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十節 喋血玄武門，轉投秦王

　　隨著國內戰爭結束，世民與建成的鬥爭趨於白熱化。如果說先前主要在後宮，現在則發展到後宮、外廷和地方並舉；如果說先前主要是互相揭短、自樹黨羽，現在在揭短、樹黨的同時，互挖牆腳，收買對方心腹，並著手動用武力。

　　高祖李淵在當唐公之前，就已妻妾成群，後來當上唐王，進而又建大唐，當天子，自然更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整日沉湎於女色之間。所以除了皇後嫡生的四個兒子夭折一個剩三個之外，庶出的兒子有萬貴妃生的楚王李智雲，尹德妃生的酆王李元亨，莫嬪生的荊王李元景，孫嬪生的漢王李元昌，宇文昭儀生的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崔嬪生的鄧王李元裕，楊嬪生的江王李元祥，小楊嬪生的舒王李元名，郭婕妤生的徐王李元禮，劉婕妤生的道王李元慶，楊美人生的虢王李風，張美人生的霍王李元軌，張寶林生的鄭王李元懿，柳寶林生的滕王李元嬰，王才人生的彭王李元則，魯才人生的密王李元曉，張氏生的周王李元方等，加上公主，則更是不計其數。

　　高祖皇帝如此好色，寵幸繁多，就必然耳朵根子軟。這些晚生王子的母親們，在爭得老皇帝的寵幸方麵，自然都各有一套，要不怎麽能博得皇上的歡悅呢？

　　現在她們又都為皇上生了子嗣，自然更名正言順，要去為她們所生的王子爭地位，爭榮譽，爭享樂。

　　秦王李世民總是愛從大處著想，隻想著外務、軍事、招賢、聘才等，至於嬪妃、婕妤們向他有所參請時，他總不好管這些椒房女流們的閑事。而她們本來是看在秦王有名聲和實力的分上，想通過他能鞏固地位，得到保護，多占財物等，不料秦王鐵麵無私，從不滿足她們的什麽欲望。於是她們都去走皇太子的門路，還都在陛下麵前說李世民的壞話，告李世民的惡狀。

　　當東都洛陽初平之際，高祖皇帝親派貴妃昭儀、婕妤們，去東都選看宮人與府庫的珍寶財物等，讓她們替皇上選美女之餘，也可為自己挑些宮女、才人以及珍奇玩物等。不料她們來到東都之前，秦王李世民公事公辦，已將所有財物造冊封存了大庫，隻是對有功之將帥、士卒有所封賞，而對她們則一應全無。她們本來還想趁機向得勝的秦王為她們親戚朋友去討個一官半職呢，哪知竟然連皇上命令她們幹的名正言順的事，也一件沒辦成，甭說什麽金銀財寶了，連普普通通的東西也沒得到一件。於是個個都憋了一肚子怨氣，空著手鬱鬱地返回了京師。所以當她們有機會在皇上麵前說悄悄話的時候，能為李世民說好話嗎？

　　當秦王李世民任陝東道行台之時，高祖李淵為他下過一道詔書，內容是：在他管轄的範圍之內，他可以專權處分一切事務。淮安王李神通因為有功勞，李世民便撥了一塊數十頃的田地歸他所有。誰知後來張婕妤在高祖枕邊博得了歡心，開口為她父親討一塊封地，高祖一高興，寫下道手詔，把已歸李神通的這塊地又賜給了張婕妤之父。那時皇帝下的書叫“詔”、叫“諭”，王一級下的書則叫“教”、叫“命”。李神通已在這塊田地上經營了很久，莊稼也種了，屋宇也蓋了，卻必須奉詔退還，當然他不答應，認為“教”在前“詔”在後，自然前令已行，不可更改，再說淮安王雖不是皇帝嫡係，好歹也是皇帝的堂兄弟，所以就是不肯讓出來。

　　這位張婕妤當然也不肯讓步，並且在陛下麵前強詞奪理地說：

　　“這是敕令賜給臣妾家父之封地，卻叫秦王奪了去賜給淮安王，這樣下去，天下還有沒有王法可言。”

　　高祖被張婕妤這麽一激，頓時大怒起來，當即派人去把秦王召了來，揪著秦王的衣袂斥責道：

　　“我下的詔書、敕令倒不予實行，你下的教令州縣倒都接受了，難道我的詔敕還不如你的教命嗎？”

　　秦王為了顧全大局，隻得作了讓步，又去勸慰李神通，再另行劃撥封地。

　　事後高祖皇帝還呼著秦王的小名對裴寂等人說：

　　“此小兒久典兵事，在外專權慣了，所以往往被書生輩所左右，他已不是昔日我的好兒子了！”

　　裴寂等輩聽了，回答是也不好，回答不對又不敢，隻好似點頭非點頭地聽著，默不作答。

　　杜如晦當年還隻是秦王府的屬員，一次他騎馬過尹德妃之父尹阿鼠的宅第門首，卻被尹阿鼠的好幾個家丁上前拉下馬，還打了一頓，並罵罵咧咧地斥責他說：

　　“你算是老幾，膽敢過我們家門而不下馬？真是狗膽包天啊！”

　　尹阿鼠既縱容家丁們到處胡作非為，又怕皇上知道了會怪罪他，於是來一個賊喊捉賊，叫她女兒尹德妃去啟奏皇上，說是秦王的左右盡是些凶暴之輩，竟敢淩辱臣妾之家父。

　　高祖已被嬪妃們耳鬢廝磨得黑白不分了，聽了這話也不予調查，當即又把秦王叫了來，怒不可遏地連諷刺帶挖苦地對秦王說：

　　“你倒是真的越來越好了，你的左右竟敢欺侮到我妃嬪之家的頭上來了！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我真不知你對普通的老百姓又該會是個什麽樣子！”

　　這回秦王李世民在摸清情況之後，又去向父皇擺事實，講道理，但父皇又怎麽聽得進去呢？而是一味地擺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架勢，就是不聽秦王的申辯，更甭提采納他的正確意見了。

