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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意誌民族的新崛起：聯邦德國
聯邦德國是德國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質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實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經濟體製。
《基本法》（憲法）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議會民主製的聯邦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議會行使立法權，政府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聯邦總統是國家元首，但不擁有行政權，由聯邦議院議員和相同人數的、由各州州議會選出的代表組成聯邦會議選舉產生。聯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機構，總理擁有最高行政實權。
聯邦議院是最高立法機關，根據總統提名在議院中占多數議席的政黨領袖為總理候選人，由議院選舉產生聯邦總理，並監督聯邦政府。因此，議院選舉是聯邦德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聯邦德國成立時，全國有大小政黨10多個。鑒於魏瑪共和國時期實行不穩定的多政黨議會製度失敗的教訓，確立了新型的政黨結構體製。這一體製的特點是消除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逐步建立穩定的兩黨製，在兩黨製結構基礎上形成穩定的民主製度。為此，《基本法》第21條規定，政黨內部必須以民主原則為依據，必須取締違反憲法、企圖顛覆或取消民主製度的政黨的活動。符合憲法的政黨才被認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黨受憲法的保護，擁有憲法所保障的地位。為限製進入聯邦議院政黨數額，防止出現魏瑪議會中多黨混亂局麵，1953年修改的選舉法規定：隻有取得5%以上選票的政黨才能有資格進入聯邦議院。1949年，在聯邦議院擁有席位的黨有10個，1953年減少到5個，1957年隻有4個，1961年隻有3個，此後長期維持三黨的局麵。這三個政黨是：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巴伐利亞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結成的聯盟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是聯邦德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在較長的時期內一直輪流執政。自由民主黨或者與聯盟黨聯合執政，或者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三黨製格局在80年代以前沒有改變。1980年，主張社會改革、和平主義和環境保護的綠黨宣告成立。從1983年開始，綠黨以獲得5.6%的選票進入聯邦議院。綠黨的出現，打破了聯邦議院的三黨製格局，成為影響聯邦政局的第四個政黨。盡管如此，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仍是聯邦德國政治舞台上的兩支重要政治力量。
聯邦德國議會除聯邦議院外，還有聯邦參議院。參議院不是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而是由州政府成員或其代表組成，有立法倡議權。
聯盟黨從1949年開始執政，基民盟領袖阿登納首任聯邦德國總理。從60年代開始，隨著教會影響的下降、社會經濟的停滯以及黨內的活力減退，聯盟黨的影響不斷下降。在1961年聯邦大選中，聯盟黨得票大大減少，隻得與自由民主黨合作組閣。1962年，自由民主黨因反對聯盟黨人國防部長施特勞斯的專橫跋扈行為而退出政府，從而使阿登納政府出現危機。1963年10月，阿登納辭職，由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阿登納執政期間，聯邦經濟高速增長，為國內穩定和建立福利國家創造了條件。聯邦德國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在國際上，聯邦德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到1961年已在62個國家設立了大使館。阿登納借助這些成績，在長期任職內依靠《基本法》規定的總理擁有廣泛的權力，建立了個人顯赫地位，被稱為“鐵腕人物”。聯盟黨也被稱為“總理黨”。
社會民主黨從1961年起選票開始穩步地增加。1966年，聯邦德國爆發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艾哈德無力克服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等內政困難，同時自由民主黨又反對艾哈德以增稅來彌補財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聯合政府。1966年12月，聯盟黨與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由基民盟的庫特·格奧爾格·基辛格出任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利·勃蘭特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從而結束了保守黨壟斷聯邦德國政壇的局麵。
基辛格上任後成功地調整了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使經濟形勢大為改善，但未能完全滿足廣大社會階層對擴大福利的期望。1969年9月，聯邦德國舉行議會選舉，社會民主黨提名維利·勃蘭特為總理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利用人民群眾要求在內政、外交上進行改革的心理，在社會和經濟方麵提出了“成功、穩定、改革”的口號，爭取不少選票，同時也得到自由民主黨的支持。9月28日，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共獲48.5%的選票（其中社會民主黨占42.7%），在議會中以12票的微弱多數獲勝，組成了以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為總理、自由民主黨人謝爾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小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在聯邦德國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執政黨。
勃蘭特政府對內實行改革，加強了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保證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麵，擴大了社會福利法，醫療保險的範圍也擴大了，增加了失業津貼和失業救濟金。在對外政策上推行“新東方政策”，緩和了與蘇聯東歐各國的關係。這些作為，證明社會民主黨能給國家帶來安全、繁榮和進步，逐步消除了聯邦德國中產階級中的“反社會主義心理狀態”。在1972年11月19日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在議會中獲得46席的優勢，“小聯合政府”再次獲勝。這次選舉後，反對黨基民盟於1973年6月12日選舉赫爾穆特·科爾為黨的新主席。由於勃蘭特的私人秘書紀堯姆被揭露為民主德國的間諜，勃蘭特於1974年5月6日辭職，由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繼任總理，自由民主黨人根舍任副總理兼外長。
