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四節 偃革興文，製定文治總國策

　　唐太宗即位之後，曾問過一個最根本的大問題：“近代以來君臣統治國家，都比古代的那些朝代要差，這是什麽原因？”這裏，唐太宗是在向大臣們布置一篇作業，作業的題目是為什麽近幾百年以來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朝，都不能像周代、漢代那樣強盛而久長？如何才能達到周、漢等強大王朝的目標？有人認為：“人主必須威權獨任，對內嚴刑峻法，對外耀兵振武”，主張效法秦始皇的法家治國路線。王珪則提出另外的看法：“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多非經術之士，漢家丞相無一不精通一經，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魏征的主張概括得最精練和徹底；“偃革興文，布德施恩。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後來唐太宗在總結他治國成功的經驗時也稱：“隻有魏征勸我停止武裝鬥爭，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文治國的路線上來，朕采納了他的主張，結果天下達到太平安寧的局麵，四夷鄰國，都來臣服，世界各國，全都羨慕我大唐盛世，這一切都應歸功於魏征！”

　　唐太宗之所以接受魏征的以文治國的方針，是因為他們親眼看到隋煬帝統治時期幹戈不息，徭役無時，窮兵黷武，窮奢極欲；又身經隋末時期全國人民疾風暴雨般的反抗鬥爭，推翻了隋王朝的反動統治，重建了新政權；而麵臨的現狀又是“東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百廢待興的嚴峻形勢。所以他在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指導下，深深地懂得要統治人民，必須先使人民能夠生存，猶如捕魚必須先養魚，獲獸必須先育林的道理。於是，他動員文武百官，獻計獻策，以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展開多次大討論和大動員，全麵審慎地分析和研究國內外形勢，總結了曆代新王朝開國時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正反兩方麵的典型事例，如西漢立國之初的政策是如何興邦旺國，隋末統治者是怎樣喪國亡身，逐步地探索出一條既統治天下人民又不使他們反抗，既要人民為國家服役交稅又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既要統治者長守富貴、長治久安，又要保證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平而又服從統冶的理論係統和實施方略。因此，綜觀貞觀年間唐朝統治者所推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政策措施，與曆朝曆代經濟上恢複發展的積極效果，在魏征為首的一批傑出政治家、思想家的策劃和設計下，在唐太宗的英明指揮下，他們順利地進行了這場有聲有色、有條有理的大改革和大調整，創造出三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太平盛世，並由他們經營的這份“貞觀之治”的基業開始，他們的子孫得以暢抒政治豪情，把文治武功推向縱深，把大唐帝國推向中國封建社會文明的最巔峰。

　　太宗未即位之前，就廣招文人學士進秦王府，建立學館，既講學，又論政。所謂十八學士為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勖、於誌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等，分為三班，每班六人，輪流值日，與李世民晝夜講論，史稱“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讚，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李世民對這批文士“供給珍膳，恩禮優厚”。這些人既是李世民的文化教師和學術顧問，也是他的智囊團和在貞觀時期宰相政事堂的主要班底。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後第一天的群臣大會上，提出“偃革興文”，隨後即用“予以升遷”“破格擢用”等名義，提拔了一批“學識優長，兼識政體者”為中央政府各主要部門的領導人，例如對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溫彥博、王珪、戴胄等人的大力提拔和重用。此後，以上書議政，求諫納諫，科舉特舉等方式，擢選了一大批文人進入朝廷中樞機構。

　　唐代所謂的“文人”“學士”“儒者”，大都指的是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它大體上包括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門第的上層士大夫和來自社會中下層的文人寒士。由於其本身來源上的寬泛和流動的特性，從達官貴人到胥吏貧民，使得他們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獨立的社會階層；加之魏晉至隋朝數百年門閥政治的把持和壟斷，以及隋末戰亂的毀滅和打擊，更使學者文人無法在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隋末唐初的尚武輕文之風，是再普遍不過的現象。但是，伴隨著唐代社會環境的改變，一個不同於前代也有異於後期的“貞觀式知識分子”的新型群體，在偃武興文的國策出台和落實過程中，悄然崛起。

