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附一：為民主革命而獻身的楊傑烈士

　　有關楊傑烈士一生的事跡，我在《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上已撰文介紹。本文隻就他後期積極投入反對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的民主革命活動，並為此而獻身的一段經曆，作一些簡要介紹。

一

楊傑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他認為要建立強大的軍事國防，必須首先結束軍閥割據，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在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護國戰爭、北伐戰爭以後，他曾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1930年他參加了蔣、馮、閻中原大戰，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立下了汗馬功勞，以後又不斷地給蔣介石提供城垣要塞和國防計劃的建設方案等等，一心想施展軍事雄才，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代表封建、買辦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權，不能容忍中國共產黨的存在。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了十萬兵力，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此後又連續進行了四次反革命“圍剿”。對此，楊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內戰，不但日本覺得開心，就是其它各國也都得到好處”。不願再為蔣介石賣力，遂與方鼎英化裝離開部隊，避居上海。

日本侵占東北以後，蔣介石準備在北平成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以此來處理中日事務，派楊傑主持。楊傑滿懷信心，到處奔走，積極籌劃，準備抗日。在製定古北口抗日計劃時，楊傑主張放棄古北口，誘敵深入，然後以兩翼包圍，一舉殲滅進犯的敵人。但這計劃遭到何應欽的竭力反對。楊傑的抗日計劃不能實現，隻好辭職。由於蔣介石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麵前采勸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支持楊傑堅決抗日的作戰主張，遂改任何應欽與黃郛主持北平軍分會。結果，華北戰事失敗。

為民主革命而獻身的楊傑烈士春苑論史——楊德慧文集自此，楊傑和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產生了根本分岐。同時他又不甘曲意迎合，隨波逐流，而是毫不畏懼地指責那些不積極抗戰、對日妥協的可恥行為。蔣介石感到惱火，但又不好公開斥責他。1933年10月，蔣任楊傑為歐洲考察團團長，出國考察。他也因此有機會了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不同製度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情況，並加以研究。

“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為了得到蘇聯的支持與援助，楊傑被派到蘇聯任軍事代表團長，繼後任駐蘇大使。在蘇聯，為了祖國的抗日戰爭，他積極同蘇聯領導人談判，獲得了蘇聯的支持與援助。1940年初，國際上掀起了一股反蘇逆流，蔣介石在國內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在這樣複雜的國際國內的條件下，楊傑被免去駐蘇大使的職務後回國。

二

楊傑剛從蘇聯卸任大使回國時，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曾往訪問，楊傑說了這幾句話：“中國若是徘徊岐途，不能當機立斷。決定聯蘇外交政策，將必成為波蘭之續”。次晨發表在報紙上。蔣介石見報大怒。此時，楊傑因割治眼瘤，躺在醫院裏。蔣介石派特務頭子戴笠及宣傳部長王世傑前往，大興問罪之師。楊傑很坦率地向戴笠、王世傑說：“我發表的是意見，是要提高國人的警覺性，公開發表在報紙上倒不是我的本意。你為宣傳部長，《中央日報》為你所管，你自己為什麽不注意？記者問我時，我還告訴他，此係私人談話，不必發表。你們現在該把我怎樣便怎樣好了。你們回去告訴蔣介石，該辦就辦，我不怕”。戴、王兩人默然而去。

看到國民黨內許多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被排斥，而親日派卻掌握了實權。他不顧個人得失，屢次向蔣呈遞關於抗日的內政、外交、軍事建設等方案。然而，蔣介石卻叫他好好讀讀《曾文正公全集》。從此，楊傑對蔣介石便不抱希望，不存幻想。同時，楊傑也看到了新的前景：中國共產黨擔負起了領導全民族抗日的重任，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和新四軍沉重地打擊了侵略軍。他說：“五年來的抗戰，中華民族覺醒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腦膜上都被敵人的刺刀雕刻著殷紅的字跡，’國家‘、’民族‘。每一個中國人民對於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評價和新的認識”。楊傑：《國防新論》又說：要抵抗侵略者，“必須集中一切精神力量、物質力量”。他堅決反對蔣介石發動對共產黨的進攻，認為那是“破壞國防的健康，抵消國家的作戰力量”。針對著蔣介石，楊傑提出：“國防建設的指導者，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致力於國內戰爭的消弭，不論這種戰爭采取那一種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機”。

