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5、從大學生到農民

　　有人問：“你都上大四了，為什麽還要當知青呢？”

　　1963年初，我在讀四川大學中文係四年級時，不幸患了精神抑鬱症，休學住院治療，病愈後學校讓我休養兩年再複學。我認為這是浪費青春，不願在家休息。當時，青羊宮街道辦事處黨委聘我當民辦中學教師兼班主任和學校會計，後又兼任少先隊輔導員。剛幹了一個學期，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響應號召，積極報名……

　　我在川大讀書時，就曾通讀過四卷《毛選》，申請下鄉後，又著重學習了《毛選》中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矛盾論》、《實踐論》等文章以及“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等指示。毛主席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實行不實行與工農相結合，立誌並實行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使我明白了與工農結合的重要意義，明白了一個革命青年隻有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鬥爭的熔爐中自覺錘煉自己，才能當一個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毛主席還說：“一個革命的知識青年，應當熱情地到農村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做起。”當時，我還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這麽幾句：“白天毛選隨身帶，見縫插針學起來；晚上還要加夜班，夢中也在背毛選。思潮起伏難入眠，幹脆翻身坐起來……讀毛選，讀毛選，好似嬰兒偎母懷，愈讀愈覺心頭暖……”

　　有人說：“你已經讀到大四，馬上就可以拿本科文憑了，這時下鄉，不是太可惜了嗎？”

　　當時我認為革命青年應該以祖國的需要為第一誌願，“一二・九”運動中的青年……不是多數都在大學讀書嗎？可當時的形勢是：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於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毅然投筆從戎，奔延安，赴太行，到抗日第一線去……他們不但放棄了學業，更有人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民族革命中建功立業，成就了自己光輝的一生。今天，我們為什麽不能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投筆從農，在全黨全民大辦農業的熱潮中，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鬥爭中去奉獻青春、智慧和力量，把自己錘煉成合格的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呢？有什麽可惜呢？

　　當時我積極參加團市委組織的各種學習活動。除了學“毛著”，學革命先輩的精神，還學習侯雋、邢燕子、董家耕、趙耘的先進事跡，聽成都市先下鄉的知青陳雲珍、楊元安、張洪遂作的報告；看話劇《青年一代》，看電影《朝陽溝》；到青白江公社去實習，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開座談會、討論會等等。這一切，使我對上山下鄉，當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永久牌”的新農民非常向往，認為那是比回四川大學複學還要有意義的事。

　　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複學的機會，義無反顧地申請上山下鄉了。我多次寫申請，表決心，被川大同學譽為熱血青年。我當過成都市西城區人代會列席代表並在大會上發言，又到一些中小學去作報告；召開成都市上山下鄉動員大會時，我是主席團成員，就座於主席台上，還作了大會發言；《四川日報》、《成都晚報》的相關報道中都提到過我。

　　昭覺，你好

　　後來，從成都出來的車隊又兵分三路，向大涼山進發。其中有兩路各200人分別去了越西和普格，我們這一路100人則直奔涼山州首府昭覺縣。

　　盡管一路顛簸勞頓，風塵仆仆，但每到一地，都受到當地群眾的熱情接待。五通橋流化溪幼兒園小朋友的舞蹈，美姑縣年輕人的女聲小合唱，西寧的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等等都在我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還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4月11日中午，車隊就要到達昭覺了，老遠就望見昭覺大橋上人頭攢動，黑壓壓一片―從昭覺大橋到烈士塔以至整個昭覺城，裏三層，外三層，到處都擠得滿滿實實的。州縣領導還與我們親切地一一握手，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我們則不顧一路的疲憊，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革命的口號。有些彝族老鄉，站在高高的烈士塔上……興奮不已地發出“啊―啊―”的喊聲。

　　我們在州府住了四天。興奮與激動之後，有些人心裏犯起了嘀咕：昭覺城太小了，真是“一燈照全城”，“一家煮肉，全城聞香”。公路是泥巴路，車子一過，塵土飛揚。路上行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路邊的建築，大都是矮小的土坯房、瓦板房，我們戲稱“昭覺的釘子（指瓦板房上壓的大石頭）一顆有幾十斤重”。晚上沒有路燈，沒有商店，也幾乎沒有行人，全城一片漆黑，一片死寂。老鄉，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赤腳，據說冬天腳凍裂了，就用針線縫起來，減輕行走時的疼痛；身上穿的察爾瓦、百褶裙破爛肮髒，據說從來不洗；有的在地上坐著啃蕎粑、包穀粑；有的幾人一堆傳遞著喝一碗酒，手臉都髒得發黑，據說也是從來不洗，因為怕洗了後蕎子、麥子就長不好。真是貧窮、落後、愚昧得無以複加。這一切，與車水馬龍、文明富裕的成都形成了多麽強烈的反差，而自己今後就要在這裏生活一輩子，真是不可思議，不敢想象。於是乎困惑、彷徨。