　　回顧前朝的曆史，兩晉南北朝實行的“九品中正製”，使門閥巨族一直扮演著參政的重要角色，不僅使寒族無法憑資取官，而且從政治上堵塞了當時廣大知識分子從政做官的道路。加之頻繁的王朝更迭，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政治鬥爭局麵，文人士大夫的頭麵人物往往處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旋渦之中，使大多數文人士子不敢貿然從政，即使是參政的寒門士人也常常成了泯滅個性的奴才，所以他們的參政觀既不是視政治為不屑一顧的髒物，也不是懷有一定的政治抱負要大幹一番事業，而是超乎政見炎涼和遊離政界紛擾的消極思想。唐朝此時期的知識分子由於置身於前代門閥統治衰落終結和後朝高度集權專製統治即將開始的過渡時期，能在封建社會發展局部更新的上升時期裏獲得得天獨厚的精神條件，能夠在有為的時代裏將政治理想和行為活動統一起來，所以，他們對參政不再持猶豫觀望的態度，而認為直接參政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實現理想，體現價值的標誌。唐代知識分子的這種胸圖大誌、積極有為的進取思想、時思報國、兼濟天下的遠大抱負，與唐太宗所希冀的“偃武興文”的戰略大轉變正好一拍即合，知識分子思欲濟蒼生安社稷，以天下為己任的參政觀，正好形成了貞觀時期以文治國政策的理想的精神基礎。一方麵新政權迫切需要網羅吸收文人學士，一方麵文人學士也強烈需要入仕做官，參政議政，這樣就匯成了一股文人做官的時代潮流，逐步形成文人掌權的政治局麵。比較典型的是寒士馬周，就是以代人議政而被選拔為中書尚書，後來又迅速躋身於政事堂，成了宰相。從貞觀元年（627年）到貞觀四年（633年），以文人入相而充實政事堂的任命詔令就達8次之多。

　　在大力選拔文人參政的同時，削減武將在政權班子中的比重或者把武將轉化成文臣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配套進行著，這就是史家們通常所稱的唐代“文武之變”現象，即唐代政權人員組成結構中文臣武將的不同比重和社會風氣中是尚文還是尚武的變化趨向和走勢。

　　本來，大唐帝國是以李淵父子為代表的軍事貴族集團的勝利果實，李淵父子所依靠的軍事貴族集團，基本上是以周隋以來形成的關隴地主集團為核心，聯合了關東地區世族地主集團、豪強地主集團以及當時北部邊疆少數民族的部落貴族而形成的。這個集團的重要特點，就是崇尚武力，關隴地區的尚武風氣源遠流長，早在漢代即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之說。宇文泰西入關中創建府兵製時，除依靠部分代北戰士外，主要依靠關隴世族地主所領的鄉兵。到了周隋，關隴集團的尚武之習依舊濃厚，從西魏八柱國之一的李虎，到兒子李昞、孫子李淵、曾孫李建成、李世民，皆可以算是標準的武人。另外，在唐高祖武德年間陸續參加到中央政權機構中來的，還有關東地區的世族地主集團和所謂的“山東豪傑”集團。關東地區，特別是河北、山東一帶，由於長期處於北方少數民族的襲擾和統治之下，故無論是地主階級，還是一般農民，都漸漸染上了較重的習武之風。加之唐代皇室本出自胡化較深的北朝漢人，故當時統治集團並沒有強烈的夷夏區分觀念。而夷夏之辨觀念的淡薄，軍事上也急需善戰能武的番將的幫助，故唐初朝廷中少數民族將領和武臣極多，而這些人本來尚武少文，唐代統治集團容納了大批番將，無疑對強化尚武風氣起了正向的刺激作用。

　　唐代武德年間，武將的地位是相當高的。在政治上，有的武臣位居文職，如在中央政權內擔任宰輔和六部尚書等要職，但此類情況極少，隻有李靖、李績、侯君集等幾個名將，大多數武臣則是出任地方長官，擔任都督、刺史、總管等職，如尉遲敬德、段誌玄、程知節、劉弘基、張亮以及江夏王道宗、河間王孝恭等。還有不少武將與唐初皇室通婚聯姻，唐公主的駙馬中，有一半的是武將或名將之後，其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在當時的尊崇狀況可以想見。我們隻要看一眼唐高祖創立大唐帝國後，所定的年號也明確地叫做“武德”，當時的尚武重武之風，就不言而喻了。

