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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與德國的統一
正當普魯士進行改革之際，歐洲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812年底，拿破侖親率60萬大軍遠征俄國失敗。普魯士趁機轉而與俄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法作戰。1813年10月的萊比錫戰役中，聯軍取得決定性勝利，隨後將法軍逐出了德國領土。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歐洲列強召開維也納會議，重新確定歐洲政治格局。1815年，德國各邦簽訂“德意誌聯盟文件”，作為維也納會議總決議的一部分。據此，德國成為由38個行使主權的獨立邦和自由市組成的“德意誌聯盟”。聯盟的惟一機構是設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聯盟議會。聯盟的任何一項決議須經全體大會至少2/3多數的同意方能通過。此外，聯盟議會還有三位非德意誌的君主成員，即身兼漢諾威國王的英國國王、作為霍爾斯泰因和勞恩堡公爵的丹麥國王以及作為盧森堡大公的尼德蘭國王。文件明確規定，德意誌聯盟的“目的在於維護德意誌外部和內部的安全以及各德意誌邦國的獨立和不可傷害性”。有關決議也重申“德意誌聯盟是德意誌各主權諸侯和自由市的國際法的聯合會”。因此，這樣一個由主權邦組成的聯盟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隻能算是一個鬆散的國家聯合。德國仍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這使渴望民族統一的德國人民大失所望。
但是，經過拿破侖戰爭洗禮的德國畢竟無法回複到往日的狀態。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永遠結束了它的曆史，帝國騎士和教會邦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拿破侖統治鬥爭中激發出來的德國人的民族意識再也無法打消。要求結束分裂割據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呼聲不斷高漲。1815年6月，耶拿大學成立了德國大學生協會，要求“建立一個以自由和統一為基礎的德意誌民族國家”。不久，在海德爾堡等大學也出現了同樣的組織。1817年10月，德國12所大學的學生為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萊比錫戰役4周年，在圖林根的瓦特堡集會，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誌國家。1832年5月，3萬人在諾伊施塔特的漢巴赫宮集會，再次提出了建立“自由統一的德國”的要求。1848年革命中，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不僅通過了統一的《德意誌國家憲法》，而且選舉普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為德國皇帝。這實際上已經將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願望付諸於實踐行動。因此，到19世紀中期，雖然德國民族統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但民族主義作為一股強大思潮和一種運動已經極大地震撼著德國各階層，從而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19世紀上半期，德國經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高漲局麵。19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開始工業革命以後，棉紡織業、鐵路建設、鋼鐵、煤炭等行業出現了迅速擴張。德國的棉紗產量在1835-1865年間由3700多噸增加到了37000多噸；同期鐵路營運裏程由6公裏增加到了14690公裏。鋼鐵產量分別由1840年的12萬噸和3919萬噸增加到1870年的104萬噸和139萬噸；同期石煤產量由318萬噸增加到2640萬噸。增長速度均超過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國的機器製造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1846年，德國境內有機器製造廠417家，到德意誌帝國建立時則增加到了1400家。1862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器製造業展出的產品已經可以與英國的產品相媲美。1863年，德國的機器出口第一次超過進口，由機器進口國變成了機器出口國。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時指出，“在二十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經濟的發展使德國的統一問題提上日程。
首先，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德國統一。長期以來，國家的分裂局麵製約著德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各邦五花八門的工商業法令、貨幣、度量衡體係和各自的國籍法等，嚴重阻礙著德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勞動力的自由流通。此外，國家的分裂也使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少強大的國家力量的保護。於是，“掃清從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阻礙工商業自由發展的全部小邦廢物”，“德國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場”等，使“德國的統一”日益成為“經濟上的必要”。換言之，德國必須結束分裂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其次，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增強了普魯士的實力。