　　於是這幫嬪妃們越發地趁火打劫起來，都在皇上耳邊煽風道：

　　“陛下，等至尊萬歲之後，要是秦王得了誌，我們母子可就孑遺無存了呀！”

　　有的嬪妃說著說著，竟還泣不成聲了，而高祖對嬪妃一向最慈祥，就聽不得她們的哭聲，見不得她們的熱淚，往往惻隱之心頓生，為之感歎良久，要鬱悶上大半天。

　　有的又從另一麵來反襯說：

　　“東宮太子可真仁慈寬厚，將來太子必定能養育好臣妾母子的。”

　　於是高祖對秦王的禮遇恩典日見其薄，而對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倒是越發恩寵有加，對他倆的管教就更是置之腦後了。

　　自高祖武德初年起，皇上就命秦王李世民住在西宮的承乾殿，而讓齊王李元吉住在皇上起居的武德殿之後院。這武德殿之前後院與東宮、西宮和上台之間是晝夜都相通，彼此間往來，了無限隔，所以皇太子與秦王、齊王想要出入上台十分隨便，往往都佩帶著弓箭刀劍，以及一應雜用之品，彼此間不管在院內、在殿上，還是在門口、台階，相遇時都隻是隨便打打家人間的招呼，並不拘泥於什麽重大禮節。

　　這樣做對李氏父子來說倒是無所謂，但他們畢竟已不是普通的家人父子，而是統一了華夏中國的皇帝、太子、王爺，這一隨便不要緊，下屬百官乃至全國百姓，可就不好辦了。他們都可往下發號施令，但誰也分不清哪些是敕、是詔，而哪些又是教、是令，到底該聽誰的而不聽誰的，這叫底下怎麽去辦事呢？

　　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兄弟與諸多公主乃至六宮的親戚們，在內在外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內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在外則驕橫恣肆，兼並田宅，侵奪犬馬，無惡不作。彼此間又往往同惡相濟，互相包庇，掩人耳目，隻為達到他們的目的，可以想出一切方法，串通著去討好皇上，阿諛逢迎，一味讓皇上高興，而不去過問他們的不可告人的勾當。

　　太子建成私自招募四方的驍勇與無賴，又在京城裏募集了2000多名惡少衙門等，收養在宮中，配備有甲胄器械，分屯於左、右長林門，即號之為長林兵。

　　一次高祖皇帝行幸仁智宮，讓太子建成留守宮中，這下可給了他可乘之機。

　　李建成先下令讓慶州總管楊文斡去招募一幫健兒送到京師來，作為除滅秦王，甚至弑殺父皇的兵力準備，又派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等人拿甲胄去賜給楊文斡，令他在起兵時相接應。當橋公山、爾朱煥等人走到豳鄉的時候，心裏越想越害怕，要是敗露了，可是要殺頭的啊！於是星夜兼程趕到仁智宮去，把太子的所作所為告訴了高祖皇帝。

　　高祖李淵這才對皇太子有所“醒悟”，並略施計謀，並不怒形於色，表麵上裝得若無其事，隻是找了個理由，派人送道詔書，要皇太子也馬上到仁智宮來。

　　太子建成還不知事已敗露，得詔，便隨送詔使臣趕來見父皇，還以為父皇在仁智宮有什麽“樂事”，非與太子同享才痛快呢。

　　建成一到，隻見父皇怒容滿麵，才覺有所不妙，還隻是問：

　　“父皇命子臣來此不知所為何事？”

　　“你還來問朕，怎麽不問問自己呢？”

　　說著說著，怒火更加燒得旺盛起來，霍然站起，即把爾朱煥、橋公山等也叫上殿來。太子與他們一照麵，這才徹底明白，原來他們沒有去進甲胄給楊文斡，而是向皇上告了密，於是也不用再辯解什麽，立即跪倒在父皇腳下，叩頭如搗蒜，他一個勁地認錯，請求寬恕，見父皇怒火似乎還未平息，便站起來，一頭往地上撞去，好像滿有幡然悔悟，罪不自容，真要自殺似的。

　　皇上左右侍從護衛等不計其數，一看太子要撞地自殺，馬上上來把他一把拉住。

　　高祖皇帝倒也不必再審問下去，便命左右把太子押了下去。晚上，還特命殿中監陳萬福加派特別崗哨，嚴加看守太子所住帳幕，不許他逃走，更不許他與楊文斡串通。

　　而此時楊文斡還真要舉兵造反了。

　　為此緊急情況，高祖李淵又派特使去把秦王李世民召來，與他共謀，看如何對付此事。

　　李世民即對父皇說：

　　“楊文斡乃一小小豎子而已，他狂悖起兵，州府之官員們應該知道去擒拿他，剿滅他。縱使他得逞於一時，再派一員將領去征討，也一定很快便可平息的，請父皇放心好了。”

　　這時高祖才對秦王說：

　　“可楊文斡此事是與太子建成連屬的啊！所以響應的人恐怕不會少。朕之所以召你來，是要你親自去征討，等你凱旋歸來，朕改立你為皇太子。朕可不願效法隋文帝那樣去誅殺骨肉，所以決定廢了建成之後，封他去做蜀王，那裏地既偏遠又狹小，你也容易製服他，倘若他不願臣事於你，你也容易取締他。”

　　秦王在父皇如此敦促下，二話沒說，即親自帶兵去征討楊文斡。

　　秦王剛走，齊王李元吉以及那幾位妃子便在宮內為太子建成說情，朝堂上封倫等人也為太子求饒，一下子高祖的耳朵根子又軟了下來，頓改前言，什麽要廢太子等，好像他都從來沒說過似的，很快就讓建成還以皇太子的身份返回京師，任留守之職。

　　高祖又怎麽能自圓其說呢？還是老一套，隻是把禍水潑給別人，又來個各打五十大板。他責怪兄弟為什麽不能相容！而把太子謀反的責任悉數推在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以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人的頭上，把他們統統流放了，就算處理完了這樁案子。

