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附十九：楊傑與陸軍大學

　　楊傑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傑出的軍事教育家和戰略家，在國民政府時期主持陸軍大學達六年之久。他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辦學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高級軍事指揮人員的訓練工作。他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祖國大陸行將全部解放的時候，他在重慶策動陸軍大學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本文擬對楊傑主持陸軍大學時期的軍事思想和軍事教育實踐，作一些粗淺的論述，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

楊傑主持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化的時候。1931年12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楊傑接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的校長（蔣介石任校長後，楊傑任教育長），直至1937年8月以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赴蘇聯時止。他是蔣政權統治時期主持陸軍大學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之一。

楊傑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曾為蔣介石“一統天下”立過汗馬功勞。當時，楊傑還抱著由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統一全國的強烈觀念。楊傑以為新軍閥的混戰，“係一種內戰，政治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戰鬥，亦不必探討其原因結果。”故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主要是結束紛亂，統一國家，以利於集中力量，積極進行國防建設，加強國家抵禦外侮的力量，一旦侵略者入侵，就能奮起抵抗，一洗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侵掠、壓迫的奇恥大辱。正是在這一觀念的支配下，他積極協助蔣介石，參與中原大戰的作戰指揮。可是，戰爭剛一結束，蔣介石就集中力量進攻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但這是楊傑所不能同意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行為不僅會削弱國防建設的力量，而且是違背孫中山的遺願。為此，他誠懇地向蔣介石陳述了他的意見。蔣介石卻認為，共產黨乃是心腹大患，非去不可，否則，將一事無成。蔣楊經過一場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楊傑決不願意參加對共產黨的戰爭，於是，他和方鼎英化裝離開部隊，避居上海。

楊傑與陸軍大學春苑論史——楊德慧文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由於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很快論陷。全國人民很快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浪潮。國民黨內胡漢民派和汪精衛派又攻擊蔣介石，逼他下台。蔣介石以退為進，於12月15日宣布下野，22日離開南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推孫科任行政院長。楊傑被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會後出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校長。從此開始了楊傑主持陸大工作的生涯。

顯然，楊傑主持陸軍大學的曆史背景是：一方麵，蔣介石在各派軍閥混戰中，取得了顯著的優勢，暫時解決了統治集團之間已經尖銳並表麵化的矛盾，進而積極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攻，階級矛盾又趨激化；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侵華戰爭，民族矛盾也日趨上升。加上蔣楊在“剿共”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蔣介石不願意楊傑這位有軍事指揮才能的指揮官再去掌握軍權。麵臨國家民族處於此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楊傑並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認定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乃是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要抗戰，其基點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也就是要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就必須培養一批有素養的軍事指揮官及幕僚人員。因此，他對主持陸軍大學工作非常樂意並引以為自豪，他常說：不獨立的國家或沒有國防力量的國家，是不配建立陸軍大學的，尤其是國際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戰敗國城下訂盟的條件中，一定有不許成立陸軍大學這一條，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便是很明顯的前例。中國能獨立自主地辦理陸軍大學，的確是不簡單的事情。為此，他苦心經營陸軍大學，他要把學員培養成為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掌握軍事理論及軍事技能的一代新軍人。

楊傑主辦陸軍大學時，嚴格把握學員的入學條件。學員來自陸軍中的青年軍官，首先經國民黨軍事機關的考試和選拔，複經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複試，及格者方可入校。由於“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所以盡管獲得保送和錄取是很艱難，但是人們還是趨之若鶩。

當時陸軍大學學員的編製有正規班和特別班兩類。正規班：名額一百名，三年畢業。陸大從北京遷到南京後，從1930年起，首次招考第九期學員入學受訓。特別班是：為正規班不能滿足需要及改善地方雜牌部隊中上級軍官的素質而設，二年畢業。規定由軍、師保送優秀的校級以上的軍官入學受訓，不須考試，隻要經過參謀本部（軍令部）審查後，報請蔣介石批準即可。因此，地方雜牌部隊的軍、師長高級軍官，為了獲得陸大畢業的頭銜，也紛紛要求蔣介石批準到陸大特別班受訓。例如，特別班第二期有馮玉祥部的高級將領張維璽、張知行等參加學習。第三期有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及其部下鹿鍾麟、石敬亭、梁冠英等參加學習，馮玉祥還擔任第三期學員長。此外，還設有參謀補習班：是為了適應示日戰爭的需要而增設參謀實習班，由各軍，師保送優秀參謀入學受訓。

