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7、落戶遼中的日子

　　楊穗

　　鄉村巨變

　　1965年的9月1日，我和我的26名高中同學響應黨的號召，自願來到了沈陽附近的遼中縣的張家村，那裏有大片的水稻田和蘆葦蕩，地多人少，風景秀麗。唯一的缺陷就是一個字：窮。在全村清一色的土坯稻草房中，青年點的紅磚瓦房在村裏顯得格外醒目。

　　那個年代哪是一個“窮”字能形容的？全村已經達到了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路不拾遺―沒啥可拾的；夜不閉戶―沒啥怕偷的。家家進門就是一鋪土炕，如果著一把火，啥也燒不起來。

　　村民吃什麽呢？保證現代人任思緒怎麽馳騁也想不出來―稗渣餑餑。這是用少量的玉米麵和大量的稗草籽磨的粉混合而成的，吃得人人麵露菜色，大便結燥。

　　冬天到來，無論男女老幼都是一件空心棉襖，裏麵沒有任何過渡的衣服。所以一些姑娘媳婦總是愛翻開我們的外衣，看著我們裏麵穿的毛衣和線衣非常好奇。

　　趙本山還有一個家用電器―手電筒呢，當時全村除了大隊部有個喇叭，通信員有輛破自行車外，真像網上流傳的搞笑詩：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

　　村裏的姑娘迫不及待地嫁出去，村裏的小夥也自有辦法。不知哪個開的頭，從山東騙來了一個媳婦，於是滾雪球似的陸陸續續的都娶上了山東媳婦。結婚的時候的確挺像樣的，新房的擺設總是一應俱全，大米飯也吃了幾天。但是好景不長，先是家具不知不覺中沒有了―原來是各家湊的，需要還的。吃的也越來越不像樣了。但是木已成舟極少有逃兵。再說山東老家上頓下頓的地瓜幹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

　　對於這些，公社領導自有評論：張家村人望房泊掉餡餅翻身等人。意思就是村民太懶了。

　　光榮入團記

　　聽說1968年大批知青下鄉的時候，火車開動時站台上下哭聲一片。而我們當年坐汽車奔向張家村的時候，是一路高歌一路豪情：“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高興勁兒不像是下鄉，倒像是去大學報到。

　　究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年壓抑的高中生活。學校地處沈陽的文化區，且設施齊備師資一流，所以學生大多由高幹子弟和知識分子家庭子女組成。而知識分子家庭大多出身不好。所以自然形成了學校中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群。在經過三年無數次和家庭劃清界限的思想匯報甚至替老子作深刻檢查而未果後，我們這些“另類”已經心灰意冷了，拿現在話說純粹是“俏眯眼做給瞎子看”，整個三年白忙乎了，想要入團真比登天還難。你學習好怎麽了？當年的數學競賽第一名、當年的學生會的學習部長，考大學不是照樣名落孫山嗎？

　　怎麽才能向黨表明我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呢？隻有下鄉一條道。

　　如我們所預料的，報名下鄉後，立馬見到了一張張久違了的熱情的笑臉，我們立刻被冠以“革命青年”桂冠，自己也似乎覺得終於找到了組織，被組織承認了。

　　在這種情況下，下鄉的感覺那真叫一個良好。抱著使命感，去解放全人類，所以我們挑選的地方是遼中縣最窮的地方，發誓要靠自己的如花青春一腔熱血去改變農村貧窮的麵貌，以表明我們是真正的革命者。

　　農村的天地是廣闊的，但是我們的心更加廣闊。因為沒有了出身的歧視，我們互相彼此彼此，當地的農民不但不歧視我們反而非常同情我們關愛我們，公社的領導很快宣布我們集體都入團啦！據說聽到不同意見時，領導們義正詞嚴地說：都下鄉了，還不叫革命啊？還得怎麽才算革命啊？

　　我們的心靈在歌唱，我們的思緒在飛揚，原來揚眉吐氣地活著是這麽的美好啊！

　　所以我們在農村是非常賣力氣的，六年後開始回城的時候，村裏的大大小小的幹部基本都是我們這批人。

　　1968年的知青來了後，農民為了分清前後，把我們叫“老知”，把他們叫“新知”。在1971年第一批知青回城時，貧下中農委員會一致呼籲讓“老知”先走，說是最聽黨的話的人應該最先得到好處。下到張家村的“新知”都比其他地方的回城晚，也算他們倒黴。