　　秦王李世民平息楊文斡歸來，高祖皇帝早已恢複常態，繼續沉湎於酒色，好像根本就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更不提什麽易太子改立的事了。

　　到了武德七年（624年），齊王元吉抓緊機會便勸說太子建成快快除掉秦王李世民，對太子說：

　　“隻要長兄下定決心，小弟當為兄台親手去把他殺了。”

　　一次，李世民跟著父皇行幸齊王府，元吉就設下了埋伏，讓護軍宇文寶躲在寢宮內，想等秦王入寢宮休息時當場刺殺他。

　　齊王元吉把這陰謀告知太子時，太子卻對他說：

　　“這可萬萬使不得。這樣當著父皇之麵行刺，以後我們還怎麽為人呢？”

　　“我這可是為兄台著想啊！本來嗎，除不除他，與我又有什麽相幹？”

　　為此，既沒殺了秦王，元吉還與大哥鬧了幾天別扭。

　　一次，高祖皇帝校獵於京城之南郊，命皇太子、秦王、齊王等都跟著一起去。

　　皇上命三個兒子比賽馳射，太子建成對秦王世民說：

　　“我養著一匹上好的胡馬，幾丈寬的山澗它都能一躍而過，真是勇武精壯之極，此次比賽決勝，大哥願借給二弟一用，不知二弟願試一試否？”

　　李世民經曆過這麽多的騎射騎逐，什麽馬他都能馴服，所以也就謝謝大哥的好意，願意用這匹“好馬”一試。

　　原來這是匹從未被太子馴服過的野烈馬，力大無比才是事實，而隻要有人一騎上它的背，它馬上尥蹶子，亂蹦亂跳，一般人都會被它彈得老高老高，摔到很遠很遠，所以太子建成自己從不敢碰它，這次是特地拿它作秘密武器來謀害秦王的。

　　誰知李世民騎上一試，任它怎麽尥蹶子，世民卻總能緊緊握住韁繩，雙腿夾住馬肚，直尥到它自己尥不動了，李世民又穩穩當當地跨了下來，如是這樣，卻把一匹剛烈無比的野馬，當著皇上與眾弟兄、眾將帥之麵給馴得服服帖帖。

　　這一下把在場的人都驚呆了。等到正式比賽時，李世民一躍上馬，頓時伏在馬背上，與哥哥、弟弟較射奔鹿，自然大獲全勝而回。

　　太子建成本來是想借“馬”殺人，不料反讓二弟大出了風頭，比賽時自己敗得好慘，又一次讓對手振了武威，大添光彩。

　　李世民就這樣，既順順利利地度過了險惡，又得到了眾人的喝彩。那些或許還有些不服的武將，見此神奇表演，都不得不由衷地佩服。

　　賽後的歸途中，宇文士及一直跟在秦王的後麵，秦王回過頭來對他說：

　　“太子是想用這匹野馬來殺害我，但人的死生自有天命，豈能就這樣讓人給害了嗎？”

　　這話後來輾轉傳到了太子的耳朵裏。太子本來這次加害未能得逞，心裏正別扭萬分，又沒法一吐心曲，聽了秦王這自有天命的話，便又買通了嬪妃們，讓她們大大走了樣地傳言給皇上，隻說：

　　“臣妾們聽到，秦王他自己說的，我自有天命，方為天下之人主，豈能浪死！”

　　高祖一聽，自然怒不可遏，先把建成、元吉召進寢宮，然後再召世民，等世民一入殿，還沒搞清楚父皇召他去究竟要幹什麽，父皇劈頭便說：

　　“天子自有天命，本不是靠智力可以求得的，而你怎麽就這麽急於求取呢？”

　　李世民明白，他的稍有失言，卻被人歪曲，成了把柄，已無容申辯，越辯將會越糟，所以馬上自己取下了冠冕，跪下向父皇叩首，請求饒恕，並願下法司案驗。但皇上依然怒氣難消，弄不好，還真可能交有司作為謀反案辦理。但李世民還真有“天命”，就在這父子四人僵持之際，忽聽殿外一聲高叫：

　　“報！”

　　看來是有緊急情況發生了，高祖隻得即傳報人上殿。

　　原來又是奏報突厥入寇。

　　別看太子他們譖言坑毒秦王，說什麽托禦寇之名，一旦突厥真來犯邊，他們一個個都成了縮頭烏龜，建成、元吉他倆大眼瞪小眼，誰也不敢站出來，去接受這抵禦征討的任務。

　　這樣愣了足有好幾分鍾，皇上隻好改變了對秦王的態度，對他說：

　　“把你的冠冕帶上吧！”

　　然後高祖徐徐下令說：

　　“此事暫不予追究，看在你多有戰功的分上，這次還派你出征，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等你回來後再說。”

　　李世民這才接詔出征，免了一場災禍。

　　李世民一上邊陲，突厥軍就聞風而退了，但越是征討建功，遭到的嫉妒與讒言反而越多。

　　李世民不得不留一手，怕一旦朝中發生事變，連個退路都沒有，於是派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去鎮守洛陽，又派秦王府的車騎將軍張亮帶領著他的左右1000多人到洛陽去，私下結納山東的各路豪傑，並給溫大雅、張亮他們很多金銀財帛，供他們結納豪傑時使用。

　　因為這一舉動實在大了點，加上建成、元吉他們無不時時密切監視著世民的行動，密探幾乎無處不在，所以怎麽能瞞得過他們呢？

　　齊王元吉抓住了這一把柄，馬上向父皇告了密，還不直接說秦王要謀反什麽的，隻說張亮圖謀不軌，於是高祖立即下詔把張亮抓了起來，下吏部有司案驗。

　　張亮是位忠心耿耿於秦王的有誌之士。他在有司嚴刑盤問之下，始終沒說一句話，最後隻好把他釋放了，讓他又回到了洛陽上任去。

　　一次太子建成又想對秦王下毒手，請他到東宮去挑燈夜宴，而在酒中下了鴆毒，幸虧李世民的胃十分敏感，剛喝了一點點便發作了，頓時口吐鮮血達數升之多。

　　當時他兄弟倆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也在座，看他當場即如此大吐，太子以為毒性已夠，就讓神通攙扶著秦王回去了。

