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8、我的名字叫鄭畹蘭

　　夏先爭

　　前不久，知青朋友聚會時，曾經和我上山下鄉到同一公社茶場的老朋友鄧鵬對我說：“你現在可以把名字改回來嘛。”一提到改名，我的心就隱隱作痛，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立即浮現眼前。

　　中考墮淵

　　1964年7月，我以優異的成績於重慶六中（現名“求精中學”）初中畢業。數學中考後走出教室，教我班數學的周南芸老師立即拿著她在考場外做好的數學考卷與我查對做題步驟和答案，見我分毫不差，高興地對我說：“你應該是100分（滿分）”其他科目也感覺考得很理想。正當我躊躇滿誌地等待高中的錄取通知書時……班主任何恩勤老師來到我家，對我母親說：“依你女兒的成績，完全能考上三中（當時重慶最好的重點中學）但是，因為家庭問題，很可能落榜。”兩天後……我果然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

　　與此同時，我班成績前三名同學中，除我以外，還有向繼卿（現名向繼紅）同時落了榜。其原因是她解放前三年已來重慶當教師的母親正在被追究“逃亡地主。”

　　問題。隨後得知，全年級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優秀學生全部落了榜。而出身優秀的“紅五類”同窗們無論成績優劣，卻統統考上了高中或中專。

　　學校的革命教育雖已讓我認識到自己的血統低人一等，心裏仍然憤憤不平。盡管《招生簡章》規定：“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工農子弟和革命幹部子弟”，但是，我的中考成績肯定會超過大多數考生，就是把“好”出身的錄取完了，也該輪到錄取我呀！年少幼稚的我哪會想到，已有明顯血統歧視的《招生簡章》還隻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一位當年在高校任教的兄長告訴我，1964年時，教育界有規定：在文化教育上，要“讓地主資產階級斷子絕孫”！44年後，當年的班主任何恩勤老師歉疚地對我說：“那時貫徹階級路線，早在升學考試以前，學校教務處就已在每一個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的表（指‘畢業生政治審查表’）上全部加蓋了‘不宜錄取’的印章，那時就已經確定你們不能上高中。”

　　我所謂的家庭問題，就是指我一絲不苟的老會計父親1957年對單位領導揮霍公款吃喝提出意見被報複性地打成右派，關進監獄，服刑中又因抵製非人待遇罪加一等，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1962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堪重負的勞改使極度營養不良的政治犯們接二連三地死亡，也因營養不良而全身高度浮腫、喪失勞動能力的父親因而被釋放回家，交地段街道辦事處勞動管製。

　　由於父親的工作單位在外地，母親得以對年幼的我們隱瞞真情，鄰裏更不知我家有個勞改犯。父親回家以前，盡管不時見母親將家裏稍值錢的東西送進當鋪，也沒多想，認為那些舊玩意兒反正多餘，日子依舊過得無憂無慮。

　　1961年，我小學畢業考初中，填寫招生履曆表時，舔犢情切的母親讓不知底細的我照常填寫了父親原先的工作單位和職業，隱瞞了父親的“反革命”身份。我就讀的中山四路小學當年隻有幾個報考重點中學重慶六中的名額。填寫報考誌願時……老師對全班進行了告誡：“要充分估計自己的成績水平，不要隻填好學校，小心落榜！”聽後，我心有餘悸，不敢高攀，老老實實地填上了我校的對口報考學校曾家岩中學。班主任邵榮生老師看了我填寫的誌願表後，問我：“你爸爸媽媽會同意你讀曾中？”還未等我開口，馬上用鋼筆將我填寫的“曾家岩中學”劃掉……改成了“重慶六中”。我擔心地對邵老師說：“萬一考不上怎麽辦？”邵老師很有把握地說：“沒問題，你成績這麽好，肯定能考上！”果然，我考上了重慶六中。而與我家同住一幢宿舍樓同年級的夥伴李德芬雖然成績優異，卻因在履曆表上寫了父親曾是國民黨軍官，同學駱振坤因寫有母親是右派，全都落了榜，她們隻得去讀民辦初中。但凡履曆表上寫有家庭“問題”的其他同學也都沒有考上初中。因而，我至今感謝母親當年義無反顧地為我遮風擋雨，讓我暫時躲過了血統論的荼毒！