　　感謝爹媽早生我一年。聽學校的學妹告訴我，1966年以後，我們這類人的日子更難過了，曾經有個同學被逼得寫了一張大字報，痛哭流涕地說：“對不起出身好的同學，是我的父母剝削了你們的父母，我有罪，我得怎麽做才能彌補我父母對你們父母做下的罪孽啊？”

　　真是一個瘋狂的時代，真是罪孽啊！幸虧我已經到了張家村，呼吸著農村的自由的空氣，釋放著自己被壓抑多年的心靈。六年的農村生活是我永生難忘的，張家村更是我夢牽魂繞的第二故鄉。

　　勝利大逃亡

　　現在回想起來，1965年剛下鄉時的那股衝天豪氣和如火熱情是什麽時候逐漸消退的呢？好像是在1968年後。“文革”的大潮波及了大多數人的父母，有關牛棚的，有遣送下鄉的，有自殺的，有得病不讓就醫而死不瞑目的……這些無疑使得我們的革命熱情大受打擊，再加上年紀大了，也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人生走向了。

　　所有當過知青的人都還記得，當年最盼望世界上發生兩件大事，一是地震，二是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是所謂的窮則思變吧，自己沒出路了，就希望世界越亂越好，誰也別得好。

　　流傳至今已成為經典歌曲的《沈陽啊沈陽》就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由知青填詞借用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裏的優美曲調合成的歌曲。在那個無望的年代……大家都麵向沈陽，用這首歌訴說自己的思鄉思親之苦：“沈陽啊沈陽啊，我的故鄉，馬路上燈火輝煌，大街小巷人來人往，披上那節日盛裝……有朝一日我回到沈陽，回到那親愛的故鄉，我和我親人歡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時光。”說句實在話，這個詞填得有些邏輯混亂。20世紀90年代初，遼寧省的一個副省長曾經把詞作了修改，改後的詞主要是歌頌沈陽，詞句優美邏輯清晰，但就是流傳不下來，倒是這個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歌詞，贏得了沈陽人的認可。現在一個沈陽人尤其是當過知青的無論走到哪裏，隻要聽到這熟悉的旋律，立馬眼裏飽含淚水。

　　1971年，我們這些當年的“老知”，由於年齡大了，紛紛考慮在農村成家，有的同學把箱子被褥都準備好了。我和現在的老伴也搞了幾年的對象了，他家每月給他寄來30元讓他準備婚事。就在這關鍵的時刻，春雷一聲震天響，傳來了知青抽調進城的消息，於是大家放慢了結婚的步伐，作好了進城的準備。

　　第一批共抽調11人，全村的“老知”、“新知”共五十來個，誰走呢？我記得當年的村支書說過一句名言：誰最響應黨的號召，誰就得占點便宜，人家“老知。”

　　都來六年了，歲數大了，讓“老知”先走吧。

　　於是這11個名額讓我們“老知”占了大多數。誰走誰不走的問題由貧下中農代表決定，還是得讓家庭成分好些的人先走。咱們這些人家庭都不咋地，矬子裏拔大個，我丈夫也算是拔出來了，但是我就不行了，又是地主又是右派的，出線無望……於是我丈夫做了一個令自己一生都自豪的事情：走後門！他當過生產隊長，和那些貧下中農代表關係本來就鐵。他跑到人家裏和人談心，說我要自己走了，楊某就得死在張家村了。人家一聽也有道理。當時我的身體已經被摧殘得不像樣了……麵黃肌瘦形容枯槁，按老農話說“蓋張紙，哭得過了”，於是我破例出線。直到現在，老伴提起這事還牛皮烘烘地，說他是走後門的老祖宗，讓我每天一早一晚念誦兩遍：感謝畢元把我帶出張家村，否則我早就死在那了。

　　於是我們第一先賣破爛，好像賣了五元錢，把自己認為值點銀子的打包帶回去。

　　終於坐上了接收單位開來的解放牌汽車，直奔沈陽。在車廂裏大家都默默無語兩眼淚，六年前，我們是高唱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來的，而如今壯誌未酬，灰溜溜地回到了沈陽。進了沈陽城，馬路兩邊的人們都向我們致意揮手，讓我們心裏感到暖洋洋的。也有人高喊“力工回來啦”。的確……當年的知青回來哪有好工作啊。我當上了電焊工，丈夫當上了起重工（即架子工）至今家裏用繩索綁點什麽，老伴還能大顯身手，會係各式各樣的繩扣，相當的結實。