在19世紀上半期，德國內部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大大加強。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體現是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建立和鞏固。1815年以後，由於各邦不願放棄自己獨立的稅收和商業政策，德國境內仍然關卡林立，關稅繁多。當時從易北河下遊的漢堡到德累斯頓竟要繳納35次過境稅。按照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描述，“德國境內的38種關稅和過境稅使內陸交通陷於癱瘓”。甚至在普魯士一個邦中，許多省或地區在關稅和財政上也各行其是，到1818年時仍然存在60個內部關卡。眾多的關稅如森嚴的壁壘，妨礙著德國境內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礙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德國工業的發展，德國資產階級也需要一個統一的關稅政策來保護他們剛剛起步的工業免受英國等工業先行國家的強大競爭。在這種形勢下，深受其害的普魯士率先建立新的關稅體係。
1818年，普魯士政府頒布了新的關稅法，在普魯士境內實行統一的稅製，取消其境內的一切關卡。這一關稅法則成為日後德意誌關稅同盟的核心。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魯士關稅法則的基礎上建立了關稅同盟。同年，位於南德地區的巴伐利亞和符滕堡正式簽訂南德關稅同盟條約。此後，普魯士不斷利用自己的實力誘逼各邦屈服。1833年，普魯士-黑森關稅同盟和南德關稅同盟合並，正式組成德意誌關稅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國關稅同盟正式啟動。在最初建立時，這一關稅同盟共18個邦，人口超過2300萬。在同盟內部，廢除一切關稅，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則保護關稅。這是自中世紀分裂以來德國各邦的統治者們第一次為了共同利益而自願放棄他們的部分權利和主權。到1852年，德意誌關稅同盟已經擴大到奧地利以外的德國大部分地區。
“德意誌在關稅同盟中的經濟統一是政治聯合的合乎邏輯的預備階段”。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形成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日後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統一的經濟框架。由於關稅的統一，德國境內關卡林立的狀況得到改善，為德國工商業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各邦之間交往日益頻繁；德累斯頓貨幣條約、統一的票據章程、共同商業章程等的實施，促進了德國分裂的各邦之間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進程。
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體現是大規模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如果說關稅同盟為德國的經濟一體化搭建了一個框架，鐵路則為這一框架填補上了內容。1835年，紐倫堡到富爾特之間的德國第一條鐵路通車，長度僅為6公裏。此後，德國的鐵路建設出現了私人投資和各邦政府投資雙管齊下的局麵，鐵路裏程飛速增長。到德國統一前夕，以柏林為中心的稠密鐵路網已經形成。
遍布全國的鐵路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國各地區和各邦之間經濟上的封閉隔絕狀態，加強了它們的聯係與協作；鐵路建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直存在的政治上分裂割據的消極影響，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自己被排除於德國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而邊緣化。以漢諾威為例，漢諾威政府在1842年下決心修建鐵路，就是因為擔心貿易通道會從它的領土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鐵路建設和關稅同盟一樣，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因此將關稅同盟和鐵路係統並稱為相互支持的、促使德國統一的“連體雙胎”。經濟的一體化“在小邦分治主義偏見的長城上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為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經濟基礎。
此外，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使普魯士的經濟地位日益突出，從而為其日後統一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普魯士成為德國內部經濟最發達的邦。它擁有西裏西亞和萊茵-威斯特發侖等工業區，工業實力遠遠高於其他邦國。以煤炭和鋼鐵產量為例，1860年，德意誌聯盟的鋼產量為42萬多噸，鐵產量為53萬噸，其中普魯士分別占82.7%和74.4%；同年德國的石煤開采量為1288萬噸，其中普魯士占82.7%。到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在德國重工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經占到4/5左右。
此外，自從1834年建立德意誌關稅同盟以後，普魯士逐步確立起在關稅同盟內部的領導權。它不僅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漢諾威、不倫瑞克等邦加入關稅同盟，而且粉碎了奧地利企圖用中歐關稅同盟取代德意誌關稅同盟的計劃，最終將關稅同盟各成員邦納入自己的控製之下。因此，有學者稱，在軍事對決前，奧地利在經濟上已經被普魯士打敗了，“加入關稅同盟就是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開始”。