　　落空、無奈等負麵情緒一起湧上心頭。張發雲、馬長珍等幾個年齡小的女生，竟關上寢室門大哭起來。這時帶隊幹部立即分別與她們談心，用自己離家參加革命的親身經曆循循善誘，開導啟發。第二天一大早起來，我們住地的大門上、牆上貼滿了這些小同誌在成都時曆次用大紅紙寫的決心書，原來它們還是帶隊幹部讓成都方麵空運來的哩！

　　重溫出發前的決心，使大家堅定了紮根涼山的意誌。我們觀看了州文工團的精彩演出，什麽《奴隸之歌》、《紅披衫》、《快樂的諾蘇》、《阿哥追》、《全家福》、《修路的大哥卡沙沙》……觀看了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又與社幹部……社員代表座談，更重要的是，我們12日專程謁拜了烈士陵園，並向其英靈莊嚴發誓：“……我們要繼承先烈遺誌，在烈士們灑下鮮血的這塊熱土上，灑下我們的熱汗，用它來澆灌這片熱土，為它美好的未來奉獻我們的青春和智慧；我們要踏著先烈的足跡，走到共產主義。”

　　跳壩―我們的新家

　　15日，我們跳壩點的17名男女知青，在隊幹部和送行的縣幹部帶領下，出城向目的地前進。當時六個知青點中，跳壩離城最遠，還隔著一條昭覺河。來到河邊，隔河眺望，跳壩隊就在對麵的半山坡上，坡後是漸漸高上去的大山。喜氣洋洋。

　　笑容滿麵的社員早已在山坡上敲鑼打鼓迎接我們了。年輕人爭搶著幫我們背行李……全隊男女老少一路夾道簇擁著我們到達住地。那是全隊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兩棟土坯瓦房，有一個大小適中的曬壩，是全隊開會的場所。壩子打掃得很幹淨，上麵還堆放著兩大堆社員們為我們準備的柴火。另兩方，一棟是一個老阿媽的住房，一棟是一個巴底（單身漢）的住房，壩子就在這四棟房子的包圍中，像一個小小的四合院。

　　在歡迎會上，隊上用早已宰好的牛羊、殺好的豬雞為我們接風。我們與社員頻頻舉杯，並且第一次品嚐了彝族待客的坨坨肉、杆杆酒、酸菜湯以及那沒濾過的豆渣……那天夜裏，在彝家山寨的新家裏，在木板搭成的連鋪上，我們睡得特別香……

　　換肚子

　　剛下隊時，國家發給我們每人每月六元生活費（三個月後改為三元）供應糧食30斤，肉一斤，清油半斤（一年後全部取消）開始時，我們仍能每月打一次牙祭，平時還可以買點最便宜的蓮花白來當菜，買一點幹海椒和鹽來調味，油則少得可憐，後來就隻有以洋芋為菜了。再後來，就產什麽，吃什麽，除少數大米外……隻能以洋芋、包穀、蕎籽、燕麥、黃豆為主食了，副食基本上沒有。由於勞動量大，油葷奇缺，幾乎人人吃不飽。然而馬長珍等小女生就是肚子再餓，對洋芋等粗糧仍難以下咽，經常把洋芋坨坨送給男生吃，自己隻喝一點黏稠的洋芋湯湯……看著這一幕，我都有點懷疑“饑不擇食”這句成語了。小女生曾紅麟吃了粗糧後，一直不消化，天天拉稀……

　　社員視糧食為命，自留地裏也種糧食，不種蔬菜，他們是可以隻吃洋芋等粗糧不吃蔬菜過日子的，我們則實在不行。有一次，我們用洋芋向涼山鐵廠的“改右學習隊”換了些蓮花白來調劑一下生活，被隊長大罵一頓，說我們“傻”，“不知道過日子……”

