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五節 實行仁政，大力發展經濟

　　在隋末10年左右的社會大動蕩之後，唐初經濟破敗，民戶凋殘，社會蕭條，當時戶不滿300萬，還不到隋代極盛時期的三分之二。黃河之北“千裏無煙”，江淮之間“鞠為茂草”，到處是荒涼殘破的景象。到了貞觀初期，仍然是“霜旱為災，粟價騰起，突厥侵攏，州縣騷然”，“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一鬥米”。如何盡快地醫治社會的創傷，安民興邦，就成了擺在唐王朝君臣們麵前極為緊迫而繁重的任務。

　　殘酷的現實，無疑給封建統治集團以沉重的壓力，但同時也為有誌之士提供了施展聰明才智的廣闊舞台。作為太宗股肱之臣的魏征，以史為鑒，特別注意吸取隋二世而亡的經驗教訓，並且不拘一格地從儒、道、法諸家學說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提出並推行了一係引治國良策，它的核心是：施行仁政，取信於民；清靜無為，予民生息。這些政策的實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民心的向背，是一個政權興衰存亡的關鍵，要鞏固新興的唐王朝，首先必須取信於民。

　　魏征認為：“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他把實行德政和取信於民看作是國家的大綱，擺在了至關重要的位置。

　　魏征堅持示民以誠信，他援引孔子的話說：“人無信不立”，又引老子的弟子文子的話說：“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意為：同是一句話，有的話能夠得到人們信任，這是因為說話之前已經取得了信任；同是一個命令，有的命令能夠實行，這是因為命令之外還有真誠的精神。他接著分析說：說了話不能實行，是因為說話沒有信用；發出命令而人民不願服從，是因為命令缺乏誠意，說沒有信用的話，發布缺乏誠意的命令，君子是絕不會那麽做的。對此，他曾多次告諫太宗要講求誠信。甚至不惜為此抗詔令、逆龍麟。

　　史載：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初即位時，負責征兵的簡點史與封德彝等人，都想把中男18歲以上的征調入軍。（初唐規定16歲為中，21歲為丁）充力役，因此征兵不能在16～20歲的中男間進行。時任尚書右丞的魏征，堅持原則，行使封還詔書之權，征兵的文書發出三四次，他都不予簽署。封德彝再次上奏，太宗十分生氣，又發出敕令：“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但是魏征仍執意不從，拒不簽發文書。太宗怒氣衝衝地召見他，變臉變色地責問說：“中男當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們從軍，如果身形結實壯大，也可以抽取，這對於你有什麽妨礙？固執得太過分了，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征神態嚴肅地回答：“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如果連中男都抽去從軍，田租賦稅將從哪裏去獲取供給？並且，進而直言不諱地指出：陛下總是說“吾以誠信禦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現在即位時間不長，可是已經失信了！這種直截了當的批評，使太宗大吃一驚，不無驚愕地問：你所說的不守信義，是指哪些事呢？魏征說：陛下剛即帝位，發的詔書說，虧欠的官家物資，全免。然而有關部門卻以為虧欠秦王府國司的，不算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秦王府之物，怎能不算官物呢？陛下又曾下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複一年”，繼而又有敕令說：“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既已散還其已輸之物，而複又征調，百姓固不能無怪，已經征收到了物資，又立即抽點壯丁入伍，把第二年作為免除賦役的開始，用什麽來取信於民呢？還有，共同治國所依靠的，在於刺史、縣令這些地方官，平時收取賦稅，全委托給他們，到了選拔壯丁時，就懷疑他們詐偽。既然不信任他們，又希望他們誠懇而守信義，不也很難嗎？一席話說得太宗轉怒為喜，他懇切地對魏征說：“我見你固執不已，懷疑你不了解情況，現在聽你說國家不守信義，是不了解民間情況，我對此沒有認真思考，過錯也是很大的！”處理事情往往這樣失策，怎能把國家治理好？於是停止檢點中男入伍。

