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9、笑談悲情歲月

　　宋曉濤

　　我記述的是我知青生涯中1964-1968年的這一段。盡管1968年以後我還有兩年多插隊落戶當農民的知青史。

　　我想重現一段個性化的曆史。

　　曾有過的不幸和心酸，於平凡者，隻是流逝的歲月；於庸者，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於智者，是積澱的精神財富。回首悲情歲月，對於今天的過來人，我真希望是巨龍騰飛的匆匆一瞥，是笑談風雲的淺淺一杯，是對冷暖人生的領悟觀照，是對逝去歲月的豁達寬容。於是，歲月回眸，悲情不再，滄桑依然……

　　一

　　讓我從1964年說起。

　　這年深秋，我初中畢業，沒能繼續升學念書，於是就上山下鄉當了知青。

　　其實，事情的背景遠遠不像我敘述的這樣簡單。

　　上山下鄉，是人生的一個分水嶺，一部分城市知識青年因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而人生命運的這次分流，是特定時代鑄就。

　　我生於南京，長於上海，一歲的時候，被全托在上海的中國福利會幼兒院。聽我奶奶說，那是新中國最好的幼兒院。宋慶齡是我們的名譽院長，宋奶奶還抱著我合過影。

　　我父母在上海是國立劇專劇團的演員。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爸參軍解放大西南，後來就留在了重慶。幾年後，父母因感情不合離異，我和二姐曉慧隨奶奶乘船抵渝，跟了爸爸。

　　爸爸那會兒春風得意，是西南文工團、市歌舞劇團的藝術權威―藝委會主任，我和二姐自然成了全團的寵兒。

　　始料不及的是，命運會在頃刻改變，前途會在霎時斷送。

　　1959年7月，我爸被劃為“右派分子”，我們一下子成了“右派家屬”。

　　本來，“反右運動”在1958年夏已經結束，他原本沒事兒。1959年6月他帶團去北京參加全國歌劇調演，獲了獎還評了全團標兵。但誰料想人緣特好的他忽然間就被定為“右派分子”。

　　這年我11歲，我親眼見到對我父親“組織處分”時的張榜情形。

　　一天深夜醒來，身邊的奶奶不見了，忽聽單層木板相隔的爸爸房裏傳來壓低的哭泣聲。二姐猜測說，家裏肯定出了事。

　　第二天清早，我拎著飯鍋去市歌舞劇團食堂打早飯，路過公布欄時，見二人正將一張“……撤銷副團長職務，戴上右派帽子，降薪三級處分”的白榜，換下了那張“……因導演歌劇《小二黑結婚》在全國調演中獲獎，被評為全團標兵”的紅榜。

　　我當時腦海轟然一下成了空白：我爸的“標兵”怎麽頃刻就換成了“右派”？“紅的”怎麽立馬就變成了“黑的”？

　　這個疑問涉及的層麵實在太多，當時沒人能回答我。

　　之後，我爸被送到百裏之遙的長壽湖漁場“勞教”3年，“戴帽”洗廁所拉板車達22年。

　　事後，聽說我爸是被補劃的，原因是在審看劇目時他頂撞了文化局局長，說了句“不懂不要裝懂！”當然，在中國的官場，公然頂撞上級領導是要吃大虧的。但我爸最大的悲劇還在於：22年後獲得平反，而在各類檔案裏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紙有關對他“定性右派”的組織文件。後來平反的工作組說，很多跡象表明這是個奇冤，因為全國在1958年夏就已經結束劃右派，當年秋天中央內部提出開始給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而這“摘帽”同1959年十年國慶特赦戰犯一起是作為當局的重要形象工程的，那麽在1959年7月也就是十年大慶前還來“補劃”給我爸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絕對是局長泄私憤的個人行為而非組織意見了。由於沒有組織處分文件，因此，平反落實政策也無從談起，22年的不白之冤（從38歲到60歲的整個人生的黃金壯年被耗掉）就不了了之。

　　而我呢，從早先在上海中國福利會幼兒院被宋慶齡奶奶時時摟抱的幸福記憶中，一下子跌落到“右派分子狗崽子”的驚怵裏，天堂地獄，翻覆於頃刻之間。

　　兩年後小學畢業，我沒能進入公辦中學，而是被分配到官井巷民辦中學。

　　1964年初三的下學期，除了備考，就是為升學作準備。

　　準備之一，就是報考前填寫履曆表，其中，“直係親屬的政曆”、“個人的態度”等欄，每次填寫，都需要杜撰。為一個小小的報考誌願去“痛說革命家史”，這是最讓我難受的。

　　我填寫的所有文字內容，都是我奶奶口述的。

　　我奶奶從小在兵工廠撿煤炭花，15歲出嫁，沒文化。讓人敬佩的是，她在新中國婦女掃盲運動中，硬是靠刻苦努力，僅用半年的時間，達到了小學四年級的識字水平，創造了新中國婦女學文化的奇跡。她因此被《中國婦女》雜誌選作1952年2月號封底人物，後又因此被選作重慶市第一屆人民代表、長安兵工廠和市歌舞劇團的家屬主任委員，因此練就了她的口才和文才。

