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二節 四麵夾擊，艱難站穩腳跟

　　貞觀元年（627年）夏秋之際，魏征被任命為尚書右丞，仍兼諫議大夫。尚書省是掌國務大權的最重要部門，但魏征任這一職務仍不能說明他就已經得到重用。當時，尚書省的左仆射是蕭瑀，右仆射是長孫無忌，均為魏征的頂頭上司，地位比他顯赫得多。其他兩省的長官，門下省的侍中為高士廉，中書省的中書令為房玄齡，都是事實上的宰相，而且論級別也要比魏征高一品。唐代尚書左右丞中，左丞為四品上等，右丞為四品下等，左丞比右丞地位要高，當時戴胄為左丞，魏征以右丞而居其下，可見其地位還趕不上戴胄。戴胄過去的經曆比魏征要體麵得多，他曾在隋朝末年的朝廷中小有名聲，當時的重臣蘇威、裴矩都對他很客氣，很看重，當過越王楊侗的給事郎，以抗言敢諫而聞名。後成為王世充的鄭州長史，在武牢關大戰中被李世民俘獲，這一點與魏征倒是有點相似，隻不過有個重要區別處：魏征自虎牢關兵敗降唐後，投奔的是太子李建成；而戴胄降唐後直接被李世民納入秦王府集團之中，被委任為秦王府士曹參軍。玄武門之變後，被提升為兵部郎中，封為男爵，旋及又被提拔為大理寺少卿，一躍而成為中央司法審判機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貞觀元年（627年），戴胄以敢諫忠直的風格而使唐太宗稱賞不已，所以把他調到尚書丞的崗位上來，協助宰相們執法斷事，參議得失。

　　次年，杜如晦以兵部尚書檢校侍中，並兼管吏部，不久又當上尚書右仆射。上述幾個人中，長孫無忌是唐太宗的妻兄，高士廉是長孫無忌的舅父，房玄齡和杜如晦則均屬於原秦王府的心腹之臣。貞觀時期，尤其是初期，房、杜二人共掌朝政，當時的政治體製、官製和典章製度都由他倆製定，在當時享有極高的聲望，被人們稱為“房杜時代”，就政治格局而言，可以說當時實行的是“房杜體製”。而魏征在上層政治圈內，麵對著皇親國戚和李世民的秦王府舊部，麵對所謂的“房杜體製”，他隻有自愧不如，徒生豔羨而已，在政治角力較量中是沒有多大能量的。大致上，他除了在朝廷上發發議論，講講君道王製以動聖上的視聽之外，就隻有在尚書省裏秉承上級的指示，辦理一些兵、刑、工三部的例行公事而已，不可能再有什麽作為。王珪和魏征一樣，也屬於原來的太子建成手下的東宮官，但到了貞觀年間，蒙受的提拔晉用也跟魏征有所區別，並不同步。貞觀元年（627年），李世民即位之初，王珪就以黃門侍郎的清貴要職參與朝政，進入到中央上層圈子中了，第二年，就提拔為門下侍中，成為門下省的首長，躋身入宰相的行列。而魏征直到貞觀三年（629年）才開始參與朝政，但職務隻是一個秘書監，遲至貞觀七年（633年），才爬上門下侍中的位置，總算過了把正式宰相的癮。這些事實說明了唐太宗對待王、魏二人並不一樣，而是有所區別的，即對王珪的重用超過了魏征，這可能與王珪的出身要比魏征高貴、自己過去的官職也要比魏征高一些有關。

　　魏征在貞觀年間經曆了長達7年之久的考驗，才進入上層最高權力集團，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熬的。唯一對這種漫長考驗的感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在貞觀年間就隻有褚遂良了。褚遂良也是唐代名相，但他也是個大器晚成的貞觀大臣，一個在隋末就擔任過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的文武雙全之才，而且有當秦王府學士的父親褚亮這層特殊的背景，卻遲遲等到貞觀十八年（644年）才當上黃門侍郎，開始“參縱朝政”，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老態龍鍾的他，才當上中書令，嚐到了做宰相的滋味。魏征要是九泉有知，相比之下，也許會有點欣慰：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己還算是幸運之人。