　　苦命的兩口子

　　每年的下鄉紀念日―9月1號，青年點的同學都要搞一次聚會。但是有兩個同學卻永遠地不能來了，男的叫阿建，女的叫阿媛。

　　阿建死於心髒病，享年49歲；阿媛因尿毒症，於九年後追隨老公而去。

　　1968年，阿建的右派兼教授的父親從沈陽音樂學院被遣送到農村勞動改造，苦於家裏沒有勞動力，作為長子，阿建義無反顧地和阿媛離開了青年點同父母一起生活。他們兩個當時絕對想不到此舉竟是拉開了他們悲劇人生的大幕。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民縣，他們一切從頭開始。自己到河灘地去拉石子蓋房子，種地養豬養雞，所有的累活都落在了他們的頭上。而兩個弟妹則沒有跟隨家庭，留在了各自的青年點。最受罪的是公社召開批判大會，阿建需要頂替他爸去挨批鬥，因為他爸身體不好，堅持不下來。

　　1971年我們開始陸續返城。他們兩個因為“歸戶”了，就不算知識青年了，一次次的機會都與他們擦肩而過。1979年右派父親平反後，他們才借光拖著一雙女兒回到了沈陽，此時已經在農村生活了14年。

　　他們也跟命運抗爭過。他們讀夜校，試圖用一紙文憑來改變命運，盡管成績優秀……文憑到手，可是那個年代有許多奇奇怪怪的規則，比如什麽大集體不能轉全民哪等等，總之他們後來隻好自己開了一個雜貨店來維持生計。

　　此時阿媛就得上很嚴重的腎炎了。治病得花錢，兩個孩子都得上學，日子過得捉襟見肘。由於我們兩家住得很近，所以每年的春節都是初一在老丈人家過，初二就在我家過了，阿建對我們說他除了老婆孩子什麽人也沒有了。淒苦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和阿建是高中的同班同學，而我老伴則從小學、初中一直到高中都跟他同學。

　　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那真叫才高八鬥，當年是我班的語文科代表，如果他能活到現在，有關蹉跎歲月的回憶就該由他來寫了。而阿媛則是才女，《青年點之歌》的詞曲作者，會多種樂器，至今我還記得她在學校的大廳裏的鋼琴獨奏“旱天雷”，學習成績幾乎門門100分。他們生不逢時，由於政治的原因不能上大學，由於特殊的家庭情況耽誤了事業的發展，由於太仗義而毀壞了自己的身體。

　　就是淪為以雜貨店為生，生活還在繼續地給他們打擊。由於動遷，他們的雜貨店從臨大街給遷到了陰山背後，他們一沒錢，二沒人，隻好聽憑命運的安排。我想阿建的糖尿病就是在這種糟糕的心情中得的，可怕的是他從不到醫院看病，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直到1994年，他突然臥床不起了，才到醫院就醫，當時就被送進了ICU（重症監護室）醫生說他由於糖尿病引起心髒衰竭。

　　幾個月後，花光了家裏的積蓄，他也撒手人寰。阿媛此時已因為腎炎引起的高血壓而得了腦血栓，那年他們都沒到50歲。9年後的2003年，我和老伴在廣州施工，傳來了噩耗：阿媛因為尿毒症做血透，造成了腦血管破裂而亡，兩個苦命的人終於在陰間相聚。

　　如果不是階級路線，那麽這兩口子都會考上一個很好的大學，都能成為各行業的佼佼者；如果不是“歸戶”，很快都會從青年點回城，也會有一個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家庭出身給他的最後的打擊，他也許自得其樂地在自己的雜貨店裏忙乎著。太多的“如果”，都沒有給他一點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曾記得1962年的一個夏夜，上完晚自習的阿建曾經在開滿槐樹花的校園裏對著明月給我背誦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當時的他神采飛揚，才華橫溢。44年過去了，如今的我們已是陰陽相隔。不知道阿建在天堂上可好？你既然知道“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為什麽還要這麽急急忙忙地“乘風歸去”？天堂再好，你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女兒，難道你不掛念嗎？

　　你走了，你的妻子女兒失去了頂梁柱，我們失去了人生一知己，有多少次我們徘徊在你家門口，回憶著你生前的音容笑貌，回憶著我們兩家人一次次的傾心交談……你的妙語連珠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歡樂。而今我們隻有靠回憶來填充生活的寂寞，再也沒有這麽知心的朋友了。