　　史籍中，關於魏征規勸唐太宗行仁政與守信義的記載不絕如縷，直至他辭世之前數月，太宗問他：“我克己為政，盼望趕上前代英明君主，認為積德、累仁、豐功、厚利這四件事是首要的，常以此來自勉，但不知我的作為優劣如何？”魏征機智地抓住這一進諫的好機會，回答說：“德、仁、功、利，陛下倒是都兼顧了。國內平定禍亂，國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業；安撫所有百姓，使他們各有生業，是陛下所謀的利。如此看來，立功、謀利的事做得多，隻是德行、仁義這兩件事，願陛下奮發不止，一定是可以達到的。”

　　魏征就是這樣不遺餘力地輔佐太宗布德施惠，取信於民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對此盛讚說：“以太宗為君，魏征為相，聊修仁義之義而天下貼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辮歸誠。”

　　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盡快恢複國家的元氣，魏征主張實行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的政策。清靜無為，源於道家的哲學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雲：“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道家認為，宇宙萬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無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應以“無為”為主。老子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根據這一基本原則，漢初的統治者曾實行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的政策，對穩定社會秩序和發展生產起過重要的作用。魏征認為“靜者為化之術”，實行仁政，達到教化的目標，必須以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為出發點。要想使人民能夠休養生息，一是要避免發動不必要的戰爭，以免勞民傷財；二是統治者要盡量少攪擾百姓；三是統治者要戒奢尚儉，以免征徭無度，違誤農時。這些都是魏征直諫的重要內容，也是後人稱道魏征治國良策的一個重要方麵。

　　統一全國的戰爭結束以後，唐王朝統治者的注意力需要從軍事鬥爭轉移到和平建設方麵來，魏征為此屢屢提醒太宗要偃武修文。有一次，當太宗談起漢武帝通西域和隋煬帝征伐不息的故事時，魏征進諫說：漢武帝時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兵馬強盛，於是隨意向四夷用兵，搞得“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國用不足，府庫空虛，於是侵漁百姓，內外窮困，直到晚年，他才開始覺悟，下了哀痛之詔，幾乎鬧出大亂子來。隋煬帝依仗國力強盛，便想追隨漢武帝“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身亡國滅。“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唯二主以為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魏征把皇帝能不能偃武修文，提到了事關全國人民能否安居樂業的高度，勸誡太宗千萬不要發動不必要的戰爭。他為了使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慶典或宴會演奏表示武功的“七德舞”，他都低頭不看，到演奏表示文治的“九功舞”時，才認真觀賞，以此對太宗進行諷諫，連參加宴會、觀賞歌舞之時，都念念不忘偃武修文，可見魏征用心之良苦。

　　唐王朝是在隋末戰亂之後建立起來的，太宗很重視以亡隋為鑒，魏征便在奏疏中分析隋朝敗亡的原因說：我們遠遠比不過隋朝的庫藏、兵力和戶口，但隋朝由富強而轉政亡，是因為隋煬帝橫征暴斂，徭役不止，使得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我們卻以貧窮而使得天下安寧，是因為陛下清靜無為，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對比之後，他指出“靜之則安，動之則亂”。魏征的這些主張，太宗“深嘉而納用”，因此，魏征健在的時候，沒有發生過不必要的戰爭，直到他辭世以後的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才親自率兵攻擊高麗，錯誤地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勞民傷財的戰爭。在班師回來的路上，他想起了魏征生前的勸誡，慨歎地說：“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可見，對於貞觀年間偃武修文政策的確定與執行，魏征起了重要作用。

　　魏征認為，要使人民能夠得到休養生息，統治者還要避免攪擾百姓。自秦始皇以來的許多帝王，在天下平定之後，都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向天地祝告事業的成功。舉行封禪大典排場極大，不僅有成千上萬的官吏和侍衛陪同出行，而且由長安到山東泰安，沿途各州縣都要修築道路，供奉精美的食物和各種奢侈品，這無異一次公費大旅遊，因此，許多人都以有生之年能參加一次封禪大典為榮耀。