施密特繼續推行勃蘭特路線。他對內主張實行以市場經濟為主、國家幹預為輔的“社會市場經濟”；對外主張“保持東西方力量穩定的軍事均勢”，主張歐洲國家一體化，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他和根舍一起迅速克服了間諜案和勃蘭特辭職引起的危機，一直執政到1982年。在其執政期間，在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控製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方麵取得重大成就，使施密特享有崇高的榮譽。
80年代初，聯邦德國經濟問題突現，失業率不斷增加，勞資關係緊張，稅收減少，國家支出迅速增長。由於自由民主黨反對通過增加高收入的稅收減緩財政危機，使施密特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矛盾不斷尖銳化和公開化，自由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分道揚鑣。1982年10月1日，聯盟黨在聯邦議院對施密特提出建設性的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中途下台，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科爾當選為總理，組成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中間派聯合政府”，根舍仍出任副總理兼外長。10月13日，科爾在聯邦議院發表施政綱領指出，新政府在內政上堅決同失業做鬥爭，爭取扭轉當前經濟走下坡路的局麵；在對外政策上繼續忠於西方聯盟，加強同美國的友好關係，繼續為實現同蘇聯、東歐的緩和、對話和合作而努力，繼續發展同蘇聯和經互會國家的經濟關係，在歐洲政策目標上仍然是實現歐洲政治上的聯合，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
1983年3月6日聯邦議院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失利，聯盟黨獲勝，獲48.85%的選票，自由民主黨保住了第三大黨的地位，獲7%的選票，綠黨獲5.6%的選票，也進入了議院。3月29日，科爾再次當選為聯邦總理，仍選用自由民主黨的根舍任副總理兼外長，繼續組織聯合政府。美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對這次選舉感到高興，蘇聯也順應了現實，支持科爾當選。聯盟黨的勝利主要是利用了經濟問題和歐洲中程導彈問題爭取了群眾。科爾的當選，主要是中間勢力的轉向，說明中間勢力在聯邦德國的政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科爾上台後，聯邦經濟呈回升趨勢，但並未擺脫滯脹局麵，經濟結構改革尚需時間。1987年1月25日，聯邦德國舉行第十一屆大選，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執政聯盟再次獲勝，科爾繼續留任總理，聯邦德國經濟形勢好轉，政治上也趨於穩定。
在經濟體製上，聯邦德國推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一理論的主要奠基人是路德維希·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在堅持市場經濟、堅持自由競爭為主的前提下，強調社會秩序；不能對市場經濟完全放任自流，國家要進行適當的調節；同時要保護市場經濟，維持一種“競爭秩序”。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核心是經濟自由、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艾哈德將這一理論歸結為“自由+秩序”。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一直是聯邦德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為各個黨派所接受。不管是哪個政黨掌權，都基本上是奉行這一理論，在經濟政策上沒有“翻燒餅”的情況。聯邦經濟政策一直比較穩定，沒有左右搖擺的情況，這是聯邦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人們稱艾哈德為“經濟奇跡”之父。
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聯邦經濟從1951年開始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稱為“黃金時代”，在西方被稱為“經濟奇跡”。1952年7月22日的倫敦《金融時報》發表溫科特寫的文章指出：聯邦德國“在1945年和1946年間簡直是靠撿破爛過日子”，“從1948年的貨幣改革以來，他們的恢複之快，令人驚異，那種日新月異的前進步伐幾乎是可以以小時計的。”在50年代的10年間，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5%，超過美、英、法，僅次於日本。1950年國民生產總值是1130.1億馬克，1955年增加到1740.4億馬克，1959年達2630.6億馬克，1960年卻有3030億馬克，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到60年代中期，尤其是1966年至1967年經濟危機之後，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降，但國民經濟仍保持每年平均增長5.9%的勢頭。1973年至1975年經濟危機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又繼續下降。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國民經濟遇到不少困難，隻保持低速度增長。科爾任總理執政期間，奉行壓縮政府和社會福利開支、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投資等溫和的緊縮政策，從而刺激了經濟發展，國民經濟開始緩慢回升，扭轉了經濟衰退局麵。1983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2年增長1.3%，隨後繼續保持低速度增長。1987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6年增長1.7%。1985年3月以來，由於馬克大幅度升值導致出口下降，政府不得不轉入刺激國內需求來發展經濟，並隨即采取了包括減稅、降低貼現率、向地方和中小企業提供低息貸款以及增加國家支出等一係列措施。1986年至1988年聯邦德國私人消費保持4%的年平均增長率，對一個通常實行適度消費的國家來說，這一速度是“驚人的”。國內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經濟的發展。1988年，國民經濟增長率為3.5%，大大超過了過去3年2%的年平均增長率。
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工業產值占首位，1987年達9083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5.3%。在工業部門中，機械、電子和電器、汽車、化工、石油加工、鋼鐵等工業十分發達，實力雄厚。聯邦德國交通運輸業也很發達。鐵路、公路縱橫交錯，與內河航運、海運、管道運輸組成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絡。聯邦德國農業發展也較快，但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不大。聯邦德國農業、畜牧業采用先進技術經營管理，全部實現了機械化和自動化。
