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諫人生——魏征

第九節 盡心盡力，輔佐李建成

　　唐武德四年（621年），魏征回到長安後，唐高祖已經基本上控製了全國的局麵，初步實現了統一。敵對勢力隻有江陵地區的小國肖銑政權和竇建德的故將劉黑闥在河北邊境的遊擊部隊，唐朝已經算是奪取了天下。朝廷中，自建國起至今的4年裏，相繼受到唐高祖信任和重用的，多半是追隨他在太原起兵的故吏和舊友，如裴寂、劉文靜等，也有一批原隋朝的有名文臣，如蕭瑀、竇成等，另外，登上宰相位置的重臣還有封德彝、陳叔達、楊恭仁、宇文士等人。當然，真正掌握大權的，除唐高祖外，就要數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了。李建成經常在首都長安，輔佐李淵處理軍國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卻常領兵出征，不斷平定割據勢力，鎮壓各地農民軍，以擴大唐帝國的占領區，功勞巨大，威望甚高。但李建成是長子，按照宗法製度，他應是皇帝李淵的權力繼承者。秦王李世民既有戰功，野心也大，加之他富有極高的政治才能，所以也想當皇帝，因此他們兄弟間爭奪皇位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在雙方鬥爭中，齊王李元吉是站在太子一邊的。他們雙方為了自己的利益，都積極采取措施壯大自己，鞏固自己，瓦解對方，打擊對方。首先，他們各自都拉攏朝中高級官員，爭取他們的支持。在宰相裏麵，裴寂和封德彝支持太子，而陳叔達和蕭瑀卻支持李世民。在地方上，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也都設法培植自己的勢力，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和鎮壓農民軍時，積極招納山東豪傑和富有政治經驗的學者文人，如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李績、高士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勖、於誌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等。太子建成在河北作戰時，也極力拉攏羅藝，利用他在河北發展勢力。因此，在中央政府中，太子建成處於有利地位，而在地方勢力和人才儲備上，則李世民要勝過一籌。

　　秦王李世民於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竇建德，凱旋回京後，政治威望更加提高了。唐高祖為了表彰世民的豐功，特地加授他為“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之上，並且領司徒，兼尚書令。而且在當年十月開府置官屬，收納了秦王府一大批心腹親信。沒過幾天，又在天策上將府開館延士，將上述一大批著名文人學士收歸自己帳下，這就是秦王府文學館的“十八學士”。太子建成見到李世民相繼實行的舉措，分外敏感和不安，他感到了來自秦王府的巨大威脅，在爭奪人才和收買人心上，他已經知道自己處於劣勢。於是，李建成開始格外注意物色和收羅人才。恰在這個時刻，魏征來到了長安，正在無所歸依的情況下，被用人心切的太子建成馬上挖了過去，魏征經過一番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審慎考慮後，便願意投靠太子。太子非常高興，立即召他為太子洗馬，負責管理太子東宮的經籍圖書和文秘工作。太子洗馬在唐代宮製中，屬於太子東宮官屬，由詹事府管理，詹事府各級官員多以儒臣兼領，雖然在名義上有輔導太子之責，實際上與翰林院的性質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專以用來督導文學侍從之臣，因此，詹事府沒有什麽具體職掌，空有府名，並不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機構。詹事府官員有許多種名稱，由高往低依次是：詹事、少詹事、左春坊左庶子、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中允、右春坊中舍人、左春坊讚善大夫、右春坊讚善大夫、司經局洗馬、詹事主簿、詹事府令史。可見洗馬一職在太子東宮官製係統中，地位很低微，大概隻能夠得上從五品，屬中下級官員之列。可是，數度作為俘虜和降臣的魏征，在自己極不得誌的時候，被太子建成召用，哪怕官職不高，仍然是有感激之情的。何況，作為一介寒儒，又是降臣的身份，即使不滿足這低微閑散之職，又能怎麽樣呢？他沒有權力和資格挑三揀四，能有人要他，安排他就算很幸運的了。當然，魏征雖然有淒惶之感，但他並不是沒有政治頭腦和經略抱負之輩，更不是有個棲身之地就渾渾噩噩度日混事的人，他尤其清楚唐朝帝國的政局態勢和上層人物間的權力鬥爭以及種種人事糾葛和矛盾。簡言之，魏征雖然任太子府洗馬之職有被動無奈的意味，但他是以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充分的思想準備應職上任的，從這一點說，魏征投靠太子李建成仍然是帶有主動選擇的性質。那麽，魏征是如何考慮的呢？