可見，到19世紀中期，德國的國家統一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也成了德國麵臨的首要任務。關鍵問題在於：用什麽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在當時的形勢下，德國的統一存在兩種可能性。
其一，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君主統治，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但是，當時德國缺乏實現這一道路的階級條件。德國資產階級雖然願意“革命地改造德國”，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它“出世得太遲了”。當它興盛時，德國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出於對無產階級的懼怕和擔心法國巴黎六月起義重演，它寧願將統一國家的曆史使命托付專製統治者，由某一大邦去幫助實現。而當時的德國無產階級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還沒有成熟到領導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地步。在組織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等還很弱小；在思想準備上，馬克思主義還沒有被廣大工人階級普遍接受。因此，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條件還不成熟。
其二，由某一大邦用王朝戰爭形式“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當時隻有普魯士和奧地利有實力承擔這一使命。其中，奧地利自身是多民族國家，害怕德意誌民族統一運動會引發本邦非德意誌人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且1848年革命後恢複了封建專製統治，因而反對任何改變德意誌現狀的企圖。一些曾主張由奧地利統一德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對奧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誌統一的死亡”。普魯士則不然。一方麵，它通過19世紀初的改革已經步入資本主義社會，許多容克階級在經濟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他們與資產階級一樣有統一德國的要求；另一方麵，通過建立自己控製下的德意誌關稅同盟和迅速工業化，普魯士已經成為德意誌最強大的經濟實體，因此有統一德國的經濟實力。此外，普魯士還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普魯士在客觀上已經具備了統一德國的條件。
問題是，普魯士統治階級是否願意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事實證明，普魯士統治階級能夠正確估計形勢，做出既順應時代潮流又有利於自己利益的選擇。
首先，通過改革方式和平步入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經驗使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認識到，順應曆史潮流的發展，采取適時而進的主動“防禦”策略，不僅可以避免被曆史淘汰的命運，而且可以掌握引導曆史發展的主動權，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因此，麵對德國統一這樣一股45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普魯士統治階級能再次明智地做出正確抉擇，審時度勢，及時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1848年革命爆發後，為了挽救自己的統治，普魯士國王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誌民族》文告中，明確允諾建立統一的德意誌經濟區和締造一個德意誌聯邦國家，從而再次表明了其適時而進的“開明”特征。
其次，奪取德意誌霸權一直是普魯士統治階級所追求的夢想。自18世紀以來，普魯士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與奧地利爭奪在德意誌霸主地位的鬥爭。如今由它來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實為一石二鳥之舉，即在順應曆史發展潮流，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同時，正好利用德國人民的統一願望來確立自己在德國的霸權。而且普魯士統治階級的特性也有助其承擔起統一德國的使命。從曆史上看，普魯士統治階級向來有著強烈的征服欲和統治欲。與土地的密切關係以及軍國主義傳統等，使得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有一種無止境的先天性領土擴張野心。加上他們大部分在19世紀初改革後經濟上已經資產階級化，這就使他們與德國資產階級一樣，把統一德國當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
普魯士首次統一德國的嚐試是在1848年革命期間。1848年4月，普魯士以德意誌民族利益維護者身份出麵，反對丹麥國王試圖加強有大批德意誌人的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兩公國和丹麥關係的舉動，並出兵擊敗丹麥軍隊，企圖吞並兩公國。雖然此舉遭到英、法和俄國的反對而作罷，但它說明，普魯士已經開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主動出擊。1849年5月，普魯士又利用派兵幫助其他邦鎮壓革命、恢複秩序之際，試圖建立一個自己領導下的、擁有“統一的法律體係和強大中央政府”的新德意誌聯盟，取代奧地利領導下的舊德意誌聯盟。後來，由於受到奧地利和沙皇俄國的聯合壓力，普魯士才做出讓步，被迫與奧地利簽訂了恥辱的“奧爾繆茨協定”，放棄新德意誌聯盟，承認奧地利的霸主地位。
