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

第五節 從“柏林牆”到《基礎條約》：兩德關係的演變

　　兩個德國成立後各自依附於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在美、蘇的操縱下，它們各自把柏林視為自己的國土。聯邦德國《基本法》規定：柏林是聯邦德國的一個州；民主德國憲法宣布：民主德國定都柏林。從地理位置上看，柏林位於民主德國境內，它距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邊界還有176公裏之遙。然而，聯邦德國與西柏林在政治、經濟等方麵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極力想把西柏林與聯邦德國融為一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三國十分重視西柏林的地位，把它視為與蘇聯爭奪歐洲的“前線城市”，宣稱保證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安全。隨著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緊張關係的加劇，柏林問題成為雙方矛盾鬥爭的焦點。

1953年爆發的“6·17”東柏林事件平息後，西方三國柏林駐軍司令強烈譴責蘇軍用武力造成了柏林公民的傷亡，並抗議對東、西柏林居民自由往來的限製及對不法分子的懲處。民主德國和蘇聯認為，“東柏林事件”是西柏林占領當局培植的特務勢力進行破壞造成的。同時，西柏林為民主德國外逃人員提供了方便的“安全”地帶，從這裏逃到聯邦德國的人員大約有150萬人。大量人員外逃造成民主德國勞動力和專業人才嚴重缺乏，給經濟帶來重大損失，蘇聯千方百計想把西方三國趕出柏林。1958年11月27日，蘇聯政府照會美、英、法三國政府，宣布取消柏林的四國共管地位，建議把西柏林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非軍事化自由城市”。赫魯曉夫當天舉行記者招待會，他把西柏林比喻為“一個毒瘤”，現在建議把西柏林變為“一個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是一種“無痛的切除手術”；如果西方不同意這一建議，把坦克開到柏林，用武力來保衛其地位的話，蘇聯的火箭將要“自動發射”。西方三國和聯邦德國複照蘇聯，拒絕了蘇聯的建議，認為“赫魯曉夫的‘自由城市’建議必然破壞西柏林的自由”。美國宣稱要“不惜用武力”保衛柏林，“華盛頓準備采取核戰爭的手段來保衛柏林”。蘇、美互相對立的強硬態度，使柏林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了，從而爆發了持續3年左右時間的“第二次柏林危機”。

由於美國在柏林問題上毫不退讓，赫魯曉夫被迫讓步，雙方同意就柏林問題進行會談。1961年6月3日，美國新任總統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晤。肯尼迪指責蘇聯的威脅導致了柏林危機的發生，沒有就柏林問題、締結對德和約問題達成協議。隨後雙方又進行武力威脅。在此情況下，為了阻止民主德國人員逃往西方，以及防止西方對民主德國的顛覆活動，蘇聯建議民主德國在東、西柏林之間和民主德國其他地區與西柏林之間修築“柏林牆”。1961年8月13日，蘇聯和民主德國出動大批武裝警察、軍隊和坦克，對西柏林邊界線實行封鎖，開始沿西柏林邊界構築“柏林牆”。“柏林牆”的建築先後花了4年時間方告完成。“柏林牆”的建築，又加劇了柏林的緊張局勢，雙方大有劍拔弩張之勢。麵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三國在西柏林不斷進行軍事演習，進行戰爭威脅，赫魯曉夫又被迫讓步，宣布不急於解決西柏林問題和締結對德和約。西方盟國對築牆後仍保留西柏林通道的暢通，也沒有觸犯西柏林占領國的利益，因而對築牆也沒有進行任何反對。“第二次柏林危機”用一道牆的辦法解決了。