　　西宮中也早有所準備，因為保不住哪次，或許就會遭人暗算，所以什麽金創藥、解毒藥等，一應俱全，馬上對症服用，並立即好好調養，總算又闖過了一次鬼門關。

　　皇上聽說秦王喝酒喝得不合適，特地來西宮探視。秦王也就沒說有毒等細節，隻是順著說，喝得不合適，沒什麽。於是皇上敕令太子建成說：

　　“秦王素不能飲，自今以後，再不要去請他夜飲了。”

　　但也就在這次探視之時，總算又對世民說：

　　“朕之首建大謀，削平海內，可都是你的功勞。但現在建成他年紀也大了，當太子也已經有些年頭了，朕真不忍心再去奪了他的位。朕已深知你們兄弟間水火不相容，兄弟倆同位於一座皇宮，勢必會磕磕碰碰，以後糾紛會越來越多，矛盾定會越鬧越深。倒不如還派你到東都洛陽去定居，從此以後，自陝以東都歸你主管，而讓他還當他的儲君，將來建天子旌旗，仿照過去漢朝梁孝王的政事那樣，你看如何？”

　　李世民在病榻上聽父皇說得如此懇切，竟簌簌地掉下淚來，等父皇一說完，便爬下床榻，跪在父皇膝下，再次固辭，說不願遠離父皇膝下，若去了東都，不能朝夕侍奉父皇，心中會不安的。

　　於是父皇也十分感動，寬慰秦王說：

　　“天下乃一家，更何況東西兩京之間相距也甚近，朕要是想念你，即可去東都看你；你要是想父皇，也隨時都可來長安，你切莫為此過分悲傷。”

　　話既說到這地步，李世民也隻好答應了。

　　但當秦王李世民正準備要遷居東都之際，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卻又密謀開了，說：

　　“秦王要是一到洛陽，既有土地，又有甲兵，加上他早已在那裏有所經營，這不好比放虎歸山嗎？到那時，可就再也遏製不了他了，倒不如還把他留在京中，我們就近還好對付他一些，他終究隻是一介匹夫耳！”

　　於是他倆又秘密地指使一些人向皇上說：

　　“秦王之左右聞知要到洛陽去，無不雀躍欣喜，看他們這等樣子，恐怕去了就不想再回來啊！”

　　這樣做還不夠，他倆買通了皇上最親近、最寵幸的大臣們，從利害的角度去勸說皇上，於是本來還在猶疑未決的皇上，下定了決心，製止了讓秦王去東都的事。

　　謊言重複一千遍也能成為真理，這一點也不假，架不住建成、元吉以及後宮嬪妃們日日夜夜地在皇上耳邊一個勁兒地說李世民的壞話，這樣老皇帝能不信嗎？

　　高祖李淵正要治罪於秦王時，陳叔達忍不住了，這位舊朝陳宣帝的第十六個兒子陳叔達，字子聰，在陳朝曾被封為義陽王，一入唐，武德元年（618年）即授黃門侍郎，二年又進納言，四年即拜侍中，他善於明辨是非，所以他每有上奏時，大臣們無不矚目，高祖也特別聽得進他的話。他聽說皇上要治李世民的罪，便向皇上進諫說：

　　“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況且他性情剛烈，要是去挫折他，壓抑他，他會憂憤得受不了，甚至會得場意想不到的大病，到那時，陛下可就悔之莫及了啊！”

　　這一席話雖簡單，可分量不輕。再加上是出於輕易不向皇上進諫，而皇上又最喜歡聽他進諫的陳叔達之口，所以皇上倒也聽進去了，就沒治世民之罪。

　　這一下齊王李元吉可急了，於是他親自出馬，但又不敢在公開的朝堂上提出，隻是找了個機會，乘皇上寢宮中無人，單獨秘密地向父皇提出，請求快快殺了秦王。高祖李淵此時已接受了陳叔達的正確思想，所以回答齊王元吉說：

　　“他可有平定天下之功，而罪狀又不顯著，能找出什麽名正言順的理由來殺他呢？”

　　“秦王初平東都之時，就顧望一再，幾乎不肯返回長安來，而到處去散發錢財布帛，樹立私恩；後來又多次違背父皇的敕命，這不是謀反，又是什麽呢？像他這樣的人，就是應該速速殺滅，以免後患。這又何患無辭呢？”

　　齊王元吉的話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這回老皇帝沒接受元吉的挑唆。

　　皇室兄弟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白熱化，弄得秦王府的屬僚們都手足無措，個個謹小慎微，深怕自己之小不忍，會亂了秦王的大謀。

　　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齡便對長孫無忌說：

　　“現在秦王與他兄弟間的嫌隙已形成，一旦禍機竊發，我們王府與朝廷要一敗塗地，這可是社稷國祚之憂啊！倒不如去勸秦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目前存亡之機緣，已到了間不容發的地步，要辦必須立即辦，當機立斷。”

　　長孫無忌馬上回答說：

　　“我懷此想也已久矣，隻是總不敢開口，今日吾公所言正合吾意，我一定好好對秦王去說。”

　　長孫無忌入秦王府對李世民一說，李世民馬上讓他去把房玄齡也召進府來，三個人一起當麵談。

　　房玄齡一見秦王便說：

　　“大王功蓋天地，隻有大王才應承當社稷大業。今日所形成之憂患危機，未嚐不是好事，乃天讚我成功也，請大王不必狐疑。”

　　李世民當然一時還下不了決心。

　　房玄齡於是又會同府屬杜如晦一同去勸說秦王，讓他下決心誅殺建成、元吉兄弟。

　　說到房、杜二人，在唐朝開國大業乃至貞觀之治中，都是不可不表的重要人物。

　　房玄齡名喬，字玄齡，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他的曾祖父房翼，是後魏的鎮遠將軍、宋安郡郡守，襲壯武伯；祖父房熊，字子威，一字子彪，釋褐州主簿，父親房彥謙，好學不倦，通《五經》，仕隋為涇陽令。