1859年4月，撒丁王國聯合法國對奧地利開戰，希圖從奧地利手中收回倫巴底和威尼西亞。奧地利向德意誌聯盟各邦特別是普魯士求助。普魯士視之為確立自己在德意誌領導權的好機會。它一方麵動員軍隊，對法國進行威脅，另一方麵卻要求奧地利承認普魯士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以換取幫助。但是普魯士的打算再次落空。它沒有預料到，奧地利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寧願向敵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讓步。
在幾經挫折以後，普魯士統治者終於認識到，要統一德國，必須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其中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德國各中小邦的統治者們為了保住自己的獨立統治地位，決不會自願放棄他們數百年來一直捍衛的權利；第二，另一大邦奧地利在與普魯士的角逐中，也決不會輕易地放棄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第三，德國周邊的法國和俄國等鄰國也不會願意看到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出現在它們的身邊。因此，普魯士必須擁有一支使德國各邦統治者屈服，同時又有能力應付外部世界幹涉的強大武裝力量。當時還是普魯士親王，後來成為普魯士國王的威廉一世在1849年以後就已經得出結論：“誰要統一德國，就必須征服德國”。
出於以上看法，1860年2月，普魯士陸軍大臣阿爾布萊希特·馮·羅恩向普魯士議會提交了一份軍事改革法案，要求每年征集新兵人數從4萬人增至6.3萬人，同時將服役期由2年延長到3年。為此，每年須增撥軍費1000萬塔勒爾。普魯士下議院中的資產階級議員本應支持政府為統一德國而進行的軍事準備，但是他們擔心因此會加強掌握軍隊的容克階級的力量，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僅拒絕為改革撥款，還進一步提出了監督政府財政開支的要求。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決定起用鐵腕人物強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奧托·馮·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從此，他致力於德國的統一事業，並且由於其實績而成為19世紀下半期德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出身於普魯士勃蘭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麥，直到1848年革命時還認為德國統一是一種幻想。此後，他於1851-1859年期間擔任普魯士駐德意誌邦聯議會代表，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任駐俄公使和駐法大使。親身的經曆使他開始改變其保守主義思想，對形勢有了正確的現實主義認識：首先，俾斯麥認為，德國統一已是無法阻擋的曆史潮流。
握統一運動的領導權不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威脅，保存普魯士君主政體，而且可以保證容克地主的特權地位，因此是順應這一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有學者形象地稱，俾斯麥日後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主動順應曆史發展的“向前逃跑”行為。其次，俾斯麥看到，無論德意誌各邦的統治者還是俄、法兩大鄰國，都不願德國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前者懼怕喪失自己的政治特權，後者則將保持德國的分裂當成自己在歐洲事務中取得政治優勢的重要條件。有鑒於此，俾斯麥特別欣賞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觀點，認為實現德國統一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通過劍，由一個邦支配其餘各邦。”
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他聲稱：“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人的決議能夠解決的，而是要通過鐵和血。”（史學界一直將這一演說當作俾斯麥統治的一種特征。研究表明，有關“鐵血”之說並非俾斯麥的獨創，它來自1813年解放戰爭時期馬克斯·馮·申肯道夫為誌願者（這些誌願者日後成為德國大學生統一和自由運動的骨幹）創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歌詞為：“隻有鐵可以拯救我們，隻有血才能解救我們”。因此，鐵血是一種革命的聲明，俾斯麥隻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這種思想。）此後，他根據所謂的“漏洞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普魯士王國憲法未曾明文規定如何解決國王與議會之間的意見分歧。由於國家事務不能停頓，在沒有通過預算法案的情況下，政府可征收必要的資金處理國家事務。），克服議會中資產階級反對派造成的困難，強製推行軍事改革，為武力統一德國做準備。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當然不甘心喪失自己的預算批準權。雙方開始了4年之久的“憲法糾紛”。從本質上講，“憲法糾紛”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和以國王為代表的容克地主階級之間爭奪普魯士國家領導權的鬥爭，他們在統一德國這一根本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俾斯麥也看穿了這一點。在他看來，隻要政府滿足了資產階級最迫切需要的國家統一，他們最終會改變態度。因此，在1864-1870年間，他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終於結束了德國的分裂局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一場王朝戰爭是1864年的丹麥戰爭。如前所述，1848年，丹麥與普魯士曾因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問題發生衝突。為了解決丹麥與德國在兩公國問題上的矛盾，歐洲列強於1852年簽訂了倫敦議定書，規定兩公國在丹麥國王的個人領導下與丹麥聯合，同時保證霍爾斯泰因的德意誌聯盟成員資格以及自古以來兩公國的不可分離（1481年，身兼兩公國大公的丹麥國王克裏斯提安一世頒布敕令，規定石勒蘇益格和霍爾斯泰因兩公國“永遠不可分離”。）。丹麥國王也答應不歸並石勒蘇益格。但是，1863年11月，新即位的丹麥國王克裏斯提安九世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批準新憲法，規定取消石勒蘇益格自古以來的獨立地位，由丹麥直接管轄。這意味著推翻了1852年倫敦議定書關於兩公國不可分離的規定。德國輿論因此嘩然。