兩德關係除柏林問題外，還有一個德國統一問題。在整個50年代，民主德國外交事務的注意力主要是謀求解決德國問題，即反對聯邦德國加入西方集團和重新武裝，努力爭取盟國早日締結對德和約、在和平與民主的基礎上實現德國的重新統一，建立一個有主權的、民主的、和平的全德臨時政府。1950年11月30日，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致函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希望在“締結一項和約，以及恢複德國的統一”問題上，德國人民要“相互諒解”，並建議“在兩個政府之間就成立一個全國立憲議會問題進行討論”。鑒於美國積極準備武裝聯邦德國，並將其拉入西歐防務體係，德國統一麵臨困難的局麵時，民主德國政府於3月14日向全體德國人民發出號召，爭取實現全民投票，反對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爭取締結對德和約和成立全德立憲會議。聯邦德國政府也一直堅持德國要重新統一。隻是由於受西方盟國的影響，阿登納在德國統一問題上所遵循的原則是：“自由先於統一”，“不能以脫離西方範圍和放棄歐洲一體化的成就為代價來換取統一”。由於聯邦德國完全倒向西方，從而妨礙了德國問題的解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九國簽訂了《巴黎協定》和聯邦德國議院批準《巴黎協定》之後，德國統一問題逐漸陷入僵局。盡管如此，聯邦德國也一直沒有放棄德國統一的旗幟，一直拒絕從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並希望用其強大經濟實力把民主德國統一過來。

民主德國雖然一直到1959年還不斷發表聲明和建議，表示願意締結和約和實現德國的統一，但自“柏林牆”建築之後，美、蘇“凍結”德國問題，但民主德國也一步一步地緊閉了通往統一的大門，逐漸放棄了德國統一的旗幟，認為提出兩個德國實現統一是“不現實的”。隨後，民主德國的外交活動主要是謀求聯邦德國及西方大國從國際法意義上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1962年3月，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烏布利希發表聲明，同意赫魯曉夫提出的關於蘇聯“將不堅持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締結對德和約”的觀點。1967年4月27日，烏布利希在黨的“七大”上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同帝國主義的聯邦德國聯合當然是不可能的”。隨後，民主德國堅持兩個德國的觀點，主張兩個德國之間相互承認，並要求聯邦德國從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1968年3月25日通過的民主德國新憲法規定：“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和維護兩個德國的正常關係和合作，是民主德國的民族要求”。在1971年民德黨的“八大”上，昂納克甚至提出民主德國是“社會主義民族”、聯邦德國是“資本主義民族”的兩個德意誌民族的觀點，兩個民族“水火不相容”，因此德國不存在重新統一的問題。

“柏林牆”建築之前，盡管兩個德國在美、蘇的操縱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矛盾和分歧，但畢竟都沒有拒絕討論德國統一問題。“柏林牆”建成之後，雖然給民主德國暫時創造了一個和平的環境，促進了民德經濟的發展，但卻進一步加深了德國的分裂和兩個德國的緊張關係。兩個德國不但停止了討論德國統一的話題，而且雙方死死關閉了互相交流的閘門，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局麵。除了上層彼此不接觸、不往來之外，民間接觸也十分困難。“柏林牆”隻有7個過境站，實際上阻斷了東、西柏林及西柏林與民主德國其他地區的一切交通聯係，使兩國骨肉同胞相互不能正常往來。不少民主德國公民出於各種原因，冒著生命危險非法翻越“柏林牆”，逃亡流血事件經常發生。人口200多萬的西柏林變成了一座“孤島”，西柏林與聯邦德國之間的聯係也僅僅隻借助於3條空中走廊、4條公路、4條鐵路和3條水路。不難想象，“柏林牆”給兩德人民帶來了多麽大的精神痛苦和災難！