　　父親回家後真相大白。1964年中考，我在履曆表上老老實實地填寫了父親的情況……也就不可避免地落榜了。我中考落榜讓全家籠罩在陰雲中，尤其是母親心情更加沉重：這預示著四個兒女都會因為家庭問題遭受失學之災！想讓孩子們上學，就隻得與反革命丈夫斷絕關係。

　　我父母之間感情甚篤。父親被打成反革命關進大牢五年，母親一直等待著父親回歸；父親被釋放回家兩年來，母親受盡當反革命家屬的羞辱也毫無怨尤。父親回來前幾個月，母親的工作單位重慶市郵局的光榮榜上，赫然貼著母親當選重慶市先進生產者的大照片，寫著一大堆介紹先進事跡的文字。父親回家後，母親先進的光環立即褪盡。由於父親的牽連，母親被撤銷了所在部門負責人的職務和黨內職務，調離要求政治可靠的原科室，閑置一旁幹雜務。父親定期接受街道辦事處審查訓話時，也通知母親陪同聽訓。母親默默地承受著工作單位的處罰與精神上的折磨，與父親依舊相敬如賓，絲毫也沒產生與父親分手的念頭。然而，為了兒女的前途，1964年9月，父母被迫離婚，父親獨自離開了家。一個月後，無路可走的我遠赴大巴山當了知青。

　　改名換姓

　　孰料階級路線“天網恢恢”，父母的犧牲完全是徒勞的！1965年7月，成績優異的弟弟小學畢業考初中，履曆表上如實填寫了家庭情況，仍然步我後塵，照樣落了榜！令人更加束手無策的是1965年教育部門收回了民辦中學自主招生的權利，與公立學校執行同樣的政治審查標準，民辦中學也不準接收任何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連民辦中學也不要的未滿13歲的弟弟於是成了名副其實的“社會少年”。學校開學後，大街小巷中，仍然遊蕩著眾多年幼的“黑五類”失學少年。

　　街道辦事處害怕大家在社會上惹是生非，便把我弟弟他們召集起來，收取學費，讓幾個落榜中學生隨便講點課，美其名曰“街道夜校”。這樣折騰一段時間後，黔驢技窮的街道辦事處被搞得焦頭爛額，不得已，當局才讓民辦中學把弟弟他們收留了。

　　弟弟落榜後，憂心忡忡的母親再從家庭問題深挖根源。為了爭取兒女受教育的資格，母親還能想到的辦法，便是讓我們四姐弟更改姓名，與“反動”血統完全脫離關聯。母親給已下鄉的我寄來單位出具的證明，讓我改隨母姓，名字由鄭畹蘭改為夏先爭。從此，我徹底“改頭換麵”了。

　　說實話，在我心裏，真希望與反革命父親沒有任何關係。自從父親勞改回家，被街道辦事處指定在我們重慶市郵局家屬區裏打掃衛生以來，我家的好日子就被徹底顛覆了。歡笑離開了原本溫馨的家，我們戴著“反革命子女”的緊箍咒隻能夾著尾巴做人。每當我放學走進家屬區，心情立刻變得陰沉，隻要聽到有人叫喊“反革命”，便會加快腳步逃回家。課間閑聊，隻要同學們興致勃勃地談論家裏的天倫之樂，我都會默默走開，我不光搭不上言，更害怕別人問及我的家庭生活。

　　開始，班裏沒人知道我家的情況，自從在全校高、初中畢業生下鄉動員大會上，班主任將我作為成績好、出身不好的典型讓我上台表態，並在我自擬的發言稿中替我添上“我父親是個反革命分子，我一定要與他劃清界限”的字樣讓我當眾宣讀後，我的家醜在學校曝了光。此後我每逢走在校園裏就會很不自在，總覺得人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盯著我。