兩公國爭端的出現，成為俾斯麥檢驗其“鐵血政策”的良機。他的目標是利用有利時機吞並兩公國，作為統一德國的序幕。而國際形勢也有利於俾斯麥推行自己的政策。當時德國另一大邦奧地利不敢明確支持德意誌在兩公國爭端上的民族主義，害怕因此而引發本邦非德意誌人的民族運動。俄國由於普魯士支持其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而心存感激，表示“絕不出兵打普魯士”。法國則正兵陷墨西哥，自顧不暇。英國雖然威脅要幹涉，但沒有大陸盟國的配合，難有作為，而且它有意利用普魯士牽製法俄兩國，故沒有全力介入。在這種形勢下，俾斯麥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的旗幟是維護1852年倫敦議定書而非德國民族主義，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製英、法、俄等國的幹涉。他還拉著奧地利一起行動，這樣既可以掩飾普魯士吞並兩公國的野心，又可以使奧地利緊隨普魯士的政策，使普魯士掌握德國統一運動的領導權，同時還可以為日後對奧戰爭埋下引線。
經過周密策劃，普奧兩國於1864年2月聯合進攻石勒蘇益格，迅速擊敗了丹麥軍隊。丹麥政府在求援無望之下，被迫簽訂維也納和約，將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勞恩堡等三公國交給了普奧兩國。
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二場王朝戰爭是對奧地利的戰爭。俾斯麥根據以往的經驗得出結論：要實現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必須用軍事手段排除奧地利的阻撓。因此，他在結束對丹麥戰爭後就將還沒冷卻的槍口對準了奧地利，準備利用兩公國問題向奧地利發難。1865年8月，根據俾斯麥的提議，普奧兩國簽訂加施泰因協定，規定石勒蘇益格和霍爾斯泰因由普奧兩國共管，但行政分開，前者管理石勒蘇益格，後者管理霍爾斯泰因，另一小國勞恩堡以250萬塔勒爾賣給普魯士。普奧共管兩公國實際上是俾斯麥埋下的紛爭的種子。
接著，俾斯麥著手在國際上進行孤立奧地利的準備。當時對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德國的爭霸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因素是俄國和法國兩大鄰國的態度。奧地利曾在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中站在英法一邊反對俄國，52而普魯士卻能刻意巴結俄國，在1863年波蘭起義時支持俄國的鎮壓。兩者不同的態度使原先抑普助奧的俄國轉到了普魯士一邊；至於法國，俾斯麥主要以誘餌籠絡之。他向法國放風，暗示將承認法國獲得比利時。法皇拿破侖三世信以為真，表示將不會站在奧地利一邊。此外，俾斯麥還拉攏希望從奧地利手中收複威尼西亞的意大利，與之簽訂了同盟條約。
俾斯麥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向奧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卻難以被對方接受的條件：兩公國由普魯士親王管理但是不並入普魯士。奧地利對普魯士吞並兩公國的企圖心知肚明，為了打擊普魯士的野心，奧地利於1866年6月1日提出將兩公國的前途交由德意誌聯盟議會議決，以便使普魯士與整個聯盟為敵。這正是俾斯麥等待著的機會。他立即宣稱，奧地利將兩公國前途交由德意誌聯盟裁決的決定破壞了奧普兩國共管兩公國的加施泰因協定，遂命普軍於6月7日開進奧地利管轄下的霍爾斯泰因。6月14日，德意誌聯盟通過反對普魯士的議案。普魯士則以聯盟議會越權為由，宣布聯盟已經解散。15日，普軍侵入薩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魯士一方作戰，從南方牽製奧軍。7月3日，普軍在薩多瓦戰役（德國史書稱之為柯尼希格萊茨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奧軍。
奧地利在敗局已定之下請求法國出麵調停。這時俾斯麥力排普王和將軍們進軍維也納的主張，提出了溫和的停戰條件：解散德意誌聯盟；奧地利退出德意誌，同意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誌聯邦。俾斯麥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國可能的幹涉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考慮到日後對法國的戰爭。根據他的計劃，在對奧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對法國的戰爭。因此，對奧地利的打擊不能過重，以免其日後不顧一切地站在法國一邊複仇。1866年8月23日，普奧兩國簽訂布拉格和約：奧地利退出德意誌；兩公國以及協助奧地利作戰的漢諾威、黑森選帝侯國、拿騷和法蘭克福自由市並入普魯士；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誌聯邦；巴伐利亞、巴登、黑森大公國、符滕堡等南德4邦自主；威尼西亞歸並意大利。
1866年戰爭仍未解決德國的統一問題。由於法國的阻撓，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亞等4個邦仍然滯留在北德意誌聯邦之外。法皇拿破侖三世稱：“德意誌應劃分為三塊，永遠不得統一。”如果把南德意誌諸邦拉進北德意誌聯邦，法國的“大炮就會自動發射”。俄國和英國也反對普魯士強行吞並該地區。因此，普魯士要最終完成德國的統一，還必須克服法國的阻撓，並尋找可為英、俄兩國接受的時機。