聯邦德國十分重視出口，對外貿易尤其發達。阿登納在1962年10月發表政府聲明中指出：“沒有傳統的出口，我們就不能生存。”1950年，聯邦德國對外貿易總額隻有197億馬克，1980年增加到6918億馬克，30年增加了34倍。1986年貿易量占全世界的11%，出口增長率高達36%，超過了日本和美國。1987年出口占全世界總額12%，仍居世界之首（美國10%，日本占9.5%）。由於貿易長期順差，黃金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早在1970年黃金外匯儲備增至124.4億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所占比重為15.2%，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1972年為211.61億美元，仍居世界第一。聯邦德國貿易夥伴主要是歐洲共同體國家，占對外貿易的70%，與美國和加拿大貿易隻占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從70年代開始，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的貿易發展迅速。1971年與蘇聯東歐國家（不包括民主德國）的貿易額隻有100億馬克，1985年增加到450億馬克。聯邦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是日本，1986年與日本貿易額達327億馬克，與中國的貿易也在不斷增加。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聯邦德國吸取了曆史上兩次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痛教訓，把控製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提出“寧要低通貨膨脹下的適度經濟增長，也不要高通貨膨脹帶動起來的高增長和高就業”。建國以來，聯邦德國有效地控製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一直控製在較低水平上，70年代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率高達兩位數字，聯邦德國基本上在5%左右，1986年為0.2%，1987年為0.2%，是西方國家中通貨膨脹率最低的國家。聯邦德國物價上漲幅度很小，1987年消費物價僅增長0.2%，而法國上升3.3%，英國上升4.1%，意大利上升4.7%，聯邦德國是西歐最低的國家。這是由於聯邦德國在貨幣和財政方麵采取傾向於“緊縮”的方針，普遍加強了對貨幣量和國家財政的控製，放鬆對企業的限製和企業的負擔，注意分配上的合理等。
聯邦德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信奉“經濟政治”，重視發展經濟，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除此之外，聯邦德國在生產領域實行高積累、高投資政策。鼓勵私人投資、重視科學技術、大規模進行設備更新、利用外國資本及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鼓勵對外貿易和增加資本輸出、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造就龐大的科技隊伍和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等，都是聯邦德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也與美國的支持和援助有關。美國在戰後有意識地保存了西德原有的生產能力。德國工業主要集中在西部，戰爭使西德工業生產能力至多隻縮減10%，盟國拆除工業企業，使西德工業生產能力下降也未超過8%。因此，聯邦德國成立時，工業基礎仍較雄厚。另外，美國向聯邦德國進行了大量援助和資本輸出，根據“馬歇爾計劃”，至1951年，美國提供援助達36.5億美元。艾哈德曾說：“馬歇爾計劃”的貸款是聯邦德國“複興的第一個決定性的動力”。
聯邦德國人民生活水平是歐美國家中比較高的。這除了是由於聯邦德國經濟發展快，有雄厚經濟實力外，也是與聯邦德國政府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有關。
從“經濟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聯邦德國有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政策，如養老金、失業補助金、疾病保險等。養老金也叫老人救濟保險，職工每月向保險機構交納一定保險金，年老退休後，每月可以領取相當多的養老金。職工每月向保險機構交納其工資3%的失業保險費，失業後的第一年即可領取在職月工資的60%的失業補助金，第二年仍可領取在職月工資的58%的失業補助金。職工每月向疾病保險機構交納50至100馬克疾病保險費，如生病就可免費到醫院治療，全國有90%的職工都參加了疾病保險。聯邦德國還規定，年收入在1.5萬馬克以下的多子女家庭，可以享受多子女補助。聯邦德國每年用於社會福利保險的開支達到天文數字，從1977年到1978年以來，每年有將近3000億馬克之多，幾乎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每人每年保險福利支出相當於4838馬克（2015美元），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相比的。
聯邦德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認為這是“進步的中樞神經”。在科技研究方麵，聯邦德國進行了大量投資。60年代的科技研究方麵的經費年平均增長率達15%，為西方國家之冠。1985年用於科研與發展的經費達522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8%，1988年達600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2.9%，居各國之首。1975年科研人員達到30萬人，平均每1萬人中就有49名。聯邦政府強調指出，聯邦德國第二次經濟奇跡成功的鑰匙，乃是對高科技的創新與發明。1986年到1988年，聯邦德國出口產品創新發明比率從30%上升到38%，出口產品中36%是屬於高科技產品。另外，聯邦德國還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合作，如參加尤裏卡計劃，此計劃合作研究項目有214個，聯邦德國參加了其中的64項，是歐洲共同體中參加項目比較多的國家。聯邦德國還十分重視引進外國先進科學技術，是西方國家中最大的專利許可證進口國之一。從1950年到1973年，用於進口的專利許可證經費支出增長74倍以上，即從2300萬馬克上升到16.54億馬克。1951年從國外引進專利9757項，1969年增加到33532項。先進技術的大量引進，促進了聯邦德國設備技術的更新和發展，使工業部門較快實現了生產“合理化”和現代化。
聯邦德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從1964年開始已經形成了學校教育係統和全聯邦的教育領導體製。聯邦德國成立後，根據地方分權原則，聯邦教育事業由各州自行管理，即州“文化主權”。全國性的教育問題，由各州文化部長常設會議共同商討解決。盡管各州在教育上有其自主權，但在教育製度、體係上各州基本上是一致的。
聯邦德國教育很發達，已經普及9年製或10年製中學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在德國有著悠久傳統，聯邦德國同樣十分重視，在整個教育體係中占有極重要地位。職業教育在聯邦德國也被稱為義務教育。職業教育主要由職業學校和專科學校來實施，重點是提高職業技術水平，提高生產能力。由於職業教育的實施，職工勞動素質大為提高。重視師範教育和師資培養工作，也是德國的優良傳統，也是德國教育質量高於其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聯邦德國規定，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都要經過高等學校培養，要取得合格的教師資格，須經兩次國家考試，即“專業學科”考試、“基礎學科”考試，再經1至2年試用階段合格後，方能成為一名正式教師。聯邦德國高等教育也很發達，有各類高等院校280所，1984年在校學生有130萬人，大學升學率在19%左右，比1950年增加9倍多。高等院校分為學術性和非學術性兩類。綜合性大學和工科大學屬於學術性類學校，這類學校重視學術、理論性問題研究，有權授予學位，隻有文科中學的優秀生經過嚴格選拔才能到這類學校學習。師範、體育、藝術院校等屬於非學術性學校，主要培養各部門高級人才。