雖然自基辛格大聯合政府開始對蘇聯、東歐實行的“鬆動政策”的同時，開始對民主德國實行“小步子政策”，尋求與民主德國政府進行對話，並就雙方一些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和合作，但仍拒絕從政治上承認民主德國。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東、西方關係進一步緩和的大背景之下，1969年上台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正式推行“以接近求轉變”（WandeldurchAnnaherung）的“新東方政策”。在其發表的政府聲明中首次承認德國存在著兩個國家，並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這一正式名稱來稱呼民主德國，強調必須阻止德意誌民族繼續分離地生活下去，要嚐試通過一種正常的並存關係達到一種合作關係。他盡管承認了民主德國，但拒絕從國際法上加以承認，認為兩個德國“彼此不是互為外國，它們之間的關係隻能是特殊性質的關係”。這就是他的“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理論。但民主德國仍然堅持聯邦德國必須從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1970年3月，兩德領導人在埃爾福特舉行會談，雙方同意要努力改善兩德之間的關係，但民主德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強調“兩個主權國家”，“是不能合而為一的，因為對立的社會製度不能合而為一”，要求在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的基礎上，達成雙方尊重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和邊界不可侵犯性、互不幹涉內政等內容的“平等關係條約”。而勃蘭特拒絕了民主德國的建議，強調兩個德國“有責任維護德意誌民族的統一，不互為外國”。由於雙方意見分歧，會談沒有成功。同年5月，兩德總理在卡塞爾會談，也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

隨後，民主德國對聯邦德國的政策受到東、西方緩和的越來越大的壓力。聯邦德國推行的和平外交攻勢和經濟外交，逐漸改善了與東歐國家的關係。蘇聯從60年代末起，由於中、蘇關係的變化等原因，也更為迫切希望實現歐洲東、西方的緩和。1970年，聯邦德國與蘇聯簽署了《莫斯科條約》，與波蘭簽署了《華沙條約》，美、蘇、英、法四大國也於1971年達成了關於柏林問題的《四方協定》。國際大環境不允許兩德關係繼續停滯不前。1971年，埃裏希·昂納克上台後采取了更為靈活的政策。《四方協定》簽訂後，民主德國分別與聯邦德國和西柏林就實施《四方協定》的細則進行了一係列會談，並簽訂了一係列協定。《四方協定》生效後，兩個德國開始就簽訂一項基礎條約問題進行談判，終於在1972年12月簽署了《關於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之間關係的基礎條約》（簡稱《基礎條約》）及其“附加議定書”。條約明確規定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相互之間的正常的睦鄰關係”，雙方遵循聯合國憲章中確定的目標和原則，特別遵循主權平等，尊重獨立自主和領土完整、自決權、維護人權和互不歧視的原則，用和平手段解決雙方的爭端，放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同時，還規定雙方將在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處理實際的和人道方麵的問題，促進經濟、科技、交通、法律、郵電、衛生、文化、體育、環境保護及其他方麵的合作，在雙方政府所在地互設常駐代表機構。雙方保留在民族問題上的分歧，在《基礎條約》中寫明“不損害雙方對原則問題，包括民族問題的不同看法”。聯邦憲法法院在對《基礎條約》的裁決中，也強調不把民主德國視作外國，沒有放棄重新統一的目標。