　　貞觀六年（632年），平定突厥，少數民族紛紛朝貢，五穀連年豐收，“祥瑞”也不斷出現，因此一些州府大吏紛紛請求封禪泰山，朝臣也盛讚太宗的功德，竭力促成此盛舉。太宗更是興致勃勃，連發兩個詔書：一是《詳定封禪儀詔》，定於來年二月有事泰山，命令有司與公卿並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二是《求訪賢良限來年二月集泰山詔》，令天下諸州薦舉賢才，上報名單，“限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庶獨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借機收羅俊才，同時也為封禪大典增輝。舉行封禪大典已勢在必行，唯獨魏征提出反對意見，太宗希望魏征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不要有所隱諱。於是，君臣進行了一番對話：

　　太宗：“朕功不高邪？”

　　魏征：“功高矣。”

　　太宗：“德不厚邪？”

　　魏征：“德厚矣。”

　　太宗：“華夏未理哪？”

　　魏征：“理矣。”

　　太宗：“年穀不登耶？”

　　魏征：“登矣。”

　　太宗問道：“那為什麽不能封禪呢？”於是，魏征分析了當時的國情，從容地陳述了舉行封禪將幹擾以靜撫民政策的道理。他說：“陛下的功績雖高，但百姓心中還未記住你的恩惠；陛下的德行雖厚，恩澤還沒有遍施於人；華夏雖已安定，但還不足以負擔得起舉行祭告天地大禮的費用；吉祥的征兆雖然出現，但大小刑網還密布於天下；雖然連續幾年獲得豐收，但是糧倉還很空虛。”為了能夠使太宗回心轉意，魏征在講述了這些理由之後，又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有一個人，十年間長期患病，經過治療，病剛剛治愈，卻虛弱不堪，如果這時硬要他背著一石米，同行百裏路，他一定無法辦到。”他說：“隋朝的禍亂非止十年，陛下作為治療這個頻遭喪亂的國家的良醫，解除了它的疾苦，雖已治平無事，但還沒有充實，這時就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感到疑惑。況且陛下東封泰山，各國前來參加慶典的使者都要向那裏聚集，遙遠邊地的人，無不疾速趕來。現在從伊、洛二水向東直到東海、泰山，草木叢生，遍布大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怎麽可以讓那些外族人來看這些虛弱之處呢？而且竭盡國家財力，不能滿足遠方來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賦役的年份，不能補償百姓的勞苦，如果碰上水旱災害，天時變化，人們將橫生議論，那就後悔莫及了。”魏征通過入情入理的分析，終於打動了太宗。於是，太宗斷然收回成命，下了《停封禪詔》，並說：“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義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這表明他完全接受了魏征的觀點。此後，群臣又屢次請求封禪，但都未能成行。隻有統治者不無故使國力受損，以靜撫民的政策才能得以貫徹執行。

　　要想以靜撫民，統治者必須節製自己的貪欲，提倡儉樸，力戒奢靡，魏征為此多次告誡唐太宗要“戒奢以儉”。太宗鑒於隋煬帝的教訓，貞觀初期還是很注意節儉的。貞觀四年（633年），他對侍臣說：“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這話說得很是在理。魏征順水推舟，加以發揮說：“陛下本憐百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隋煬帝誌在無厭，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竟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自所親見。為典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啼不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亦不足。”太宗被他的直諫深深地打動了，說：“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然而，一個至尊無上的君主，能夠克製自己，是很不容易的。隨著經濟的恢複，太宗也時不時地追求起奢靡和享樂來，對此，魏征千方百計地進行匡正。貞觀十一年（637年），太宗在洛陽建造了飛山宮，魏征即上疏說：隋朝統治30多年，勢力及於萬裏，連外國也懼服它的聲威，可是一下子就崩潰了，難道煬帝不樂意太平而喜歡滅亡嗎？這是因為他恃其富強，不虞後患所遺成的。現在隋朝的天下已歸大唐所有了，那麽該怎麽辦呢？他講有上、次、下三策：“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廈，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唯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勸誡太宗要采取上策，甘心居住在卑陋的宮殿裏，不要大興土木。