楊傑製定陸軍大學培養學員的目的是：“為養成優秀將校與幕僚，以備國家幹城之用，不特黨國命脈所寄，而民族興亡與其負”，因而要求學員在學習期間：一定要完成其“救國之鑒識，禦外侮之本能”的任務。陸大學員以研究最高軍事學為主，如國軍之編製、戰略戰術之運用、國防政策之確定、動員之準備、裝備之充實以及諸種後方勤務之研究，還要學好外國文，以備充駐外交武官、派赴各國留學及考察軍事之用。同時，還要求學員對“社會百般事理之探索”。

楊傑提出的陸軍大學的教育目的，就是把國家興亡，民族生存的救國救民的希望寄托於陸大學員的身上，希望把他們培養成為優良的將校及幕僚，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國家的獨立生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傑把培養學員的愛國主義思想與社會上的實際有機地聯係起來，他要求陸大學員不但單純地學習軍事學，而且要懂得對社會上百般事理之探索，也就是要聯係社會上的實際。這種培養學員能夠對社會上的是非真偽進行明辨，反對閉門讀書脫離社會實際的教育方針，在國民黨軍事學校的教育製度裏，的確是獨辟蹊徑的。

楊傑主持陸軍大學的教育宗旨：是要使國民黨高級指揮官及幕僚人員養成“智能兼備之士”及“統帥人格之樹立”。因此要求學員“不僅在形而下的研究，在形而上的修養也十分注重”。這是楊傑針對有些國民黨人有勇無智或有智無勇，甚至往往人格不濟事的情況而提出的。他認為指揮官若不能嚴以律己，驕傲自滿、怠隨自棄，將來就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裏或殺敵致果，為國效命。因此，軍人的武德培養就很重要，楊傑對學員說：“年來吾國紀綱不振，原因雖多，然軍紀廢馳與學風敗壞，二者尤為，正士子誌氣囂張，視師道若無物，軍人動輒幹政，以武力為私有，武德之不修，正與士子之不守校規同出一轍，國家秩序因之而亂，內擾外患乘隙而來，如潮流之澎湃，不可遏止，黨國垂亡，言之痛心”楊傑希望學員宜矯此風，才可能為三軍之表率，才能為國為民貢獻力量。楊傑領導陸大的教育方針，不僅要提高學員的軍事技能，並且更重要的還要提高學員的思想素質。特別是他強調的軍官要立誌為國為民，不謀私利，不要以武力作為私人工具的思想，是對中國新舊軍閥建軍思想的否定，具有曆史進步意義。

楊傑對陸大學員的教育方法，是采勸取化教育“，就是要教員去誘導學生自己去研究，使之徹底領悟，確有心得。因此，他要求學員要做到三注意：（一）要有理智。就是要處處表現出學者的態度，凡遇一個問題，必須分析體認，提要鉤元，而後再以適當的解決方法處理之，決不為感情所衝動，決不作無意識的盲從。楊傑常給學員打比方說：某人很好，要群起而擁戴，某人不好，要群起而打倒，沒有理想的人則必吠影吠聲，一唱百合。而學者聞之，則必先加以檢討，加以討論，研究是否值得擁護；是否值得打倒，而後才決定可否，而後才決定行止。（二）要有紀律。一國之強弱盛衰，全視乎國民之有無紀律為斷，因為人民能由人格及生活中表現國家民族的精神，其國必強；人民在道義精神與紀律上為國家爭光榮，其國必大。（三）要有精神。凡事之成功，皆基源於動。動者，就是精神奮發，朝氣勃勃的意思。