　　當時的政局態勢是，李淵為大唐皇帝，他有三個嫡出的兒子，即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小子李元吉。高祖建唐稱帝之後，即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小子李元吉為齊王。按照嫡長子繼承皇位的傳統，李建成是當然人選，這好像是沒有什麽爭議的問題。但在太原起兵、統一全國的一係列戰爭中，李世民的功業遠遠超過了哥哥建成，而世民本人又氣度不凡，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諸侯親王，必然要力圖登上權力的頂峰。至於齊王元吉，無論從身份、功勞、能力等哪方麵看，是不可能有資格參與最高權力的爭奪的。因此，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間勢必會展開一場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殊死鬥爭。這場鬥爭是當時唐朝高層政治活動的主旋律，任何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要牽涉和卷入到這場鬥爭中來。

　　在這場大搏鬥中，以李世民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為另一方，形成了對壘形勢。那麽魏征為什麽要選擇李建成這一方呢？其原因是：

　　第一，建成早已立為太子，高祖李淵雖然這幾年在建成和世民的選擇上常常處於兩難之間，但他畢竟沒有明確表示過廢掉建成而另立太子的意圖，而嫡長子繼位又屬名正言順，所以一般無特殊政治背景的人，把賭注下在李建成一邊，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覺得把握更大一些。

　　第二，李世民手下雖然有很多驍將精卒，但東宮和齊王府聯合起來，與秦王府較量，再加上李淵傾向於太子，他們在力量上應處於絕對的優勢。

　　第三，據史料記載，站在建成、元吉一邊的還有其他許多小王的母親，如高祖正寵愛著的張婕妤、尹德妃等。《通鑒》說：“李淵）晚年多小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竟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這部分後宮勢力，是絕對不可輕視和忽略的。

　　第四，魏征是在黎陽出差時落入農民軍首領竇建德手裏的，並且在竇的手下幹了近兩年。而竇建德作為河北地區的最大政治軍事勢力，是唐朝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最大的對手和障礙。唐朝出關東進的主要敵人就是竇建德，唐政權與竇建德政權之間進行的大決戰——虎牢關戰役，是隋末戰爭中最大的戰役之一，而唐朝進行這個戰役的指揮者正是秦王李世民。換句話說，消滅竇建德、蕩平河北，正是李世民的最大功勳和主要政治資本之一，那麽，作為竇建德的臣下，魏征怎麽也不敢想象他會被李世民所容納。即使李世民再怎麽胸懷寬廣，充其量對魏征不計較而已，絕無信任和重用之可能。而李建成與魏征之間就不存在這種曆史的芥蒂和隔膜，況且李建成與李世民在利害關係上已同水火之勢，那麽李建成就按照“敵人的敵人等於朋友”這一常人所固有的思路，自然而然地把魏征拉了過來，並且“甚禮之”了。