在對外關係上，聯邦德國1973年9月加入聯合國。聯邦德國成立後對外基本方針是同美國結盟、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推動西歐國家的聯合。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基本方針不變的情況下，對外政策也作了適當的調整。建國之初，聯邦德國需要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經濟上的援助；美國從其歐洲的霸權利益出發，也需要聯邦德國為其霸權服務，因而不惜分裂德國，積極扶持建立聯邦德國，並加緊重新武裝，將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聯邦德國追隨美國，甘當其“小夥伴”，參與對蘇聯的“冷戰”。聯邦德國參與西歐防務一體化後，在外交上為與美國對蘇聯、東歐實行“遏製”政策和“解放”政策相一致，不承認戰後歐洲邊界、尤其是民主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線，不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1955年7月22日，阿登納政府發表聲明，宣布聯邦德國“在國際事務中代表全體德國人民”。聯邦德國雖然於1955年9月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然而在外交政策上仍堅持不同與民主德國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關係。這些原則是在1955年12月波恩召開的聯邦德國駐外使節會上以副外長哈爾斯坦的名義確認的，所以稱“哈爾斯坦主義”。“哈爾斯坦主義”使聯邦德國在外交上的活動餘地變得十分狹窄，與一些國家關係惡化了。1957年，因南斯拉夫承認了民主德國，聯邦德國與南斯拉夫斷絕了外交關係，1963年因同樣原因又與古巴斷交。1965年，埃及與民主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聯邦德國為了報複，與以色列建交，從而又導致一些阿拉伯國家與聯邦德國斷交。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聯邦德國外交政策也麵臨新的挑戰。戴高樂對美國霸權提出了挑戰，聯邦德國也對美國產生了一些疑慮。同時，蘇聯經濟、軍事實力地位得到加強，擁有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出現了向外擴張的勢頭。1962年10月發生“古巴導彈危機”，從而使美蘇爭霸出現緩和的趨勢。在德國問題上，美國尋求在維持德國分裂的情況下與蘇聯妥協。柏林牆建立後，以美國為首的盟國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民主德國逐步得到鞏固，國際上承認民主德國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哈爾斯坦主義”顯然與這些變化了的現實很不相適應。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聯邦德國也希望謀求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地位。
1966年，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勃蘭特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後，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發生根本變化，表示要在諒解、信任和合作的基礎上與一切國家保持關係，與東歐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從而提出了“新東方政策”的構想。從1967年1月開始，聯邦德國先後與承認民主德國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恢複了外交關係，與保加利亞、匈牙利開始了建交談判。勃蘭特出任總理後，為“新東方政策”鋪平了道路。10月28日，勃蘭特發表施政綱領演說，在談到東西方關係時指出，“我們國家需要同西方合作與協調，也需要同東方達成諒解”，正式宣布推行“新東方政策”。聯邦德國放棄“哈爾斯坦主義”，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響應，與這些國家關係迅速解凍。1970年，聯邦德國與東歐國家廣泛進行接觸，舉行會談，並簽訂了一係列條約。1970年8月12日，勃蘭特親赴莫斯科，同蘇聯簽訂了《莫斯科條約》；同年12月7日，勃蘭特又與波蘭簽訂了《關於兩國相互關係正常化基礎條件》。這兩個條約統稱為《東方條約》，其基本內容是：“毫無保留地尊重歐洲各國現有邊界內的領土完整”，確認包括波蘭、民主德國之間的奧得-尼斯線在內的歐洲各國邊界是不可侵犯的；簽約雙方“無條件地尊重對方的領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擴大雙邊合作關係。1973年6月，聯邦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也簽訂了“相互關係條約”，雙方認定“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協定無效”。
“新東方政策”緩和了中歐的緊張對峙局勢，使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關係得到改善，同時也提高了聯邦德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為表彰勃蘭特為德國和歐洲和平事業所作種種努力和貢獻，勃蘭特於1971年底獲諾貝爾和平獎。
在東西方關係緩和的70年代，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接觸和往來，擴大了在國際上的活動餘地，加強了在東西方關係中的發言權。為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聯邦德國要求與美國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這樣就使聯邦德國與美國之間矛盾明顯化。美國統治集團一些人也公開批評“新東方政策”。但應該看到，兩國之間依然是盟國關係。勃蘭特指出：“我們的東方政策是建立在我國的西方政策之上的”，“向東方爭取諒解和合作，目的是想促進歐洲和平合作”。科爾在1982年10月繼任聯邦總理後，積極同美國重新建立友好與合作關係。由於聯邦德國的特殊地理位置，“新東方政策”實施以來，聯邦德國“發揮一種保持東西方平衡的作用”。
在調整美蘇關係同時，聯邦德國曆屆政府注重加強和發展歐洲一體化，推動西歐在經濟、政治上的聯合。“法德聯盟”是西歐聯合核心。繼“歐洲煤鋼聯營”組織成立後，在聯邦德國和法國推動下，1957年3月六國外長在羅馬簽訂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煤鋼聯營”、“歐洲原子能聯營”共同構成“歐洲共同體”。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法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徹底實現了和解與全麵合作。1963年6月，德、法簽訂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也稱《愛麗舍條約》），從而為“法德軸心”奠定了基礎。1970年，歐洲共同體六國對外實行統一關稅，內部取消相互間關稅和限額，商品、勞務和資本自由流通。同時，聯邦德國極力主張加強政治上合作，認為“沒有政治上的一致，歐洲各國人民將淪為超級大國的附庸”。1979年6月，歐洲共同體選舉產生歐洲議會委員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成為一支重要力量。至1986年，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已增加到12個。
從勃蘭特任外長時起，聯邦德國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1972年11月，聯邦德國與中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兩國關係從此得到改善。1974年9月，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科爾訪問中國。1975年1月和9月，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兩次訪問中國；同年10月，總理施密特正式訪問中國。進入80年代，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繼續保持良好關係，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不同形式的合作項目，1979年隻有100多個，1986年增加到400多個，1970年兩國貿易總額隻有9.21億馬克，1986年猛增到89億馬克。兩國在文化、教育、體育方麵的交流也不斷發展。1987年7月，科爾作為總理第二次訪問中國，強調要與中國發展穩定、持久的關係。