　　貞觀十二年（638年），太宗東巡將至洛陽，路上住在顯仁宮，往往因供應不周而責罰人。魏征進言說：陛下這次行幸洛陽，是因為這裏原是舊時的征行之處，想加恩於故老的，但是這裏的人們未蒙恩澤，官司苑監卻受到不少責罰，或者由於供奉的食物不夠精美，或者由於本地人民不給奉獻食物，“此則不思止足，誌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負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為供奉，倘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為無限，遂至滅亡”，“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需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為奢麗也？”太宗大驚說：“今後決不會再發生這類事了。”

　　由於魏征等人的匡正，太宗基本上做到了儉樸自持，即令晚年興建的玉華宮，也還是“務以儉約”，“正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而已。雖然他在晚年漸趨追求享樂，然而奢侈腐化的現象終未能占據支配的地位。

　　封建社會是以農為本的，農業是生產部門，農民是主要生產者，因此，減輕負擔，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發展的關鍵。魏征對此有明確的認識，在他的建議和勸諫下，太宗在唐初力行均田，采取減免賦稅等措施，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均起了促進作用。

　　農業是封建時代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農夫在士、農、工、商四民的人口總數中占有絕大的比重。因此，魏征的靜以撫民、恢複和發展經濟，主要體現在他對農民和農業生產的關注之上，勸課農桑成了重視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政策。為勸課農桑，唐太宗恢複了古代的“藉田”之禮。“藉田”之禮及其儀式，始見於《國語·周語上》的記載，體現了西周統治階級對於“民之大事在農”的重視，即所謂“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幹農功”。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諸侯征戰，藉田之禮遂廢。西漢初年的漢文帝，重視恢複發展農業，曾行藉田之禮，並導致了“文景之治”的出現。漢末以來，國家分裂，藉田之禮亦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

　　貞觀三年（629年）正月戊午日，唐太宗祀太廟，癸亥日，耕藉田於東郊，這一天，唐太宗帶領有關官員，按照天子行藉田之禮的儀式“躬禦耒耜，藉於千畝之間”。由於藉田之禮廢棄已久，人們對於藉田之禮的儀式感到很新奇，“觀者莫不駭躍”。唐太宗行“藉田”禮，表明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預示著“貞觀之治”的到來。

　　唐太宗還經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視察，勸課農桑，向使臣講述勸農的意義，指出“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致也”。他還要求勸農的使臣到達各州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可見，唐太宗告誡勸農使臣，到州縣後不要講排場，走形式，要講求實效，不許名為勸農而實則增加農民的負擔。

　　為落實勸課農桑，唐太宗強調“不違農時”的重要，認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據《貞觀政要·務農》記載，有關官員上書說：“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唐太宗認為二月正值春耕即將開始，擔心此時為太子舉行加冠典禮，“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上奏說，按照陰陽學家的理論，太子的典禮“用二月為勝”，唐太宗駁斥說：“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祜，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太子的加冠典禮，不能不說是大事，選擇在吉時舉行，亦是理所當然。然而，當典禮與農時發生衝突時，唐太宗以“恐妨農時”為由，將冠禮“改用十月”。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唐太宗喜好狩獵，但他即位後的狩獵活動，大都在10～12月進行，亦是在農閑時期，基本上沒有違背周代“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古製。

　　均田製是北魏以來所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這種製度是由政府分配給農夫一定數量的土地，並按照分配的土地數量多寡向農夫征收賦稅。然而，在人多地少的地區，這種均田製度很難推行，由於大地主的兼並土地和實際上的人多地少，農夫不可能分得國家所規定的耕地數量。事實上，各地農夫所分得的耕地多少不一，甚至在有的地區則根本沒有實行。

