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附十八：論解放戰爭中的楊傑將軍

　　楊傑將軍是我國近代享有世界聲譽的軍事戰略家，愛國主義者。他一生為探索救國救民的方案，曆盡了千辛萬苦。更可貴者，是他不斷進取和毫不固守己見的精神，當他對各種社會製度實際考察並作了充分比較後，毅然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並寄希望於社會主義，最後無畏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本文擬對楊傑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貢獻作些論述，以紀念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完成。由於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必須求得雙重的解放。

楊傑對抗日戰爭，作過許多全麵精辟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半封建、次殖民地的國家。因為是半封建國家，所以政治不上軌道，於是就不注重選用人才，談不上國家的富強，人民猶如豬犬一樣的生活著；因為是次殖民地國家，民族工業不能發展，永遠停在農業國的地位，用低價賣出原料，用高價買進成品。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吸中國的血，使中國漸漸成為一個貧血的人，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其中最凶狠的一個。

“日本是一定要侵略中國的，中國必須求得解放，雙方的戰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戰爭發生當然是必然的。”楊傑指出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就成了中日戰爭必然爆發的原因，而中日戰爭就是為求得中國解放的革命戰爭。

他說：“抗日戰爭，中國首先對外求解放，然而自身不先解放，就沒有全民族的力量來從事解放戰爭。……所以，中國的戰爭是求雙重解放的革命戰爭。”

論解放戰爭中的楊傑將軍春苑論史——楊德慧文集楊傑從中國的社會性質分析，得出當時中國的政治，不適應日本對中國侵略的現代化戰爭，因此，中國的抗日戰爭的性質就必須是對外求民族解放，對內求人民解放，其前提，又必須是改造現實的政治，改變人民窮困的生活，發展科學技術，發展民族工業，自立更生地創造現代化的新式武器。這種分析，是充分了解舊中國社會性質，了解世界潮流，經過認真研究而得出來的。

他根據中國抗日戰爭的性質以及中國抗日戰爭發展的情況，得出其前途有兩條道路：一種是革命的戰爭，始終是革命的，不變質的戰爭。這種戰爭是艱苦的戰爭，然而，戰爭的結果是最燦爛的，最光明的。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就是這種戰爭；另一種是變質的戰爭，革命戰爭變成了反革命戰爭，如拿破侖戰爭。反革命的戰爭變成革命的戰爭，在世界上也曾有過，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土耳其和沙俄，就是這種戰爭。

楊傑認為：戰爭雖然根據不同的情況，有著不同的變化，但是要進行革命戰爭，必須有一定的原則，這就是戰爭的利益和從事戰爭的人民的利益要一致。所以，“中國抗日革命戰爭不變質，並且堅持到底，……在地球上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堡壘，保衛和平的中華民國，那麽南太平洋和近東各小國可早日獲得解放，而中華民族就能自由幸福的生存。”

楊傑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比當時蘇聯所處的情況更為有利。侵略中國的外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是許多國家的共同敵人，不像蘇聯當時是一個國家對付十四個國家的武裝幹涉。同時，中國的空軍根據地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雄厚的陸軍力量，所以要製服日本，中、英、美、蘇聯合起來，日本必敗。因為民主國家是正義的，人道的，而且人多、地大、物博，經濟力、生產力富強，現代戰爭勝負的因素基本具備。所謂東亞新秩序、歐洲新秩序、世界新秩序，全是胡說八道，將要受到嚴重的懲罰。他們要想消滅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目標是癡人說夢，中國的勝利是必然的。

楊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中國的戰日戰爭最艱苦、最困難的處境中，堅定了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他對中國抗日戰爭爆發的原因、性質和結果，作了精辟的分析，符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際。為此，他為爭取抗日戰爭後中國人民的雙重解放而努力奮鬥。他早在1933年就在長城指揮抗擊日本侵略者，又在國民黨陸軍大學積極培養抗日的一代新軍人，1937年8月又赴蘇聯爭取抗日物質援助，1940年回國後，又積極主張親蘇、聯共抗日的對內對外政策，並且在希特勒法西斯進擊蘇聯，使蘇聯一度處於困難的環境中，他科學地分析予見了希特勒必然滅亡的結局，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時，特別是湘桂戰役後，他及時提出了“怎樣才能練成打勝仗的軍隊？”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在國統區一麵堅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一麵領導了抗日民主運動，使廣大人民爭取得到抗日的民主權利。在解放區進行了民主政權的建設，使人民獲得自身的解放，集中力量，一致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國人民，經過8年艱辛的抗戰，終於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求得民族的解放。