《基礎條約》奠定了兩德關係正常化的基礎。為落實條約兩德就一係列問題簽署了協議，並對多方麵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具體安排。雙方在經濟、科技、文化、體育、醫療、環境保護、交通和通信以及家庭團聚等方麵的交流、合作，都有了較大的發展。雙方都放寬了對人員往來的限製，從而使兩德間人員的往來大大增加。從聯邦德國和西柏林前往民主德國和東柏林訪問的人數，1970年為250萬人次，70年代後期達到每年800多萬人次。從民主德國前往聯邦德國和西柏林訪問的人數也大幅度增加。兩德間的直通電話線路1969年隻有34條，到1978年已增加到了440條。兩德貿易從1969年到1975年增長了一倍。聯邦德國為促進兩德貿易發展，多年來將其作為德意誌內部經濟關係來對待，使民主德國對聯邦德國的貿易享受歐共體內的優惠待遇。從1968年起聯邦德國又定期向民主德國提供無息貸款。70年代中期，施密特就任聯邦德國總理，此時西方正受到經濟危機和滯脹的影響。但是，施密特政府決定繼續實行“新東方政策”，並盡量運用經濟杠杆來促進兩德關係的發展。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東、西方關係又趨緊張，因而影響了兩德領導人的互訪，兩德關係也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是，兩德並沒有放棄已經開始的對話和關係的改善。從80年代開始，兩國謀求領導人之間的訪問。1981年12月，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應邀首次訪問了民主德國。會談發表的聯合公報宣稱，兩國決心“再也不允許在德國的土地上發生戰爭”，“雙方均意識到自己對於保障歐洲和平承擔的重大責任”。在這次會談中，施密特向昂納克發出了訪問聯邦德國的邀請。隻是由於“寒冷的國際大氣候”，昂納克的訪問才被再三推遲。科爾出任聯邦德國總理後，繼續推動兩德關係發展。1983年，美、蘇中程導彈談判破裂，東、西方關係再度緊張。蘇聯對兩德關係發動了猛烈的批評，並指責聯邦德國有“軍國主義”、“複仇主義”和“日耳曼民族主義”傾向，想破壞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製度。1983年，因蘇聯的反對，昂納克取消了原計劃對聯邦德國進行的訪問。然而，聯邦德國大批政要卻紛紛前往民主德國訪問，為兩德關係加溫，與昂納克及民德政要接二連三地會見，推動了兩國關係的發展。1983年，兩德領導人在參加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的葬禮時進行了非正式的會晤。1984年9月，在蘇聯對兩德關係的一片抨擊聲中，昂納克再次取消計劃中的聯邦德國之行。1985年3月，兩德領導人又利用在莫斯科參加契爾年科的葬禮之機，舉行非正式會晤，再次確認兩德為“命運共同體”，兩德要在《基礎條約》的原則下繼續發展睦鄰關係，有責任防止在德意誌土地上再次發生戰爭。

與此同時，兩德間的經濟交往和人員往來達到了一個新高潮。聯邦德國利用其經濟優勢，積極加強兩德經濟聯係，以影響和加強與民主德國之間的關係。1983年，聯邦德國政府決定為以巴伐利亞銀行為首的一個銀行團向民主德國貸款10億馬克提供風險擔保。1984年，聯邦德國又決定向民主德國提供為期5年的9.5億馬克貸款。1985年，兩德簽訂新的《無息透支貸款協定》。兩德還恢複或進行了文化、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談判，簽訂了新的協議。民主德國方麵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如拆除兩德邊境部分地段上設置長達13年之久的自動射擊裝置，取消原來對15歲以下的聯邦德國兒童入境每天必須按民主德國匯率兌換7.5馬克的規定，降低了聯邦德國退休人員入境所必須兌換的金額，首次允許民主德國公民移居聯邦德國與家人團聚或同外國人結婚，延長了聯邦德國居民訪問民主德國可以逗留的期限。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主張緩和東西方關係、支持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新思維”思想，放鬆了對東歐的控製。在這一背景下，兩德關係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1986年2月，民主德國部長會議主席辛德曼率代表團訪問了聯邦德國，這是自1949年以來民主德國訪問聯邦德國的級別最高的代表團。雙方再次表達了維護和平、促進緩和、發展兩德多方麵的關係的願望。1987年9月，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終於實現了他對聯邦德國的正式訪問。這次訪問盡管沒有消除兩德對於民族、德國統一等問題的不同主張，但雙方都從現實出發，讚成發展和擴大現有關係，繼續加強經濟合作和較高政治級別的接觸。雙方領導人進行了範圍廣泛的會談，簽署了幾個關於雙方在環境保護、防止輻射和科學技術領域進行合作的協定。昂納克的訪問受到了國賓待遇，表明聯邦德國實際上承認了民主德國的國際地位。這次訪問是兩德關係發展史中的一個裏程碑。

自《基礎條約》簽訂以來，兩德關係得到迅速改善和發展。它不僅對歐洲的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促進了兩德的德意誌人民的民族親情和認同感。這種親情和認同感，為德意誌民族的最終統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