　　再從魏征初進宰相班子時，整個宰相班子的陣容情況來看，他的處境也很不利。當時房玄齡任尚書左仆射（第一宰相）已達4年之久，而且地位十分穩固，威望正如日中天；尚書右仆射是李靖，他在李淵攻克長安之初險些被斬首，全靠李世民再三求情免死，才保全了性命，所以被李世民召入秦王幕府後，誠心竭力，成為李世民打天下南征北戰時最得力的軍事指揮家，他與李世民這種深厚的恩情舊誼的緣分，使他能夠毫不費力地在貞觀二年（628年）就以刑部尚書的本官兼任中書令，迅速進入最高權力圈。得以參與朝政的還有右衛大將軍、兵部尚書侯君集，檢校吏部尚書戴胄，前者在李世民當秦王時，就早已被引入幕府，數次南征北戰，漸蒙恩遇，玄武門之變，他是策劃者和核心參與者之一，所以貞觀四年（630年）就能進入宰相班子；後者前文已經作過交代，先後擔任過兵部郎中、大理少卿、尚書左丞、吏部尚書等要職，一步一個台階，貞觀四年（630年）時也踏進了宰相的廳堂。以上幾人在貞觀以前都同李世民有特殊關係，都有特殊背景和雄厚政治資曆，而且沒有什麽政治嫌疑，皇帝對他們的信任和重用都超過了魏征。

　　在“房杜體製”時期，房玄齡一直任左仆射，杜如晦則擔任右仆射，杜如晦貞觀四年（630年）去世後，由李靖接替這一職務達5年之久。後來溫彥博繼任2年，接任者為高士廉，直到魏征去世那年（643年），仍然是房玄齡當左仆射，高士廉當右仆射，而魏征一生都始終沒能當過仆射之職。“房杜體製”即使是在杜如晦英年早逝的情況下，也沒有變成“房魏體製”，就充分證明了一個事實：魏征在貞觀年間的實權一直不能與房玄齡、李靖、高士廉等人相比，更無法與長孫無忌等人相提並論了。大致從貞觀七年（633年）他任侍中後，在政事堂會議上的發言權才稍有改善。

　　再從貞觀七年（633年）魏征拜侍中時，諸位宰相的年齡上考察一下當時的情景。這一年魏征54歲，唐太宗37歲，房玄齡55歲，蕭瑀60歲，李靖63歲，高士廉58歲，長孫無忌的年齡無法考證，可棄而不論。從上述可知的幾位宰相的年齡上看，魏征比唐太宗大17歲，太宗把他作師傅看待也是合情合理的，但與其他人相比，除房玄齡的年紀與魏征不相上下之外，其他都長於魏征，少則5歲，多則9歲，所以他在政事堂議政時，不免顯得年輕資淺，也比不上皇親國戚、秦王舊屬。因此，魏征發揮的作用，多見於同唐太宗的問對、議論中，而他在政事堂、門下省的作為卻很少被史籍所記載，這恐怕不是出於史臣的疏忽，而是有其具體原因的。魏征任侍中之初，本來對他是一件莫大的喜事，但他卻以視力不佳為由，數次打報告要求辭去這來之不易的宰相之位，而且還當麵向唐太宗提出辭職的申請。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是魏征由衷地不想當侍中嗎？是他的眼睛果真有疾病，健康方麵的欠佳導致他工作受到影響了嗎？為什麽要一再地辭卻侍中的官職呢？《舊唐書·魏征傳》中有幾句話道破了個中奧秘：“征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即自己感到在唐朝立國、平定天下時沒有什麽戰功，在玄武門之變的新舊轉換之際也沒有任何功績可言，光靠幾條建議，說一些話就進入最高權力層，他的心是不踏實的，底氣也不足，勉強進入由開國元勳、秦府舊屬和士族達官、皇親國戚組成的這個公卿集團，是注定要被排外的。所以魏征深深感受到他不配坐在這一位子上，這把宰相椅子絕對不是那麽好坐的，坐了，就要準備迎接挑戰，準備應付各種壓力，準備為此付出代價。魏征沒有信心，於是，他害怕了，恐懼了，一種無法排除的孤獨和自卑，令他退卻和逃遁。使魏征變成如此表現，唐太宗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君臣之間合作了7年之久，依然讓魏征時時痛感身是客，無法與皇上及一班同僚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並非單純因魏征過於敏感，疑神疑鬼，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他與唐太宗及秦府舊屬們之間的無法克服的心理隔閡和身份障礙。盡管唐太宗從理性上認識到君臣之間應以誠信相處，號召大家不計前嫌，精誠團結；魏征在口頭上也經常強調君臣之間不應存形跡和芥蒂，而事實上雙方並不可能完全做得到，雙方疑忌之事是根除不掉的，魏征的身份和昔日的經曆，在唐太宗心頭，總是一團永遠抹不去的陰影。在玄武門之變中奪得皇位的唐太宗，清醒地知道，他在政變中能夠製勝的重要原因就是秦王府的文武心腹們能精誠團結，所以，對魏征並不能完全信任和重用，是符合情理的。