然而，中國人民的抗日勝利，並沒有改變人民貧窮落後的生活，當時的中國政府，戰後也沒有吸取教訓，盡快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科學技術、獨立的兵器工業……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嚴峻地擺在每一個人的麵前。有些人認為，消滅了法西斯軸心國的武裝，就能保衛和平。楊傑卻說：“法西斯的曆史不過二十多年，而侵略戰爭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國家陣營裏麵不僅僅有一種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還有階級存在；要是這一種文化還歧視排斥企圖消滅另一種文化；要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之間，還進行著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縱使法西斯國家徹底消滅了，侵略戰爭在世界上仍然不會從此消彌的”。他認為：保衛世界和平，第一、戰勝者不再壓迫戰敗者；第二、強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第三、富有者不再剝削貧困者。這個世界裏永遠和平不是用武力來保衛的，而是用徹底解除武裝來保衛的。但是，這些原則不會為強大國家所接受，因此，永遠的和平隻能在國家衰亡以後才能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國家，若不能放棄自私自利的狹隘觀點，不管最後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麵，都無從建立永久的和平。”楊傑：《軍事與國防》因為“隻要人們的思想觀念裏尚有’利潤‘二字存在，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是不會被勝利者自動放棄的。利潤促使戰勝者變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也愛和平，但是帝國主義者更愛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噴噴的血液。”楊傑：《軍事與國防》可見，帝國主義本身就是戰爭的根源，要建立世界的永遠和平，不首先消滅帝國主義是不能實現的。他滿懷信心地說：“曆史的規律總有一天要把國家推上衰亡的道路。”楊傑對戰後戰爭與和平的分析，給當時的中間派們指出了幻想戰後第三條路達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如在中國戰區受降一事，理應由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協商，由參戰的國民黨軍隊和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劃分區域共同受降，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戰後重建在中國的獨裁統治，卻壟斷了中國戰區的受降權，不允許人民武裝參加受降，妄圖搶奪全部抗戰勝利果實。在8年抗戰中付出重大犧牲的中國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後，迫切地要求重建和平的生活，而堅決反對內戰，強烈地希望國共之間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不要爆發新的戰爭，以建立獨立、民主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順應曆史的要求，1945年8月25日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在這個新的曆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麵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這時，蔣介石為在政治上爭取主動，軍事上爭取時間，也擺出一付要和平的姿態，電邀毛澤東赴渝進行談判，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可是，一旦蔣介石認為他已準備好了，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10餘萬人向中原解放區的宣化大舉進攻。全國性的內戰從此開始，中國人民重新陷入內戰烽火之中。

楊傑對蔣介石的一切幻想也隨之破滅，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感召下，毅然投入了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洪流。

二

為建立反獨裁、反內戰的民主黨派而努力。

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解決後，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已經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解決，決定著整個中國的命運。毛澤東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戰爭。蔣介石說’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麽國家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複雜的鬥爭。”8表明了對戰後國內鬥爭實質的科學論斷。之後，中共中央在8月25日又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聲明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努力求得協議，以期各項緊急問題得到迅速的解決，並長期團結一致，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言提出了六項要求及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符合當時中國形勢的需要，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擁護。而蔣介石集團卻堅持獨裁內戰的方針，因此，各民主黨派積極整頓組織或建立新的政黨，發表自己的政見。楊傑和譚平山等，就是在這種國內國外的形勢下，組織了“三民主義同誌會”。

“三民主義同誌會”不僅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之一，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內部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建立的政治組織。

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皖南事變”後，加強了國統區的法西斯統治，使從蘇聯免職回國的楊傑大失所望。在周恩來，董必武同誌的關懷幫助下，他和譚平山等人，從1943年2月起，組織一些國民黨內政界人士及一些民主人士開“民主同誌座談會”。通過座談，加強了彼此的了解，對國內國際形勢在大是大非問題方麵提高了認識。8月，組成了10人籌備小組。1944年確定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名稱，積極地秘密吸收會員，起草文件，於1945年10月28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召開“三民主義同誌會”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宣告“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正式建立。譚平山、楊傑、陳銘樞、柳亞子、朱蘊山、王昆侖、郭春濤等7人任常務幹事。明確提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堅決反對蔣介石獨裁專政的法西斯統治。該會的成員，多半是國民黨內黨齡長、資曆深、地位高、影響大的上層人物，並且在他們周圍已經團結了許多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國民黨人士。因此，它的成立，立即在國民黨內部和當時的政治鬥爭中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們所組織的“同誌座談會”打破了蔣介石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沉悶、黑暗的局麵，座談會經常向董必武同誌匯報，他聽了匯報後說：“你們這個座談會搞得很好嘛！抗戰的勝利，民主的實現，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們交了許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對黨的支持嘛！”董老的鼓勵，使楊傑更有信心搞好“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簡稱“民聯”）的工作。