　　我爸被打入另冊，我奶奶也入了另類，她的口才和文才，僅僅體現在指導我填寫履曆表上。

　　她說，我們家現在是“右派家屬”，沒法抬頭，但說話填表，要站在批判“右派”的立場上，用“批判”把你和你爸隔離開，因為你的前程還沒有開始啊！在填寫你爸解放前接觸過的單位時，必得加上一個“偽”字，如：偽金陵兵工廠、偽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偽劇專校友劇團……在談及你爸的“錯誤性質”時，要用“忘本”、“資產階級思想”、“反黨反人民”、“與人民為敵”……在談及組織對你爸的處分時，要說“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奶奶的話語在我的筆下慢慢變成了文字。我填著填著，忽然聽不到奶奶說話了，抬頭一看，隻見長長的淚水在她老人家愴然的臉上流淌……

　　我輕輕問，真是“罪有應得”嗎？

　　奶奶一下子抱住我的頭，哭出聲來。可是，三兩聲後，她又斷然打住，驚詫的眼神四下探視，唯恐被人發現“不滿的情緒”（不敢哭啊）……

　　她輕聲抽泣說，幾千年了，一人有罪，滿門抄斬……

　　我奶奶是一個小腳的舊式婦女，一肚子封建時代的故事，她特別擔心我會因我爸的“株連”而斷了前程。

　　正是因為奶奶的思緒，我每每在履曆表的填寫上，總是把她的過激的批判、尖刻的斷語統統納入其中，儼然一篇向我爸聲討的檄文。

　　奶奶說，隻有這樣，才能向組織證明你與你爸劃清了界限，你才可能得到組織信任，你才可能有前途。

　　但是，每次填寫，都是一次心靈的顫栗。我不敢讓我爸看見我填寫的內容，老遠聽見他的腳步聲，我會慌忙藏起履曆表，當他離開後我再次提筆時，我會發現我的手抖個不停―心在戰栗啊！我感覺我在出賣父親，像叛徒出賣靈魂保命那樣保全自己的前程，我心虛呀！可久而久之，填寫多了，形成定式，心靈也就麻木了……到後來，我已經分不清哪些是奶奶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違心的了。

　　可是，盡管經曆了這樣痛苦的心靈煉獄，1964年，我收到的依然是《不錄取通知書》。

　　其實，我早有預感，因為早一年的1963年，我二姐就收到《不錄取通知書》。

　　二姐曉慧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重慶十九中學廣播站站長（廣播站就她一人）

　　那會兒學校沒有唱片，一部《洪湖赤衛隊》歌劇，是她每天三遍親口清唱讓師生一飽耳福，至今她母校的老師提起她，誰不是嘖嘖讚譽？她哪裏受得了這樣的打擊？於是她索性當月就向街道申請，到雲南省最邊遠的個舊市“支邊”去了。全校高中部就她一人遠走高飛，可以想見她心靈的痛楚。

　　而現在，動員我上山下鄉的居民代表就坐在家裏等待我們的表態。

　　“去吧，跟你姐一樣，沒法子的事兒！”勞教後已回歌舞劇團掃了兩年廁所的爸爸說這話時，我第一次見他在我麵前揉擦濕潤的眼眶，他甚至彎下腰佝僂著身子……讓我猛然覺得他仿佛要給我跪下，弄得我熱血衝頂，跳蕩的心像要堵住嗓門了……

　　我心底清楚，我是“五類分子子女”―“沒有繼續上學的權利”，“必須上山下鄉離開城市”。

　　這樣的安排對“五類分子”家庭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因為當局正在貫徹強硬的階級路線。

　　階級？我們家以前祖祖輩輩可都是光榮的無產階級啊！

　　隻是，一頂“右派”的帽子改變了這一切。

　　實在說，我下鄉時沒有那麽多的憤憤然，我是一個懂事的孩子，二姐在我頭裏也上不了學，我能不一樣嗎？況且，二姐走得那麽遠，而我隻到大巴山，算幸運的……

　　再說，還有那麽多“同類”―龔可，他爸與我爸同是市歌舞劇團的“右派”，周大同、回光時都是我的同學，一大撥人。這是“黑五類”子女的命，我認。

　　二

　　1964年9月，命運把我們33個城市青少年拋擲在大竹縣張家公社的馬家山上一個小院落，這裏本叫陳家灣，這會兒改稱“張家公社馬家山林場”。

　　公社武裝部鄧部長在安頓好我們後開了一個大會，表示歡迎。

　　末了，他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你們在三大革命中好好改造自己，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吧！

　　我渴望“進步”。我下定決心拿出實際行動，吃大苦，耐大勞，讓組織考驗我。

　　二姐從遙遠的雲南邊疆給我買了一套烏密風的水粉花卉小輯寄來，勉勵我畫山畫水，爭取進步（我至今將此畫珍藏）

　　林場知青們伐林開荒，壘石造田，熱情似火，幹勁衝天。年輕人對一個新鮮的環境總是充滿新鮮感，那個“戰天鬥地”時代的基調因此而顯得昂揚樂觀。

　　我在心底說：在三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成紅色接班人！

　　同時，我下定決心，過好“三關”，發誓三年內不回重慶探親。

　　我們規劃了林場的藍圖，並努力付諸實施。

　　我們在馬家山陳家灣平整了一塊水田，挖泥挑土，夯築土牆，蓋起了一幢兩層小樓。

　　我們又在馬家山林場五裏外的田岔子荒坡上，清理出一塊老宅地基（有下腳石）

　　……夯築起了一長排平房，開發了田岔子分場。

　　聽人說，老地宅的主人是80年前的一個老地主。

　　我們開玩笑說，將來林場垮了，新房毀了，若幹年後又有人來掏地基，會有人說……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幹年前的一群老知青。