　　第五，封建正統倫常觀念的作用，使魏征做出擁護太子的選擇。魏征出身於一個傳統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儒家學術的培育熏陶，他所認定的天地倫常秩序，無非是應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師師、徒徒而已。李建成是嫡長子，而且確已被立為太子，他又沒有犯什麽大的過失，皇上沒有廢除之意，那就應該遵守這個既成的決議，並且去維護他。而不能憑誰的功勞大一點，就要譖越逾矩；誰的能力強一些，就可以不服從現存秩序而造反。否則，那就跟隋朝的煬帝楊廣的行徑沒有什麽兩樣了。楊廣當年就是陰謀勾結隋文帝的寵臣越國公楊素，收買太子楊勇的親信姬妾，設計使隋文帝廢黜了太子楊勇，從而奪取了皇太子的地位，然後又乘隋文帝病重，與楊素同謀，派親信殺害了文帝，登上了帝位，爬上了權力的頂峰。這種害兄弑父的形象，不僅僅隻是魏征的道德觀念所根本否定的，恐怕一般平民百姓都會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禽獸行徑。所以，隻要不是李世民的特殊圈子中人，誰都會在道義上站在太子李建成這一邊。

　　第六，不管魏征自己願意與否，他都無法與李世民陣營聯係在一起。一方麵是由於魏征沒有任何關係和渠道進入秦王的圈子，另一方麵是秦王府沒有用他的必要性。李世民各方麵的人才都很多，而且質量均很高，關係又極深厚可靠。且不說完全令秦王放心的長孫無忌、高士廉等人，他們分別是李世民的妻兄和舅父，當然是最可信賴的人。即使沒有這層親緣人際關係的其他文士武將，也個個與李世民的關係非同一般，像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侯君集等，說他們是李世民的“死黨”，一點也不誇張和過分。人才濟濟而且淵源深久的秦王集團，也就根本不會用也用不著魏征這種既陌生又平凡的普通文人。

　　魏征就這樣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唐朝最高權力鬥爭的漩渦之中。這場鬥爭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拉開序幕，到後來愈演愈烈，直至武德九年（626年）發展成為宮門喋血的武裝政變，長達5年之久。

　　魏征進入太子東宮之後，按照他的性格和為人處世原則，開始了他兢兢業業的本職工作，而且他不怨不尤，在宮中的司經局裏，將太子的所有圖書典籍整理收拾得有條不紊，隨時恭候著太子的閱讀和查詢。短短的幾個月後，宮中圖籍一掃封塵，燦然可觀。李建成對魏征的勤勉和能力，十分欣賞，由於魏征的吸引，原來並不很愛看書的太子，也喜歡上了這窗明幾淨的圖書室，喜歡上室內寧靜雅致的氣氛，更喜歡上魏征的淵涵睿智的風度和使人深刻明智的談吐。魏征自知官微位小，在太子府地位上不可能經常陪侍太子左右，更難以參加太子府的重大決策。但“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如今太子將我招至麾下，他就是我服侍和擁護的主人，為他服務，為他操心，為他出謀劃策，就是我們當文臣的分內職責。所以，隻要太子來到司經局，魏征總是調整精神，全身心投入地接待他。日理萬機而且憂心忡忡的李建成，當然不是來這裏優哉遊哉閑翻古書的，他是想從魏征這裏獲得一些應付和操縱當前政局的方略和技能，滿腹韜略、博通經史的魏征當然不會令太子失望，況且他年已40，老成持重，嚴謹真誠的性格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作風，更使太子大生好感，日益信任。魏征的學問很深，思謀也很豐富，但他發言說話從不漫無邊際地一味炫博誇飾，而永遠是針對現實麵臨的矛盾主題，進行分析論證，然後得出明確的結論。魏征為建成獻計獻策，盡心竭力，堪稱至誠。魏征為建成做了兩件大事，均具重要意義，直接關係建成的成敗乃至存亡。

　　第一，答情勢之問。

　　武德四年（611年）十月，李淵以李世民戰功顯赫，曆代所設置的官職都不足與他功績相稱，特以李世民為天策上將並兼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司徒。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陝東道大行台管轄山東行台、總管府及各州，李世民便是陝西以東河南、河北（這是唐代經濟、文化最繁榮的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地位接近太子，實際權力則遠遠過之。不僅如此，李淵又特許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成立護軍府（左、右各三，凡六府）、左右親事府、帳內府。親事府、帳內府掌儀仗、陪從，諸王均有，而護軍府是戰鬥部隊，僅世民、元吉有之，這對建成構成直接威脅。這時河北又發生了劉黑闥起兵之事，又為世民、元吉帶來再立戰功的機會。

