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

第六節 救治自然災害時的錯誤指導思想導致災害複發

　　救治自然災害時的錯誤指導思想導致災害複發在明代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在治理黃河問題上。明代河患相當頻繁，前麵已有論述，特別是下遊地區，黃河、淮河、運河交織在一起，情況十分複雜，如果不能采用正確的治河戰略思想，就不能徹底根治這個問題。而明代在治理黃河問題上恰恰是采取了錯誤的思想，這個思想總結起來有兩個方麵，即“挽黃保運”和保護皇陵。

　　關於“挽黃保運”思想，是因為明代黃、淮、運交織在一起，運河是明代實施南糧北運的經濟大動脈，事關京都食糧、朝廷財賦供應和政權鞏固的國計。為了保運，在黃河治理上實行抑河南行的方針。這個方針，早在明前期朝廷就有明確規定，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劉大夏奉詔治河，孝宗皇帝在詔書中說，“古人治河，隻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益非細故……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已春暮，運艘將至……今年漕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通，方可溯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為經久之計……”。這就指出了，保證漕運是治河的最迫切任務，是“國計”。

　　明代要保住運河的暢通，一怕黃河改道北去，這樣從徐州到清河一段的黃運合一的河道就會得不到黃水的接濟，而造成漕運中斷。二怕黃河北決，衝淤山東境內的會通河和昭陽湖運道。如正德、嘉靖年間的王軏指出：“聖朝建都於西北，而轉漕於東南。運道自南而達北，黃河自西而趨東。非假黃河之支流，則運道淺澀而難行，但衝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者莫大於黃河，害運道者亦莫大於黃河”。而黃河南行，在淮河以北地區多支分流，不僅不會衝擊運道，反而黃水還可以資助運河，雖對淮河流域民生有害，但對保運有利。在統治者的眼中漕運的分量要遠遠大於所謂的民生，這樣就必然極大地影響明王朝的治河策略。

　　明隆慶五年（1571年），潘季馴在第二次任治河患時，由於河工告成，請獎勵治河的官員。穆宗質問說：“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為輒報工完？”令工部核複。工部尚書朱衡複道：“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為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命潘季馴戴罪管事。而前麵弘治年間，命劉大夏治河的命令，也是把通漕放在首位。這樣，怎能不影響治河的方案呢？

　　潘季馴接受這個教訓，在以後治河時，就很重視漕運。例如，在論及治河上策時說：“民可徙也，歲運國儲四百萬石，將安適乎？”又說：“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為善也。”實際上，他意思是治河沾了治漕的光。所以接著說：“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就是說，如若不是為了漕運，黃河就不會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而早已改道了。可見，明統治者完全是把治理漕運看得高於治理河患，把維護其封建統治看得高於關愛民生，這樣完全是本末倒置了。

　　此外，由於黃河善淤多決，對於黃河應走哪一條道，是有很多議論的。這也是一個大問題。而明統治者選擇的標準，則仍以運河利害為權衡。明李化龍說：“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可見，在治河者的治河策略中，隻考慮了漕運的安危，根本沒有把涉及民生放到適當的位置。

　　保護皇陵是製約明代治河時的另一個思想。明王朝的奠基者出生在安徽鳳陽，祖在淮泗，因此明皇陵在鳳陽，祖陵在泗州。由於在明代絕大部分時間裏，黃河借淮入海，故處於淮泗之間的泗州祖陵及淮泗以南的鳳陽皇陵就常處於黃河頻繁水害的威脅下。但是，在明前半期（洪武至弘治時期）因河患大多發生在河南開封附近，河患對歸德、徐州以南的淮泗地區威脅不是很大，故在正德、嘉靖以前罕有提及保護陵寢事者。弘治年間，黃河在河南境內的北岸、南岸堤防相繼修成，加之黃河由潁入淮的河道又於嘉靖初逐漸淤塞，黃河河患發生於河南的已較少，而多移至山東和南直隸境內，黃河在歸德以下、徐州以上多道分流，屢多決溢，淮泗之地逐漸成河患威脅重災區。這樣，自正德、嘉靖始保護徐州以南淮泗之地的泗州祖陵、壽春王陵、鳳陽皇陵不受河患洪水衝溢就成為明代中後期治河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嚴重製約著明代後期的治河政策。明代後期的徐光啟曾對前人所麵臨的治河困境感慨道：“夫漕之用河，河之梗漕，百年之前無有也。河稍南而遽以為傷地脈，虞祖陵，數十年以前無有也。”這就造成“今者絕河之中道，則河窮；又使之北避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祖陵，則河又益窮。河所由者，舍徐邳間三道安往哉？水窮則溢，何得不累歲決也？”