　　是啊，“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苦樂相伴的日子

　　套用托爾斯泰的一句名言：受苦的知青所受的苦都是相似的，但是苦中作樂所得到的快樂卻各有不同：

　　一、打人了

　　青年點的房子蓋好後，需要在院子裏打井。因為地下水位很高，村子裏都是使用抽真空原理打井，號稱“洋井”。打井師父來了後，首先讓我們把村裏的電門總閘拉掉，因為用鐵管往地下打的時候，上麵就是裸露的高壓電線，碰到就會出人命。一次一個同學拉掉電門後還在上麵貼上一紙條：請勿合閘，但是在打井打到一半的時候，屋子裏做飯的一個女生卻發現電燈亮了，趕緊跑出來通知，打井師父嚇出一身冷汗，因為這時候那根長長的鐵管正在電線的周圍上下移動，我們隻好又去拉閘並且派人守衛在那裏。

　　井是打完了，但是事兒不能完，被合閘這口惡氣得出。經調查是村裏的電工幹的……於是在1965年的張家村出現了這麽一幅畫麵：七八個神情嚴肅的年輕人，走在深秋的土地上，步伐堅定表情決絕，如果換上一身黑西裝，戴上墨鏡，活像一群黑社會的打手。他們到了電工的家裏，大喊一聲：××，出來！那個電工心虛地出來後，還沒來得及說話，首先就挨了一記窩心拳，然後又挨了一下無影腿。兩分鍾後，這群人揚長而去，回到了青年點，他們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據說當時咋呼得最歡的男生隻是擔任了站崗放哨，而平時文質彬彬的那個男生卻是最先出的手。奇怪的是，那個電工後來反而經常來討好我們，一點也沒有複仇的跡象。

　　二、張家村的燒烤

　　現在我居住的是鮮族人紮堆的地方，來客人隻能請人吃燒烤或朝鮮冷麵，單調了點但卻非常正宗。但我記憶中最鮮美的燒烤還在張家村。

　　那時候下地幹活到了地頭時，打頭的首先派一個“半拉子”（其實就是輟學少年）去偷其他生產隊的毛豆或其他可吃的農作物，這樣這個“半拉子”就不用幹活了，隻要機靈點不被人抓到就行。等我們這些人幹到了休息時間，這個機靈的“半拉子”早就把毛豆放在幹柴上燒熟了，我們就圍坐在火堆旁，餓虎撲食般的恨不得手腳並用，在灰燼裏找出燒得黢黑的毛豆，隻聽得一片吧唧聲，最後個個滿臉滿手黑糊糊的，活像個包公。吃渴了就進行第二步：用鐵鍬在地下隨便挖個坑……清澈的地下水就冒出來了，再隨便撅一根蘆葦，趴在地上，把頭伸近水坑用蘆葦管吸水，那水真叫一個甜哪。第三步就是吃飽喝足了到附近的水溝裏洗臉洗手……再把燒烤現場毀掉就齊活了。現在想想，在農村的田野裏吃燒烤總共分三步，還一分錢也不用花。

　　三、吃蛇記

　　生產隊是水田，各種蛇很多。當地人是不吃蛇的。有個同學是湖南人，有點類似廣東人，什麽都吃，越是別人不敢吃的他越愛吃。他發出通知，凡是抓到蛇的都給他送去，結果有一天他終於大顯身手，用紅辣椒炒了一碗蛇肉，聞著好香，別人還是不敢吃，我可沒管那套，跟著他吃了個夠。

　　那天下地，我倆因為吃蛇肉都去晚了，到了地頭，全體社員都用擔心的眼光看著我倆，好像我倆剛吃完毒藥。一個跟我最好的農村小姑娘，那天下午始終不離不棄地跟著我，她說怕我什麽時候出現中毒症狀好及時搶救。我們就這麽以身作則大吃蛇肉，可張家村人自始至終不肯向我們學習。

　　四、占了大便宜

　　到了秋天，排水溝裏的螃蟹都成熟了，我們胃口的收獲季節來到了。晚上提著馬燈，成群結夥地去抓螃蟹，光著腳在排水溝裏踩，腳底下硬硬的就是一個個螃蟹了。一個晚上幾個人能抓一水桶螃蟹，回來煮熟後大家分享。記得一次每人分到四個，一個女同學說她不敢吃，跟我商量用螃蟹身子換我的螃蟹腿，結果她吃了八個螃蟹的腿，我吃了八個螃蟹的身子。這次占的便宜可是空前絕後的，不過僅此一次而已。