在成立大會上宣告的“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政治主張”中提出：

政治方麵：“民聯”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決議案作為自己的根本指導思想。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

經濟方麵：要求實行“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

軍事方麵：“實行軍隊國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黨派及個人均不得擁有軍隊。”

外交方麵：“廢除秘密外交”，“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平等的地位，切實合作。”

民族方麵：“實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依據民族自決權的原則，組成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糾正少數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切實糾正過去民族仇視之錯誤觀念及行為。”

文化教育方麵：“凡中華民國人民均有享受教育之機會”，應“以民主與科學之精神，普及提高公民教育，掃除文盲”，“凡是以妨礙教育、學術、文化進步之措施，均應革除”。

此外，成立大會上還通過了一個《黨的改革方案決議案》，主張為了徹底改造國民黨，應“廢止官吏及公務員必須入黨的規定”並大量吸收“工、農、婦女、進步知識分子及進步的工商業者入黨”，以便“使本黨獲得群眾的基礎，發展為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政黨”，“取消黨的特務機構——中央調查統計局，並取消中央和地方所設立之法西斯的訓練機構，開除封建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汙吏、土劣、漢奸分子出黨，並設立黨員鑒別委員會，對全體黨員進行鑒別。取消國民黨各級官僚的特權。”

“民聯”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及改革方案，體現了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是遵循“總理遺教”去做的，它反映了“民聯”領導人的政治思想。譚平山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南昌起義失敗後，不適當地被開除黨籍；甘祠森亦是共產黨員，在國統區做了大量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楊傑早在1935年即提出改造中國的方案，抗日戰爭時在蘇聯近三年之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製度有一定研究，並對社會主義製度有一定的向往；其他陳銘樞、王昆侖等人，亦是著名的愛國進步民主人士，因此，它不僅有一個比較進步的政治綱領，而且有改造國民黨的有力的全麵係統的積極措施。按這一方案徹底改造國民黨，把其腐敗、法西斯性質進行改造，國民黨將同於“一大”時，重新獲得新生，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成立聯合政府，共同恢複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創傷，方能挽救垂死的國民黨。可是，一意孤行的蔣介石集團，不但不予接受，而且還當做異端，非鏟除不可。結果，隻有走向滅亡一條道路。

1947年7月以後，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為解放全中國打下了基礎，這是和中國共產黨執行正確的革命政策分不開的，其中主要是實行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土地改革，解放了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統一戰線包括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這就團結了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因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張家口以後，被表麵上的勝利衝昏了頭腦，悍然召開了“國大”，通過了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國家製度，因而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接著，又鎮壓各民主黨派，使許多人幻想的第三條道路徹底破產。以蔣介石集團為首的國民黨不容許任何黨派與他的意見相反，不容許改變他的獨裁專製的舊法統，人民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各民主黨派雲集香港。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在香港成立，它包括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選李濟琛為主席，譚平山、何香凝、楊傑等為中央常務委員，並發表了宣言，主張聯合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武裝幹涉中國內政。行動綱領規定：“本會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對內對外政策為基本原則”，當前的革命任務是“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建立“普選產生之民主政權”。

民革成立後，就在國外和國內華東、華南、西南等各地區積極建立組織，西南地區由楊傑負責，開展各種活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各民主黨派一道，為推翻美蔣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而鬥爭，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瓦解和崩潰。

三

宣傳形勢，動員人們，積極投入民主運動的洪流。

楊傑認為蔣介石越來越走向人民的對立麵，“為天下人所怨恨”，“蔣介石非垮不可”。於是他到處發表談話、演講，幫助人們認清形勢，積極投入民主運動的洪流。

蔣介石發動內戰後，很希望楊傑幫助他攻打人民解放軍，請他到南京運籌國是。楊傑毅然拒絕，托舶養於“重慶。從此就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他卻無畏地往返重慶和昆明，與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做了大量的組織宣傳工作。