很顯然，要真正做到楊傑提出的這些要求，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為此，楊傑緊緊抓住師資的選聘和培養工作，他認為隻有師高弟子才會強，不學無術的人充當教員，是誤人子弟，害了國家。他說：“將帥無才，累死三軍”，軍隊的好壞關係國家民族的存亡，特別是指揮官和高級幕僚負國防重任，要能運籌帷幄，決勝千裏，有預見、能果斷，既有理論水平又有實踐經驗，勝任裕如，要培養出這樣的學員，沒有高師是做不到的。因此，他選聘一批國內外都有較高軍事理論水平和豐富的軍事實踐的人充當陸大的教官。如任師軍級戰役戰術教官的是日本陸大出身的張亮清、何成璞、徐祖詒等；任後方勤務教官的是在日本深造過的譚家駿；教兵要地理的是負有盛名的遊鳳池。同時也常邀請社會上的一些名流專家來陸大講課，如馬寅初、夏鼎等。楊傑還聘請一些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在軍事理論方麵有較高的素養，在實踐方麵有經驗的外國軍事人員擔任教官。如德國人司達曼、史達開教戰役戰術，蘇聯的布爾林和馬舍夫斯基教謀報勤務等等。楊傑也親自講課，如“大軍統帥學”等等。

此外，楊傑認為凡事立足於自力更生，在變化萬千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才不會因形勢的變化而影響到陸大的教學。因此，楊傑為培養儲備自己的師資及高級軍事人才，他恢複並且發展了陸大的兵學研究院。楊傑任主任。他在各期畢業生中親自考察挑選各方麵都比較優秀的學員，留校到研究院深造一年，然後任教。如張秉鈞、稀恩綏、趙秉衡、戴高翔、杜建時、鄧世通、嶽星明、萬裏、郭汝瑰等等。至於教材的選用，他也是非常注意的，教官提出教材後，他都要認真審查，才予以使用。而且他要求陸大的教官所負的使命，就是要將知己知彼的方法，深刻地鑄印在學生腦筋，好似醫生打針，一定要將藥注入病人的血管，才能發生效力，戰勝病魔一般。因為，他認為：陸軍大學既是戰爭學專攻的學府，那麽在戰爭時，要怎樣才能打勝仗呢？就是孫子所謂“知己知彼”四個字，這是古往今來，中外一體，永遠不易的最高原則。就是說，知己為主觀的觀察，知彼為客觀的觀察，有了這兩種觀察力才能訂出作戰的計劃，而這兩種觀察力的養成，在當學生時代，唯一的指導者便是教官。陸大就是要統一全國軍官戰術思想，完成我們國家所取的一貫戰術，將來作戰時，上下同一主張，各軍同一見解，然後可以聲聲相應，意氣相通，不謀而合，乃能無攻不克，無敵不摧。

二

楊傑主持下的陸軍大學，對學員軍事訓練的特點，是反對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而是要根據世界戰術的變遷，我國具體情況及地形的特點，創造出中國式的，出自心裁的戰略戰術，以培養學員能夠應付各種情況的製勝本領。

楊傑要求陸大的學員要掌握高深的軍事理論知識，但反對學員隻會紙上談兵，更反對學員教條主義的墨守陳規。因此，很重視對學員的實踐訓練。

陸大在每年春秋兩季，舉行戰術實施兩次，進行實彈演習。凡遇這種演習，楊傑是一定要親自參加的，不管刮風下雨，他都要親臨觀察演習，聽取學員演習前的判斷敵情，演習後的小結，然後由他做總講評。在總講評中，他認真講解防禦、攻娶山地、河川、海洋、迂回等等戰術。