　　劉黑闥原是竇建德部將，以善觀時變、作戰勇猛著稱。他常潛入敵陣偵察虛實，或出敵不意，趁機奮擊，多次取勝並有所繳獲，故在軍中號為神勇。竇建德失敗後，他躲藏在漳南（今河北故城東南）老家，閉門不出。後竇建德被押回長安斬首，接著李淵又下令召竇建德舊部範願、董康買、高雅賢等進京，引起他們震驚恐懼，互相商量說：“王世充投降唐朝，他的將相都被消滅，我們到長安，也定不會有活路。近十年來，我們身經百戰，早當死了，現在又何必吝惜這僥幸保全的生命，何不用它來幹番事業呢？再說夏王（竇建德）戰擒淮安王李神通，待以客禮，唐得夏王即將其殺害。我們都是深為夏王器重的，如果不替他報仇，也無臉見天下的英雄好漢。”於是決定擁戴劉黑闥，起兵漳南。霎時間，竇建德舊部群起響應，李淵以淮安王李神通為山東道行台右仆射（行台副長官）率兵討伐，反遭大敗，兵馬軍資損失三分之二。劉黑闥攻城略地，數月之間便全部恢複了竇建德原來控製的地區。

　　武德四年（621年）十月，世民授天策上將，即奉命與元吉出征，同月，世民兼任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又完全掌握了禁軍。武德五年（622年）正月，世民、元吉率軍到達河北，攻下洺水縣城（今河北曲周東北），與劉黑闥軍在洺水河對峙。李世民再次運用對付竇建德的戰略戰術，先按兵不動。兩軍相持60餘日，黑闥糧盡，被迫決戰。李世民事前派人在洺水上遊築堰阻水，待黑闥來攻，決堰放水。黑闥突遭水淹，潰不成軍，溺死數千人，黑闥與範願等率300騎兵逃往突厥，山東又重新回到唐朝管轄之下。

　　李世民再建功勳，使建成越發不安，他問魏征：山東能安定下來嗎？這一發問意味深長，反映了這時建成矛盾、焦慮的複雜心態。建成當然希望山東盡快安定、永遠安定，畢竟他是太子，國家未來的主人。然而，地方無事，世民就會回到朝廷，他再三立功，位高權重，野心勃勃，部屬躍躍欲試，僅他一人就是嚴重威脅，又有元吉時常跟隨他出征，關係非同一般。世民、元吉聯合，自己的儲君位置會不會被人取而代之，自己該怎麽辦呢？任其自然，聽天由命。不！他不甘心，他要抓世民的把柄，主動出擊。建成暗暗思忖，世民作戰勇猛，戰功赫赫，無可求疵，但殺戮過分，未免殘暴。往日屠夏縣（今屬山西）；去年殺王世充已降將佐，處死竇建德，引起驚懼，逼反劉黑闥等；今又獨斷專行，對劉黑闥部將大肆鎮壓，這能成功嗎？如果不成，這豈不是打擊世民的絕好依據？所以他才這樣問魏征。魏征自然清楚建成所問的真正意圖，他的回答既明確又肯定而且聰明。他說：劉黑闥雖然失敗，但殺傷太過分，黑闥將領凡逃亡的都被公布姓名，宣布處死，他們的妻兒也被俘虜，這些人想投誠都不可能。盡管有赦令，也還是一經抓獲便遭殺戮，現在看來，如果不是大量饒恕寬容，恐怕黑闥餘黨重新嘯聚在所難免，山東的老百姓不可能得到安寧。魏征答問，表麵上隻講情況，不及其他，而實際上卻正中要害。事實表明，李世民妄自尊大，無視皇上詔令，大肆殺戮，必將引發強烈反抗，這正好給建成提供了絕好材料，可以據此打擊世民。看來建成確實將世民的所作所為及時上告了，所以當世民擊敗黑闥後正引軍南下進攻響應劉黑闥起事的兗州（今山東兗州市）刺史徐圓朗時，被李淵緊急召回京師，待他親自作了解釋才令他再去山東。徐圓朗尚未完全平定，李淵就讓他班師，這個中微妙，當與建成的動作有了成效有關。從此之後，一直到玄武門之變，4年之間，世民就很少領兵出征了，也就再無新功，其契機或由此開始吧！