　　當高祖李淵與秦王李世民高舉義旗，入關至渭北時，房玄齡杖策謁拜於秦王軍門，秦王與他一見如故，外加還有溫彥博的推薦，所以立即讓房玄齡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彼此引為莫逆的知己。

　　從那時起，房玄齡始終罄竭心力地侍奉秦王，每當平定一寇一地之後，大家都競相去爭搶珍寶古玩，隻有房玄齡卻爭著去網羅人才，並選上好的推薦到秦王的幕府來，碰到有謀臣猛將，則要與他們結為好友，敬之如賓，所以謀臣猛將們也無不願為他竭盡死力。

　　房玄齡如此赤心忠良為秦王，秦王自然敬愛他，更甚於愛自己的眼睛。

　　再說這位杜如晦，他字克明，乃京兆杜睦人士。他的曾祖父杜皎，周朝時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父杜徽，任周朝河內太守，父親杜吒，仕隋為昌州長史。

　　當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師之後，即引杜如晦為王府兵曹參軍，不久又遷任陝州總管府長史。

　　那時秦王府中英才俊傑輩出，有不少都被父皇補調另予任用，秦王還真怕手下人才被父皇調空了。

　　此時房玄齡也已看到秦王有這塊“心病”，便對秦王說：

　　“府僚被大量調走，倒也並不足惜，而杜如晦此人特別聰明有見識，又諳達世事，是位王佐之才。要是大王隻是守個藩鎮什麽的，那他倒也不一定有用；要是大王想經營四方，則此人可是不能或缺的。”

　　李世民聽了房玄齡這番話，十分驚訝，便回說：

　　“你要是不說，我幾乎就要失卻此人啊！”

　　於是專門上奏父皇，任杜如晦為府屬之官，這樣父皇也就不能再調他去任別的什麽職務了。

　　後來杜如晦一直跟著秦王，去征伐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他都與秦王一起，參謀於帷幄。這一段曆史時期，國事頻仍，往往必須做出正確的判斷才能決勝，而隻要聽從杜如晦的意見，總可穩操勝券，他的判斷與決策真是剖斷如流，總是讓人深深地心服口服。

　　正因為房、杜二人有如此之不凡與重要，所以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對秦王世民的嫉恨也往往轉而把矛頭對準他們倆。有一次太子建成就對齊王元吉說：

　　“秦王府中雖人才濟濟，但最讓人擔心的隻有杜如晦和房玄齡兩個。”

　　為此，兄弟倆又在父皇麵前進讒言，專說他倆的壞話，結果一度還真被高祖李淵斥逐於秦王府之外。

　　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又嫉妒秦王府的驍勇良將，便想法子去挖秦王的牆腳。

　　他倆便把矛頭頭一個對準了尉遲敬德，為了買通他，秘密地派人送了一車金銀器物到他的府第，還附去書信一封，想要招收他。信中說：

　　“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

　　尉遲敬德絲毫不為這一整車的金銀財寶所動，不但原車退回，還回書道：

　　“敬德乃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幸得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而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

　　如此開誠布公而又斬釘截鐵地頂住了皇太子的“厚賜”，自然大大激怒了皇太子，從此太子建成就與他絕了交。

　　而尉遲敬德則將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便對他說：

　　“我公之心堅如山嶽，雖積金至鬥，我也深知絕動不了我公之心的，太子既然要‘厚賜’，我看隻管收下好了，我是絕不會懷疑我公之心的。這樣倒可與他有所交往，從而還可知道些他們的陰謀，豈非良策？要不然，大禍很快要降到我公頭上了啊！”

　　尉遲敬德一向仗義疏財，哪會去要皇太子的那車賄賂。

　　結果還真未出秦王之所料，齊王編造了一套罪名，告到高祖那裏，高祖李淵即把尉遲敬德抓進大獄，讓有司去偵查治罪，有司又查找不到任何真憑實據，李世民又多次向父皇請求免他的罪，因為他也確實沒什麽罪，所以最後隻好又放了他。

　　建成、元吉他倆又把第二個矛頭指向了程知節，他們的狀還總是一告一個準，高祖李淵即讓程知節外放，到康州去當刺史。

　　程知節就是不願意走，對秦王說：

　　“大王的股肱羽翼都被人一個個全掰盡了，光留下大王，還能維持多久呢？我程某死也不願離大王他去，請大王早日下定決心，定好計策，與他們幹吧！”

　　程知節就是不願外放，高祖也拿他沒辦法。

　　建成、元吉的第三個矛頭指向了右二護軍段誌玄，還是老一套，想拿金帛等財物去收買，結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李世民的心腹一個個被調走，最後，隻剩他的舅子長孫無忌尚留在府中，再加上舅子的舅子雍州治中高士廉、車騎將軍三水候君集，以及尉遲敬德寥寥可數的幾位了。他們個個心中比李世民本人更焦急，所以日以繼夜地勸李世民早早下手，誅殺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而此時李世民還是下不了最後的決心。

　　直到太子建成他們真要向秦王世民下毒手時，他才讓長孫無忌悄悄去把房、杜二人找入秦王府作最後決策。李世民知道王府前後左右已被秘密監視，所以讓他倆都改穿了道士服，略作化裝，分頭趁夜潛入王府。房、杜二人也一致勸秦王快下決心。

　　正巧這時突厥又來犯邊，太子則在父皇麵前推薦，讓齊王督領諸軍去北征，還向父皇說二弟不可信，更不可再派他出征一類的話。

　　高祖李淵當即答應了。齊王元吉便督領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去救援烏城。元吉趁派他上陣之機，又向父皇提出還需讓他親自挑選一些將領，父皇當然也同意。他便挑選了秦王府的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還加上一個秦王府的右三統軍秦叔寶，都必須陪他一同北征，這還不算，又從秦王府調走了最精銳的將士一大批。