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兵學家對防禦一式，莫不視為自挖墳墓，對取防禦方式者，則視為已臨空穴，萬無生機。特別是拿破侖戰爭、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無一不是以攻擊之方式，收戰勝之效果。有“攻擊萬能”之說。1914年以後，因有興登堡將軍取攻勢防禦，以少勝多，戰勝俄軍，霞飛將軍以凡爾登、巴黎為支撐點，對德軍取攻勢防禦，戰勝德軍。於是，兵學家又認為防禦也是極為妥善的方式。1927年以後，世界戰術又隨著時代的進化而變遷，世界各國也因其國家民族之環境、兵器素質、國民性之不同，遂各有獨特之戰略戰術。為此，楊傑諄諄教導學員，我們決不能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由於世界戰術不斷地變遷，“我國如此趨勢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戰術，必不能自適其生存”楊傑：《攻勢防禦》（1935年5月26日）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略中國，處於攻勢，我國被侵略，處於防禦。因此，對於如何打開防禦的僵局，對付敵人的攻勢問題，楊傑作過認真的研究後指出：“防者動輒陷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易失動作之自由”，應付的辦法就是打開僵局，而打開僵局唯一的法寶就是預備隊。所以“預備隊部署及配備之妥善，與運用之巧妙，是最關重要的問題，值得大家深切注意。”但是，如果後續部隊未到，敵人就進行猛烈進攻怎麽辦？就隻有“逆襲”。楊傑：對第十二期學員演習講話（1935年4月11日）。楊傑強調說：防禦之固最大要求，厥為占領陣地，固如金湯，不為敵人攻擊所動，方可以轉守為攻。他進一步具體地聯係到至於劣勢軍隊對優質軍隊采取防禦，最要緊的就是要藉地之利，以補兵力之劣勢。首先要對地形的價值判斷清楚，取其利之大者，害之小者，對於害大利小的亦須配置若幹遊動炮兵以欺騙敵人，使其判斷誤為我之本陣地，求得時間餘裕，相機突圍或轉為攻勢。楊傑的這一軍事防禦戰術原則，對於今天來說，亦是有可取之處。

陸大各期學員在校三年中，必有一至二次來到海岸進行實地演習。因為楊傑認為：我國海岸數千裏，而數十年來籬蕩盡撤、門戶洞開，即不能以優越之海空軍定第一線國防於海外，反使帝國主義隨時皆可侵入，因而我國國防第一線即海岸，故對於海岸防守的研究以及地形的偵察，應該特別努力注意。

1936年10月，楊傑帶領陸大第十三期學員到浙江澉浦、乍浦進行實地演習。他對學員講：大凡欲遠涉重洋，興兵征討，必須海軍分成若幹掩護集團，陸軍則用民船裝運，以海軍巡洋艦驅逐艦負掩護之責，這就叫船團輸送。到達敵國之後，上陸點之選擇，以能直接靠岸為最妙，其次亦須在短時間內能著陸，同時要選擇無敵防禦或守兵薄弱之處為宜。但是，有時因戰略戰術上之要求，或為地形之限製，有非從其地上陸不可者，則用種種方法欺騙敵人或實施強行上陸，一般皆分為兩個船團以上，上陸點亦分為兩處為佳。

就海岸防禦而言，楊傑說，其目的有二：一在挫折對方之企圖，一在掩護後方部隊之集中。唯是攻者上陸之處，即防者防禦之地，但是，攻者上陸之點不得而知，防者遂防不勝防矣，且海岸防禦多配兵力為不經濟，所以，防禦之法，不在兵力之多，而在機動應用之妙。他舉實地例子說：如自金山衛以至澉浦，以四營人擔任防禦，如處處配備，自然不夠，亦完全不能作戰；但如僅於金山衛、乍浦、澉浦等地擇要配以極少數兵力，其餘兵力，則指揮官完全掌握，同時完成通訊及交通，靜觀敵人行止，利用汽車輸送，隨敵上陸所在，而馳往迎接，則敵無隙可乘，終難得逞，而防禦之目的，遂能達到。這樣，楊傑就將我國海岸防線的重要意義以及海岸防守、攻擊等戰術原則，簡短扼要地闡明，同時，他根據乍浦、澉浦間的地形特點和七十多年來英、日帝國主義兩次來窺探的實際情況，加上當時滬杭路的建成，給敵人帶來陸正麵開放的方便，所以敵人不會從乍浦、澉浦登陸。楊傑的這一論斷，後來為抗日戰爭的事實所證明，是正確的。