　　學校的革命教育已深深地刻進我的骨髓，使我一直怨恨父親。那兩年我對父親說話不僅吝嗇“爸爸”二字，還不時對父親冒些不恭敬的言語，把這種對長輩不尊敬的行徑視為“與階級敵人作鬥爭”。並把父親在生活上對我們的關心體貼荒唐地看做是“反動派拉攏腐蝕下一代的慣用伎倆”。父母離異讓我如釋重負，我終於不再直麵反革命，不再那麽“黑”了！如今，我與生俱來的姓名已徹底改換，在我心中，父親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沉重的履曆表

　　熬到下鄉的第八個年頭，進入1971年下半年時，披著知識青年外衣的我幾乎知識殆盡，被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徹底改造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道山民。我對前景已不存任何奢望，準備在貧窮、落後、閉塞的大巴山區一如既往地度此一生……

　　突然，傳來要在知青中招工回城的消息，這石破天驚的喜訊激動著渴望回家的每一位知青的心。隨後，公社下發個人履曆表讓我們填寫，以備招工審查用。一張十分鍾就能填好的履曆表卻讓我好幾天都不能完成。問題仍然出在填寫“家庭成員及政治麵貌”這個致命的弱點上。我絕不能再像當年升學那樣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了！

　　1964年考學校，實則考出身；八年之後招工，照樣是招出身。盡管我下鄉後曾擔任社辦茶場副場長，撤場插隊後又擔任大隊團支部副書記，表明“脫胎換骨”得到貧下中農的認可，且母親又是共產黨員，但我心裏非常清楚，隻要父親的情況在履曆表上表述不當，我就沒有調工回城的可能。

　　一籌莫展之際，我去找同一公社插隊的知青朋友盧曉蓉大姐討教。盧曉蓉是愛國實業家、重慶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的長孫女。1965年，因為爺爺的“問題”，這位當年巴蜀中學的尖子生被學校作為“家庭出身不好”的典型高考落榜。而盧曉蓉卻是聽黨話、跟黨走的典型，帶頭下了鄉。我曾祖父鄭東琴曾是重慶民生公司董事長，與盧作孚先生誌同道合，情深意篤，數十年如一日，我因此對曉蓉姐有一種天然的親近和信賴感。深受血統論迫害的曉蓉姐與我惺惺相惜，冥思苦想後給我出了一個好主意：“在父親情況一欄隻寫‘已與母親離婚，與家庭無任何聯係’，其他情況一個字也不寫！”多妙的表述呀！既沒隱瞞家庭情況，又開脫了與反革命父親的一切關係！讓我一陣驚喜，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履曆表還要求填寫“主要社會關係及政治麵貌”，這也是件讓人費神的事情。親戚們與我家“黑”得幾乎是半斤八兩。唯有七叔，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已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然而由於父母離異，這麵鮮紅的大旗已不能用來遮醜了。我母親出身地主家庭，舅舅們的出路可想而知。讀舊學的大舅崇尚孔孟之道，為人忠厚善良，有一副菩薩心腸，經常用開酒作坊掙來的錢接濟貧窮的鄉鄰，口碑很好。

　　即使土改後，村民們仍成群前來，心甘情願地幫助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大舅媽耕田種地。大舅一家總用最好的酒肉飯菜款待大家，其樂融融，也因此招來橫禍。

　　1955年，大舅因“拉攏貧下中農、腐蝕貧下中農”等罪名遭逮捕，押送新疆勞改……畢業於四川大學的二舅有很好的學識，1949年前曾任督學和成都省立中學校長……但因其間當過劍閣縣縣長，被定為曆史反革命，曆次運動沒有少吃苦頭，“四清”運動時被遣返回永川老家農村監督勞動。外公1933年病故，逃過了曆次政治運動的折磨。如果把這些寫進履曆表，調工回城哪有可能？

