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

第五節 當時人們的農業生產活動對環境的破壞

　　明王朝在經曆元末的社會動蕩建立之後，朝廷頒布了一係列勸獎墾荒的政令，並大規模地開展軍屯、民屯，力圖使因遭受長期戰亂打擊變得凋殘不堪的社會經濟盡快得到恢複。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洪武以後，各種形式的墾荒活動仍不斷進行，耕地麵積持續增加，據明朝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國田地共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頃，宣德八年（1433年）為四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四頃，弘治十六年（1503年）為八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頃，到萬曆三十年（1602年）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八頃。明代大規模的軍屯規模也很大，明初沐英父子鎮守雲南時先後督軍墾田三十餘萬畝。遼東地區也是軍屯的重點地區，為了減少從海路運糧至遼東的經費與勞苦，一再令遼東衛所屯田自給。自洪武至永樂年間，遼東軍士屯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收糧七十一萬六千石。

　　如果從生產力落後，提高耕墾麵積亦是發展經濟的條件看，明初的墾荒是值得肯定而有積極意義的。但是過度的墾殖加上不良的耕墾技術卻不可避免地種下消極的禍根，即嚴重地破壞生態平衡。到正統時，這種濫墾行為受到了自然界的嚴厲懲罰：“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在明初，在低賦稅甚至永不起科政策下的農民，一時能夠“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但時間一長，荒地的自然肥力下降，旱則赤地千裏，潦則洪流萬頃，或“荒沙漠漠，彌望丘墟”，或“一望葭葦無所用之”。往往廣種亦未必薄收。於是北方“一切拋荒而農業墮矣”。從正統至成化，大規模的流民迫於災害潮水般地從北方湧向鄂豫川陝交替地搭棚居住，掀起了一場“人類征服自然”的鬥爭。偏僻山區一度出現“民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的景象。但好景不長，“時移事遷，威惠漸竭，加之天時災沴之不常……（民乃）轉徙相仍”。到萬曆時，就有大片土地處於棄耕狀態。馬克思曾說：“耕作如果是自發地進行，而不是有意識地加以控製……接踵而來的是土地拋荒，像美索不達裏亞等地以及希臘一樣”。明初的北方拓殖，實行廣種薄收的耕作技術，導致土地鹽堿化和肥力下降，喪失了抵禦災害性天氣的能力，因此百姓不得不拋荒而南流，到明中葉，僅鄖陽山區的流民即達200餘萬，這種人口的驟然膨脹，增加了南方生態圈的負擔，導致生態圈支柱之一森林被毀，從而加劇了長江中下遊，特別是荊楚地區的旱情。

　　黃河之患在明代十分嚴重，一方麵與中遊的水土流失有關，另一方麵也與地方沿河的農民對黃河的圍墾有密切聯係，即所謂“非河患人，人自患之”。正如顧炎武所言：“旁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淤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圍湖造田也是江南與荊楚水害頻繁的重要因素。早在宋代，太湖民“圍湖占江，而東南水利亦塞，是以十年中荒恒六七，而較其得反不及前人”。到明代中葉以後情況已經十分嚴重了，“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為田，或築而為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淫，經冬不涸，為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夏秋淫雨浹旬，山水橫發，渰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如人初病，猶之可也，迨五年復澇，如病再發，已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