　　後來，我們向社員學會了做嘟拿糧（又稱連渣菜）並學著社員們薅包穀時，將雜生其間的野菜扯起來，擇洗幹淨，加在嘟拿糧裏混著吃；向社員學著吃海椒鹽巴水蘸洋芋；把包穀加工成粉，粗的作包穀飯，細的炕包穀粑；把蕎籽脫殼打粉後，蒸窩窩頭、煮蕎粑粑；把園根葉煮了，漚酸，晾幹做酸菜；並粗細搭配，變著花樣吃。半年後，我們不但能在集體戶中做到收什麽吃什麽，還能到社員家做客，與他們同吃一鍋飯了。其中，我們最喜歡吃的就是他們做的嘟拿粑，於是社員們做了嘟拿粑或什麽其他好吃的東西，總愛請我們去家裏分享。

　　學彝話

　　剛下隊時，我們聽不懂彝話，更不會說彝話；大多數社員也聽不懂漢活，不會說漢話。互相語言不通，無法交流，嚴重阻礙著我們與彝族群眾的融合。隻有轉業軍人馬忠全、會計曲木新爾和個別小夥子會漢話，他們成了當然的翻譯。在勞動生活中，每當社員用彝話說什麽，我們就不約而同地問：“這是什麽意思？”他們就不厭其煩地為我們翻譯。我們想說什麽，就問他們用彝話怎麽說？比如“今天幹什麽？”彝話為“額捏蝦蘇？”於是每天早上，我們見隊長就問：“隊長，額捏蝦蘇？”我們還彝漢話互譯編成歌謠，比如：吃飯就是渣子蘇，睡覺就是依裏古，要問你們哪裏去，彝話裏麵叫卡波。有時，我們又將彝話說成俏皮話，比如“快點來”，這話是“嘿幾木哪”，為了好記，我們就俏皮地說“海椒不辣。”

　　……一下子就記住了。有些女社員總愛問我們“阿母額額？”（想媽媽嗎？我們先馬上重複一遍，接著答“阿額”（不想）或“額”（想）開會時，大人們愛說：“阿衣，躺沙！”我們也馬上重複一遍，並通過翻譯知道是“小孩，別鬧了”。我稱之為重複記憶法。我還特地準備了一個小本子，記錄常用彝漢話互譯，一有空就拿出來讀、背、記，就像在學校時學外語一樣。大約過了半年，我們就可以彝漢話夾雜著說“團結話”了。有時，還外加手勢比畫。一些年輕社員也向我們學漢話，說“團結話”。比如“休息一會兒”，說“一領領休息”；“心腸很好”，說“心肝瓦九瓦”；“身體好”，說“各博好兒好”……

　　工夫不負有心人。不久，我們就可完全甩掉翻譯，流利自如地與社員交談了。閑來無事，走村串戶，夜深人靜，聽老木蘇（老年人）講故事都沒有問題了。我們與社員更加親密無間，自然也就不再孤獨寂寞了。

　　扁擔壓痛扁擔醫

　　插隊落戶當農民，對我們這些大城市的少男少女來說，確實夠嗆。我們生來就沒下地勞動過，什麽栽秧子、割穀子、收麥子、薅包穀、挖洋芋……從來就沒有幹過，完全是陌生的。就說脫鞋下水田彎腰栽秧吧，已經讓我們腰杆脹痛得難以忍受了，更何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栽出來的秧子還不合格哩。因為不得要領，不是浮秧，就是五爪秧，還不成行，且速度極慢，跟不上趟。有一天出早工扯秧子，一條受驚的水蛇四處亂竄，嚇得女生們大聲尖叫，慌亂成一團。還有一天下水田栽秧子，我發現兩條小腿肚子鑽進了五六根螞蟥，用力拍打得生疼後，螞蟥終於退了出來，但立即鮮血直流，令我膽戰心驚。當時的心情，真是一言難盡。薅包穀不是雜草除不幹淨，就是把包穀苗判了死刑；挖洋芋也常把大得愛人的洋芋挖爛成一分為二；割穀子也笨手笨腳，常留下一根根稀疏地立在原處，戲稱燒香拜佛。割麥子時腰和腿脹痛得不行，幹脆跪在地裏割，而且人人手上先是磨出了血皰；繼而破了，血流不止，疼得鑽心，最後變成老繭子。背包穀、洋芋上公糧，挑大糞，令雙肩出血、發腫、掉皮，疼痛難忍。但活路還得天天堅持幹下去，沒辦法，我們喊出了“扁擔壓痛扁擔醫”的口號，也就是以毒攻毒吧。嘿，你別說……這一招還真靈，由於橫下一條心，咬緊牙關拚命幹，疼痛反而減輕了許多，甚至消失了。