　　五、學的俄語用上了

　　大家輪流做飯，輪到一個叫劉俊的男生做飯時，他不知道從哪裏弄來一公一母兩隻小狗，整天陪伴著他。他為公狗取名“伊凡”，為母狗取名“安娜”。說來也怪，伊凡特懦弱老實，而安娜如同河東獅吼賊潑。於是大家叫劉俊時，就連帶兩隻狗一齊叫：“伊凡懦夫，安娜潑婦，劉俊夥夫！”這下大家看出來了，我們當年學的外語是俄語啊。

　　可憐的是，嚴冬來臨時兩隻狗為了取暖，鑽進了灶坑，新換的夥夫不了解狗的習性，一把火就給熏死了。

　　兩個農民

　　回想張家村的農民，首先躍入我腦海的是兩個人：丁大爺和倪二哥。

　　丁大爺是我們到張家村最先和我們接觸的農民，因為農村做飯都是大鐵鍋，公社領導怕我們不會用這種大鍋，就派了丁大爺來給我們做飯。現在想想這一舉措還是很英明的，別說大鍋，就是小鍋我們也不會用。丁大爺有五十歲左右的樣子，長得倒也慈眉善目的。我們這夥人是抱著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紮根農村鬧革命的態度來的，這下看到一個嘎嘎新的正宗的貧下中農了，就別提我們對他多好了。

　　我們的衣服他隻要看上了就隨便拿，青年點的夥食本來就比當地農民好，丁大爺是做飯的吃得就更是好上加好了。由於我們是首批出現在張家村甚至遼中縣的知青，所以公社給我們很好的待遇，起碼大米飯管夠了吃，丁大爺做飯又好吃，幾個月下來，我們個個都像氣吹的似的。當年那沒有施用化肥和農藥種出的東北大米，真是太好吃了，油汪汪的，沒有菜都能吃兩大碗。女生們尤其立竿見影，我們在前麵走男生就在後麵學我們走路的樣子，胖得兩條胳膊都耷拉不下來。丁大爺非常同情我們，總是用一種慈祥的目光看著我們，他不理解我們幹嗎放著舒服的城裏生活不過，跑到這裏來遭這份罪。雖然當時我們感覺他覺悟不高，但是還是從他那裏感到了很大的溫暖。後來我們自己學會了做飯，大隊部就把丁大爺撤回去了。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文化大革命貼大字報時髦的時候，丁大爺居然還給我們貼了一張。他以最了解我們自居，非常權威地聲明我們這夥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怎麽樣，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嚴重雲雲，他要反戈一擊。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他居然賦詩一首作為大字報的結束：“這些青年人兒，都是資本家的兒，不是牛鬼兒，就是蛇神兒！”看得我們又好氣又好笑，當時怎麽沒發現丁大爺有這麽高超的文學水平呢？看來一個樸實得不能再樸實的農民如果給了他一個表演的舞台，給了他一個適合的政治土壤，他也會搖身一變，變成使我們感覺陌生的角色。在“文革”中……千千萬萬勤勞樸實的中國人不都走火入魔了嗎？

　　倪二哥比我們大十幾歲的樣子，家就住在青年點的對過，相隔一條土路。他是我們的常客，為人非常之熱情，那真是手把手地教我們怎麽種菜，閑暇時間和我們嘮叨村裏的稀奇事兒逗得我們哈哈大笑，整得（遼中土話）我們對他很有依賴，非常喜歡他。但他又是狡猾的。比如一次趕集回來，哭喪個臉到青年點，說在集上把布票丟了，大家馬上好言相勸，之後紛紛給他募捐布票，還有個同學把她媽新給買的大頭鞋也送給了他。後來別的村民告訴我們，其實他在集上把布票都用光了，買了不少的布。我們才知道上了那廝的當了，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因為他孩子多，太窮了。“文革”期間，農村割一切資本主義的尾巴，連農民的那點自留地都收回去了。倪二哥就更窮了，以至於發展到去偷生產隊的塑料布（培育秧苗用的）到集市上賣，結果被人發現，公社派了一個工作組，把倪二哥好一頓批鬥。去年我們到張家村還看到了他，可能是由於生活好過了，滿麵紅光的，但是人卻是癡癡呆呆的了，再也找不到當年給我們講笑話時的機智幽默的影子了。世事滄桑，時光荏苒，一個聰明狡猾的農民，一個熱情幽默的農民卻深深地留在了我們的記憶之中。