為此，俾斯麥展開了一係列的外交準備。首先，他在對奧戰爭結束後，加強德意誌內部的團結。1866年8-9月，他以寬大和約為條件，並利用法國對南德地區的領土要求造成的壓力，迫使南德4邦與普魯士締結了抵禦法國進攻的秘密攻守同盟，使之在軍事上以及軍事體製上普魯士化。這種軍事合作以及通過關稅同盟形成的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南德4邦與北德意誌聯邦之間的密切關係。其次，設置外交陷阱，在國際上孤立法國。普奧戰爭後，法國方麵曾提出將比利時並入法國，作為對自己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的補償。對此，俾斯麥一方麵讓法國提出具體的書麵材料，作為日後展示法國野心的證據，另一方麵將法國的要求轉告英國和俄國，促使其出麵製止。結果，法國不僅一無所獲，反而授人以柄。此外，國際形勢也有利於俾斯麥在外交上孤立法國。英國將法國視為殖民和海上爭霸的強敵，俄國則由於法國反對其肢解土耳其的政策並支持波蘭的民族運動而與之有矛盾。普魯士與法國相反，竭力討好俄國，表示支持俄國修改關於黑海非軍事化的巴黎條約（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中，俄國戰敗，被迫簽訂巴黎條約，規定黑海中立化，俄、土等國不得在黑海沿岸設置兵工廠，不得在黑海保有4艘200噸以上艦隻等。）。結果，俄國於1868年提出了與普魯士結盟的主張，內容是：一旦普法開戰，俄國陳兵奧地利邊境，以防奧法結盟；普魯士則應同意終止黑海中立化。俾斯麥此時已經得出結論，俄國不會加入法國一邊。奧地利則還沒有從1866年戰爭的驚恐中恢複過來，它針對法國的結盟建議，竟然提出必須在普法戰後6周才能參戰，這顯然隻是想坐收漁利。意大利則對法國保護羅馬教皇政權的政策極為反感，因為這影響了它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因此，法國在歐洲已經陷於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被廢逃往法國，新上台的西班牙軍政府決定尋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麥認為這是刺激法國、挑起普法衝突的良機，遂派人前往馬德裏活動。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將王位獻給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家族的利奧波德親王。俾斯麥力主利奧波德親王接受王位。首先，這會遭到法國的強烈反對，因為這意味著霍亨索倫家族從東南兩麵包圍法國，使法國在日後對普魯士的戰爭中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線；其次，這也可以改善德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使德國在經濟上受益。
不出俾斯麥所料，當利奧波德親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傳到巴黎後，法國輿論大嘩。法國不僅迫使普王說服利奧波德放棄繼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到普王所在的埃姆斯溫泉療養地，要求普王書麵保證永遠不讚成霍亨索倫家族的親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雖感屈辱，仍表示將在柏林繼續討論這一問題，並將有關情況電告了俾斯麥。俾斯麥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盤因為普王的忍讓而落空。他將埃姆斯電文加以刪節和壓縮，使原先表示委屈和解的電文在含義上轉變，似乎普王粗暴地拒絕了法國大使的要求。這一電文遂成了引逗“高盧牛”的紅布。1870年7月14日，經刪節的埃姆斯電文見報。法國政府在“打到柏林去！”的呼聲中於7月19日正式向普魯士宣戰。
這時，歐洲局勢更有利於普魯士。俄國對法國強加於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滿，表示俄國不會在外交或軍事上幹涉普魯士。由於俾斯麥公布了法國謀求獲得比利時的書麵材料，以“比利時中立保護人”自居的英國也大為憤慨，無意支持法國。奧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後宣布中立。
普法戰爭爆發後，由於普魯士客觀上的防禦性和民族統一戰爭的正義性，加之外交、軍事準備充分，很快擊敗了法國。9月1日的色當戰役中，拿破侖三世和10多萬法軍成為普軍的階下囚。戰爭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誌愛國主義大旗下。9月19日，德軍包圍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與普魯士簽訂聯合條約。1871年1月18日，自稱是德意誌帝國助產士的俾斯麥宣告德意誌帝國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鏡廳加冕為德意誌皇帝（德意誌帝國是德國曆史上繼“神聖羅馬帝國”之後的又一帝國，因此又被稱為“第二帝國”。這一天距普魯士第一任國王加冕整整170年。）。德國統一大業完成。
德國的統一是一個進步的曆史事件。其一，它結束了中世紀以來德國的分裂局麵，使德意誌民族不再受歐洲強鄰的欺壓；其二，國家的統一大大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在德國統一後不久即強勁地顯示出來。就此而言，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運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麥也因此被德國史學家稱為“白色革命者”。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客觀曆史條件的限製，德國的統一帶有明顯的保守色彩。其一，統一後的德國仍然保留了專製主義政體；其二，普魯士傳統的容克地主階級的統治擴張到了整個德國，並因此延緩了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進程；其三，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以及統一過程中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使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充斥著沙文主義的喧囂，使德國成為國際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德國的統一對整個歐洲國際關係格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代以來歐洲所有的外交傳統因此被一掃而光。新統一的德國由於其人口、經濟方麵的潛能以及屢經證明的強大軍事力量，成了歐洲大陸的潛在霸主。同時，普魯士對法國的掠奪，特別是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割占，也給法德關係留下了一塊難以愈合的傷痕，為日後新的戰爭埋下了禍根。