　　兩處林場共開墾出100畝土地和水田，足夠四十來號林場男女生產自足。

　　1965年深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政治空氣濃鬱，我和周大同當了勞動標兵，都寫了入團申請書，積極向組織靠攏。沒多久周大同被委任為林場新場長，取代了本地的老場長。

　　始料不及的是，幾月後，忽然有一天，林場的當權派不問青紅皂白地被宣布統統靠邊站，周大同場長、鄒孝瓊會計在馬家山林場“下樓”，張正清場長在田岔子分場“下樓”。我懵了，因為在我心中，這幾個當權派表現很好，況且他們正領導著我們建設家園，怎麽能靠邊站呢？

　　這其間發生了多少讓我心靈震顫、不知所措的幕幕鬧劇。

　　一天，周大同正在大會上“下樓”，檢查自己的“四不清”。忽然，工作組組長振臂一呼：“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被嚇了一大跳，驚得心口咚咚直響。

　　見知青們一下子沒有反應，工作組組長又領呼了一遍。

　　於是，知青們莫名其妙地呼應了一下，都舉了舉拳頭，隻有幾聲稀疏的言不由衷的聲音附和。

　　盡管這樣，我就已經覺得膽戰心驚了。我在電影裏看到土改時鬥地主有這一幕，周大同怎麽也不可能等同於地主吧？

　　這時，我看到周大同在瑟瑟發抖，樣子非常可憐。忽然我想哭，心很疼。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爸爸，他一定也經曆過這種突如其來的心靈打擊……

　　又有一天，田岔子分場的張正清場長被叫到前鋒大隊“下樓”（他原是該大隊幹部）通知林場知青參加。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張正清彎下了腰。我遠遠看見工作組組長把林場一個最漂亮的姑娘叫到身邊說了幾句，接著就見她上得台去……義憤填膺地說了幾句不得要領的批判語，那意思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知識青年絕不答應，你休想把我們帶到邪路上去！”

　　萬沒想到的是，就在張正清場長抬起身子回答她的問話時，冷不丁地她一揚手，手臂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啪的一聲，一記耳巴子重重地扇在張正清的臉上。我幾乎是隨著那一聲響，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臉，我相信我此刻的臉一定因為別人挨這一記重擊而變得通紅。

　　我的心開始發抖。一是張正清場長是個好人，我在為他痛心。二是大打出手的她……是我心儀已久的姑娘，我暗戀她，崇拜她，她在我心中是絕對完美的，這一記耳巴子打壞了她的形象，打碎了我的心……

　　事後我老想，工作組組長到底向她說了什麽？她出身豪門，資本家的女兒，大家閨秀，美貌出眾，工作組組長有意“抬舉”她，讓她在“風尖浪口”表現一下。

　　而她是一個聽話的卻又沒有多少獨立思想的人，也許一句“看你的了”就足以暗示她產生過激的行為，作為“黑五類”子女，她也要做給組織看啊！事隔多年後我拿這事問過她，她矢口否認說我瞎編，可見這於她是沒有印象的。而對於我，心中的偶像，暗戀的情人，她手臂那一道美麗的弧線，永遠銘刻在我心上了。

　　這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運動就扭曲了人們的命運，扭曲了人們的靈魂。

　　1966年2月10日晚上，我接到爸爸的一封緊急信件，說奶奶病了，要我火速趕回重慶。連夜把緊急信件送上山的幹部拿出了我爸爸寫給公社黨組織的信，另有一封雲南發給重慶我奶奶的電報。

　　我一看，頓時天旋地轉，癱軟在地―

　　電報說，宋曉慧同誌（我二姐）已於2月5日死於雲南東川的大地震（她當時在東川小江農場任技術員）

　　第二天，我在搖晃的返渝汽車上神情恍惚。車上，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一首詩。今天我又翻看它，真該為當時扭曲的心靈而深深懺悔：

　　姐姐，你睡吧

　　姐姐，你睡吧！

　　還有什麽事兒心中掛？

　　隻要我當弟弟的力所能及，

　　我一定給你作解答。

　　是不是窮白沒拋掉？

　　是不是理想未到達？

　　這個你千萬放下心，

　　幾輩輩以後保證是個新中華。

　　……

　　我失去了最最愛我的胞姐，我恨雲南，我恨東川，我恨支邊，我恨上山下鄉。我心裏這麽想，可筆下敢寫嗎？我不能原諒自己的是，什麽時候了？什麽樣的心境下？我居然“化悲痛為力量”，大寫特寫“革命打油詩”。

　　奶奶已經因悲傷倒床不起，爸爸不能赴雲南奔喪，隻能在家裏點上兩支蠟燭，為姐姐寫了一張靈牌，他跪在前邊，我跪在後麵，重重地向姐姐靈位磕頭。爸爸號啕大哭，打頭捶胸，不能自已，我知道他在自責，他把自己認作是全家的“罪魁禍首”。