　　“紅房子裏麵瘋子多。”

　　人們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當年一起下鄉的26名同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可以被稱之為“知己”。回想我一生所經曆的各個群體，總是覺得“青年點”這個群體是最令我心情愉快、心意相通的集體。

　　這是因為我們這群在1965年下鄉的同學有著同病相憐的人生經曆。當年的沈陽二中和現在一樣，是沈陽市尖子生薈萃的高中。但是當年特殊的政治氣氛使得我們這些政審不合格的同學別說上大學，就連在城裏找個工作都難。於是乎大家聚集在張家村就是人以類聚的必然結果了。

　　青年點人才濟濟，首先有個同學作了一首《青年點之歌》的歌詞，馬上就有個同學譜了曲，於是這首歌就一直成為我們的“點歌”：“我們是黨的好兒女，誌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了改變窮和白，永遠跟著黨向前進……”歌詞全都是豪言壯語，鼓舞士氣的。每當夜幕降臨收工回家，在廣闊無垠的田野上，一群年輕人懷著建設新農村的美好理想，引吭高歌，歌聲在混合著青苗和野花香味的空中隨風飄蕩，那是一個多麽浪漫的令人難忘的一幕啊！

　　當年農村實行工分製，按照活的類別和人的體力計算報酬，但大家都要求秋後算賬的時候平均分配，其實這樣男生是很吃虧的。大家說一定要把青年點辦成“烏托邦”，提前實現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一個脫離了實際的理想狀態，實行了一年就被女生們反對掉了。

　　男生始終是非常照顧女生的，沒有柴燒時，男生下工每人必須帶幾捆回來，女生則不必。最令我難忘的是，幾年之後，女生的身體明顯不支，首先表現在吃不進去飯，於是男生主動在做飯時給女生蒸一盆大米飯，而自己還是吃玉米麵餅子，這種照顧一直到大批知青回城。當然女生也為男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拆洗被褥什麽的。青年點真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就是兄弟姐妹。

　　令當地人難以理解的是，公社曾經要把青年點遷到一個比張家村富裕得多的地方……我們竟然堅決不去，沈陽的東北製藥廠來招合同工我們還是堅決不去。那是一個“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年代。現在還有誰能理解當時那一顆顆年輕的心呢？

　　所以當地人說紅房子裏麵住著一群瘋子（青年點是村裏唯一的紅磚瓦房）於是“紅房子裏瘋子多”的詩句紛紛出籠：

　　有看破紅塵的：紅房子裏瘋子多/假假真真奈若何/不憂今朝逢場戲/但恐來日夢南柯。

　　有“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紅房子裏瘋子多/不循世故不拘格/言狂心奇笑明日/誌遠哪怕人難摸。

　　還有豪氣衝天的：紅房子裏瘋子多/無須愁腸歎奈何/二載揮汗鋪綠毯/三秋舞鐮斬金波/曾將宏圖相思慮/總把農事共商磋/笑指千斤任重處/便有狂人含笑托。

　　總之，一本不知道是誰的日記本隨便扔在了炕上，誰有了感慨，誰就胡亂寫上幾句。我還算是個有心人，臨回城的時候抄錄了幾首，一直保存到現在。

　　就是這群“瘋子”，從1971年開始回城，至今已是35年了，每年的9月1日，必定聚會一次。先是拖兒帶女的，逐漸兒女長大不跟著了，現在都是利手利腳的，我看很快就會帶著孫子孫女參加聚會了。

　　就是這群“瘋子”，從1971年離開張家村，大規模的回農村舊地重遊搞了三次，小規模的不計其數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張家村，因為那是我們曾經放飛理想的地方，盡管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幼稚，甚至很瘋狂，但是我們當年畢竟太年輕了啊。

　　作者簡介

　　楊穗，1946年生於蘇州，1950年隨父母來到沈陽成為一個地道的東北人。1965年高中畢業，因政審不合格，不但大學不要，連街道小工廠都不要，隻好下鄉。1971年回城當過電焊工、不在編製的“黑”幹部，1979年電視大學畢業後理直氣壯地成為了幹部，其實就是技工學校的老師。後來因學校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黃了……又回到公司機關混事兒，53歲的時候被人一刀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