　　父係親戚當然不會往履曆表上填了，也實在沒有可寫的。我爺爺作為長房長孫，師專畢業後便回到永川縣城老家管理家族的財物和田產，同時經營布莊和酒精廠……土改時，被劃為地主分子趕下鄉管製勞動，1955年病逝。當財務科長的四叔（按家族排行，四叔、七叔是父親親兄弟）1957年被錯劃右派由東北遣返原籍，妻子離他而去，無處安身，帶著四歲兒子來到重慶南岸清水溪曾祖父家棲身，在就近農村監督勞動。積德一世的曾祖父在“文革”來臨前病逝。“文革”中，橫掃一切的紅衛兵小將對資本家的遺孤毫不留情，抄了曾祖父的家，拿走了所有物品……強占了那幢兩層樓的小院，將年邁的曾祖母及伺候身旁的二婆（曾祖父的二兒媳）四叔父子等全部趕出了家門。還多次把曾祖母、二婆和四叔拉去掛上“黑”牌、脫光鞋襪、赤腳站在炭渣上或跪著進行批鬥。遭受如此變故和打擊的曾祖母受盡磨難後離開了人世，二婆後來精神失常。繁重的農活及“文革”猛烈的批鬥已讓戴著右派帽子的四叔看不到出路，加之受到嚴重胃疾折磨且無家可歸，四叔絕望了。他不願繼續成為親人的拖累，丟下年幼的兒子離去，至今下落不明（其後，單位前來為四叔平反，仍沒找到人）重慶大學會審係畢業的姑媽和姑父因家庭出身問題曆次運動均受牽連。姑父因地主家庭出身，且1949年以前就在重慶民生公司財務處當會計，從1951年起，每次運動都被清查，難以過關。“文革”中不僅抄了他們的家，還把在銀行工作的姑媽趕到北碚鄉下勞動，把姑父關進由荷槍實彈軍人把守的“牛棚”。這樣的親戚們，別說無須填，就是當寫的，我也得抹去呀！

　　社會關係一欄是不能空白的，隻有找個遠親替代。與我家往來密切的三外公（外公的三弟）一家在我看來是最相安無事的。沒想到有一天夜晚，三外婆提著一大包東西匆匆來到我家，與我母親竊竊私語。過後得知，一個遠房親戚帶著一個同鄉來重慶，找到她家投宿，同鄉恰巧曾是租用三外公家土地的農戶，這讓三外婆大吃一驚。因三外公從讀中學起，直至北京大學畢業在上海一家絲廠工作，從未管理過田地，老家分給他的那份田產一直掛在三外婆頭上。土改時，不僅給三外婆劃了個地主成分，還令三外公回鄉管製勞動。重慶蠶絲公司得知三外公正是他們稀缺的專業人才，前往要人，後經單位書麵保釋，才得以自由，到該公司工作……

　　隨後，師範校畢業的三外婆悄悄來到重慶，曾在幼兒園和多所學校任教。逃亡地主一旦押回原籍，除沒收全部家產外，各種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往往讓人難以承受，致死者也不在少數。三外婆每每想到那些曾經耳聞和發生過的可怕場景就不寒而栗。她除了好菜好飯款待客人外，臨走時又送了厚禮。來人雖表示回去後絕不向外人泄露三外婆住址，但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如此緊張的年代，誰敢相信一句口頭保證呢？三外婆從此心神不寧，將家裏的細軟分散到幾戶親戚家暫存後，仍然不斷做著被捆押回鄉的噩夢。其後搬了家，沒告訴鄰居新住址，方才靜下心來……這些寫進履曆表也不合適呀！

　　挑來選去，即便六親不認，還是左右為難。最後，我隻好在履曆表社會關係欄填寫了一個舅舅，他是三外公的兒子。舅舅南開大學畢業後在武漢鋼鐵公司當工程師，本人沒有“政治問題”，舅媽是工人出身，隻要不深究，可望蒙混過關。其實，當年填寫履曆表時，不光我如此，許多人都會在社會關係欄選擇性地填幾個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領導幹部等頭銜，能給履曆表帶來“政審”優勢的親戚……而避免提及有政治問題者，以免引火燒身。