　　隻待了一周，我就急急回到了林場。不少知青為了給我安慰，半道上來接我。可我“堅強”得像沒事一樣―我心裏暗自說“我戰勝了自己”，“我成熟了”。

　　呸！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國，金水橋旁的喜淚，寶塔山上的霞光，引起了我們多少遐想。林場工作組根據中央文件撤走了，當權派“樓”沒下完也隻能靠邊站，林場群龍無首，我和朱小容（男）幾個“場委”挑起了領導的重擔……當時全國就一個聲音：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們要革命，但我們敢造反嗎？

　　不敢！我們有資格造反嗎？沒有。我們是“黑五類”，誰給你造反的資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是一次紅衛兵的“煽風點火”，徹底地改變了這一切。

　　我二姐曉慧去世後，我大姐曉�多次來信安慰我。當年父母離異後，我大姐隨母親到了北京，繼父是高幹，我大姐後來考進了北京師範學院。

　　“文革”開始了，大姐成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紅衛兵，開始了全國的大串聯―實則是一次免費的全國旅遊。她從南京寫信給我說：我又去了雨花台，這是你出生的地方，為了緬懷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準備到延安、成都、重慶走一趟，最後到你們林場。

　　這封信在林場掀起了波瀾，煥發了激情。我當即改名“宋紅濤”，朱小容改名“朱向東”，林場也改名“紅衛林場”，全林場期待著首都紅衛兵的到來。

　　12月7日，大姐終於來了。我去墊江縣車站接到她後，立即翻山越嶺。30裏山路真夠受的，但窮鄉僻壤的窮山惡水在京城之客看來，道道都是渾然天成的風景線。

　　當天晚上，我們燒起篝火組織聯歡，我大姐的才藝表演讓大夥兒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第二天，我們原準備陪大姐遊山玩水，看看林場全貌的，不想出現了意外―駐場幹部從山下回場了。也許是他想在北京紅衛兵麵前擺擺譜，突然宣布開大會，不準遊山玩水。

　　我們都傻了眼―公社派駐幹部的命令誰敢不從？

　　我們問：怎麽辦？

　　大姐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怎麽辦？造反唄！

　　大姐的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又像一粒火種點燃了知青們心中的怒火。大夥兒一商議，對，反了！

　　膽大的朱向東和龔可，走到駐場幹部麵前說：大會不開了，我們“造反”了！於是幾十號人簇擁著大姐遊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這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一群心靈煎熬多年的知青們……終於借“文革之威”，壯著膽說了一句“造反”。

　　下午，遊山玩水後返回林場，大姐介紹了北京的形勢，說，你們的眼界太小了，應該出去串聯串聯，“經風雨，見世麵”。

　　我不敢附和，因為年底了，幾十畝冬水田還沒犁完。再說，人走了，豬誰喂？

　　大姐留下“火種”走了。“造反”後，我們有了一種當家做主的自豪感。

　　既然可以做主，我們合議，成立“上山下鄉革命青年五四紅色造反團”。

　　造反團的宗旨是：堅持五四運動指出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中鍛煉成長。我親自設計並刻製模版，印刷袖標。我把“五四。”

　　二字設計為一束火把，居於圖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團”的宗旨。

　　我和朱向東被推選為“頭頭”。

　　實在說，我們當初造反，沒有想過返城要戶口，甚至真沒動過另謀出路的念頭。

　　我們心裏仍然崇尚保爾、卓婭、林道靜和雷鋒，仍然要堅持辦蘇聯式的集體農莊……

　　印旗幟，發袖標，除了幾個走資派，大家都成了紅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類”子女首次感到了與“紅色”沾邊的巨大喜悅。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夠我煩心的―

　　兩天後，朱向東、龔可、張源忠三人不辭而別，不用說，大串聯去了。這都怪大姐“煽風點火”。既然開了頭，接二連三的，大夥兒在三五天內全走了，隻剩下我一個光杆司令。

　　作為“頭頭”，我深感對林場負有責任。十幾天裏，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當時水麵已經結了冰，早上趕牛下田，黃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劃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場員張乾利把肥豬拖出來，我親自操刀把豬殺了，把肉醃了，把油熬了，裝在陶缸裏，埋入地底下。我說，明年春節後我們回來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後一天，我收拾行裝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林場，我真沒想到，林場的藍圖在兩年後會成為烏托邦……

　　四

　　1967年1月3日，我從重慶知青聯絡處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帶著17個人去了北京，在國家林業廳招待所被接待吃住，與朱向東們勝利會師。

　　我們來京，原本是衝著“偉大領袖的接見”，來京第二天，我們就奔赴朝思暮想的北京天安門。

　　因為不讓過金水橋，隔水相望，朝思暮想的天安門，遠沒有夢境中那麽高大。鐵紅色的牆基上，“文革”標語白底黑字加紅叉，格外醒目。全國各路人馬齊聚天安門廣場，橫幅、造反旗、紅袖章、紅寶書，映得天安門一片紅海洋。