　　唐太宗與魏征之間一直存在的這種戒懼之心，有時便很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甚至還出現過相當緊張的情況，例如太宗曾向皇後吐露過想殺掉魏征的念頭，幸虧經皇後巧為勸解，才使魏征化險為夷。還有一件君臣關係險些徹底惡化的事情，卻鮮為人知，不妨在此簡略介紹一下。據《魏鄭公諫錄》卷五《太宗移舊閣》篇中記載：唐太宗正在移建一座舊閣，魏征認為欠妥，太宗卻以為這是在“謗我作望陵台”，魏征其實是覺得此項工程，用十車銅，不免奢侈浪費一些。唐太宗卻在盛怒之下，對魏征產生了敵對思想。他的這種看法不僅沒有在事後消除，甚至跟另外的大臣杜正倫談及，性質顯得很不簡單了。他說：“魏征與我的關係，並不是原來秦王府舊部下的那種老關係，是我從罪犯中把他赦免出來，給他出路，送他富貴前程的。我隻不過看在他能夠諍諫，所以對他如此之好，可他卻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是個什麽東西，照他那想法，好像國家不重用他，這國家就不好；我不聽他的，我就不講道理！自古以來的賢君明王，沒有魏征，也照樣創造出太平之世，我今天難道少了他魏征，天下就沒有了？”看來，隻要遇到不愉快的時候，唐太宗就要揭魏征的老底，撕他的傷疤，把魏征在曆史上做過降虜，當過東宮黨人的經曆不時掛在嘴上。上述這件因移建一座舊閣而引起的齟齬，發生在約貞觀十七年（643年）間，經過那麽長時間的相處，唐太宗還沒能根本扭轉對魏征的猜疑態度，可見玄武門之變時的陣營關係仍然像永不消逝的魔障，存留在唐太宗的記憶之中。成見，是一種多麽可怕的東西！魏征終其一生始終沒能掌握國家政務大權，恐怕就是由於君臣間的這種特殊關係所致。

　　盡管君臣二人的關係有其消極的一麵，但積極的方麵仍應居於支配地位。唐太宗不但承認：“貞觀以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而且把他和魏征，與苻堅同王猛的關係相比擬，甚至把魏征比作當今的諸葛亮，作為皇帝的諫臣，魏征對唐太宗的立國思想和政治路線的確立方麵，確實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盡管他掌權有限，實績不多，對唐太宗時期的具體政務並無太多的操持和籌劃，但他對於整個唐代的政治方向和原則方針卻起了總策劃人的作用。