　　有一次，我背了一大背洋芋，小心翼翼地從山上下來，剛走上水稻田坎，一不留神，左腳踩虛了，陷在水田裏，怎麽也拔不出來，努力掙紮了許久，一點效果也沒有。幸好男知青曾紀雲路過，才用力把我拉扯上來。對這個力大無比的曾紀雲……我真是感激不盡……勞作確實艱苦極了，天天的日曬雨淋，背太陽過山，我們不但臉變黑了，皮膚變黑了，手杆上、肩膀上都脫了幾層皮。

　　所幸的是，社員並沒笑話我們，嫌棄我們，而是反複地，不厭其煩地手把手教我們，鼓勵我們，當我們有了一點進步，就及時表揚我們，使我們越來越信心百倍……在社員們的熱情關愛和耐心幫教下，通過我們自己的刻苦學習與鍛煉，一年下來，我們基本上學會了要幹的所有農活，樣樣都整得起放得下了。

　　魚水情深

　　從我們下隊到離開，彝族社員對我們都非常之好，他們常說：“你們離開家鄉，離開爸爸媽媽，來到跳壩，跳壩就是你們的家，我們就是你們的親人。諾蘇（彝族）漢呷（漢族）一家親嘛！”他們稱我們“如如阿衣”（知識青年）給我們取彝族名字，什麽木呷、木牛、嗬呷、果子、阿母妞妞……我是自己取了“涼山雄鷹”，讓他們翻譯成彝話即“古火久什麽”。

　　我看見一個十來歲的阿咪子（女孩）全身一絲不掛，一片黃泥巴色，隻見兩個黑眼珠子在不停地轉動，心中不忍，便將自己的衣服剪短袖子、褲腳給她穿上。

　　她高興地連說：“卡沙沙，卡沙沙（謝謝）”其他知青也都把自己多餘的衣服送給彝族老鄉。我們又給阿普、阿媽（爺爺、奶奶）洗衣服、被子，教阿衣（小孩）學文化、唱歌、說漢話。他們直誇我們“如阿禮心肝嘿幾嘿，瓦幾瓦（知識青年心腸好得很）”。他們也教我們說彝話，唱彝族歌，比如“媽媽的兒子嘿卡嘿卡喲，自由幸福嘿卡喲（媽媽的兒子多快樂，自由幸福多快樂）……”給我們講古老的美麗傳說，如火把節的來曆等。送給我們布票，弄好吃的，比如嘟拿粑……勞動中，在地裏挖到了野地瓜，總是先給我們吃；勞動的間歇中，請我們吃燒洋芋、炒包穀子。有時還扯一把黃豆，連稈一起燒完後，在灰燼中刨燒熟的黃豆給我們吃；有時又采一些栽秧果（一種野果）野李子、刺糖梨給我們吃；收核桃時，又讓我們吃個夠……這些現在看來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在當時糧食不夠吃……人人吃不飽的情況下，卻是十分珍貴的。過火把節、彝族年更不用說了，家家戶戶都爭相拉我們去做客，並把我們當貴賓，讓我們坐上座，還要給墊上厚厚的擦爾瓦（一種羊毛織的披衫）火塘裏熊熊的大火劈啪作響，火光映紅了每個人的麵龐。坨坨肉、包穀酒、酸菜湯、嘟拿粑、老豆腐應有盡有；彝話、漢話、團結話、俏皮話，此起彼伏，歌聲在夜空中回蕩。人人高舉酒碗，頻頻互致祝詞。

　　在酒酣耳熱中，在濃濃的民族風情的氛圍中，在民族大家庭的懷抱中，什麽想家呀，鄉愁啦，都一股腦兒煙消雲散，不知去向了。

　　當組長的悲哀

　　剛下鄉時，不但領導器重我，知青也都羨慕我文化高，讀過大學，當組長似乎是順理成章；我也認為讀書時當過團支書，教中學時當過班主任，當個知青組長不過是小菜一碟罷了。誰知不久就現了相。由於知青之間年齡差距大，文化程度懸殊，高的上過大學，低的初小都沒讀過，連家信都寫不起，戲稱“文盲知青”；大家經曆也各不相同，除少數剛離校不久外，大都在社會上混過幾年，沾染了一些不良習氣，比如最愛說吊二話，“出口成髒”。我當起組長來力不從心，無法勝任。幾次向領導要求辭職都未獲準，還反被別有用心的童某某造謠我誣告曾某某要奪我的組長權。於是曾某某視我為眼中釘肉中刺，經常給我找別扭。還有一次，我一句無心的玩笑話竟激得張某某火冒三丈，大罵了我的祖宗三代，氣得我夜裏捂在被蓋中大哭一場。