楊傑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除發表了許多分析中日戰爭、蘇德戰爭、世界戰局的精辟文章和演講外，一直主張自力更生，不要一切都靠外國的援助，應該在抗日過程中，動員全民族團結一致，建立自己的工業體係，以達到抗戰建國的雙重目的。這樣，抗戰勝利了，我們有了自己的工業基礎，“否則日本人雖敗，而中國仍恐兩手空空”。

楊傑的言行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影響。楊傑回國以後，周恩來同誌通過宋慶齡跟楊傑有了聯係。董必武同誌常把一些重大的消息告訴他，讓他寫成文章在報上發表。有許多重要文件、書信也是通過楊傑之手傳遞的。如1943年楊傑再次到英美考察，路經昆明，董必武同誌曾讓他轉一封中央指示信給劉浩同誌。當時劉浩負責昆明中共地下黨的統戰工作。劉浩根據工作情況及龍雲的態度，打算和龍雲建立正式的統戰關係，寫報告請示上級，黨中央經過研究後。回信給劉浩，同意與龍雲建立正式關係，並派華崗同誌為代表與龍雲正式談判。黨中央給劉浩的這封信，就是由董必武親自交給楊傑帶到昆明、交給來機場迎接楊傑的楚圖南同誌，後又由楚圖南按信封上的地址寄到雲南日報收發室後轉到劉浩手裏的。劉浩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與華崗聯係上。華崗和龍雲談判結果，雙方建立了正式統戰關係，還在龍雲處安了一個電台，與重慶辦事處聯係。管理使用電台的是我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這個電台堅持使用到龍雲下台。

上術事實說明當時對楊傑的信任，這對楊傑也是一重大的影響與促進，使他更堅決地積極地投入反蔣、反內戰的民主運動，在重慶與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昆侖等組織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領導國民黨中的民主派開展了反蔣鬥爭。

“三民主義同誌會”是1943年在重慶成立的，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央領導機構。1946年夏天，“民聯”中央遷到上海。同年初成立了“民聯”重慶市的地方組織。

“民聯”是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誌領導的中共南方局的關懷下組成的。當時，譚平山、陳銘樞、楊傑、王昆侖、郭春濤等人，同中共南方局的領導同誌周恩來、董必武都有直接和間接的聯係。他們受到南方局幾位領導同誌的啟發和幫助，通過一些媒介，分別交換了意見，首先組織了民主人士座談會。座談會隻談國際國內時事，不談其他。參加座談會的人以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為主，也邀約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座談會利用個人關係借用公司、銀行、商號的房屋，在休假日舉行基本成員都要負責找開會的地方。如大同銀行、聚興城銀行、實業銀行、川鹽銀行，義生公司，太平保險公司、華懋公司、航業公會、西南實業協會等處，都曾多次作為開會的會所。第一次座談會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國際問題。主持人是鄧初民，那時蘇聯戰局已經有了轉機，紅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巨大勝利，大家都很高興。有的人同蘇聯大使館有來往，知道許多一般人不易知道的情況；也談到國民黨中樞人物對蘇德戰爭的看法。總之，大家對座談會的興趣很濃。民主人士座談會堅持了三年多的時間，很少間斷，主要是座談會內容吸引人；並且不談政治組織問題，解除參加者的顧慮，領導內部比較團結，所以沒有發生什麽問題。座談會的情況經常向董必武同誌匯報，有一次，董必武同誌聽了匯報後說：“你們這個座談會搞得很好嘛。抗戰勝利，民主的實現，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們交了許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對我們黨的支持嘛。中共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許滌新、和友漁、熊瑾玎……等同誌，分別同民主座談會和”民聯“的部分人是朋友，常有往來。1946年2月後，由於形勢變化，有一些人紛紛離開重慶，座談會也就自然結束了。