《基本法》（憲法）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議會民主製的聯邦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議會行使立法權，政府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聯邦總統是國家元首，但不擁有行政權，由聯邦議院議員和相同人數的、由各州州議會選出的代表組成聯邦會議選舉產生。聯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機構，總理擁有最高行政實權。
聯邦議院是最高立法機關，根據總統提名在議院中占多數議席的政黨領袖為總理候選人，由議院選舉產生聯邦總理，並監督聯邦政府。因此，議院選舉是聯邦德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聯邦德國成立時，全國有大小政黨10多個。鑒於魏瑪共和國時期實行不穩定的多政黨議會製度失敗的教訓，確立了新型的政黨結構體製。這一體製的特點是消除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逐步建立穩定的兩黨製，在兩黨製結構基礎上形成穩定的民主製度。為此，《基本法》第21條規定，政黨內部必須以民主原則為依據，必須取締違反憲法、企圖顛覆或取消民主製度的政黨的活動。符合憲法的政黨才被認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黨受憲法的保護，擁有憲法所保障的地位。為限製進入聯邦議院政黨數額，防止出現魏瑪議會中多黨混亂局麵，1953年修改的選舉法規定：隻有取得5%以上選票的政黨才能有資格進入聯邦議院。1949年，在聯邦議院擁有席位的黨有10個，1953年減少到5個，1957年隻有4個，1961年隻有3個，此後長期維持三黨的局麵。這三個政黨是：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巴伐利亞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結成的聯盟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是聯邦德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在較長的時期內一直輪流執政。自由民主黨或者與聯盟黨聯合執政，或者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三黨製格局在80年代以前沒有改變。1980年，主張社會改革、和平主義和環境保護的綠黨宣告成立。從1983年開始，綠黨以獲得5.6%的選票進入聯邦議院。綠黨的出現，打破了聯邦議院的三黨製格局，成為影響聯邦政局的第四個政黨。盡管如此，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仍是聯邦德國政治舞台上的兩支重要政治力量。
聯邦德國議會除聯邦議院外，還有聯邦參議院。參議院不是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而是由州政府成員或其代表組成，有立法倡議權。
聯盟黨從1949年開始執政，基民盟領袖阿登納首任聯邦德國總理。從60年代開始，隨著教會影響的下降、社會經濟的停滯以及黨內的活力減退，聯盟黨的影響不斷下降。在1961年聯邦大選中，聯盟黨得票大大減少，隻得與自由民主黨合作組閣。1962年，自由民主黨因反對聯盟黨人國防部長施特勞斯的專橫跋扈行為而退出政府，從而使阿登納政府出現危機。1963年10月，阿登納辭職，由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阿登納執政期間，聯邦經濟高速增長，為國內穩定和建立福利國家創造了條件。聯邦德國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在國際上，聯邦德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到1961年已在62個國家設立了大使館。阿登納借助這些成績，在長期任職內依靠《基本法》規定的總理擁有廣泛的權力，建立了個人顯赫地位，被稱為“鐵腕人物”。聯盟黨也被稱為“總理黨”。
社會民主黨從1961年起選票開始穩步地增加。1966年，聯邦德國爆發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艾哈德無力克服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等內政困難，同時自由民主黨又反對艾哈德以增稅來彌補財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聯合政府。1966年12月，聯盟黨與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由基民盟的庫特·格奧爾格·基辛格出任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利·勃蘭特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從而結束了保守黨壟斷聯邦德國政壇的局麵。
基辛格上任後成功地調整了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使經濟形勢大為改善，但未能完全滿足廣大社會階層對擴大福利的期望。1969年9月，聯邦德國舉行議會選舉，社會民主黨提名維利·勃蘭特為總理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利用人民群眾要求在內政、外交上進行改革的心理，在社會和經濟方麵提出了“成功、穩定、改革”的口號，爭取不少選票，同時也得到自由民主黨的支持。9月28日，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共獲48.5%的選票（其中社會民主黨占42.7%），在議會中以12票的微弱多數獲勝，組成了以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為總理、自由民主黨人謝爾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小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在聯邦德國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執政黨。
勃蘭特政府對內實行改革，加強了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保證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麵，擴大了社會福利法，醫療保險的範圍也擴大了，增加了失業津貼和失業救濟金。在對外政策上推行“新東方政策”，緩和了與蘇聯東歐各國的關係。這些作為，證明社會民主黨能給國家帶來安全、繁榮和進步，逐步消除了聯邦德國中產階級中的“反社會主義心理狀態”。在1972年11月19日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在議會中獲得46席的優勢，“小聯合政府”再次獲勝。這次選舉後，反對黨基民盟於1973年6月12日選舉赫爾穆特·科爾為黨的新主席。由於勃蘭特的私人秘書紀堯姆被揭露為民主德國的間諜，勃蘭特於1974年5月6日辭職，由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繼任總理，自由民主黨人根舍任副總理兼外長。
施密特繼續推行勃蘭特路線。他對內主張實行以市場經濟為主、國家幹預為輔的“社會市場經濟”；對外主張“保持東西方力量穩定的軍事均勢”，主張歐洲國家一體化，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他和根舍一起迅速克服了間諜案和勃蘭特辭職引起的危機，一直執政到1982年。在其執政期間，在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控製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方麵取得重大成就，使施密特享有崇高的榮譽。