兩軍開戰，遭遇戰是經常出現的。因而，楊傑反複給學員講解遭遇戰術。他認為遭遇戰屬於攻擊的性質，那末要求得遭遇戰之勝利，自然就要選擇攻擊點。可是遭遇戰時，兩軍都處於動態之中，要找敵人的強點，敵人的重點還沒有形成，要找敵人的弱點，瞬息之間說不定就變成了敵人的強點，如造次猛攻，不是撲空，就會碰壁。所以，選擇強弱點的原則，在遭遇戰時完全不適用。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地形為主眼。大凡兩軍的遭遇點，大抵總可以判斷出來的，但一定在那線就難有把握了，因為兩軍的行軍途中或因故發生遲速情形，遭遇戰便可前可後。然而不論怎樣遲或速，大抵總不致超過一小時的行程以上，遭遇戰的行程，一般行程約為每小時四公裏左右，兩小時即為八公裏左右，敵攻擊點，之選定，須按照原來判斷兩軍遭遇那條線，再前進四公裏，後退四公裏，在此區域內選定一切於我最有利的地形，而後決定重點指向。這樣，無論敵人怎樣來法，我皆能進退自由，居於有利之地位。楊傑又根據當時學員演習的地點洛陽附近進行具體闡述，指出：“就今日地形來說，龍門地形堅固，敵我要用大兵力在這裏進出，死傷很大都不上算，一定都隻能在此搖旗呐喊，虛張聲勢，決戰方麵一定是在關陵附近。而以今日之狀況，此處地形於我極為有利，占領之後，即可乘敵進出隘路之際，予以一大打擊，故此地吾覺得非占領不可。”

“孫子兵法有雲，知險厄量遠近定進退料敵製勝，所謂知險厄者，即地形判斷也。料敵製勝者，即敵情判斷也，製勝者，狀況判斷也，量遠近定進退者，即攻守之法也，吾人苟能致力於此，則一切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矣，望諸君三思留意。”楊傑特別向學員強調，大凡研究戰術，最要緊的就是要把握要點，也就是要著眼點良好，切不可在戰爭中犯教條主義，要根據我國特殊的國情，而出心裁，成立我國獨有之戰術，以應付未來之國難。如我國溝圩縱橫之地極多，即應創立圩塘戰術。我國長江、黃河、珠江、淮河等大河，世界鮮有，即應研究大河戰術。村落錯雜之地極多，即應研究村落戰術。水為我國特色，即應研究稻田戰術。諸如此類苟操之有素，他日有事，自促便宜不少。唯餘既未辦到，唯有將此意授之諸君共加留意耳。

楊傑不僅引導學員研究各種戰術，還進一步告訴學員怎樣掌握戰爭的精神力與物質力。他說：“戰爭是以精神力和物質力的比較，但此兩者關係於戰爭勝敗的成份，比較起來，實以精神力為多。因為物質力毫無伸縮變化之可能，而精神力則不然，真是其大無內，其小無外……因為精神的伸縮偉大，所以物質可隨之變為利器，也可以隨之變化為廢物，所以有為的指揮官就是能夠掌握精神力……就能立於主動的地位，主宰戰場，支配戰局。”所以各級指揮官特別要注意：“以堅確其意誌，遂行其主動的企圖，以誘致敵人。”

在日本帝國主義處處逼侵的情況下，楊傑敢於麵對現實，指出在此困難當頭之時，不能疏忽大意，要根據我國的國情，研究各種戰術，積極準備應付事態的變化，使我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使敵人無法在我國立足。如果，其時國民黨當權者蔣介石等采用楊傑的這些辦法及意見，顯然，敵人是不能在中國如此囂張一時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的開展，根據地的建立，山地遊擊戰、平原遊擊戰、河湖港漢遊擊戰，以及地道戰、地雷戰等等戰術的創造，證明了楊傑從實際出發研究和運用戰略戰術的思想，是極具價值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的運用，致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直至滅亡。

三

楊傑主持陸軍大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學員，激發學員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保衛神聖的祖國，以盡軍人天職。