　　這時率更丞王晊向秦王李世民秘密地報告他所探知的情報，他說：“太子對齊王說：‘現在你既已得到了秦王的驍勇猛將，擁有幾萬兵眾，我要與秦王一同在昆明池給你餞行，就乘此機，派壯士們把秦王拉殺於幕下，然後就啟奏皇上說他是暴死，我想父皇是不會不相信的。到那時，我當派人去向父皇進說，讓父皇授職掌軍國之大權於我，而你則把已到手的尉遲敬德等輩統統活埋了，這一來，又有誰敢不服我們？’這情報可是千真萬確的啊！”

　　李世民聽到這些，心中沒法不毛，便把這情報又告訴了長孫無忌等人，他們當然就更進一步勸說秦王要在他們行動之前把他們解決了。而李世民歎息道：

　　“骨肉間之相殘殺，乃古今之大惡。我也已明知禍在旦夕了，但總還想等他們先發動了，然後我們再以義來討伐之，那樣不更好嗎？”

　　尉遲敬德聽秦王如此說，便頭一個開了腔：

　　“人之常情，有誰不愛惜自己的死節呢？如今大家都願意以死來侍奉吾王，這是天公之授意啊！現在禍機已一觸即發，而吾王還是安然不動，不以為憂，大王縱然可以自輕，但怎麽能輕忽社稷宗廟呢？大王今天要是不采用我說的去做，我隻好則身於草澤之中，再不能留在大王身邊，而束手讓他們去捕殺啊！”

　　這話還真說動了秦王之心。長孫無忌怕秦王還會反複，馬上補充說：

　　“今天要是不聽敬德之言，那麽大勢去矣！無忌與大家也隻好跟著敬德一同走了，再也沒法繼續侍奉大王了！”

　　李世民聽到長孫無忌也要走，便說：

　　“我所說的也並非全無道理，還請公等好好想想！”

　　尉遲敬德進一步直言批評秦王，他義正辭嚴地說：

　　“大王今天處事狐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大王平素蓄養的這麽多勇士都還在大王身邊；在外的人，現在也已召入府第來了。隻要我們穿起盔甲，帶上兵卒，這已成了大事的一半，隻要我們一發動，還怕大事不成嗎？”

　　李世民又找了幾位府僚來問問，看看他們又有什麽看法，而他們都說：

　　“齊王是個凶殘乖戾之輩，他終究是不肯侍奉秦王您這位兄長的。近日又聽說，護軍薛實對齊王說：‘大王之名，合起來，正好是一個唐字，大王一定會繼皇位主政的。’而齊王聽了後樂滋滋地說：‘隻要把秦王除了，至於拿下東宮，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這位齊王跟著太子謀亂還沒成事呢，倒已萌發了謀取太子之心，真可謂謀亂之心永無厭足，他是什麽都幹得出來的。要是讓這兩個人得了誌，恐怕這天下將不再歸唐所有了啊！以大王之賢能，要取締這兩個人，還不就像在地上撿起一顆芥子那麽容易？為什麽大王偏要去徇匹夫之節，而忘卻了社稷之計呢？”

　　李世民聽後，覺得都在理，但還是難下最後的決心。於是大家又問他說：

　　“大王以為舜算是什麽人呢？”

　　“是聖人。”

　　“要是舜去浚井，從此就不出來，豈不成了井中之泥？要是他去塗抹廩倉之牆，就此在牆上不下來，豈不成了牆上的灰？這樣，他怎麽能澤被天下，法施於後世呢？俗話說得好，‘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話雖簡單，卻說出了大道理啊！”

　　李世民還是下不了決心，最後還讓巫師來占卜一下，看看發動政變能不能得利。

　　他的幕僚張公謹正從外麵進入帳中，看見巫師在為秦王用龜甲占卜，不問情由，上前一把抓起龜甲，把它扔在地下，說：

　　“占卜是為了解決猶疑，現在事已容不得猶疑，還占卜個什麽勁兒！要是占卜的結果說是不吉利，難道大王就能不舉事而解決問題了嗎？”

　　這才總算為秦王李世民下定了殺戮建成、元吉的決心。

　　李世民下定決心後，即又派長孫無忌去敦請房玄齡等進府，房玄齡等不無諷刺意味地回答說：

　　“臣下不聽從皇上的敕令，而去侍奉秦王，我要是去私下拜謁秦王，豈不必然坐死？真是不敢奉教！”

　　長孫無忌碰了一鼻子灰回到秦王府，一匯報，這下李世民倒急了，勃然大怒，對尉遲敬德說：

　　“玄齡、如晦豈敢反叛於我！”

　　說著說著，已把身上的佩刀解了下來，一麵遞給尉遲敬德，一麵說：

　　“吾公速往觀之，要是他們真已無意來侍奉我，協助我，吾公可當場斬了他們，把首級送到這裏來！”

　　尉遲敬德接過秦王身佩的寶刀，與長孫無忌再次去尋他們，長孫無忌又一再好言相勸，並明白告訴他們：

　　“這回秦王可是真的下定決心了，公等宜速速入府，共謀大業，而我們四個人而今更不能一同入府了，還得改穿道袍，敬德公看來還得先走一步，繞個圈子，乘人不備才入府。”

　　於是長孫、房、杜、尉遲四人，再次喬裝改扮了，一個一個地集合到了秦王府。

　　己未日，太白金星再次經天，傅奕這位深諳天文的人看到後，即向皇上啟奏：

　　“臣見太白金星現於秦分，秦王應當擁有天下啊！”

　　高祖李淵即把傅奕的啟狀授予李世民。

　　這時李世民幹脆地把建成、元吉如何一再陷害於他，一五一十，原原本本都密奏給了父皇，心中鬱悶了如此長久的塊壘為之一吐。還對父皇說：

　　“兒臣對這兩位哥哥、弟弟可謂仁至義盡，從沒有一絲一毫虧待他們的地方，而今天他倆想要殺兒臣，好像是要為王世充、竇建德等輩報仇似的。兒臣今天要是冤枉而死了，永違君親還不說，魂歸地下，還真恥於去見王世充、竇建德他們啊！”