80年代初，聯邦德國經濟問題突現，失業率不斷增加，勞資關係緊張，稅收減少，國家支出迅速增長。由於自由民主黨反對通過增加高收入的稅收減緩財政危機，使施密特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矛盾不斷尖銳化和公開化，自由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分道揚鑣。1982年10月1日，聯盟黨在聯邦議院對施密特提出建設性的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中途下台，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科爾當選為總理，組成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中間派聯合政府”，根舍仍出任副總理兼外長。10月13日，科爾在聯邦議院發表施政綱領指出，新政府在內政上堅決同失業做鬥爭，爭取扭轉當前經濟走下坡路的局麵；在對外政策上繼續忠於西方聯盟，加強同美國的友好關係，繼續為實現同蘇聯、東歐的緩和、對話和合作而努力，繼續發展同蘇聯和經互會國家的經濟關係，在歐洲政策目標上仍然是實現歐洲政治上的聯合，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
1983年3月6日聯邦議院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失利，聯盟黨獲勝，獲48.85%的選票，自由民主黨保住了第三大黨的地位，獲7%的選票，綠黨獲5.6%的選票，也進入了議院。3月29日，科爾再次當選為聯邦總理，仍選用自由民主黨的根舍任副總理兼外長，繼續組織聯合政府。美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對這次選舉感到高興，蘇聯也順應了現實，支持科爾當選。聯盟黨的勝利主要是利用了經濟問題和歐洲中程導彈問題爭取了群眾。科爾的當選，主要是中間勢力的轉向，說明中間勢力在聯邦德國的政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科爾上台後，聯邦經濟呈回升趨勢，但並未擺脫滯脹局麵，經濟結構改革尚需時間。1987年1月25日，聯邦德國舉行第十一屆大選，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執政聯盟再次獲勝，科爾繼續留任總理，聯邦德國經濟形勢好轉，政治上也趨於穩定。
在經濟體製上，聯邦德國推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一理論的主要奠基人是路德維希·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在堅持市場經濟、堅持自由競爭為主的前提下，強調社會秩序；不能對市場經濟完全放任自流，國家要進行適當的調節；同時要保護市場經濟，維持一種“競爭秩序”。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核心是經濟自由、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艾哈德將這一理論歸結為“自由+秩序”。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一直是聯邦德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為各個黨派所接受。不管是哪個政黨掌權，都基本上是奉行這一理論，在經濟政策上沒有“翻燒餅”的情況。聯邦經濟政策一直比較穩定，沒有左右搖擺的情況，這是聯邦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人們稱艾哈德為“經濟奇跡”之父。
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聯邦經濟從1951年開始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稱為“黃金時代”，在西方被稱為“經濟奇跡”。1952年7月22日的倫敦《金融時報》發表溫科特寫的文章指出：聯邦德國“在1945年和1946年間簡直是靠撿破爛過日子”，“從1948年的貨幣改革以來，他們的恢複之快，令人驚異，那種日新月異的前進步伐幾乎是可以以小時計的。”在50年代的10年間，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5%，超過美、英、法，僅次於日本。1950年國民生產總值是1130.1億馬克，1955年增加到1740.4億馬克，1959年達2630.6億馬克，1960年卻有3030億馬克，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到60年代中期，尤其是1966年至1967年經濟危機之後，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降，但國民經濟仍保持每年平均增長5.9%的勢頭。1973年至1975年經濟危機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又繼續下降。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國民經濟遇到不少困難，隻保持低速度增長。科爾任總理執政期間，奉行壓縮政府和社會福利開支、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投資等溫和的緊縮政策，從而刺激了經濟發展，國民經濟開始緩慢回升，扭轉了經濟衰退局麵。1983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2年增長1.3%，隨後繼續保持低速度增長。1987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6年增長1.7%。1985年3月以來，由於馬克大幅度升值導致出口下降，政府不得不轉入刺激國內需求來發展經濟，並隨即采取了包括減稅、降低貼現率、向地方和中小企業提供低息貸款以及增加國家支出等一係列措施。1986年至1988年聯邦德國私人消費保持4%的年平均增長率，對一個通常實行適度消費的國家來說，這一速度是“驚人的”。國內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經濟的發展。1988年，國民經濟增長率為3.5%，大大超過了過去3年2%的年平均增長率。
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工業產值占首位，1987年達9083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5.3%。在工業部門中，機械、電子和電器、汽車、化工、石油加工、鋼鐵等工業十分發達，實力雄厚。聯邦德國交通運輸業也很發達。鐵路、公路縱橫交錯，與內河航運、海運、管道運輸組成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絡。聯邦德國農業發展也較快，但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重不大。聯邦德國農業、畜牧業采用先進技術經營管理，全部實現了機械化和自動化。