　　第二，獻自安之策。

　　山東果然未能安定，情勢發展完全證實了魏征的預見。洺水戰敗，劉黑闥逃往突厥，兩個月後，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在突厥支援下，又騷擾定州（今河北定縣），其舊部曹湛、董買康逃亡到鮮虞（今河北新樂市）聚兵響應，李淵命淮陽王李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征討，黑闥陷瀛洲（治河間，今屬河北）殺刺史馬匡武，鹽州（治鹽山，今山東鹽山東北）人馬君德背叛朝廷以城歸附劉黑闥。十月初一，又以齊王李元吉為領軍大將軍、並州大總管討黑闥，正待出發，五日貝州（治清河，今屬河北）刺史許善護在鄃縣（今山東夏津縣）全軍覆沒，觀州（今河北東光縣西北）刺史劉會也叛變歸附劉黑闥。這月十七日，河北道行軍總管、淮陽王李道玄輕敵冒進，在下博（今河北深縣東南）與黑闥軍相遇，兵敗被殺，山東震駭。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縣東南）總管廬江王李瑗棄城西逃，州縣紛紛叛變歸附黑闥，不過10天，黑闥盡複故地，重新占領洛州。李元吉見情況不妙，也害怕了，竟不敢進軍。

　　在後宮的爭鬥中，建成以太子的有利地位自然處於上風，但他在朝廷及地方的影響則明顯不如世民。於是魏征便和太子中允王珪一道向建成進言：“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您隻是因年長居東宮，沒有重大功績使海內心服。現今劉黑闥收集散士，士卒不足萬人，缺錢少糧，以大軍對付他，猶如摧枯拉朽。殿下您應當親自率軍去征討他以獲取功績和名聲，也趁此機會結交山東英雄豪傑，或許能夠保證自身平安無事。”建成於是向父皇請求，皇上同意了他的行動計劃，詔令建成率領軍隊討伐劉黑闥，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全都受建成處置，特許建成可以根據當時當地情況，自行決定適當的處理方法而不必請示。在此之前，還從沒給過出征統帥如此大的權力，這樣一來，就極大提高了建成的威信。

　　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十八日，建成與元吉的大軍進至昌樂（今河南南樂縣），劉黑闥引兵抗拒，兩次布陣，都不戰而罷。魏征即時對建成說：“前次打敗劉黑闥，他的將佐逃亡了的都被公布姓名判處死刑，其妻子兒女也被拘捕，所以齊王來的時候雖然有詔令赦免黑闥黨羽的罪行，卻沒有人相信。現在應當全部釋放那些被拘禁的俘虜，用好言好語安慰解釋送走他們，自然而然可以看到黑闥隊伍的分裂瓦解。”建成聽從了魏征的主張，果然見效。黑闥部隊軍糧告罄，許多士兵逃亡，有的綁了他們的首領前來投降。劉黑闥害怕城裏的軍隊出來與大軍裏外合擊，便連夜倉皇逃走。至館陶（今屬河北），時永濟橋尚未修成，無法通過，建成、元吉率大軍跟蹤而至，劉黑闥背水列陣，親自督促修橋，待橋修成，部隊剛過到橋西，隊伍就散了，士兵們扔掉武器前來歸降，而大軍追擊也隻過了千餘騎兵，橋便壞了，黑闥因此得與幾百騎兵逃走。劉黑闥一路奔跑，不得休息，武德六年（623年）正月，到達饒陽（今屬河北）僅剩百餘人，又累又餓，被他任命的饒州刺史諸葛德威誘入城中拘捕，送建成軍中，後斬首洺州，山東由此平定。