　　唐代初年，由於隋末戰亂，人口流失，土地荒蕪，使得國家直接控製了大片的無主荒地，為推行均田製在客觀上提供了有利條件。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三月，頒布均田法令。均田法令規定：凡丁男、中男（18歲以上者）授田一頃，其中80畝為口分田（又稱露田），20畝為永業田（又稱世業田），口分田在受田人死後交還官府，由官府另行分配給他人；永業田可傳給子孫，規定要種植桑、榆、棗等樹木。農民所受耕地原則上不得買賣，但遷徙他鄉或遇喪事及家貧等原因，可以出賣永業田；如果自狹鄉（人多田少地區）遷徙寬鄉（人少田多地區），可以出賣口分田。總之，永業田授而不還，可以繼承或買賣，實際上已歸農民所占有；口分田最終將歸還官府，一般不許買賣，農民隻有使用權。此外，均田法令還規定：因土地瘠薄而需要休耕的田地，授田量可增加一倍；老弱殘疾者給田40畝；寡婦30畝，自立門戶不再嫁人的再增加20畝，其中皆以20畝為永業田，其餘為口分田。貴族官僚的授田數量，根據爵位和官階的高低不同而不等，但數量遠比農夫高，如職事官從三品授永業田20頃，正四品受永業田14頃。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武德九年（626年），由於皇室內部太子與秦王爭權鬥爭激烈，均田製並未能認真貫徹執行，唐太宗即位後，著手認真地推行均田製。長孫皇後的族叔長孫順德出任澤州（今山西晉城東北）刺史，“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貞觀十一年（637年）七月癸未日，洛陽地區天降暴雨，穀、洛二河汛濫，洪水流入洛陽宮城，衝毀宮寺、民居無數，溺死6000餘人。唐太宗為此詔令“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上述兩條記載表明，唐太宗確實實行向無地或少地農民分配土地的均田製度。

　　唐太宗推行均田製度，實際上隻能是施之於“荒閑無主之田”，“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因而在人多地少的狹鄉，農民不可能得到均田法令所規定的田畝數量。

　　為解決“狹鄉”授田畝數不足的問題，唐太宗鼓勵農民向地多人少的寬鄉遷徙，落實授田畝數。據《新唐書·崔善為傳》記載：“貞觀初期，（崔善為）為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為避免造成關中地區軍事力量空虛的現象，於朝廷安全不利，唐太宗經過考慮，沒有在關中狹鄉推行鼓勵遷徙的政策，至於其他地區，則推行這一政策。均田法令的推行，對於唐代初年的擴大耕地麵積、增加糧食產量，對農業的恢複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唐初與均田製相適應的，是租庸調的賦役製度，這一製度初定於武德二年（619年），修訂於武德七年（626年）。租是受田戶每年每丁要納粟2石；庸是每個受田成年勞力要為國家服役20日，如不服役可用絹代役，每日絹3尺，20日共計6丈；調是每丁納絹2丈，另加絲綿3兩，或者納麻布2丈5尺，另加麻3斤，如果在20日外加服徭役15日，則免交調，加服30日徭役，則租調皆免，正役不得超過50日。租庸調始行於隋文帝時期，唐代沿用此製並作了相應的改革，有所進步，如隋時奴婢受田並繳納租賦，唐代則奴婢不受田亦不繳租賦；隋時，百姓年滿50免收“庸”，而唐代一切徭役均可輸庸代役。

　　唐太宗對租庸調賦役製度沒有進行重大的改革，但他在即位後確實實行了“輕徭薄賦”的政策，減輕農民的負擔，以有利於安定秩序，恢複並發展農業生產。

　　據史書記載，武德九年（628年）八月即在他即皇帝位之時，詔令“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複一年”。

　　貞觀元年（627年），“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貞觀四年（630年），“冬十月壬辰，幸隴州，曲赦隴、岐兩州，給複一年”。

　　貞觀七年（633年）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賑恤”。

　　唐太宗深知大興土木、徭役過重給人民帶來的災害及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他不僅本人以此來約束自己，而且通過製定法律來約束地方官員。總之，唐太宗的輕徭薄賦政策，對於唐初農業經濟的恢複確實起到了保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