　　李世民即位後於第二年（627年）改年號為“貞觀”，對全國統治達23年之久，直到去世，“貞觀”的年號一直沒變。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唐朝在各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的一段黃金盛世。曆代人對太宗這一統治時期的政績和功業大加讚頌，稱之為“貞觀之治”。導致這一局麵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賴於唐太宗的英明領導，也有賴於無數臣民的共同努力。“貞觀之治”是當時君臣齊心協力、精誠合作的產物。唐太宗對貞觀之治的貢獻當然是極其巨大的，他是當時上演這出精彩大戲的頭號主角，曆來獲得的讚譽已經夠多了。但是，群臣也都在給唐太宗甘當配角，都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和表現，替唐太宗幫著忙、出著力、操著心，他們像一群稱職而又盡心賣力的演員，與唐太宗共同將貞觀之治這幕曆史劇演得非常精彩，獲得巨大成功。而從貞觀元年（627年）到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征以諫臣的身份，向太宗提出了大量的建議和意見，發表了許多言論，從而構成了魏征的學說和思想體係，也形成了唐太宗時期的國策和路線。

　　前麵已經講過，魏征在“玄武門之變”後，是以東宮黨人的罪犯身份出現在唐太宗麵前的。好不容易得到唐太宗的寬大和原諒，但原秦王府舊部中的許多人卻不原諒他，像魏征這種昔日的敵人，如今在新政權裏，本應是戰戰兢兢服從指揮，老老實實地做人，可他剛被任命為詹事主簿、諫議大夫這芝麻大的小官，就不知天高地厚，在奉命宣慰山東時，竟敢擅自做主，私放建成黨羽，回京後不但沒有受到處理，反而通過一番花言巧語，搏得皇上的表揚和讚許，這真是太不像話了！可是，盡管那班秦府舊屬憤憤不平，但因為有唐太宗的肯定，他們也隻好憋住這口惡氣，隱忍在胸，沒有向魏征去發泄。魏征並沒有在乎朝中人們的心情和態度，他的確有些旁若無人，一涉及事關真理與謬誤，大是與大非時，他就顧不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按捺不住自己的秉性，定要挺身上前，爭個高低，辯個究竟。例如，唐太宗剛即位的時候，召開了一次朝廷百僚大會，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教化”問題，即經過十年大亂之後一個百業凋敝、萬戶殘破的社會如何治理和振興？這種社會狀況之下的人民該如何去統治？對此，唐太宗當時也是心中沒有底，信心很是不足。魏征針對唐太宗的憂慮和擔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長期處於和平安定社會中的人民，容易生出驕狂和怠慢，這樣就不好去教育和管理了；遭受過戰亂的人民，愁苦不堪，發愁吃苦的人最向往和平安定，所以最聽話，最容易教育和管理。因而大亂之後治理國家，就像餓極了的人渴望吃東西一樣，來得更快、更自覺。”唐太宗認為很有道理，但卻認為：“善人治理國家也要經過百年的工夫，況且在今日？”魏征不同意，他認為：“聖明地治理國家，就像聲音立即有回響一樣，一年之內必可見到效果，三年見到成績都太晚了，哪用百年？”當時的宰相封德彝認為魏征在吹牛，唱高調，勸唐太宗不要聽他的話。封德彝認為：“上古以來，一直到今，人心一天比一天變得奸詐，秦朝想用嚴刑峻法，漢朝想用霸王之道，都想把人心收攏過來，但都沒有成功，要是能夠教化過來，他們難道不想去教化嗎？魏征隻是一介書生，不識時務，妄談高調，若聽從他的說法，國家必敗。”魏征不顧地位的懸殊，絲毫不被宰相的高位嚇退，針鋒相對地質問封德彝：“古代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伐夏桀，武王伐紂，都能達到天下大治，他們哪個不是在天下大亂之時創造出大治社會的？如果按照封大人的論調，人心今不如昔，一天比一天變壞，那麽今天的人民都可以成為魔鬼了，還談什麽治理國家呢？現在的問題是采用什麽辦法治理國家，而不是人民能不能教化和治理。”由於唐太宗采納了魏征的意見，幾年之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關於教化問題的討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其結論被唐太宗作為貞觀時期製定國策的理論基礎，對數十年的全國大政方針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由於魏征越來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大臣的不滿和嫉妒。魏征不但在關於教化問題辯論中成了得勝者，又在有關以威刑肅天下的大政方針的討論中，以否定的態度，推翻了以威刑為主統治人民的主張，提出應推行以愛民厚俗的王政，唐太宗再一次站在魏征一邊，同意了他的主張。那些像封德彝一樣持不同政見者，對小小的魏征如此鋒芒畢露，咄咄逼人，早已心存不快，如今幾次三番，恃寵放言，據理力駁，挫敗大臣的建議，頂回上司的計劃，更是引起許多人的怨恨。魏征這個人真的應了“大智若愚”的成語，他在政治上的大智大慧，對國家興亡和社會盛衰的遠見卓識，曆史早就公認了他無愧於“大政治家”的稱號。可就是這個精通政治的大家，卻對於政治圈子裏的小氣候、小手段、小伎倆、小糾葛、小陰謀等，是那樣地一竅不通，有時甚至到了傻乎乎的程度。他不會察言觀色，不會見風使舵、不會阿諛逢迎、不會拉幫結派、不會投機取巧、不會兩麵三刀、不會欺上瞞下、不會防嫌避忌、不會明哲保身……他的現實表現，一點也不像個政客，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他的書生氣其實是有家庭傳統的，甚至有些遺傳因素在裏麵，魏征的少年不事生業，讀書興趣大，又不隻潛心儒學，鑽研一經，而是多所通涉，泛讀典籍，尤其是喜歡研究縱橫之術，說明他落拓不群，誌向甚高，理想成分很重，他的青少年時期的突出表現，就是總把學問當成政治，而一旦投入政治，他又以執著的秉性去探索政治的真諦，而忘卻自己身處俗世和人事的複雜紛擾，甚至不顧個人的得失成敗，一味地把政治當成學問去對待。這種在追求理想、抒發誌向時把學問當成政治；在麵臨現實、對待事業時又把政治當成學問的表現，是魏征富有濃厚的書生氣的典型反映，不獨魏征，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本性莫不如此，自古至今，概不例外！