聯邦德國十分重視出口，對外貿易尤其發達。阿登納在1962年10月發表政府聲明中指出：“沒有傳統的出口，我們就不能生存。”1950年，聯邦德國對外貿易總額隻有197億馬克，1980年增加到6918億馬克，30年增加了34倍。1986年貿易量占全世界的11%，出口增長率高達36%，超過了日本和美國。1987年出口占全世界總額12%，仍居世界之首（美國10%，日本占9.5%）。由於貿易長期順差，黃金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早在1970年黃金外匯儲備增至124.4億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所占比重為15.2%，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1972年為211.61億美元，仍居世界第一。聯邦德國貿易夥伴主要是歐洲共同體國家，占對外貿易的70%，與美國和加拿大貿易隻占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從70年代開始，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的貿易發展迅速。1971年與蘇聯東歐國家（不包括民主德國）的貿易額隻有100億馬克，1985年增加到450億馬克。聯邦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是日本，1986年與日本貿易額達327億馬克，與中國的貿易也在不斷增加。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聯邦德國吸取了曆史上兩次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痛教訓，把控製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提出“寧要低通貨膨脹下的適度經濟增長，也不要高通貨膨脹帶動起來的高增長和高就業”。建國以來，聯邦德國有效地控製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一直控製在較低水平上，70年代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率高達兩位數字，聯邦德國基本上在5%左右，1986年為0.2%，1987年為0.2%，是西方國家中通貨膨脹率最低的國家。聯邦德國物價上漲幅度很小，1987年消費物價僅增長0.2%，而法國上升3.3%，英國上升4.1%，意大利上升4.7%，聯邦德國是西歐最低的國家。這是由於聯邦德國在貨幣和財政方麵采取傾向於“緊縮”的方針，普遍加強了對貨幣量和國家財政的控製，放鬆對企業的限製和企業的負擔，注意分配上的合理等。
聯邦德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信奉“經濟政治”，重視發展經濟，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除此之外，聯邦德國在生產領域實行高積累、高投資政策。鼓勵私人投資、重視科學技術、大規模進行設備更新、利用外國資本及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鼓勵對外貿易和增加資本輸出、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造就龐大的科技隊伍和高素質的職工隊伍等，都是聯邦德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也與美國的支持和援助有關。美國在戰後有意識地保存了西德原有的生產能力。德國工業主要集中在西部，戰爭使西德工業生產能力至多隻縮減10%，盟國拆除工業企業，使西德工業生產能力下降也未超過8%。因此，聯邦德國成立時，工業基礎仍較雄厚。另外，美國向聯邦德國進行了大量援助和資本輸出，根據“馬歇爾計劃”，至1951年，美國提供援助達36.5億美元。艾哈德曾說：“馬歇爾計劃”的貸款是聯邦德國“複興的第一個決定性的動力”。
聯邦德國人民生活水平是歐美國家中比較高的。這除了是由於聯邦德國經濟發展快，有雄厚經濟實力外，也是與聯邦德國政府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有關。
從“經濟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聯邦德國有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政策，如養老金、失業補助金、疾病保險等。養老金也叫老人救濟保險，職工每月向保險機構交納一定保險金，年老退休後，每月可以領取相當多的養老金。職工每月向保險機構交納其工資3%的失業保險費，失業後的第一年即可領取在職月工資的60%的失業補助金，第二年仍可領取在職月工資的58%的失業補助金。職工每月向疾病保險機構交納50至100馬克疾病保險費，如生病就可免費到醫院治療，全國有90%的職工都參加了疾病保險。聯邦德國還規定，年收入在1.5萬馬克以下的多子女家庭，可以享受多子女補助。聯邦德國每年用於社會福利保險的開支達到天文數字，從1977年到1978年以來，每年有將近3000億馬克之多，幾乎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每人每年保險福利支出相當於4838馬克（2015美元），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相比的。
聯邦德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認為這是“進步的中樞神經”。在科技研究方麵，聯邦德國進行了大量投資。60年代的科技研究方麵的經費年平均增長率達15%，為西方國家之冠。1985年用於科研與發展的經費達522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8%，1988年達600億馬克，占國民生產總值2.9%，居各國之首。1975年科研人員達到30萬人，平均每1萬人中就有49名。聯邦政府強調指出，聯邦德國第二次經濟奇跡成功的鑰匙，乃是對高科技的創新與發明。1986年到1988年，聯邦德國出口產品創新發明比率從30%上升到38%，出口產品中36%是屬於高科技產品。另外，聯邦德國還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合作，如參加尤裏卡計劃，此計劃合作研究項目有214個，聯邦德國參加了其中的64項，是歐洲共同體中參加項目比較多的國家。聯邦德國還十分重視引進外國先進科學技術，是西方國家中最大的專利許可證進口國之一。從1950年到1973年，用於進口的專利許可證經費支出增長74倍以上，即從2300萬馬克上升到16.54億馬克。1951年從國外引進專利9757項，1969年增加到33532項。先進技術的大量引進，促進了聯邦德國設備技術的更新和發展，使工業部門較快實現了生產“合理化”和現代化。
聯邦德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從1964年開始已經形成了學校教育係統和全聯邦的教育領導體製。聯邦德國成立後，根據地方分權原則，聯邦教育事業由各州自行管理，即州“文化主權”。全國性的教育問題，由各州文化部長常設會議共同商討解決。盡管各州在教育上有其自主權，但在教育製度、體係上各州基本上是一致的。
聯邦德國教育很發達，已經普及9年製或10年製中學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在德國有著悠久傳統，聯邦德國同樣十分重視，在整個教育體係中占有極重要地位。職業教育在聯邦德國也被稱為義務教育。職業教育主要由職業學校和專科學校來實施，重點是提高職業技術水平，提高生產能力。由於職業教育的實施，職工勞動素質大為提高。重視師範教育和師資培養工作，也是德國的優良傳統，也是德國教育質量高於其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聯邦德國規定，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都要經過高等學校培養，要取得合格的教師資格，須經兩次國家考試，即“專業學科”考試、“基礎學科”考試，再經1至2年試用階段合格後，方能成為一名正式教師。聯邦德國高等教育也很發達，有各類高等院校280所，1984年在校學生有130萬人，大學升學率在19%左右，比1950年增加9倍多。高等院校分為學術性和非學術性兩類。綜合性大學和工科大學屬於學術性類學校，這類學校重視學術、理論性問題研究，有權授予學位，隻有文科中學的優秀生經過嚴格選拔才能到這類學校學習。師範、體育、藝術院校等屬於非學術性學校，主要培養各部門高級人才。