楊傑認為軍人若沒有愛國主義思想，是很難想象他在麵對侵略者，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惜犧牲生命，為祖國的生存赴湯蹈火。因此，他凡事都聯係國難當頭，用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學員，激發學員奮起抗日的激情。他常說：“我們軍人，在穿上軍服的時候，便以身予國，不複知有生命身家，隻一意為國家民族的福利去犧牲奮鬥，這樣才是軍人的真精神——人格。有了這種精神，還要能夠很妥當的發揮出來，才是善。發揮之後，還要有很偉大的成績表現，才是美。換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然後才有責任心和義務心，然後才能為國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楊傑認為軍人具有一意為國家為民族的福利去奮鬥、去犧牲的愛國主義思想，就是軍人的天職，沒有這種精神，便不能戰勝一切困難，偶遭挫折，便立抱悲觀，甚而貪生怕死，恐懼退縮，這是軍人引以為最大的恥辱。楊傑的這一思想顯然與蔣介石的”軍人以絕對服從領袖為天職“的說法唱了反調。楊傑要求學員不僅做到為國奮鬥犧牲，犧牲還要換取代價，不僅要勇敢地犧牲，還要以個人的犧牲換取國家民族的生存。要達到此目的，必須認真研究兵學的奧妙。他聯係一二八上海中日之戰進行分析：日本擁有優勢之兵力，目無中國，欲以雷霆萬鈞之勢，予我軍精神上以莫大之打擊，俾以後聞聲喪膽，望風披糜，以達成其速戰即決之目的，故不惜采取中央突破，此優劣懸殊故也。然日本一二八戰爭中央突破之結果，雖數易統帥，迭增兵力，然終鮮成效，卒賴瀏河方麵少數部隊登陸，使我軍精神感到威脅，意誌動搖方始退卻。可見中央突破之不易，因中央突破正麵精銳犧牲甚大而成功甚小，不可隨意采用，尤以我國軍隊裝備素質均形落後，此種方式更不可以輕於嚐試。所以，若軍人無真知灼見，則小之兵敗，大之亡國。現在”吾人既知我國仇之戰術，以速戰速決為唯一法門，則我之所以應付之者，除應用節節抵抗誘敵深入，然後一舉殲滅之消耗戰術而外，別無他法，諸君幸留意焉。“顯然，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兩年多，楊傑就已科學地分析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采用速戰速決的戰術，以此針鋒相對，他告誡學員，我國必須采用節節抵抗、誘敵深入，然後一舉殲敵的消耗戰術，來破壞敵人的速戰速決的戰術。這的確表現了楊傑卓越的軍事家的深遠眼光。

楊傑在對學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具體地結合國內國際的形勢，使學員時時刻刻勿忘祖國處於被侵略，民族處於危機的境地，以此激發學員為抵抗侵略者而勤奮學習。1936年，陸大舉行元旦團拜，大家興高彩烈地過新年。可是楊傑一顆憂國憂民的心，使他不能高興，也不能平靜。他借此機會對學員講話：“今天是本校二十五年（即1936年）第一次紀念周，同時全體職教學員共舉行團拜，莊嚴紀念總理暨濟濟一堂交相慶祝的盛況下，本人固然異常愉快，異常興奮，同時複抱著無窮的希望，然一念及國難日深，外侮日急，仍不覺百感叢生，憂慮交集。”他在講到國際形勢時指出：在遠東方麵如蘇聯增兵，滿蒙糾紛，及某國在北滿內勢力澎漲等等，無非是禍水厲階。至於我國，更不堪言，不特城門失火，時虞殃及，而日蹙百裏，亦恐無以自存。不久的將來，自由競爭的新軍事抬頭，又必形成世界上土地資源的重新支配的局麵，而結果總是像中國一般的弱小民族被犧牲。在這最危險，最難渡的年頭，我們既無法閉目自守，又不待淪亡，那末怎麽辦呢？隻有自強自救的方法。楊傑麵對現實，清楚地預見到世界大戰不久即將爆發，他大聲疾呼，要國人正視中國已處於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了。我們麵前隻有自強自救一條路，首先就要鏟除盲目崇外、依賴外人的思想，要樹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楊傑鑒於當時的形勢以及敵強我弱的情況，他創造了“五團製之師編製”。指出：這“不僅對於目下應付敵軍為有利且為現代新戰術運用唯一之產物”，我們“明知國軍裝備萬不如假想敵軍，攻勢之企圖又非愛好和平，以防勢為國防方策之我國之所旨取，然外侮之來逼人咄咄，同胞億萬，誰不知遠東大戰即在目前，誰不欲以赤心碧血收複我被侵土地，凡我軍人誰不欲以堅強意誌、壯健體力、敏活腦筋、正確判斷，為國家一洗積年奇恥，顧利用法有進止有方編製不良，則作戰不利，以我肉彈抗彼凶頑，以我逐次防禦摧彼速戰即決，以平時集中訓練戰時配屬於各師之方式，急造我炮兵。”這就是楊傑創造五團製的主要目的。這裏很清楚地看到，遠東大戰即在目前，更深知敵人是采用速戰即決的戰略戰術，因此，我國就要采用逐次防禦的戰術摧毀敵人的速戰即決戰術，同時客觀地指出我軍裝備不如敵人，我軍就要以平時集中訓練，戰時配屬各師的方式，盡快地造成我國的炮兵，以應付即將爆發的大戰，應付裝備優於我軍的敵人。楊傑根據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孫子兵法原則，了解敵人戰略戰術，了解到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創造了以弱製強的五團製編製案，以鼓勵學員不要產生恐懼敵人或悲觀情緒。他希望以此使教育統一，戰術思想一致，掃除向來各自為教的弊病，以確立爾後炮兵教育的基礎，以應付即將爆發的大戰。當然，“五團製”實際上也就是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英勇無畏的民族自毫感，廣大的兵源特點，製定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術思想。這種戰術思想，在中日戰爭的具體情況下，的確是行之有效的。