　　每天清晨，在招待所食堂揣上幾個大饅頭，灌滿軍用水壺，我們一撥人去北大，走清華，赴北航，像朝覲的聖徒一樣，抄大字報，抄“最高指示”，就這樣待了十多天。

　　1月22日，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我們聽到了周總理代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出的號召：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

　　當時的“老家”，在我們心中，很明確的就是農村，就是林場。

　　回到重慶，與一些知青造反隊伍一接觸，他們“老家”的概念，讓我們大吃一驚……

　　他們說，“殺回老家”，就是從農村殺回重慶，要把戶口辦回來。

　　我們說，這怎麽可能？

　　他們說，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認為，“殺回重慶”討要戶口……與黨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慶的兩三天裏，我親自擬就了《告知青戰友書》、《“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倡議書》，四處張貼，八方散發，號召返城的知青們盡快回到農村去，抓革命促生產。市中區“文革”小組應我們要求，請部隊準備四輛大卡車，過幾天送我們返回農村。

　　沒多久，一條海報消息讓我激動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組織發起的“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將在重慶人民大禮堂舉行。

　　但此時，我並不清楚這個誓師大會發起者們的真實意圖，我更意料不到這將是重慶知青營壘兩種觀念、兩種命運的一次曆史性大碰撞……

　　重慶人民大禮堂是重慶市的標誌性建築，知青誓師大會在此召開，本身就說明知青的活動能力和對此會的重視。

　　實在說，這天在踏入大禮堂之前，我並不清楚組織者和參會者是一腔什麽樣的心願？

　　我們“五四紅色造反團”由年紀最小的胡伯壽高擎團旗，整隊入場，上了二樓，為的是把我們寬4米高3米巨大的團旗平展在二樓的欄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樓居高臨下，很多團隊的標語口號赫赫在目，讓我驚訝：“還我戶口……還我青春”；“殺回重慶來，就地鬧革命”；“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知青換新天”……這些舞動的大幅標語，伴和著嘈雜的鑼鼓聲和喧嘩聲，使重慶人民大禮堂不再神聖，不再莊嚴，而是在濃烈的造反氣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壯色彩。

　　我一下子意識到此次大會的性質與我們的意願是相悖的。

　　說真的，我們來參加這個大會，原本不是來唱對台戲的。

　　我對胡伯壽說，我一會兒要上台發言，你看我的手勢，當我說到“我們一定會堅持走‘五四’道路”的時候，我們造反團撤離。

　　誓師大會開始了。似乎沒有細致的大會議程，上台的人亂糟糟的，像生產隊裏開大會。一些人上綱上線地批判，他們過激的批判語言讓我頭皮發炸，但他們過人的勇氣多少有點讓我佩服。

　　大概五六個人發言之後，我往舞台的邊幕走去。腹稿很簡單，就是談談參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的感想，表達我們要回農村去的意願。

　　意外地，在舞台邊幕上，見到了兒時的夥伴朱大明，我倆從小在市話劇團一塊兒長大，這會兒他在主持會議，或者是他在控製話筒和音響。

　　我說，我要說幾句話，我剛從北京回來。

　　接著，朱大明就衝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場宣告：現在請北京來的宋曉濤講話！

　　我的第一句話是：知青戰友們，首先，我代表“五四紅色造反團”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紹和我那標準的普通話（從小在話劇團文藝家庭長大語音純正）讓大夥兒誤會了，一句話引得掌聲雷動足足半分鍾，真把我當京城紅衛兵了。

　　有人在台下領呼：感謝首都紅衛兵對我們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戰友。掌聲終於減弱的時候，我說，我不是北京的紅衛兵，大家請往二樓看，那裏有一麵巨大的團旗，我們是“五四紅色造反團”的。

　　我不緊不慢地講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的情況，其間，在講到“幸福地見到了周總理和江青同誌”時，台下又響起了幾次掌聲。再往後，我就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首都這次誓師大會的意義。我講得很謹慎，我沒有否定現在的知青大會。我說，知識青年與工農結合會遇到很多困難和痛苦，但我們不能失去信心，與工農結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

　　漸漸地，台下有些嘩然了，顯然，這聲音不是與會知青們希望聽到的聲音。

　　朱大明借整理話筒之機，過來提醒我：你講偏了！

　　這時，台下衝上來兩個人，他們憋不住了，伸手搶我的話筒。

　　我覺得我該說結束語了，於是抓住話筒不放。

　　我最後說：知青戰友們，相信自己，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動作和語言多少有點像革命者臨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壯，又滑稽。

　　可是，話沒說完，聲音沒了―顯然朱大明關掉了音響。

　　大禮堂亂起來了。我看見二樓胡伯壽揮舞著大旗，我們的隊伍開始退場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聲響起來，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臉上始終掛著微笑。當然，是裝出來的……

　　1967年2月中旬，誓師大會後的第二天清早，我們石子區近百名知青，分別乘坐軍分區提供的4輛大卡車，準備返回大竹縣。我們汽車經較場口去解放碑繞行一周，一作告別，二作宣傳―我們準備了不少《告知青戰友書》和《“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倡議書》，要在那裏拋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繞行解放碑時，我們依然把宣傳品撒向空曠的街道。李煥琨領頭唱起了“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兩年多前我們首次下鄉經過這裏時也唱過，但此時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幾分新意，又添了幾分悲壯。