　　魏征的這種不拘小節的性格，不顧嫌疑的磊落行為，唐太宗是理解的，欣賞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都欣賞。他由一個有罪的前太子黨人一躍而成為尚書右丞，一下變成能夠經常出入皇上寢宮內的寵信之臣，成了唐太宗幾天不見就有點想念的有分量的大紅人，至少導致了三個方麵的人心中不快和不滿。

　　一類人是封德彝之輩，這種人陰險狡詐，詭計多端，早在隋朝做官時，就以會耍詭計、玩手段而著稱。封德彝這樣的人談不上什麽仁義信用，而隻是靠熟悉前朝典章製度，精通官場人事和文章而進入唐朝高層權力集團，但在唐太宗即位後沒有做出什麽顯著成績和建樹，全靠善於逢迎主上、傾軋同僚而保住地位。他在朝堂上的觀點遭到魏征的駁斥，一個高高在上的宰相竟敗在小人物魏征的手上，焉有不痛恨之理？好在封德彝也不是唐太宗的舊部親信，而且在上層人物中人緣極差，況且行將就木，日薄西山，是李世民將要遺棄的無用元老，所以他對魏征還不太構成多大的麻煩和威脅。

　　另一類人就是原秦王府舊屬諸大臣。他們當中主要人物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程知節、褚亮、虞世南等一大批文武舊部。唐太宗即位不久，房玄齡就作為這批人的代表，向唐太宗提意見：“秦王府老部下中許多沒有被提拔升遷的人，都充滿了牢騷埋怨之情，說他們侍奉在皇上左右那麽多年了，出生入死，肝腦塗地，堅定不二，忠心耿耿，如今安排官職，卻還比不上前太子宮和齊王府裏的人，真讓人寒心，大家心裏確實想不通啊！”這裏所指的原太子宮和齊王府舊黨，顯然包括了魏征、王珪、韋挺等人。原秦王府舊屬諸人認為他們才是唐太宗的嫡係，是名正言順的政權接管者，是有充足理由享受高官厚祿的。不料唐太宗對人事的安排並沒有像他們所想的那樣，純粹地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思路去做，並沒有全用舊部，“盡除異己”，而是酌情而定，適當地閑置了一批自己過去的忠誠部屬，而大膽提拔進用一些從前的“敵對”“異己”人物。政權班子的組建和人事組織的安排曆來是政治性最強、最敏感的問題，是一切人最為關注的重中之重。唐太宗不僅留用了魏征等人，而且還日益信任和重視，那些在新政權建立後即被閑置和冷落的人，自然把對老主子李世民的埋怨和不滿轉移到魏征等人的身上，並且由埋怨和不滿激化成為憤怒和仇恨！要不是有唐太宗的出麵解釋和極力維持，秦王府那幫老部下早就將魏征等人趕出京城，甚至會動手把他們一刀劈成幾段！

