雖然當時聽從了他的意見，賞賜他20件物品，但思想上卻很不舒服，這就是“難於受諫”了。如此鮮明對比，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太宗在虛己納諫方麵的退步，不能不使太宗悅服。他誠懇地對魏征說：“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不自覺，公向末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循循善誘，從容諷諫，更是魏征進諫的顯著特點，他每每根據情況，采取靈活的方法，或借古喻今，或借物言誌，或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有效地增加了其諫言的感染力。

　　一、借古喻今，是魏征的“拿手好戲”。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魏征素重史鑒，對曆史有著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又有豐厚的知識和驚人的記憶力，言談話語之中，曆史故事、典故隨手拈來，運用得恰到好處，使對方以史為鏡，自明得失，不僅增強了說服力，而且也使得魏征的諍言，帶上了鮮明的特色。

　　二、借物言誌，也是魏征常用的進諫方法。他往往通過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來說明深刻的道理。魏征作為卓越的思想家，在哲學、政治、史學、文學、法學等諸多方麵，均有一些開拓性建樹，為了闡發深刻的思想，他往往借物以言誌，比如在闡述民本思想時，他借用古語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並且提出行德政，施敦化，清靜無為，使民生息，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等一係列治國方針，安定民心，以謀求“載舟”之功而避免“覆舟”之患。又如，他在論證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時，形象而生動地比喻說：“禦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為理之有刑罰，猶執禦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以趕馬車而用鞭子，生動地說明是為了更好的實施仁義之政才設立刑罰這一道理。

　　三、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這也是魏征常用的進諫方法。他每每旁征博引，或由彼及此，或由遠及近，或由古及今，侃侃而談，從容諷諫，循循誘導，使對方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觀點。貞觀二年（628年）冬天，太宗派遣才兼文武、廉平公直的瀛州刺史盧祖尚出任交州刺史。盧祖尚先答應了，後又反悔，說什麽也不去就任，太宗召來麵諭，仍固執不就。這下子可惹火了太宗，他大發雷霆說：“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改日，魏征趁他與群臣議論齊文宣帝是怎樣的人的時候，進諫說：“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接著又講了一個故事：前青州長史魏愷出使於梁，回來之後，令他出任光州長史，他不肯去。楊遵彥上奏了這一情況，文宣帝大怒，將魏愷召來當麵責問，魏愷辯解說：“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帝聽完他的陳述，怒火頓時熄滅了，他回頭對楊遵彥說：“其言有理，卿赦之。”魏征講完這個故事之後，評論道：這就是文宣帝的長處。

　　這個故事，講的是齊文宣帝之“長”，攻的卻是太宗之“短”。太宗聽後，無限後悔地說：“文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於是下令複其官蔭。

　　另外，魏征也十分注意把握進諫時機，因而能夠事半功倍，收到理想效果。

　　一、在取得重大勝利而陶醉時進諫。貞觀十四年（640年），太宗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慶賀平滅高昌（古國名，國都高昌城，故址在今新疆吐魯番東約20餘公裏哈拉和卓堡西南）。君臣共飲，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魏征進言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賭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他講了一個曆史故事：過去齊桓公曾與他的臣子管仲、鮑叔牙、寧戚一起飲酒。桓公對叔牙說：“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舉起酒杯站起來說：“但願君王不要忘記當年出奔在莒國時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記在魯國被捆綁時的狀況，寧戚不要忘記喂牛於車下時的境遇。”桓公謝叔牙說：“我與兩位大夫都能夠不忘記先生的話，那麽國家不會有什麽危險了！”他以此提示太宗，取得了勝利，要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說：“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二、在因某些災變而驚懼時進諫。唐太宗是個通過實際鬥爭而登上帝位的英明君主，比較重人事而不重天命，也不好祥瑞，然而由於天子的地位，使他離不開天命論，對某些自然災變，更有著本能的恐懼，魏征則常常利用這種時機來匡正君非。古人以為天見彗星是凶兆，有一年有彗星出現，太宗十分惶恐。魏征進言說：“臣聞古帝王來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複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史籍中關於魏征利用某些災變之機勸誡太宗克己自修的事例不少，且都收到良好效果。在皇帝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什麽製約機製的封建專製時代，利用君主對災變的本能畏懼，規誡其端正言行，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在太宗精神振奮或談鋒正健時，相機行事，或將話鋒一轉，導引至另一個方麵，進行諷諫；或借題發揮，因勢利導，就某一問題加深論述，並和提到新的高度，收到理想效果。史載：有一次太宗在洛陽西苑的積翠池大宴群臣，令大家飲酒賦詩，好不歡暢。魏征擔心太宗與群臣豪飲，失去了君臣之禮，有損君主的人格，便趁機作《賦西漢》：“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魏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穀，朝遊出杜原。終借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此是一篇敘事詩，通篇講的西漢漢高祖劉邦的故事，寓意之句在最後一聯，漢高祖初定天下時，共同起事的功臣多為普通百姓出身，不懂朝廷禮儀，往往在殿上飲酒爭功，大喊大叫，甚至拔劍砍壞殿柱。以後叔孫通重新訂禮儀，群臣上殿朝見，都遵照一定秩序，不敢喧鬧失禮。漢高祖說：“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貴！”魏征借用漢高祖語，諷諫太宗要處處注意禮儀。太宗對此也心領神會，馬上稱讚道：“征言，未嚐不約我以禮。”

　　由於魏征直言敢諫和能言善諫，常常使太宗在迷惘裏清醒，在疑慮中堅定，在失誤時警覺，在歧路口卻步。對此，太宗也不無敬佩之情，史籍中對此記載頗多，諸如：“非公，聯不聞此言”，“公所奏對甚善”，“不遵卿言，甚大錯誤”；“太宗深嘉納之”，“深然其言”，等等，不勝枚舉。太宗由衷地讚歎：“當今朝臣忠臣，無逾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