　　五

　　當晚車到大竹縣，我們被安排在縣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縣安置辦公室，爭取得到一些宣傳用品。安置辦公室是負責安置複轉軍人和知青的辦事機構。

　　這是一幢獨院小樓，法式建築，帶花園的，過去曾是大竹縣本土軍閥“範哈兒。”

　　（即如今因電視劇揚名天下的“哈兒師長”）的私人別墅。環境雖然漂亮，但小樓裏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隊伍入駐後，院裏人進人出，屋內櫃門大開，文件散落一地，沒人打掃衛生。

　　牆角，有一摞淩亂的信函文件，我隨手拿起一疊來翻看。可就是這一看，讓我心裏“咯噔”一下，因為有幾個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蕩在眼前―這是一些用公函便箋寫就的往來信函，紙張的上邊是一行鉛印的便箋字頭，字字奪目：“重慶市精簡城市人口辦公室”。

　　“精簡城市人口”？我心一驚，怎麽，我們知青該不是“精簡的城市人口”吧？

　　一下子有好些問題在腦子裏翻飛，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這些來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們是最近的。

　　翻看的結果讓我非常失望，來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說，我們1964年上山下鄉，其實就是重慶市精簡城市人口辦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1964年光榮的上山下鄉，其實是作為被精簡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裏了，以至於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應不過來。

　　我心裏猶如打翻了五味瓶，亂七八糟的說不出什麽滋味，所有的原始意念在翻騰……在打架。

　　當年動員我們上山下鄉，輿論機器眾口一詞―占領山頭、反帝反修、革命接班。

　　實踐理想、縮小差別、知識下鄉……其實，真實的情況是，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大躍進”的失敗和國際多種因素的影響，國內生產力發展停滯，財政吃緊，加之人口增長過快，教學機構不足，眾多青少年初中畢業後無法升學，產業結構又不合理，城市人口就業途徑越來越狹窄，過多的失業人口將招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必須讓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人口消腫，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動員群體下鄉。國家早已明確把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引導到農村從事生產的思路，並試圖把解決城市剩餘勞動力問題與改變農村落後麵貌、開發邊疆和偏遠山區結合起來。將此作為一個興國興邦的事業無可厚非，艱苦的地方也確實需要建設者……但問題是，這支發往艱苦之地的主體建設者是以什麽標準和方法來挑選的？城市人口精簡的原則是什麽？國家的當權者使用了一個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論！正是這一標準，把我們這一撥視為異己從城市戶口中扒拉掉了。

　　過去我們曾經閃過這樣的“臆想”，但不願去印證它。

　　可是，現在一切明白了，心靈的崇高在一瞬間嬗變，原有的價值觀於隱痛中發生動搖。

　　我頭腦亂糟糟的，情緒激憤，我哇啦啦地述說“意外的發現”，闡述聯想，喋喋不休，過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幼稚病”、“動搖性”這會兒又犯了。

　　造反團的知青們聽到我的“發現”，先是驚訝，繼而和我一樣情緒激憤，心潮難平。

　　於是，我主動找到一個本地知青造反組織的頭頭，與他們溝通。我認真地聽他述說他們現在“造反”的內容。這位知青頭頭說，社辦林場是修正主義的溫床，它的建立損害了群眾利益。首先林場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調”，把農民的住房、豬圈以建林場的名義據為己有；其次耕種的田土，大部分是農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奪過來，完全違反了土改時“農民耕種，不得平調”的承諾；第三，知青在農村“修補地球”，浪費青春，是知識的退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還給農民。

　　“那……把土地、房屋還給了農民，我們開荒、建房來得及嗎？”我問。

　　“建什麽房啊？知識青年應該回到城裏重新創業！”這位知青頭頭肯定地說。

　　“回城？誰給你辦戶口呢？”

　　知青頭頭沉吟片刻，說，“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國是一個戶籍管理極其嚴格的國家，城鄉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紙戶口簿來嚴格分劃的。戶口遷出城市易，遷回城市難。

　　但是，有一個念頭漸漸堅定，就是知青要敢於造自己的反。林場真是一個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知青隻有先把自己的窩給端了，才可能闖出生路。

　　三天後，我們重新回到林場，開始醞釀“砸爛林場”的實施步驟。

　　這是一個包藏著“私心”（回城）的陰謀，我們不敢“陽謀”，我們不敢公開喊出“要戶口回城”的口號，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我們背負著“黑五類”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懸頭頂的利劍，時時讓人頸項發涼，不得不小心從事。

　　我們開始草擬各種理論文章，引經據典尋找和闡述各種貌似正確的理由，為知青“砸爛林場”的觀點辯解。同時，由於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眾的支持。

　　首先，我們不忘組織觀念，盡管當時的公社黨委、政府已經癱瘓，但我們還是發了《致張家公社黨委、政府公開信》。其次，我們編印了成冊的材料，把對撤銷林場有利的“最高指示”、“馬列主義”和“普通群眾的議論”實用主義地一並拿來，附在《公開信》之後，以增強說服力。同時，我們還把這些內容抄寫成大字報，在張家公社場鎮的街道上廣為張貼，安民告示，讓全公社的幹部和群眾知曉。