　　唐太宗是不會讓自己的昔日嫡係部下過分地放肆的，他深諳人君馭人之術，往日的功臣，不能讓他們過分抱成一團，形成一個無法駕馭的勢力，而是要采取適當的抑製政策，削弱他們在新政權中的比重；對於昔日的敵對勢力和異己力量，則盡可能施以恩惠，示以寬大，適當吸收一些德才兼備的有用之士，來弱化或消除敵對勢力對新政權的仇視和疑慮，盡可能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盡可能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況且將這樣的人引進一些到新政權裏，還可以起到抵製老部下和心腹嫡係力量的作用，以達到權力平衡，由皇帝自由調節和控製的目的。當然，唐太宗內心所想是一回事，卻不能實話實說，嘴巴上講出來的話，必須冠冕堂皇：“君王必須至公無私，才能讓天下人心悅誠服，朕和你們每天所吃的飯，都是人民給的，設官分職，都是為了人民，本應選擇賢才而任用，豈能夠以是否是嫡係，是否是老部下而分先後主次呢？如果是德才兼備的賢人，哪怕沒有背景我也要任用；若沒有什麽本領又無德行，哪怕是我的老關係，也不能提拔重用他。今天，你們不管人本身德才行不行，隻看到過去的部下沒有被重用就牢騷滿腹、埋怨不已，這還成什麽體統？你們還考慮到國家的利益嗎？”

　　第三類人是某些皇親國戚，也不滿魏征的“小人得誌”。比如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但看不慣魏征這類在打江山、建立國家的過程中一天仗都沒打過的一介書生，光靠給皇上寫幾條建議就漸漸走紅，他甚至連唐太宗最重要的謀臣和心腹房玄齡、杜如晦等重臣也瞧不起。當唐太宗登上帝位，大封功臣之時，李神通就當著文武百官的麵向唐太宗提意見，對功臣的排列先後和功勳的大小評定提出反對性看法：“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魏征連爭功的資格都沒有，李神通自然更不把他放在眼裏。可是，短短幾個月之後，情況竟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昨天還在開國功臣中連名字都找不著的魏征，今天卻可以人模人樣地在朝堂與宰相爭辯國家大事，甚至能夠在皇上麵前昂首挺胸，侃侃而談，敢對國家大政方針指手畫腳、評頭論足；而像自己這樣尊貴無比的皇叔、昔日浴血奮戰的開國元勳，卻遭到了皇上的冷落，在國家的大是大非上，根本沒讓自己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難道居功至偉、親貴威嚴的王爺竟比不上一個尚書右丞，真是豈有此理！