　　當我自覺天衣無縫地填完履曆表時，吃過血統論大虧的鄧鵬卻立即敏銳地捕捉到我政治疏忽的蛛絲馬跡：“曾用名鄭畹蘭，姓名又是夏先爭，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家庭出身肯定有問題！”“哎呀！我怎麽沒想到這一點兒？”我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複思量後，找來小刀，將曾用名一欄的“鄭畹蘭”三個字小心翼翼地刮掉。還好，履曆表的紙沒被捅破，名字也完全看不見了。

　　履曆表終於順利通過了政治審查！1972年4月，我如願以償，調工離開了農村。

　　痛定思痛

　　改革開放的春雷驚醒了執迷於階級鬥爭的炎黃子孫，“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幹戈相向轉化為社會和諧與經濟騰飛，在階級鬥爭中備受煎熬的“黑五類”及“狗崽子”們終於跳出了苦海！這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讓許許多多的“黑五類”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讓無數個溫馨的家庭被徹底摧毀，而我家卻幸運地劫後餘生。

　　全部下鄉的四姐弟陸續招工回城，擺脫了血統論羞辱的我趕上了教育的加班車，圓了大學夢。1979年，父親的罪名得到徹底平反，與母親複婚，曾經破碎的家庭終於團圓。

　　從我女兒上學以來，曆次填寫的個人履曆表上，“家庭成分”、“本人成分”之類政治等級劃分的項目已不複存在。她再也無須因血統“低賤”而困惑苦惱，也不必再為借用“紅色”保護傘而絞盡腦汁。憑著自己的學習成績，我女兒不僅念了初中、高中和大學，而且讀了研究生，完成了博士學業。憲法賦予公民的受教育權利終於歸還給了“狗崽子”！

　　前些時候，與盧曉蓉大姐聊起了當年填寫招工履曆表之事，我感謝她給我出了個好主意，讓我跳出農門，改變了人生軌跡。曉蓉姐馬上說：“趕快替我向你父親道個歉吧，當年我傷害了他老人家！”是應該認真地向父親道歉了！當年，我是在往父親的傷口上撒鹽呀！我每每憶及當年妄信蠱惑、視父如仇、泯滅人性的行徑，便深感痛悔！感謝神靈的護佑，讓飽經滄桑的父母健康而長壽，使我能有機會盡孝道，彌補對父親的傷害。

　　鄧鵬說得有理，應該還我鄭氏家族一個曆史的公道！我的曾祖父鄭東琴，1906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曾在合川、涪陵……巴縣（即重慶）等地任縣知事（縣長）深受百姓愛戴，曾擔任重慶警察廳廳長。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棄政從商，在我國航運業極度凋敝之際，把自己的全部心智和資金投入民生公司，用於發展民族航運事業，與盧作孚先生一道，為轉運保存我國用於抗日戰爭的軍事工業奉獻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盡管當年因此而株連後代曆盡磨難，但那不是他的恥辱，而是時代的恥辱，我們作為他的子孫應引以為自豪！我的名字應該回到鄭氏家族中去！

　　然而，這件貌似簡單的事實際上卻難於實現。自填寫招工履曆表以來，我再也沒有填寫過曾用名。剛回城時，工作單位仍然嚴格地執行著階級路線，我不敢聲張……害怕露了“馬腳”；極左狂飆過後，我既怕觸碰傷痛，更缺乏祥林嫂那樣的勇氣，向人們無休止地重複解釋既往。回城36年來，在我先後工作過的單位同仁的記憶中，在我的大學同學和老師的記憶中，在我交往的各界朋友的記憶中，在我診治過的所有病人的心目中，在我的戶口簿上、在我的大學畢業證書上，在我的執業醫師資格證書和職稱證書上，不存在“鄭畹蘭”這個姓名，她早被血統論湮沒了！

　　那麽，就讓祖宗賜予我的姓氏和父親為我取的名字帶著一代人心裏的啼血走進曆史的陳列館吧。但願她能警醒子孫後代：千萬別讓極左思潮卷土重來！

　　作者簡介

　　夏先爭，女，生於1948年11月。1964年重慶第六中學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四川省達縣地區萬源縣草壩區新店公社青山茶場當知青。1972年回城，後考入張家口醫學院學習。畢業至今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國水利水電十局醫院工作，現為內科副主任醫師，中華醫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