四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的國共合作，終於正式形成。蔣介石為爭取蘇聯的援助，派楊傑任軍事代表團長，前往蘇聯。以後，楊傑出任中國駐蘇大使。楊傑向蘇聯領導人陳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及對蘇聯的影響，也闡明了中國因缺乏武器而給抗戰帶來的困難，誠懇地要求蘇聯給予軍事物資的援助和貸款等，得到蘇聯上下的同情與支持。1937年9月21日，中國獲得第一批軍事物資，10月以前，蘇聯給中國兩次信用貸款，各為伍千萬美元。1939年6月13日，又給中國一億伍千萬美元貸款。

楊傑在蘇聯期間，經常受到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的接見，給予很大的重視和關心，這對楊傑思想的進步起了積極的作用。

楊傑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很高的：“我在蘇聯莫斯科郊外之彼德皇行宮與史大林先生及伏羅希洛夫元帥會見，亙五小時談話，可稱曆史上之談話。而史大林先生之一切態度，言語行動誠可為吾人模範：第一耐煩，第二和藹，第三誠懇，第四平民，第五對人考察有方，或曰懂相人之法，第自沉毅而精細，偉大人物應具有之條件皆兼而有之。”

蘇聯政府給楊傑及其隨從人員提供過不少的方便。經常讓他們參觀集體農莊和工廠，以及他們能去的場所。楊傑也因此有機會深入地研究了解蘇聯的方針、政策、軍事策略、計劃經濟、民主政治、和平外交等等。他還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並特別用心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並做了筆記。

楊傑在許多場合廣泛地接觸了蘇聯勞動人民，了解到蘇聯的社會製度，從而真正認識到：“這個國家是最不需要戰爭的。然而，它並沒有忘記戰爭會降臨到他的頭上來，它時時刻刻都在充實國防建設，用最有效的辦法來武裝自己。”他說蘇聯是一個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

楊傑從軍事與國防的觀點出發，認為蘇聯的政治製度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它的經濟建設的特點是工業化，軍事化建設兩麵同時作戰的經濟體係。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它比其它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蘇聯領導人對楊傑的關懷與幫助，以及楊傑對蘇聯社會的研究了解，使楊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非常想往社會主義製度，因而力主中蘇親善，以蘇聯為楷模，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

1940年，在國際國內反蘇反共逆流甚囂塵上的情況下，楊傑被免職回國。他親眼看到國民黨內許多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被排斥，頑固派卻掌握了實權。大敵當前，蔣介石卻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策劃了反共磨擦。楊傑的抗日抱負一概付之東流。從此，楊傑對蔣介石的本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再不把國富民強的希望寄托於蔣介石身上了，他認識到不徹底改變社會製度，單純的“軍事救國”是沒有出路的。

1945年，中國人民經曆了艱辛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蔣介石要楊傑任雲南省政府主席的職位，以協助他解決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楊傑拒絕不從。蔣介石又讓楊傑為他發動反共內戰出謀劃策，楊傑卻托病休養於重慶大山之中。至此，楊傑的行動完全被蔣介石的特務所監視。中國共產黨對楊傑的言行，給予極大的關注，對他進行了誠懇的幫助與熱情的關懷。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誌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懷下，楊傑與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昆侖等組織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領導國民黨中的民主派展開反獨裁、反內戰的民主鬥爭。他往返於重慶、昆明之間，進行了廣泛的聯係，發動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民主運動。