解放戰爭開始時，蔣介石的總參謀長陳誠召集記者談話：“國民黨有足夠的力量，隻要三個月就可以消滅共軍，五年內完全肅清殘餘。”《重慶日報》記者當即到楊傑住宅訪問：“您看過陳誠將軍對記者的談話吧？”楊傑答：“看過了，我沒有多大見解。但我的看法，共產黨有廣大的群眾基礎，要三個月打垮主力，五年肅清是辦不到的。我認為十年打不垮，百年肅不清。”

解放戰爭剛開始時，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行了全麵的進攻，搶占了105座城市，大有一舉消滅解放軍之勢。國統區人心惶惶，敢怒而不敢言，對戰爭的結局憂心忡忡，對中國的前途萬分擔心，而楊傑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軍事戰略家，對記者的回答，不能不說是對人們給了一顆定心丸。因為人們知道楊傑不會無根據的胡說。早在希特勒進攻蘇聯、法西斯氣焰囂張之際，楊傑在“評蘇德戰爭”座談會上及在《大公報》、《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都科學地預見了戰爭的結局是法西斯的失敗，希特勒的滅亡，德國民族仍然存在、發展的結論；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剖析，戰爭的結局證明了楊傑的預見是正確的。

1946年6月，雲南省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協會，邀請楊傑在求實中學禮堂演講，題目是《國防與教育》。他簡單地描繪了抗戰開始時蘇聯人民對我國所給予的人力物力的幫助以及精神上的鼓勵。接著他介紹了自己的國防理論。由軍事談到生產，從科學談到教育。他說：“蘇聯教師被稱為人民的導師，他們受盡尊榮，而我們的教師則一天到晚吃不飽，不敢說話，被視為仇敵，你們應該好好地團結起來，大喊大叫，來震醒這些麻木不仁。”他的講話在處於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大家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對這位軍事家的敬意。

三大戰役結束後，楊傑對青年學生們演講說：“徐州是四戰之一，必須是四戰之軍，共產黨方麵高級指揮官是劉拍承、鄧小平，陳毅、栗裕、是龍、虎、豹、彪。蔣介石用劉山寺，此人連一條豺狗也不如，哪有不敗之理……”。

這段時間，他還與國民黨左派張天放聯係，商量組織發展雲南“民革”的工作。楊傑對張天放說：“蔣介石是獨夫，非垮不可，反對他的人多得很，我們現在要朝這個方向做工作，多聯係些人，非把這家夥打倒不行。”此後，他們組織了一個“雙周聚餐會”，組織一些進步人士，定期進行形勢講話，以聚餐形式進行活動。後來，以“雙周聚餐會”為基礎，發動昆明萬人簽名，公開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聞一多、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等都積極參加簽名，並由張天放擬了一個稿子，經聞一多修改，以通電形式公開發表，重慶《新華日報》全文刊載。

民主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籌備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大會，因撰寫了一副挽聯，被警察局逮捕入獄。出獄後，在重慶籌辦一個“新群文化圖書公司”，出售進步書籍。參加這個公司的是一些進步民主人士。楊傑知道後，向他提出兩點建議：一是邀請一些川康軍和“哥老會”的人參加入股以衝淡特務的注意；二是不要用“新群”二字為名，以免被特務認為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的變相組織。杜重石采納了第一個意見，忽視了第二個意見，結果，“新群”開張營業後不幾天，特務便找上門來進行一連串的挑釁活動，杜重石不得不把“新群”改名為“現代書局”。

楊傑還積極支持進步報刊克服困難，使之正常出版。1946年陳賡雅在昆明龍院村黃土坡小屯村，辦了一份《民主報》，由於它的內容多是宣傳進步新聞，因而引起了特務們的注意，經常找《民主報》的麻煩。陳賡雅去找楊傑商量對付的辦法。楊傑提出把《民主報》改為《民生報》。於是就正式申請改名，聲稱以宣傳三民主義為宗旨。理由是重慶也有《民主報》，為避免混淆，所以申請改名，國民黨省政府民政廳也就同意了。這份報紙受到中共南方局的關懷，原來的社長陳賡雅改任副社長，楊傑為社長，張天放任經理兼編輯，編輯還有謝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吳克堅還準備派《新華日報》編輯、記者來參加工作，加強共產黨對《民生報》的具體指導。後來由於《新華日報》被迫撤回延安，此事遂未實現。