　　接下來，我們劃分成幾個組，分頭到各個大隊去遊說，讓農民把林場“一平二調”弄來的住房、豬圈、自留地通通領回去。

　　我和曾康寧一組，跑前鋒大隊，首先去馮家灣找生產隊長馮達山，處理“飛地。”

　　（鄰水縣插入大竹縣的零星地塊）過去在山上打獵我們有幾次合圍攆山，處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分上，帶頭把原來屬於他們鄰水縣的“飛地”收回，我們就開了一個好頭，不愁後邊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們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燙豬不來氣兒”。道理他懂，也覺得我們在理，但他不敢應允收回。

　　於是，我隻好我行我素，把一張加蓋了公章的退還田土的說明的紙簽放在他家桌上，扭頭走了―這就算退田了，我總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還你吧！

　　就這樣，一段時日裏，我們奔走了若幹家，如法炮製，自以為萬事大吉。

　　我們非常溫和地實施著我們的陰謀，沒有任何過激行為，我們以為勝利在望。

　　但是我們錯了。在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

　　1967年4月底，我們像往常那樣到山下的張家公社集鎮趕場，一進街場我們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長的街鎮房屋牆上，齊刷刷地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大字報對知青們退還田土的觀點和做法予以批駁，而大標語的內容更是觸目驚心―“把妄想複辟變天的知青黑頭目繩之以法！”“鎮壓破壞知青運動的反革命分子！”“槍斃知青敗類，火燒牛鬼蛇神”……

　　盡管心驚肉跳，我還是強作鎮定地瀏覽大字報。但心中已然有一種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們的陰謀落空了。

　　我們返回林場，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筆墨，準備反戈一擊打筆仗了。

　　萬不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林場的悲劇發生了。

　　這天深夜，女生宿舍傳出曾麗珊自殺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這是致命的劑量。

　　曾麗珊是個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爺爺曾是袍哥，她自然讀不上大學，但她高中畢業來到農村一直在做“複考夢”，現在眼見林場難保，前程渺茫，心靈絕望了。

　　公社醫院王院長被連夜請上山救治。三天後，曾麗珊才從死亡邊緣被拉了回來。

　　這件事發生後，大家都癱軟了，等我拿主意。我也萬念俱灰，說，“樹倒猢猻散吧，溜回老家去”。一個月前“殺回老家去”的漂亮口號被改了一個關鍵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信念的完全顛倒真是時代和個人的諷刺喜劇。

　　大家開始收拾行囊。

　　誰料想，當晚，又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傳來，說楊通公社的解放軍駐軍部隊已經出發，將要抓捕砸爛林場帶頭鬧事的知青頭頭，我也預感自己在劫難逃了。

　　山林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我們搬《社論》、找“經典”，企圖證明砸爛修正主義溫床合乎邏輯。這一群十多歲的大孩子們在驚恐中苦苦尋覓著回老家的合法依據，亂成一鍋粥……

　　此時，誰又能預想到或者顧及到曾麗珊第二次自殺呢？

　　當曾麗珊被發現不見了的時候，直覺告知大家，她在尋死。因為那一刻大家的神經都快崩潰了，何況她這樣一個神經質。

　　時間就是生命！尋覓的火把和電筒光閃爍在山岩、深溝、溪澗、叢林之中，呼喊聲夾帶著哭叫聲讓山林戰栗……

　　那一晚，不知為什麽，夜空中頻頻劃過流星，每當星光一閃，就有人哭喊“完了”。一個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知青們已經聽信封建迷信的詭譎了。

　　尋找了近一個小時，是張源忠把她從深潭裏撈起。我們趕到後，黃叢洲脫下全部衣服將瑟瑟發抖的曾麗珊裹起。張源忠說，他先聽到她的哭聲，呼叫後才聽到她的跳水聲，晚一步就沒命啦。

　　我暗暗自責，我在這件事上負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我早已預感知青要戶口回城無望，卻燈蛾撲火自取滅亡，這真是“玩火者自焚”、“咎由自取”！

　　此後事情的發展沒有知青們在驚恐中臆想的那麽險惡。第二天，公社委派幹部來到林場，鄭重地念起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同時，帶來了5月4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那內容，仿佛就是針對我們這次砸爛林場的行為。讀著文章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為那些內容原本是我在重慶大禮堂主席台上說過的，而那時是為勸阻重慶知青回城要戶口有感而發。

　　小將們的錯誤被原諒了，因為並沒有誰被抓起來。其後雖然“祖國形勢一派大好”，但知青們再也無心“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返回重慶當了“逍遙派”。