在民主人士座談會的基礎上，譚平山、陳銘樞、楊傑等幾個人認為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在團結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分子參加抗日民主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1943年8月組成十人籌備小組。成員有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朱蘊山、王昆侖、郭春濤、許寶駒、於振瀛、何侖敢、甘祠森。十人小組第一次會議在1943年9月舉行。到1945年10月28日上午在上清寺”特園“正式成立”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中央領導機構。

“民聯”十人小組成立後，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一份半公開刊物《民聯》。內容是闡述時事，政治評論，每期都有一篇分析形勢的論文。因而很受人們歡迎。此外就是爭取國民黨內上層民主分子，分散蔣介石對國民黨內部的控製，擴大民主運動影響。為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十四周年，舉行盛大宴會，邀請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共代表團和各黨各派人士參加。這次宴會產生了較好的政治影響，擴大了國民黨民主派的作用。還有，“民聯”十人小組和各民主黨派聯合，用陪都各界人士的名義，在遷川工廠大廈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時事討論會，呼籲團結抗戰，要求改組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響應林伯渠同誌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上主張。“民聯”還積極參加“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1945年11月9日舉行了反內戰大會，聯合會的全體理事簽名致函蔣介石呼籲和平，希望政府明令停止武裝衝突。接納各黨派所提出的各項民主要求。同時致函毛澤東同誌，呼籲貫徹和平建國之大業。總之，在反蔣的民主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領導影響下，“民聯”從1943年至1949年的七年裏，為進行反蔣的民主運動作出了貢獻。

1945年後，楊傑養病於重慶。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他往返於重慶和昆明，與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做了大量的組織宣傳工作。

這年秋天，楊傑初回雲南時，與龍雲不常往來，當杜聿明解決龍雲前，龍雲突然叫副官請楊傑到龍公館坐坐，向楊傑請教。楊傑見龍後，授以踞守五華山以拒杜聿明一計，龍雲依計，果然生效，兩人從此更親近，楊傑對龍雲做了許多工作，龍遂參加“民革”。龍雲自己也說，他原是民盟成員，後來才加入“民革”的。

1946年6月，雲南省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協會請楊傑在求實中學禮黨演講，題目是《國防與教育》。他講了自己的國防理論，即國防力量四麵體：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由軍事談到生產，生產為人力物力配合科學方法而成，從科學又談到教育。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完了，英國、美國、法國大批的工程師在本國失業了，他們被重薪聘到蘇聯，他們想：這一定是去跟他們裝裝機器吧。斯大林即有更遠的眼光，要他們辦教育。他們說：“我們隻知道裝機器，不知道上講台寫黑板呀！斯大林說：不行，裝機器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辦教育。就在這教育第一的口號下，一千五百個學校同時成立了，這些學樣有的要四、五年才完成的，有的則兩個禮拜就完成了，打鐵煉鋼就隻要兩個禮拜就畢業了。這些學校供給了整批整批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程人才，那時，我恰好在蘇聯，看到了他們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輝煌成績，我就說再過十年，它一定要趕上很多國家，不是嗎？從1933年1943年十年的建設中，它的生產發展很快。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成功，在蘇聯的這些外國的工程師，就被他們的學生代替了，他們拿到不少的薪水，但盧布換不到金鎊，隻能在蘇聯吃用。我常看到他們，他們總是說：他們不要我了，我的法寶給偷去了。然而，經這些外國教師訓練出來的隻是一代工人。斯大林又提出’創造第二代工人‘的口號，大批地放映機器構造的電影，不少的地方安置了破爛的飛機和汽車，側邊掛著圖，孩子們不時在上麵摸索著，拆著又裝著，果然，不少的小孩子曉得拆散和裝置了，於是他們接到精美的證書，說他們是小工程師，而且又有人送給他們精巧的飛機模型，他們高興得要命，跑回去要家裏人給他們開茶話會，……這樣，又出現一批小工程師。總之，這時在蘇聯所看到的隻是工廠和學校，工作和教育。”接著楊傑還指出：“蘇聯教師被稱為人民的導師。他們受盡尊榮，而我們的教師則一天到晚吃不飽，不敢說話，被視為仇敵。你們（指以後的教師們）應該好好地團結起來，大喊大叫，來震醒這些麻木不仁”。