　　三股源流不同的洶洶之水，一齊向魏征湧來。可淳樸無邪的魏征依舊在幹他想幹的事，絲毫未理會這些來自暗處的算計和陷害。自己剛剛在政壇站穩腳跟，幾道諫疏被唐太宗欣然采納了，他就抑製不住興奮之情，開始以天下為己任的架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盡情敞開心扉，向皇上坦露自己的一切，甚至還越俎代庖，不顧自己的官位低微，還向皇上薦舉起人才來了！貞觀元年（627年），他上表極力推薦杜正倫，認為這個人古今難匹，是個棟梁之才。唐太宗同意魏征的推薦，立即任命杜正倫為兵部員外郎。那些早就恨著魏征的人，見魏征竟然幹預起朝廷的用人大權，就再也坐不住了，於是他們尋找借口，認為魏征是在為親戚謀私，為了拉幫結派，樹立朋黨，向唐太宗參了魏征一本。唐太宗聞奏大驚，急忙責成最高監察官禦史大夫溫彥博專門調查處理魏征一案。這溫彥博是溫大雅的弟弟，隋末時期就與兄長大雅一樣在士大夫中間享有盛名，認為是未來宰相之才。隋末大亂後，曾當過羅藝的總管府司馬，因為勸羅藝歸唐有功，入唐後被唐高祖任命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沒過多久，就調到長安，當上中書侍郎，封為河西郡公，隨後在與突厥的一次戰爭中，兵敗被俘，滯留在陰山沙漠達數年之久，直到唐太宗即位後，才回歸朝廷，當上了吏部侍郎，在考校和任免官吏的過程中，辦事不太公道，無數官員不服，他們經常在吏部衙門與溫彥博大吵大鬧。溫彥博恰恰是個能爭善辯會吵架的人，與人爭吵不休，在朝廷大臣中留下很壞的印象。唐太宗把魏征的案子交給溫彥博負責，他能夠處理得好嗎？果然，溫彥博煞有介事地調查一番，自然毫無結果，杜正倫與魏征屬八竿子也打不著的關係，根本沒有親戚關係；再從政治背景上看，杜正倫原屬秦王府文學館的學士，與前太子黨人、齊王府舊部也沒有半點瓜葛。所以，說魏征薦舉杜正倫是“阿黨親戚”，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純屬造謠誣陷。可是溫彥博與那幫暗恨魏征的人一樣，對魏征也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抵觸和反感，可能是出於文人相輕的緣故，自己早在隋末已是文名滿天下，那時誰認得你魏征？如今憑幾篇奏議論疏就打動了皇上，不知天高地厚地大發議論，膽敢指點江山，評點國是，連封德彝這樣的老前輩也敢頂撞，真是個狂妄之徒！也可能是出自同僚的嫉妒之心，盡管自己從年齡、資曆和當前的地位上看，本沒有必要去嫉妒各方麵不如自己的人，但他還是出於一種從骨子裏輕蔑魏征的偏見，看不慣魏征的得誌。因為魏征不是出身於士族顯宦之家，也沒有值得炫耀的功名和聲譽，沒有卓著的功績，單靠一張嘴皮一支筆，就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機遇，太便宜他了。不煞一煞他的傲氣，滅一滅他的狂妄，他更不知道自己姓什麽了！於是，溫彥博在無法抓住魏征的任何把柄的遺憾之餘，仍不依不饒向皇帝參了一本：魏征雖然沒有“阿黨親戚”的確鑿證據，但他為人處世“不存形跡”，是非常錯誤的，望皇上仍然要對他嚴加處理。