　　唐太宗即位之後，雖然沒有一下子革除父皇時代重武輕文的風氣，但他卻在艱難地紮實地向“尚文重士”的方向努力。在大力采用科舉製選拔文人進入政界和通過其他各種途徑提拔知識分子的同時，他也開始大規模削減以前武將在朝廷的官位。唐高祖在位期間，科舉取士隻有32人，而唐太宗一朝科舉取士猛增至234人，奠定了科舉製大規模發展的基礎，科舉製漸漸成為入仕之首選，社會上才智之士趨之若鶩，社會風氣因而大變。而在穩定了政權以後，唐太宗也清楚地看到許多武臣因為善武少文，缺乏行政管理才能，對封建統治機構的正常運轉往往有所妨礙，這就迫使他要讓武將逐漸退出行政機構，減小他們在政權中的影響力。如屈突通乃唐初有名戰將，高祖因他戰功卓著，為人忠貞，任命他為刑部尚書，但他文化水平太差，無法勝任，隻好改任工部尚書，為時不久，還是隻好調往地方，當他最擅長的軍事將領——洛州都督。又如尉遲敬德，盡管是唐太宗最信任的心腹大將，在玄武門之變中，論功第一，賜賞之厚，任何人無法比擬，但唐太宗即皇位以後，他並沒有掌握過中央政府大權，而是派遣到外地，擔任總管。他“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麵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嚐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這一情節一方麵反映了尉遲敬德居功自傲，仗勢欺人等修養方麵的缺陷，另一方麵更反映了唐太宗即位後壓抑武將，限製功臣，獎勵文士、提倡文治的事實。尉遲敬德後來被調出中央，數年後，授以虛尊的“開府儀同三司”的最高官階，基本上被排斥於實際行政之外，閑置了起來，以後的幾十年內，這位赫赫有名的頭號功臣，就因為是一介武人，再也沒有參與過朝政，而隻好“篤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台，崇飾羅綺，嚐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武將中，還有秦瓊，在唐太宗即位後，一直臥病不出，從未過問政務；唐儉除了出使過一回突厥外，也一直以閑職供養起來，因為無法參與中樞政要，所以也隻得“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為樂，未嚐以職務留意”。長孫順德，是長孫皇後的族叔，玄武門政變中幫助李世民的功臣，後因貪汙受賄被唐太宗責罰，並乘此被逐出政壇，以後就隻有借酒澆愁，鬱鬱度日。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程咬金、段誌玄、張公瑾等昔日的開國功臣、凜凜將軍，也都充其量派在邊防前線統軍帶隊，效力沙場，要麽就安排一個虛銜閑置起來，吃喝玩樂盡可自由自在，但就是不得再插手國家政務，朝廷大事再也沒有過問的機會了。唐太宗也選擇一部分優秀武將，把他們培養轉變成能文能武的貞觀名相，如李靖、李勣、侯君集等都是一代名將，唐太宗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讓他們朝文相方向努力，使他們終於成為出將入相、文武雙全的能臣。

　　這與太宗自己讀書習文有關，他說：“朕年十八便帶兵，二十定天下，二十九為天子，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並號召群臣讀書識理，以求天下致治，鼓勵大臣讀經議政，他說：“人性台靈，待學以成其美，博學以成其道。”把讀書提高到亂後思教，致治太平的高度。他要求大臣向篤意學問的虞世南學習，虞世南被人譽為“文學之宗”，唐太宗總結他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辭藻、五書法，並說：“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以不治？”這樣抬舉虞世南，目的就是號召文武大臣學文致治，開辟社會新局麵。唐太宗君臨天下23年，共任宰相28人，除裴寂、蕭瑀、陳叔達等6人是高祖時的遺留舊相外，其他22人中，山東11人：魏征、高士廉、房玄齡、溫彥博、戴胄、馬周、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9人為出自士族或寒族的文人。李績、張亮二人出身寒微，由軍功發跡，出將入相；關中5人：長孫無忌、楊師道、杜淹出自顯赫貴族；李靖、侯君集以軍功至高位，亦由將入相。至於岑文本、劉洎、王珪、褚遂良、許敬宗5人，均來自南族名門之後，博涉經史，多負才名，又深諳梁陳文獻典章。所以胡三省對此加以評論曰：“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學士，日夕與之商榷議論，”“有是鮮有敗事”。太宗時確立的三省互相製約的中央政治製度，就是他與文士們反複商量討論、審定而成的產物，此後三省行政長官多用文人，這些文人，多數出自科舉。唐貞觀時代確立的文人執掌中樞的政治局麵，開創了我國封建社會政治史上文人政治的先河。此後的宋、元、明、清各朝，雖略有變動，但基本上沿用唐朝舊製，這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政治製度由門閥蔭襲製進入科舉入仕製，影響極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