楊傑的講話，引起了處於饑寒交迫、受岐視、受壓迫的教師們的共鳴，經久不息的掌聲表達了教師對這位愛國軍事理論家的敬意。楊傑的講話，也引起了反動派的不滿。在盧漢主政初期，蔣介石命令霍揆彰把楊傑“請”至重慶“長妝，以監視和限製他的言論和行動。

楊傑支持民盟雲南省的組織及其活動。如動員他的侄女婿朱健飛參加民盟為秘密盟員，並為民盟辦的”民主周刊“籌款，為重慶市舉行的民盟時代表大會提供了免費使用的專車等等。

民主進步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籌備追悼李公仆、聞一多兩先生大會，並撰送一付挽聯：

“怪！擁護新三民主義，竟遭毒手，應留者不留，何弗思國中人群要誓死爭回民主。妙！維護法西斯政權，定下陰謀，該殺的未殺，試環顧海外局勢應狠心拋棄獨裁。”為此，被警察局避逮捕入獄，後經多方營救出獄，被迫離開成都至重慶也不保險，還是在特務手掌之中，杜說：“我在重慶把《新群文化圖書公司》在蒼坪街的門市安排好就去上海”。杜講到《新群文化圖書公司》是一些進步民主人士發起的，是出版、代售許多進步書籍的一個文化單位，邀楊傑也參加。楊傑說：我如和“新群”有關係，對“新群”就很不利，依我看，創辦“新群”的發起人，全是有名的民主人士也很不妥當，最好利用你與川康軍人和“哥老會”關係，請這些人也參加到“新群”來，既可衝淡特務的注意，又可通過這些人的關係為“新群”籌集資金，這是一舉兩得的。杜重石接受了楊傑的意見。

此外，楊傑還提醒杜重石，文化圖書公司是否要用“新群”為名，也應該好好考慮。杜不解其意，問為什麽要改名？楊傑說：《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都是共產黨的機關報，印刷所門市部都被特務唆使人砸毀停刊了。隨之就出現一個民主進步人士創辦的“新群”，就很有可能被政治嗅覺特別的特務認為是《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合並的共產黨搞的刊物。杜不以為然，未加重視，結果，“新群”開張營業後三、四天，果然特務便找上門來進行一係列的挑釁活動，為此，杜重石不得不到重慶市刑警處詳談，並解釋了有關“新群”的情況，還把川康軍人及“袍哥”大爺的股金收據的存根給刑警處看了，才算了事。事後了解到，軍統方麵確實把“新群”誤認為是共產黨搞的變相組織。後來杜重石把“新群”改名為《現代書局》才暫時得以維持。

不久，《現代書局》也被查封，杜重石被通緝，就隱匿在楊傑家中，楊傑對家裏人說是請來幫他整理《國防新論》的。不久夏炯（楊森部下）傳來消息，報上刊出政治難民杜重石逃避山洞某公館的報導。楊傑當時估計這是談雲章賣交情，有意識地這樣做，如果他們真要是下手，談雲章就不會這樣蠢，先作此報導了。但楊傑認為也不能大意失荊州。於是便把杜重石又轉移到進步人士張裕良家，然後逃離重慶到上海。

1947年張裕良被捕。楊傑為了營救同誌，特寫信交張裕良夫人帶到廣州找李宗仁，為張裕良說情。同時又親自向重慶市長楊森說情杜重石：《令我長憶的楊傑將軍》。此外，楊傑還積極支持進步報刊。1946年陳賡雅同誌在昆明靈源村黃土坡小屯村，辦了一份《民主報》。它是當時的一份進步報紙。因此引起了特務們的注意。陳賡雅就跟楊傑商量，如何避免特務的注意。商量結果，是把《民主報》改名為《民生報》。理由是重慶也有份《民主報》，為避免混淆，所以申請改名為《民生報》，以宣傳三民主義為宗旨。國民黨省政府民政廳同意改名。原社長陳賡雅改任付社長，楊傑任社長，張天放任經理兼編輯；編輯還有謝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這份報紙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關懷，吳克堅同誌準備派《新華日報》編輯、記者來參加工作加強黨對《民生報》的具體指導。