　　皇上這才有所清醒，驚愕萬狀。但回答秦王的還隻是：

　　“明天朕一定好好地去訓斥他倆。今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你該及早告訴朕。”

　　到了庚申日，秦王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人入宮，埋伏精兵於玄武門。

　　張婕妤偷聽到了李世民密表奏聞太子等醜事的消息，馬上派人去報知了太子。太子知有變，又馬上與齊王元吉商量，元吉說：

　　“應該收勒宮府之兵，托病不去上朝，以靜觀形勢之發展。”

　　建成回答說：

　　“現在我們兵備已嚴密，應該一同入宮參政，並親自去詢問一下消息。”

　　齊王元吉聽從了太子建成的意見，於是一同進宮，直往玄武門方向走去。

　　此時高祖李淵已把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召進了宮，目的就是想要阻止兄弟殘殺之事。

　　當建成、元吉兄弟走到臨湖殿的時候，覺得不對頭，馬上想調轉頭返回他們的宮府去。正在調轉馬頭之時，隻聽得李世民高呼一聲，元吉馬上又反身張弓，想射向李世民，可是這時他的手不知怎麽顫抖起來，箭尾怎麽也勾不住弓弦，連勾了3次也勾不上，而就在這時，李世民穩穩地張弓，一箭即把太子建成給射死了。

　　這時候尉遲敬德帶領的70名精騎也已趕到了，他們左右包抄上去，圍向元吉，箭從多方向他射去，把他從馬上射了下來，他隻好步行向林中逃竄。

　　而此時李世民的馬正好亦奔進樹林中，不巧被老樹的枯枝蔓叉給掛住了，李世民被摔了出去，一時竟爬不起來。

　　偏巧被元吉看見了，他三步並兩步地衝到李世民跟前，首先把他的弓給奪了，然後想一把扼住他的咽喉。

　　這千鈞一發的全過程正好被尉遲敬德看得一清二楚，他躍馬上前，大喝一聲，嚇得元吉沒能扼住咽喉，放了李世民就逃。

　　尉遲敬德穩穩地張起弓，一箭射出，正中其背，元吉“啊”的一聲，即應聲倒地，一命嗚呼了。

　　太子翊衛車騎將軍馮立聽到建成遇害的消息，不勝感慨地說：“哪有受了人再生的恩惠而人一死就逃難呢？”於是和護軍薛萬徹、帳內府左車騎謝叔方率領東宮、齊府2000精兵直馳玄武門，秦府驍將張公瑾憑他一人之力將宮門緊閉，馮立等進不去。這時駐玄武門掌握宿衛的六麾將軍敬君弘和中郎將呂世衡挺身出戰，被馮立等殺死。守門兵與薛萬徹等戰鬥多時，萬徹等大呼進攻秦府，世民所屬將士十分恐慌，尉遲敬德拿出建成、元吉的頭顱示眾，東宮、齊府的士兵鬥誌終於瓦解。薛萬徹帶幾十騎兵逃入終南山，馮立殺了敬君弘，對他的部下說：“也算稍為替太子報了一點仇了。”於是，將部隊解散逃到長安遠郊去了。

　　李淵一早就在太極宮中海池泛舟，他故作悠閑地選擇這樣一個非正式的辦事地方想借此來緩和一下緊張氣氛，以便化解世民與建成、元吉的矛盾。世民命尉遲敬德進宮宿衛，其實就是將李淵軟禁。敬德戴甲執矛來到李淵跟前，李淵一下子明白了，禦前執刀，就是死罪，現尉遲敬德居然敢全副武裝來見他，事情當非同尋常。他非常震驚，但仍鎮靜沉著，厲聲問道：“今日作亂的是誰？你來幹什麽？”敬德回答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發動軍隊將他們殺了，擔心驚動陛下，特派我來宿衛。”李淵無可奈何對裴寂等說：“沒想到今天竟見到這種事，該怎麽辦呢？”裴寂沉默不語，蕭瑀、陳叔達則趁機說：“秦王功蓋天下，全國人士心服，陛下若立他為太子，把國事交給他處理，就不會有事了。”李淵不得已隻有同意，還違心地說：“好，我早有此心。”當時宿衛部隊和秦府士兵與東宮、齊府的戰鬥還沒結束，敬德請李淵親下手令，讓所有部隊均由秦王處置，大家這才安定下來。世民下令將建成與元吉的兒子共10人全部處死。當天，以李淵名義下詔，赦免天下，建成、元吉黨羽一律不予追究，國家大事全由秦王李世民處理，六月七日，正式立世民為皇太子，世民取得完全勝利。

　　這場由李世民發動的軍事政變，就道德觀念而言，無論新舊，都是不義的，舊史載世民將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周公誅管、蔡”，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周公殺兄放弟，是他們確實叛亂，而建成、元吉的謀反，是世民的栽贓，與周公殺兄放弟是完全不同的。周公隻誅首惡更不及子嗣，而世民對兄弟及其子嗣統統斬盡殺絕，還將元吉的妃子據為己有，顯然，李世民的行為與周公誅管、蔡根本是兩回事，相類也隻是形式。世民在內心似乎也感不安，有愧父皇及兄弟，四個月後，又追封建成、元吉，以禮改葬，還哭之甚哀，當然這是演戲。不過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也不當單純從道德著眼，主要還是要看他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是災難還是福利，對社會的發展是阻礙還是促進。就奪嫡而言，李世民和楊廣的做法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而人們對二人的評價卻完全兩樣，正在於楊廣掌權後把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阻礙了社會的前進，李世民則在掌權以後，關心人民疾苦，推動了社會前進。

　　建成被殺後，魏征事明王的理想再次破滅，他不勝遺憾，但內心坦然。“事君以忠”，盡了自己的力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作為一名僚屬，他做了自己該做的、能做的事，而他無法左右局勢。他預感到未來對他或許不妙，雖說有赦令不問黨羽，但執行起來如何，誰又能保證呢？他既鎮靜而又焦急地等待著。