1949年1月22日，蔣介石被迫“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蔣介石退居幕後操縱。李宗仁做了代總統後，電邀楊傑到南京共商國是。楊傑派秘書陳複光作代表。陳回來向楊傑報告，李宗仁迫切希望與楊傑合作。然而，此時的楊傑已經認識到隻有走民主革命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才能真正獨立富強，毅然拒絕與李宗仁合作。

蔣介石為轉移人民的視線，指使特務大造謠言：“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就要爆發了”；“共產黨沒有幾天了”；“美國的原子彈厲害得很”。當時國民黨裏許多人對蔣介石不滿，但又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打起來，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反蔣就有困難了，所以有些人產生了顧慮。

針對特務的謠言，為了安定人心，楊傑利用各種形式，召開記者座談會，找民主人士談心，公開發表演說等等，說明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不會爆發。有人問他，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麽時候打？他說：“二十年內不研究世界大戰，因為目前不會爆發。打大仗要有條件，不是心血來潮，想打就打得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的國家被削弱，有的國家被打垮，所以短期內打不起來。”又說：“蔣介石是獨夫，他不垮我去做和尚，過去的革命過去了，現在重新來”。楊傑對形勢的正確估計啟發教育了許多人。

以上這些，都說明了楊傑在解放戰爭中，在民主運動的洪流中，表現出不平凡的鬥爭藝術，使各種爭民主、反內戰的活動，能在白色恐怖下進行，對解放戰爭做出了貢獻。

四

幫助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教職員工認清形勢，堅定起義的決心，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

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重慶陸大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在解放軍“三野”杭鴻模及“二野”陳濟生先後到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工作後，陸大教務長杭鴻誌等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陸大準備起義。但是，思想工作是起義的關鍵問題。陸大是蔣介石培養骨幹的大本營，思想工作做不好，危險性是很大的。因此，杭鴻誌就去找楊傑商量，希望楊傑幫助他解決這個難題，也就是想請楊傑去做陸大教職員和學員的思想工作。杭鴻誌是陸大第十三期的學生，是楊傑親手培養的，他深知楊傑在陸大教職學員心目中的地位及威望，隻有楊傑的講話，才會使他們信服。

楊傑考慮到，要策動陸大起義，首先要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通過他們再去影響職員、學員和家屬。而且，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沒有和共產黨打過仗，沒有什麽思想包袱。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反共宣傳，有些人思想上有顧慮。針對這種情況，楊傑就到陸大去做起義的思想工作。

1949年6月的一個晚上，楊傑在陸大教官聯誼會上用誠懇堅定的語氣，向教官們講了話。對當時的形勢明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說：有人鼓吹“三個月消滅共軍”的大話不僅落空了，反而出現他們有被共產黨消滅的局麵。我記得，1940年我從蘇聯回國不久，萬耀煌教育長曾邀我到陸大講過有關希特勒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的問題，我認為希特勒的結果不會比拿破侖好，可能還要壞。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全民皆兵，幅員遼闊，就象一張吸墨紙，希特勒德國的那點軍隊等於墨水，會被蘇聯吸幹的。今天國民黨軍事由優勢變為劣勢，敗局已定，無法挽救，中國是紅定了。這次講話，對教官們起了啟示作用，動員作用，使他們認清了形勢，為陸大起義作了初步的思想準備。

在這次講話之後不久，楊傑再次對陸大的全體教、職、學員作了一次形勢報告。他用親和力和離心力的道理，闡明共產黨是親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他與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人民解放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強，由劣勢變優勢，情報工作搞得好，士氣旺盛，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的紀律不好，與老百姓的關係也不好，兵源困難，士氣低落，情報工作搞得不好，打瞎子仗，由優勢變劣勢，所以打敗仗，這是離心力在起作用的結果。楊傑在科學地正確地判斷了人民解放軍將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戰部署。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主力是在長江以南（當時西北還未解放》，指向川、黔、滇，（在黑扳上劃了一個大箭頭→）這是大迂回包圍戰略部署，以切斷西北胡宗南部隊和四川部隊的後路，使這些部隊無法逃脫。這一戰略部署的成功，將使大西北不戰而獲得解放。