　　這次出征，建成采納魏征建議，以政治瓦解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所用方略與世民大不相同，而獲得圓滿成功，解決了世民此前費九牛二虎之力所沒能解決的問題，再次顯示了他的知人善任，大大提高了他的聲威，使太子形象光彩照人。而更具重要意義的是將齊王元吉爭取到了自己這一邊。在此之前，元吉是緊跟世民的，世民也很器重元吉。如前所述，武德四年（621年）三月，世民、元吉圍攻王世充，竇建德由河北引兵援救，世民率驍勇3500前往虎牢阻擊，而將圍困東都的重任交給元吉，足見對元吉的信任。武德五年（622年）二月，擊潰劉黑闥，世民擬南下討徐圓朗，被緊急召回京師，走時也將部隊交給元吉，表明二人關係親密。但在武德六年（623年）第二次平定劉黑闥後，元吉完全站在了建成一邊，不止一次勸建成除掉世民，並表示願親自動手。建成、世民、元吉，同為嫡子，各自擁兵，在建成與世民的爭鬥中，元吉倒向誰，天平就傾向誰，這是明擺著的。而元吉的轉向，正是從建成、元吉一起討劉黑闥開始，因建成這次出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廣交朋友，力爭獲得更多的支持者，元吉無疑是他的首選目標。而元吉之所以倒向建成，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盤。元吉其人，勇武有力，在討平群雄的爭戰中，屢次立有戰功，但為人性格粗獷、放縱驕逸，聲名不佳。當他發覺建成與世民的矛盾後，也誘發了他的野心。他看二哥世民比大哥建成精明，更難對付，所以願與建成聯合，共圖世民，他認為，隻要除掉世民，再取東宮就易如反掌了。

　　除元吉外，建成在山東也贏得了支持者。其一是廬江王李瑗。李瑗是李淵堂兄的兒子，武德元年（618年）封王，曾任信州（治魚腹，今重慶奉節縣，武德二年改名夔州）總管，劉黑闥二次起兵時，他任洺州總管，當淮陽王李道玄在下博戰敗時，他棄城西逃，建成沒追究他的責任，由是感激建成。其後累遷幽州（治薊縣，今北京市西南）大都督，成為建成強有力的支持者。建成失敗後，他起兵反抗，被殺。其二是羅藝。羅藝在隋時任虎賁郎將，也是禁軍將領。大業十二年（616年）在涿郡（治薊縣，今北京市西南）反隋，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元年（618年）歸唐，後封燕王，賜姓李，世民、建成討劉黑闥，均曾出兵參與。武德七年（624年）建成為加強自己的實力，在長安和全國招募驍勇2000餘人作東宮衛士，曾讓羅藝派突騎（突擊敵人的騎兵）300以充警衛，表明建成與羅藝關係已非尋常。此前羅藝在幽州，建成與他素無交往，二人關係的建立也是在討黑闥的過程中開始的。

　　秦王李世民兼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山東是他的勢力範圍，如今有了建成的人，無異在世民身旁安上釘子，在削弱世民的同時也加強了建成自身。不僅如此，平定山東已是卓越貢獻，而行政寬仁，深得人心，又勝世民一籌，太子形象粲然可觀。相對地，秦王世民則較以往遜色不少。此前，凡有重大戰事，全由世民率軍出征，此後，情況便有所不同。武德六年（623年）七月，突厥來犯，李淵命建成與世民分別領兵防備，不久，發覺突厥僅騷擾而已，又有求和之意，建成班師，接著也讓世民撤兵，世民就難有單獨建功的機會了。看來魏征所獻的自安之策對世民確實是相當沉重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