在對外關係上，聯邦德國1973年9月加入聯合國。聯邦德國成立後對外基本方針是同美國結盟、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推動西歐國家的聯合。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基本方針不變的情況下，對外政策也作了適當的調整。建國之初，聯邦德國需要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經濟上的援助；美國從其歐洲的霸權利益出發，也需要聯邦德國為其霸權服務，因而不惜分裂德國，積極扶持建立聯邦德國，並加緊重新武裝，將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聯邦德國追隨美國，甘當其“小夥伴”，參與對蘇聯的“冷戰”。聯邦德國參與西歐防務一體化後，在外交上為與美國對蘇聯、東歐實行“遏製”政策和“解放”政策相一致，不承認戰後歐洲邊界、尤其是民主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線，不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1955年7月22日，阿登納政府發表聲明，宣布聯邦德國“在國際事務中代表全體德國人民”。聯邦德國雖然於1955年9月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然而在外交政策上仍堅持不同與民主德國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關係。這些原則是在1955年12月波恩召開的聯邦德國駐外使節會上以副外長哈爾斯坦的名義確認的，所以稱“哈爾斯坦主義”。“哈爾斯坦主義”使聯邦德國在外交上的活動餘地變得十分狹窄，與一些國家關係惡化了。1957年，因南斯拉夫承認了民主德國，聯邦德國與南斯拉夫斷絕了外交關係，1963年因同樣原因又與古巴斷交。1965年，埃及與民主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聯邦德國為了報複，與以色列建交，從而又導致一些阿拉伯國家與聯邦德國斷交。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聯邦德國外交政策也麵臨新的挑戰。戴高樂對美國霸權提出了挑戰，聯邦德國也對美國產生了一些疑慮。同時，蘇聯經濟、軍事實力地位得到加強，擁有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出現了向外擴張的勢頭。1962年10月發生“古巴導彈危機”，從而使美蘇爭霸出現緩和的趨勢。在德國問題上，美國尋求在維持德國分裂的情況下與蘇聯妥協。柏林牆建立後，以美國為首的盟國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民主德國逐步得到鞏固，國際上承認民主德國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哈爾斯坦主義”顯然與這些變化了的現實很不相適應。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聯邦德國也希望謀求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地位。
1966年，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勃蘭特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後，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發生根本變化，表示要在諒解、信任和合作的基礎上與一切國家保持關係，與東歐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從而提出了“新東方政策”的構想。從1967年1月開始，聯邦德國先後與承認民主德國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恢複了外交關係，與保加利亞、匈牙利開始了建交談判。勃蘭特出任總理後，為“新東方政策”鋪平了道路。10月28日，勃蘭特發表施政綱領演說，在談到東西方關係時指出，“我們國家需要同西方合作與協調，也需要同東方達成諒解”，正式宣布推行“新東方政策”。聯邦德國放棄“哈爾斯坦主義”，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響應，與這些國家關係迅速解凍。1970年，聯邦德國與東歐國家廣泛進行接觸，舉行會談，並簽訂了一係列條約。1970年8月12日，勃蘭特親赴莫斯科，同蘇聯簽訂了《莫斯科條約》；同年12月7日，勃蘭特又與波蘭簽訂了《關於兩國相互關係正常化基礎條件》。這兩個條約統稱為《東方條約》，其基本內容是：“毫無保留地尊重歐洲各國現有邊界內的領土完整”，確認包括波蘭、民主德國之間的奧得-尼斯線在內的歐洲各國邊界是不可侵犯的；簽約雙方“無條件地尊重對方的領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擴大雙邊合作關係。1973年6月，聯邦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也簽訂了“相互關係條約”，雙方認定“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協定無效”。
“新東方政策”緩和了中歐的緊張對峙局勢，使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關係得到改善，同時也提高了聯邦德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為表彰勃蘭特為德國和歐洲和平事業所作種種努力和貢獻，勃蘭特於1971年底獲諾貝爾和平獎。
在東西方關係緩和的70年代，聯邦德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接觸和往來，擴大了在國際上的活動餘地，加強了在東西方關係中的發言權。為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聯邦德國要求與美國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這樣就使聯邦德國與美國之間矛盾明顯化。美國統治集團一些人也公開批評“新東方政策”。但應該看到，兩國之間依然是盟國關係。勃蘭特指出：“我們的東方政策是建立在我國的西方政策之上的”，“向東方爭取諒解和合作，目的是想促進歐洲和平合作”。科爾在1982年10月繼任聯邦總理後，積極同美國重新建立友好與合作關係。由於聯邦德國的特殊地理位置，“新東方政策”實施以來，聯邦德國“發揮一種保持東西方平衡的作用”。
在調整美蘇關係同時，聯邦德國曆屆政府注重加強和發展歐洲一體化，推動西歐在經濟、政治上的聯合。“法德聯盟”是西歐聯合核心。繼“歐洲煤鋼聯營”組織成立後，在聯邦德國和法國推動下，1957年3月六國外長在羅馬簽訂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煤鋼聯營”、“歐洲原子能聯營”共同構成“歐洲共同體”。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法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徹底實現了和解與全麵合作。1963年6月，德、法簽訂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也稱《愛麗舍條約》），從而為“法德軸心”奠定了基礎。1970年，歐洲共同體六國對外實行統一關稅，內部取消相互間關稅和限額，商品、勞務和資本自由流通。同時，聯邦德國極力主張加強政治上合作，認為“沒有政治上的一致，歐洲各國人民將淪為超級大國的附庸”。1979年6月，歐洲共同體選舉產生歐洲議會委員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成為一支重要力量。至1986年，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已增加到12個。
從勃蘭特任外長時起，聯邦德國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1972年11月，聯邦德國與中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兩國關係從此得到改善。1974年9月，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科爾訪問中國。1975年1月和9月，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兩次訪問中國；同年10月，總理施密特正式訪問中國。進入80年代，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繼續保持良好關係，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不同形式的合作項目，1979年隻有100多個，1986年增加到400多個，1970年兩國貿易總額隻有9.21億馬克，1986年猛增到89億馬克。兩國在文化、教育、體育方麵的交流也不斷發展。1987年7月，科爾作為總理第二次訪問中國，強調要與中國發展穩定、持久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