楊傑對陸大全校人員的形勢報告，分析得很正確，很有說服力，特別對他在軍事上分析遠見卓識，深為佩服。對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形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是，共產黨掌握政權後，他們的前途將怎樣？共產黨會不會還用他們呢？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切身問題，為此，楊傑介紹了蘇聯對帝俄時代的舊軍官重用和優待的情況，認定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定要創辦正式軍事學校；也一定會象蘇聯那樣對待我們，因為我們具有一定的軍事技術知識和教學經驗，對軍事教育還是有用的。此外，我們對共產黨沒有深仇大恨，所以，共產黨掌握政權後，一定會用我們的。希望大家不要顧慮，也沒有憂慮個人前途的必要。

經過楊傑對陸大教職員工的耐心誠懇的解釋，也由於他過去在陸大教職工中的威望，大家對他的講話深信不疑，使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顧慮消除了，堅定了走起義的道路。有些陸大的校友，在陸大教官的串連下，得知楊傑講話的內容，也願意參加陸大教職員工一齊起義，甚至在白崇禧以重金邀請教官們去他那裏工作時，也毅然拒絕了，少數教官想飛台灣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1949年12月1日上午，國民黨重慶陸軍大學終於宣布起義，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解放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參加陸大起義的人員，絕大多數分配了工作，特別是教官和學員，幾乎全部分配在人民解放軍各軍事院校擔任軍事教育工作。黨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們能夠為建設一支真正強大的人民軍隊貢獻力量。

1949年9月19日，楊傑接受周思來同誌的邀請，赴北京參加新政協，途徑香港時，被蔣介石特務殺害了。楊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陸大的學員終於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但是，陸大的起義，足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陸大的學員至今沒有忘記，他曾把全部知識、精力與希望傾注於陸大學員的身上。曾經苦口婆心，嘔心瀝血教導他們做個真正的人。特別不會忘記，當他們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楊傑再次給他們指出了正確的人生道路。

楊傑為縮短中國人民的痛苦，為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無私無畏地貢獻出自己的生命，黨和人民也沒有忘記這位民主革命的戰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楊傑為革命烈士。

縱觀楊傑在解放戰爭中的貢獻，特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第一、楊傑之所以從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黨政要人、蔣介石的智囊，轉變成為一個無畏的民主戰士，是因為他始終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支持下，希望祖國獨立自主，富強康樂，甩掉落後國家的帽子，不讓帝國主義任意宰割。因而他努力探尋救國救民的途經，曆盡千辛萬苦。他一貫主張中國必須走先強後富，再以強益富的道路。而國強要建立在自立更生的基礎上，所以，30年代，他根據中外古今的實例和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特點，提出了“中國強盛之道”的建國方案；40年代，他根據民族矛盾為當時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戰建國”同時進行的強國之道；抗戰後，他提出了全麵係統“改革國民黨”的方案。然而，一個個的方案隨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發展以及一意孤行的現實而化為泡影。

第二、由於楊傑所處的環境及其特殊的地位，他對舊中國的社會、蔣政權的各種機構，了解得十分深刻，他坦率地、剛直不阿地抨擊腐敗的人事製度；告密同僚、排斥異己、迫害人民的特務組織；士氣低落、不能打勝仗的軍隊等等，然而，他的這些善良的願望及希望祖國進步強大的抱負，卻一概被付之東流。

第三、楊傑對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考察和研究、比較、得出了社會主義製度比任何主義、製度都優越的結論。他認為：“蘇聯是現在世界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斯大林憲法頒布以後，便實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由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過渡到全體人民的民主政治”。它的經濟是計劃性的，其“經濟建設的特點是工業化、軍事化進行兩麵同時作戰的經濟體係”。它的國防建設是受恩格斯“武器、編成、組織、戰術和戰略等，第一是依存於當時的生產階級和交通狀況”的軍事理論指導的。他從軍事觀點出發，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它的經濟任務也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物‘的問題，因而蘇聯的社會製度，是建設理想國防的最好製度。”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因此，”比一切其它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17從而，楊傑對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寄於無限的希望。

第四、蔣介石不能容忍楊傑的”大炮“嘴巴，不能容忍與他意願相違的各種主張，因而，不僅處處對楊傑掣肘，還派特務監視楊傑的一切行動，楊傑終於對蔣介石完全失望。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對楊傑熱情關懷，誠懇幫助，無比信任，董必武把許多重要的黨的情報交由楊傑傳遞出去，楊傑無比感動：“過去的革命過去了，現在重新來。”於是，他堅定地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無私無畏地為中國的解放戰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