　　受河患影響的鳳陽皇陵、泗州祖陵和壽春王陵中，因“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高無慮，祖陵則三麵距河，壽春王陵尤迫近”。實際上也是如此，祖陵、壽春王陵遭河患可能性大得多。“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裏，西北二麵，土崗聯屬，水莫無虞，其南麵山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三裏，惟東麵岡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俱入於汴河。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彌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若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正因泗州祖陵、壽春王陵所處的這種地理環境，故屢有受淹之虞，而明代治河之護陵原則實是護祖陵、王陵為主，至於“鳳陽皇陵，則尤居高阜，地勢懸絕，二百餘年，未聞有議及者矣。（潘季）馴謂不必慮者如此”。

　　正德十二年（1517年），大水異常，漲至泗州祖陵陵門，“遂浸墀陛，則曠百年而一見也”。這次水衝祖陵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陵寢之危被當作事關社稷的根本大政，明代治河由此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保護陵寢被當作治理河患的基本國策之一，並在此政策下，進行了一些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

　　嘉靖年間“將黃河於野雞崗上流李景高等口開挑支河三道，借引水利，又卷埽築壩一道，逼水東注以濟二洪，以殺南奔之勢。其泗州祖陵，再築牆垣，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重築土堤，並填實李家溝，別引龍子河淺水入淮……於祖陵東麵出水之地，築堤為閘，因時啟閉”；又於白塔王墳、壽春王墳“增築石堤，補栽荊柳”等。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河決豐縣、孟津、夏邑，“及野雞崗之決地，鳳陽沿淮州縣多水患，乃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淮當祖陵形勝不可徙”。為解除對祖陵的威脅，乃“浚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然而，由於治河的策略隻是得過且過，疲於應付，陵寢所受的危害不僅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嚴重了。

　　萬曆十九年（1591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沒及祖陵”。萬曆二十年（1592年）三月，“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複滿，祖陵自神路至三橋、丹墀，無一不被水”。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河複大為患，決汶上，決魚台，決濟寧巨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魚鱉之鄉。祖陵鬆柏，槁於水過半……鬱鬱祖陵，蛟龍將馳”。為此萬曆帝赫然震怒，屢易河臣，“河臣劉公東星竟以憂殞，上複赫然震怒，切責大司空”。並連責河臣李順、魯如春抓緊治河保陵安全。

　　萬曆二十三年（1593年），總理河道的楊一魁與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共同提出“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的建議，然後施工，“分泄黃水入海”，“分泄淮水東經裏下河地區入海”。“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安矣”。“分黃導淮”的方案實施以後，暫時解除了對祖陵的威脅，但由於黃河泥沙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泗州祖陵受淹仍是不可避免的事。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秋，河漲商丘趙家園，淤塞斷流，決蕭家口，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帝以一魁不塞黃堌口，致衝祖陵，斥為民”。陵寢安危直到開運河新道，使運河不再完全借黃通運後才有好轉。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通過泇河的運河工程全部完工之後，不再完全借黃濟運，治河受漕運製約較小，回旋餘地增加不少，這就為治黃與治淮留下了空間，而泇河開後河水北流增加，減少了入淮水量，對陵寢安危具決定影響的淮泗之水害大為減輕。這樣直到明亡，雖然水害頻繁，陵寢沒有受到直接衝毀。如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黃河決口，“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

　　因此，當時口頭上“祖陵當護”的呼聲雖高，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麽辦法。護陵雖然作為明統治者的一項國策，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終卻以失敗告終。並大大束縛了治河者的手腳，由於洪澤湖的淤積日益嚴重，湖麵日益擴大，明祖陵自然難保，終於在清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淪入洪澤湖了。

　　明代治河的治理黃河的“挽黃保運”和保護皇陵指導思想，雖然保證了京師供應，保護了皇陵，但其逆河之性來治河，給治河增加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也使治河工程僅局限於下遊，給下遊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深重的苦難，這也提醒我們現在的救治自然災害不能基於個人或集團的利益，應從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