　　玄武門之變後，皇太子李世民首先把魏征召來，一見麵就劈頭責問：“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當時在場的文武大臣，以為世民宿怨未釋，要報複魏征，不禁為他的安危擔憂。可是，魏征舉止自若，不卑不亢地回答：“先太子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這話不避鋒芒，實打實說，世民聽他講完之後，不僅沒有再加斥責，反而“器其直”，又“素重其才”，遂“改客禮之”，當即任命他為太子詹事主簿，後又拜諫議大夫，封臣鹿縣男。諫議大夫秩正五品，雖然並不掌握實權，但卻是唐朝中樞機關——中書、門下兩省的最重要的諫官。貞觀年間，“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己納之”。魏征拜此官後，已經得予聞政事，也取得了發言資格，後來他與王珪俱由此職升任宰相。

　　幾天以前，還是壁壘分明、針鋒相對的仇敵，頃刻間又化為盟友，這一從敵到友的猝變，並非史家們杜撰的戲劇情節，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多方麵的曆史原因。就李世民和魏征自身而言，也有促成這一轉化的諸多主觀因素。主要是：

　　第一，當時政局發展的客觀要求。

　　六月四月，李世民先發製人，一舉射殺了建成和元吉。然而他們多年經營的宮府集團勢力，卻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化為烏有，其黨羽和武裝力量逃散到長安周圍，潛伏起來，李建成在山東的親信幽州部督廬江王李瑗和左詡衛大將軍領天節將軍鎮守涇州的羅藝都握有重兵，蠢蠢欲動。宮府集團中的許多謀士，如魏征、王珪、韋挺等人，都是頗有威望和政治影響的有識之士。對於宮府集團的殘餘勢力，李世民最初是進行殘酷鎮壓的，建成的5個兒子、元吉的5個兒子，都被株連屠殺，絕其屬籍。世民的僚屬還紛紛要求將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皆盡誅殺，並籍沒其家。這時曾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了首功的尉遲敬德頭腦卻最為清醒，他勸諫說：“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他極力反對采取高壓政策，這是頗有見地的。

　　李世民采納了敬德的主張，以李淵的名義“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同”。可是，一些地方並沒有真正貫徹這一政策，宮府集團黨羽雖有赦令，“猶不自安”。為了穩定政局，當務之急在於穩定人心，那麽重用魏征等政治影響頗大的東宮臣佐，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魏征當時也正確地分析了這種形勢和李世民可能采取的明智態度。因此在他人為其擔心的險情下，他卻泰然自若。李世民和魏征雖然所處地位不同，著眼點不同，但是在對時局的認識上，基本觀點卻不謀而合。各自的舉止，如一開始相見時的斥問與申辯，後來的器重和知恩，都是基於這一共同認識的生動表現。他們二人均堪稱深識時務的俊傑。

　　第二，政治思想的一致性。

　　玄武門之變是世民和建成、元吉的權力之爭的產物，而不是其政見的不同結果。雖然身處兩個敵對的營壘，李世民和魏征各自對對方也是很了解的。

　　魏征承認，作為一國君主，作為一個政治家，世民是強於建成的。他曾對建成說過的“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因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正是這種認識的自然流露。李世民的英武果決、雄心勃發、年輕有為以及虛心納諫、用人不疑等不凡的氣度與品格，早已為魏征所敬佩。如果當時允許選賢、立賢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讚成世民。隻不過那時建成太子地位已經確立，魏征又被任命為太子臣佐，他不可能越出封建秩序的樊籬罷了。這時，李世民消滅了他的政敵，準備南麵稱孤、大展宏圖，正與魏征建功立業、治國安邦的政治抱負不謀而合。

　　李世民對魏征的政見和抱負、品格和才幹，也早有了解，此人閱曆豐富、才識過人、性格耿直而又忠於職守，堪稱匡輔社稷的理想人選，因“素重其才”而“改容禮之”。這便是從敵到友猝變背後深厚的政治基礎。可以說，李世民和魏征的攜手，是唐初兩位傑出政治家實現其政治抱負的必然歸宿。

　　第三，理想追求的共同點。

　　即將繼位的李世民雄心勃勃，他要勵精圖治，開創一代盛世，為李唐王朝的千秋大業奠定基礎。魏征對李世民的這一心理狀態了如指掌。而且李世民所期望展現的藍圖，也正是魏征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他雖然從青年時代就屬意“縱橫之說”，懷抱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但遭逢亂世，半生蹉跎，未能找到施展政治才能的天地。這時，他感到自己半生苦苦期盼的“明君”“英主”，已經出現在眼前，他與李世民在事業追求上的一致性，將會使他在大唐政治舞台大顯身手，怎能不由衷地感佩世民的恩遇呢？這共同的理想追求，是從敵到友猝變的內在因素。嚴格地說，魏征作為一位真正政治家的生涯，是從玄武門事件之後開始的。

　　第四，傑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度量。

　　實現這一由敵到友的猝變，還在於李世民和魏征兩人都有傑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度量。他們為了治國安民的千秋功業，不計恩怨，不避前嫌，很快重新組合到同一陣線之內，這對於開創“貞觀之治”的嶄新局麵，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李世民是勝利者，在這一轉化中，處於主導地位，他後來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表現了棄怨用才的帝王氣度。魏征也以事業為重，拋開狹隘的個人恩怨，盡心竭力協助李世民共創大業。因此，太宗後來曾經不無欣喜地對魏征說：“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當時，如果他們之中任何一方不以大局為重，也就不會有李魏君臣攜契治貞觀的佳話流傳於世了。

　　李世民以同魏征捐棄前嫌為契機，進而召回了流放於外的原東宮僚屬王珪、韋挺，並授予諫議大夫的官職，起用了逃亡歸來的薛萬徹、馮立、謝叔方等驍將，這一切，均對流血事件之後迅速穩定政局，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章 殫精竭慮，成就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