　　剛到農村時，由於與社員語言不通，知青們又不理解，我們隊離城又遠，幹部們少有下來，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個“孤家寡人”，連個說話的對象都沒有。

　　在農科所實行亦工亦農時，我好心在分飯時給同桌的知青多分些，自己少分點，被說成是虛偽、假惺惺；我做活路時拚命大幹，被說成是假積極、好表現；我不參與說想家、說吃穿，被說成是清高、脫離群眾……總之，在知青們眼中，我一無是處。我無話可說，也懶得辯解，於是成了說話沒人聽、做事無人幫的“光杆司令”。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矛盾一下爆發了，我成了眾矢之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向我襲來，什麽“走資派的禦用工具”啦，“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啦，“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啦……有些平時說過的話，我都忘記了，卻成了知青們手中上綱上線的鋼鞭材料。有一次，開知青會，會議室先到了一些人，我隨便在一條空長椅上坐下來。知青們陸續來齊了，其他的長椅子都擠滿了人，隻有我一個人坐在一條長椅子上，而且大家還指指點點，擠眉弄眼地嘲笑我。我真想在地上挖個洞鑽進去躲起來。開完會，別人都走了，我卻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場。當時，我尊敬的領導成了走資派，我自己則成了禦用工具、黑爪牙、知青中的走資派，被徹底孤立。我不敢與任何人說一句話，怕被揪鬥，在極度的恐懼、孤獨中度日如年。於是，我感到信仰倒塌，理想破滅，整個精神徹底崩潰了。最後，精神病複發，而且由抑鬱症變成了分裂症，隻好赴重慶治病，住進精神病醫院。後來，醫院也成了武鬥的後方醫院，而且兩派對立，為了安全，又不得不回家定期到臨時的醫療點門診治療。這時的我整天唱《國際歌》、“語錄歌”，而且淚流滿麵……有時半夜三更睡不著就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弄得四鄰不安。我產生了幻覺，總覺得有人要迫害我，不如自己死了幹淨。為了達此目的，我甚至到大街上去打解放軍，喊反動口號，心想這樣就成了反革命了，就可以被槍斃了，死了就一了百了，因為活著太累了，太痛苦了……多虧親人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料，經過三年漫長的歲月，病情才得以緩解，返回了涼山昭覺。

　　青春無愧

　　歲月如梭，逝者如斯夫。彈指一揮間，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少男少女們，早已為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甚至當了爺爺奶奶。年輪刻上了我們的額頭，青絲變成了白發，除大多數退休回了成都外，我等十多個人像一粒粒種子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永遠鎖定在大涼山了。

　　對此，我們無怨無悔，因為我們早已把涼山當成了第二故鄉，深深地愛上了這片熱土和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與淳樸的彝族同胞結下了不解之緣。唐素清、周淑芬、阮尚瑤三位漂亮的女知青還分別嫁給了三個英俊的彝族小夥子。

　　我們已經與涼山融為一體了，我們甘願把骨灰撒在大涼山上，永遠安息在她溫暖的懷抱之中。我們能夠為大涼山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令我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上山下鄉運動早已成為曆史。對這段曆史，眾說紛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我們每個親曆者而言，它不僅是刻骨銘心的，更是生命中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上山下鄉雖然讓我們失去了許多機會，備嚐生活的酸甜苦辣，曆經人世滄桑、坎坷風雨，流過傷心的淚，卻也有過開懷的笑，得到過豐碩的收獲，如甘甜的勞動果實，純真的友誼，甜蜜的愛情；更重要的是學會了思考，學會了生活，學會了做人，學會了奮鬥。在涼山一日千裏的進程中，有我們矯健的腳步聲；在涼山的巨變中，融進了我們的青春、智慧、心血、汗水。我們見證了涼山的曆史，我們踐行了當初的誓言，我們的青春在奮鬥中閃光，我們的生命在成長中綻放異彩。

　　我們盡力了，我們有作為，大涼山可為我們作證！

　　作者簡介

　　徐孝清，女，1963年於四川大學中文係肄業（因病休學）曾任成都青羊宮民辦中學教師、街道少先隊輔導員。1964年4月8日到四川涼山州昭覺縣南坪人民公社跳壩大隊插隊。1971年4月招工到昭覺縣水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