三

在解放戰爭這一段時間裏，楊傑往返重慶昆明之間，積極建立、發展雲南民革組織。他首先找張天放聯係。後來又同張天放商量，組織團結一些人集會，取名“雙周聚餐會”，這工作由張天放負責。大家認為有關革命性的人，就約來在昆明德勝橋巡津街西餐館借聚餐集會，每次集會組織一、二人進行國際國內時勢及反內戰演講。“雙周聚餐會”後來發展到一、二十桌。楊傑與張天放以“雙周聚集會”做基礎，發動昆明萬人簽名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大會。聞一多、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等都積極約人參加簽名。又請張天放擬了一個稿子，聞一多修改，公開發電出去，重慶《新華日報》全文刊載。

此外，楊傑還積積進行策反工作。他經常去盧漢家，向盧漢詳細地分析國內外形勢，指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會長久了，解放軍節節勝利，希望盧漢認清形勢，盧漢暗示願意待機反蔣起義，因此，楊傑認為盧漢自己有一套計劃，不會事事聽從蔣介石的指揮，對盧漢抱很大希望。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總統後，曾電邀楊傑到南京共商國事。楊傑沒去，指派陳複光為代表到南京麵複。陳複光從南京回來後向楊傑匯報說，李宗仁非常希望楊傑的合作。但此時的楊傑已經一心一意向往新中國，不但毅然拒絕了李宗仁的邀請，而且加緊對盧漢的工作，並利用各種形式召集座談會、找民主人士談心、公開發表演說。他的精辟分析，粉碎了許多國民黨寄希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光明，蔣介石當然也就更對他恨之入骨了。

此時，中國共產黨對楊傑的安全，十分關注，通過潘漢年，張鐵生等通知楊春洲，請楊春洲轉告楊傑盡速離滇赴香港，然後此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楊春洲離開昆明時，與楊傑約好一套暗語，以商人口吻互相通訊，楊春洲寫了許多次信和打了四個電報請楊傑從速離滇。但楊傑認為在西南的策反工作還有一定的成績，在此關鍵時刻離開，怕產生不良影響，再次表明他個人的安危沒有什麽要緊，囑楊春洲請轉中共中央，容他暫時緩一步離開昆明，以便堅持在昆明的活動。

親友們對楊傑的安全也很擔心，要他多加提防。楊傑卻說：“我怎樣提防呢？又能躲到哪裏去呢？蔣介石要殺我，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能隨時隨地把我殺掉。要麽他就不敢殺我，他下麵帶兵的人，大多是我的學生，對我有感情，他真的殺了我，難道對他們就沒有一點顧慮嗎？總之，生和死，又算得了什麽呢？”他強調：“陸大學生對我有感情，不會下毒手”。這種認識和主觀估計，致使他造成疏忽，終於被國民黨特務條害，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盧漢被迫去重慶見蔣介石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九九整肅”。黑名單裏的第一個就是楊傑，他得知消息後，立即飛往香港。特務到楊家逮捕時，撲了一個空。蔣介石得到楊傑逃走的消息後，大為震怒，又指使毛人鳳追查，毛人鳳住在沈醉家，審問楊傑的副官及秘書，得知楊傑已飛香港，又在楊傑家抄到了日記、信件、找出了楊傑在香港的關係。毛人鳳便急電台灣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率特務韓世昌等四人趕到香港，事先偽造了一封介紹信，讓特務拿了去找楊傑，9月19日，到香港軒鯉詩260號四樓，見到楊傑，當楊傑正在拆開假信低頭看時，特務便用手槍向楊傑連開兩槍，將楊傑擊斃後逃走。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一位富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的軍事戰略家——楊傑將軍，便犧牲在蔣介石特務的屠刀之下！為民主革命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