　　“不存形跡”是什麽意思呢？用如今的話來解釋，就是不顧忌自己的言行，不注意影響，即使沒犯什麽錯誤和罪過，但是為人處世不考慮分寸，惹得別人有想法、有意見，所以，仍應看作一種毛病，一種缺點，甚至是不能容忍的錯誤！說穿了，用“不存形跡”來攻擊魏征，是對魏征懷有仇恨的人陰暗心理的典型表現，找不到真憑實據，就捕風捉影；連風影都捕捉不到，就隻好用莫須有的東西來攻擊，達到泄憤解恨的目的。可是，就是這樣一種無中生有、生編硬造出來的“罪名”，竟然能堂而皇之地寫進了對魏征的調查結論裏，而且竟然對唐太宗產生了影響。盡管唐太宗也發覺這種結論的無聊和荒唐，但架不住眾口一詞，明知對魏征有些委屈、冤枉、不公正，卻依然迫不得已地在奏本上大筆一批：“希望魏卿今後要注意形跡。”並且指定由溫彥博去對魏征進行批評教育。魏征見唐太宗的表態和批示，不禁大為驚詫和難過。其他任何大臣官員，對他誤解也好，不滿也罷，甚至因仇恨和憤怒對他誣蔑、誹謗、羅織罪名，他都可以不去計較，不去理會，都可以泰然處之，從容受之。可是唐太宗竟然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明令自己從今往後不得“不存形跡”，這可讓魏征受不了。身為皇上，口銜天憲，萬歲爺一句話，就是億兆臣民不可違抗的天條呀！連你也不辨是非，照著別有用心的佞臣的話，依樣畫葫蘆地指責我“不存形跡”，性質就大不相同了。我到底犯了哪條哪款？憑什麽要忍受這莫須有的罪名？這種冤屈再不辨明，我還真的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犯錯的人了。況且，某些臣僚居心不良，執法不公，辦事不當，尚可容忍，不去計較，因為影響有限，危害不大，倘若是皇上苟且因循、不辨是非、言有疏忽、行有閃失，卻事關重大，非同小可了！皇上對我下了如此的結論，作為個人來講，犧牲些名聲，損失些體麵，背負些委屈，承受些冤枉，經些打擊和磨難，甚至丟官去職、身陷囹圄，我都可以認了，都可以不在乎，不吱聲。可是，這樣的搞法，分明已不隻是我魏征個人是非榮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君王如何分辨忠賢、判斷是非的問題，關係到天下臣民行為規範的趨向和標準，關係到到底要提倡什麽樣的工作作風、辦事原則、做人標準和社會風氣的問題。因此，魏征不能無聲隱忍，他要向皇帝亮明自己的看法，他也同樣要求皇帝就此事給個說法，將這一切的大是大非搞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沒過幾天，魏征等待到了一個入見唐太宗的機會，果真就此問題向皇上開展了論戰，他開門見山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臣聽說過君和臣之間要想協調默契，必須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這樣的道理。要是君臣之間、上下之間，不顧國家利益，不講大是大非，而隻注意‘形跡’，都時刻考慮什麽分寸、影響，老想著每做一件事，每說一句話，別人會怎麽看、怎麽想，長此以往，每個人必將顧慮重重，放不開手腳，又怎能全心全意、無私無畏地替國家辦事效勞呢？那麽，這樣的局麵下，國家的前途命運是何結果？是興是亡就沒辦法說了。”唐太宗是何等聰明之人，他馬上反應過來，說道：“朕已經明白了，對前幾天說的話，朕已經感到後悔了。”說完，唐太宗便作沉痛悔過狀，和顏悅色地望著魏征，眼中還流露出期求原諒、盼望和解的神色。可倔強的魏征卻並不就此罷休，自己的心願還沒有表達完呢。隻見他上前一步，彎腰下拜，然後滿臉嚴肅地對唐太宗說道：“希望陛下讓我做個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聽著這一字一頓的話，看著這嚴肅萬分的臉，唐太宗不由心裏一陣慌亂，一下子被搞懵了，不禁急切地問道：“做良臣、做忠臣都是好事呀，愛卿怎麽說出這樣的話來？難道忠臣與良臣有什麽區別嗎？”魏征依然滿臉深沉地鄭重回答道：“兩者當然不一樣。比如舜時的後稷、契、皋陶等人屬於良臣，而像夏末的關龍逄、商末的比幹等人就屬於忠臣。做良臣是本人獲千古美名，君王也光耀百世，君臣兩全其美，子孫代代相傳，福祿綿長無疆；而忠臣卻不一樣，靠丟性命換取忠貞成仁的名聲，而他的君王必然背上大惡的臭名，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國家終究逃不掉滅亡的命運，忠臣的名稱再怎麽美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從這種角度去看，忠臣和良臣之間，相去太遠了，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唐太宗認真地聽著，並且陷入了沉思。過了好半天，他才回過神來，感慨萬分的抓住魏征的手，喃喃說道：“有道理，有道理！魏愛卿講得好啊！”動情之下，竟握著魏征的手，久久沒有鬆開，直到魏征起身告別時，唐太宗還依依不舍地送出宮門，並且立刻傳令，賜給魏征500匹絹，以聊表對魏征的感激和鼓勵。

　　到了貞觀二年（628年），魏征總算是在四麵的夾擊中艱難地挺了過來，在唐太宗創立的貞觀政權中站穩了腳跟，他的觀念，他的設想，他的勸告和建議，都化作唐太宗的一道道指令而頓時產生了法律化和製度化的效力。在欣喜地看到這一良好開端的同時，魏征不禁感慨萬千：創造一個好的政治局麵並且始終保持清新向上的政治空氣，是多麽的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