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重慶陸軍大學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在“三野”杭鴻模及“二野”陳濟生先後來校秘密推動之下，陸大教務長杭鴻誌等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陸大準備起義。但是，陸大是受蔣介石長期控製的，為其培養軍事骨幹的重要基地，要發動起義決非易事。楊傑在陸大師生中享有很高的聲望，由他出而號召，將會發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因此，杭鴻誌就請楊傑來做陸大教職學員的工作。杭鴻誌是陸大第十三期的學生，是楊傑親手培養的門生，他深知楊傑在陸大教職學員心中的地位及威望，楊傑的講話是會使師生們信服的。楊傑當然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光榮的任務。

楊傑考慮到，要策動陸大起義，首先得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通過他們再去影響職員和學員及家屬；而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仗，思想顧慮是較少的。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有些人思想上尚有不少疑慮。針對這種情況，楊傑到陸大進行了思想準備工作。

1949年6月間的一個晚上，楊傑在教官聯誼會上用誠懇堅定的語氣，向教官們講了話。講話中對當時的形勢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有人鼓吹“三個月消滅共產黨”的大話不僅落空了，反而出現他們有被共產黨消滅的局麵。我記得，1940年我從蘇聯回國不久，萬耀煌教育長曾邀我到陸大講過有關希特勒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的問題，我認為希特勒的結果不會比拿破侖好，可能還要壞。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全民皆兵，幅員遼闊，就象一張吸墨紙，希特勒德國的那點軍隊等於墨水，會被蘇聯吸幹的。今天國民黨軍事由優勢變為劣勢，敗局已定，無法挽救，中國是紅定了。這次講話對教官們的思想起了一個很好的啟示作用、動員作用，使他們認清了形勢，為陸大起義作了初步的思想準備。

在這次講話之後不久，楊傑再次對陸大的全體教、職、學員作了一次形勢報告。

他運用親和力與離心力的道理，闡明共產黨是親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它與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人民解放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強，由劣勢變優勢，情報工作搞得好，士氣旺盛，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的紀律不好，與老百姓的關係不好，兵源困難，士氣低落，情報工作搞得不好，打瞎子仗，由優勢變劣勢，所以打敗仗。它是離心力在起作用的結果。同時，楊傑科學地、正確地判斷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戰部署。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主力是在長江以南（當時西北還未解放）指向川、黔、滇，這是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部署，將切斷西北胡宗南部隊和四川部隊的後路，使這些部隊無法逃脫，這一戰略部署的成功，將使大西北不戰而獲得解放。

楊傑的報告，在分析了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形勢後，向陸大師生員工指出了在新政權下他們是有光明前途的。他介紹了蘇聯對帝俄時代的舊軍官十分重用和優待的情況，認定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定是要創辦正式軍事學校，也一定會象蘇聯那樣對待我們，因為我們具有一定的軍事技術知識和教學經驗，對軍事教育還是有用的。

經過楊傑對陸大教職員工的耐心誠懇的解釋，也由於他過去在陸大教職工心目中的威望，大家對他的講話深信不疑，因此，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顧慮消除了，堅定了起義的決心。還有些陸大的校友，受到楊傑講話的鼓舞，也願意和陸大教職員工一齊起義，甚至在白崇禧以重金邀請教官們去他們那裏工作，也毅然拒絕了，少數教官想飛台灣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1949年12月1日上午，國民黨重慶陸大終於宣布起義，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解放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參加陸大起義的人員，絕大多數分配了工作，特別是教官和學員，幾乎全部分配在人民解放軍各軍事院校擔任軍事教育工作。黨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們能夠為建設一支真正強大的人民軍隊貢獻力量。

1949年9月19日，楊傑在周恩來同誌的邀請下，赴北京參加新政協會議，途經香港時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殺害了。楊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陸大學員終於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但是，陸大的起義，足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前陸大學員至今不會忘記，他曾把全部知識、精力與希望傾注於陸大學員的身上，曾經苦口婆心，嘔心瀝血教導他們做個真正的人，特別不會忘記，當他們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楊傑老師最後向他們指出了走向人民軍隊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