　　六

　　“文革”中的重慶，武鬥全國聞名。全家為避戰火，分散躲藏，各奔東西。我則隨同眾多的難民爬上北上的火車，去西安電影製片廠見我分別了十多年的親娘，躲避戰禍。

　　分別了十多年的母子重逢，情景自然是動人的。母親看兒小孩變大人，情理之中……兒看媽媽一頭“亂雞窩”，莫名其妙。媽說，這是造反派給剪的。原來，在我來西安的幾個月前的寒冬裏，家裏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我媽是劇團當權派，也被按住頭顱掛牌遊街。媽說，她與陝西省作協主席、《創業史》作者柳青同押一車，柳青是禿頂，我媽擔心他在寒風中遊鬥會著涼，誰知柳青笑笑說：“不會，因為始終有一隻溫暖的大手按住我的頭頂……”我媽談這事兒似乎很輕鬆……而我早已雙目漣漣，沒想到我媽高幹家庭依然逃脫不了被造反施虐的遭遇。不過，疾風暴雨暫時過去，已經“靠邊站”的母親每天隻是掃掃花房，偶爾被叫去訓訓話，所以家中相對比較平靜。這裏應該是我這個“黑五類”子女的避風港。

　　這樣的不算正經也算逍遙的日子過了大半年。到了1968年中，終於因為造反派的幹預而結束。

　　這天，一個造反派頭頭帶著一幫人踏入家門交代事情，不經意間他注意到了我。

　　次日下午，我媽被叫走了。晚上，媽回到家，把我叫到客廳，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看著我，欲言又止。

　　媽說，造反派要讓你離開西影，說你是不是犯了事兒，為什麽不回去抓革命促生產。

　　我說，走就走吧，再待一周，別難為了你們。

　　這時，我媽定定地注視著我的目光，慢慢摸出一張紙箋，交給了我。

　　我看著，心跳加快，臉兒發燒。

　　這是一紙“勒令”―

　　“據了解，宋曉濤是右派分子的兒子，居然在西影躲藏了將近一年，逃避文化大革命運動，你們必須交代真實的意圖。同時，限定宋曉濤24小時之內滾蛋！”

　　我心裏開始難受。好長時間裏我把這種難受的感覺差不多給忘了，想不到我在遠離重慶的西安，在我高幹的母親家裏，我依然是那個“黑五類”子女，依然是個“狗崽子”。

　　我眼睛紅了，濕了。

　　媽說，如果明天走不了，我們去說一說，延後一天。

　　“不，我不是怕走不想走，而是……”

　　我實在說不下去了，我扭頭跑回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晚上，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隆隆的火車轟鳴聲撞擊著我的心靈，一個念頭始終揮之不去：什麽時候我才不是……

　　1968年中秋節，我終於在漂泊一年後返回了林場，又和知青們處在了一起。

　　但是，此時的林場已經沒有了前些年的蓬勃朝氣，不再燒山墾荒，不再你追我趕地挖地，不再歡聲笑語。雖然仍然吃大鍋飯，但有些房間裏築起了小巢―1967年“回城夢”破滅的時候，大部分知青回重慶當“逍遙派”，而楊紹林、陳章國幾對男女後來又返回了林場，過起了同居生活。

　　這是一段坐吃現成、得過且過的日子。

　　閑處山林百無聊賴，見幾對戀人已公開同居，我既茫然又向往。耳聞目睹，春心萌動，開始為思念而夜不成寐。終於，在那個夜晚，在那條小溪邊，我鼓足勇氣心潮澎湃地對我的意中人念了我的情詩，表達了我的愛。但是，她說：“別想入非非了，我比你大一歲，這不可能。”就像大姐姐安撫小弟弟那樣，把我熾熱的情火頓時給澆滅了。

　　接下來的日子就越更顯得無聊沒趣了。

　　那幅自給自足的林場藍圖離我遠去了。

　　那份渴望得到“信任”、要求“進步”的熱情消融了。

　　那個“吃得苦中苦，方為接班人”的信念失卻了。

　　一次“教育”，一個“運動”，一場“革命”，從重慶到大竹，從西安回林場，此時若談起四年知青生涯的收獲，我真有些茫然。

　　新的興奮點在1968年12月24日出現，過後我們才意識到，我們又一次來到人生的轉折點。那一天，公社革委會向我們傳達了那條著名的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1969年1月8日，我們再次被通知到了公社，這次向我們傳達的是《達縣地區革委會關於撤銷社辦林牧場的決定》，以及大竹縣張家公社革委會對林場知青重新安置的詳細方案。現有的1964年、1965年重慶上山下鄉知青38人，分散到六個大隊二十多個生產隊插隊落戶。誰和誰插在一隊住在一戶，完全自由組合，這樣，那些公開同居的或準備同居的都如願以償。我和周大同聯手，分在五大隊五小隊。

　　經營了四年半的社辦林場就這樣解體了。

　　過去當知青，今後當農民，再往後呢……不去想了，想也無用。

　　當我們數十個重慶知青在林場收拾好行囊，拎著臉盆，又像幾年前初來乍到的那樣，一字兒排開地麵對落成才三年的林場房舍，心中別是一番滋味。

　　這是親手修建的林場。

　　這是將要永別的林場。

　　我禁不住聯想翩翩―林場垮了，新房毀了，若幹年後又有人來掏地基，會有人說……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幹年前的一群知青。

　　別了，我的林場知青生涯！

　　別了，我的1964-1968……

　　作者簡介

　　宋曉濤，男，生於1948年。1964年畢業於重慶市官井巷民辦工業中學，同年9月上山下鄉到大竹縣張家林場。1970年招入大竹縣文工團，任演員、導演、舞美、編劇。1993年調入重慶市人口宣教中心，任電視欄目編導、中心副主任。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重慶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