§§第二章 近代工業化與德意誌帝國的興亡。
但是，經過拿破侖戰爭洗禮的德國畢竟無法回複到往日的狀態。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永遠結束了它的曆史，帝國騎士和教會邦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拿破侖統治鬥爭中激發出來的德國人的民族意識再也無法打消。要求結束分裂割據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呼聲不斷高漲。1815年6月，耶拿大學成立了德國大學生協會，要求“建立一個以自由和統一為基礎的德意誌民族國家”。不久，在海德爾堡等大學也出現了同樣的組織。1817年10月，德國12所大學的學生為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萊比錫戰役4周年，在圖林根的瓦特堡集會，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誌國家。1832年5月，3萬人在諾伊施塔特的漢巴赫宮集會，再次提出了建立“自由統一的德國”的要求。1848年革命中，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不僅通過了統一的《德意誌國家憲法》，而且選舉普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為德國皇帝。這實際上已經將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願望付諸於實踐行動。因此，到19世紀中期，雖然德國民族統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但民族主義作為一股強大思潮和一種運動已經極大地震撼著德國各階層，從而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19世紀上半期，德國經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高漲局麵。19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開始工業革命以後，棉紡織業、鐵路建設、鋼鐵、煤炭等行業出現了迅速擴張。德國的棉紗產量在1835-1865年間由3700多噸增加到了37000多噸；同期鐵路營運裏程由6公裏增加到了14690公裏。鋼鐵產量分別由1840年的12萬噸和3919萬噸增加到1870年的104萬噸和139萬噸；同期石煤產量由318萬噸增加到2640萬噸。增長速度均超過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國的機器製造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1846年，德國境內有機器製造廠417家，到德意誌帝國建立時則增加到了1400家。1862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器製造業展出的產品已經可以與英國的產品相媲美。1863年，德國的機器出口第一次超過進口，由機器進口國變成了機器出口國。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時指出，“在二十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經濟的發展使德國的統一問題提上日程。
首先，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德國統一。長期以來，國家的分裂局麵製約著德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各邦五花八門的工商業法令、貨幣、度量衡體係和各自的國籍法等，嚴重阻礙著德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勞動力的自由流通。此外，國家的分裂也使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少強大的國家力量的保護。於是，“掃清從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阻礙工商業自由發展的全部小邦廢物”，“德國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場”等，使“德國的統一”日益成為“經濟上的必要”。換言之，德國必須結束分裂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其次，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增強了普魯士的實力。
在19世紀上半期，德國內部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大大加強。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體現是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建立和鞏固。1815年以後，由於各邦不願放棄自己獨立的稅收和商業政策，德國境內仍然關卡林立，關稅繁多。當時從易北河下遊的漢堡到德累斯頓竟要繳納35次過境稅。按照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描述，“德國境內的38種關稅和過境稅使內陸交通陷於癱瘓”。甚至在普魯士一個邦中，許多省或地區在關稅和財政上也各行其是，到1818年時仍然存在60個內部關卡。眾多的關稅如森嚴的壁壘，妨礙著德國境內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礙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德國工業的發展，德國資產階級也需要一個統一的關稅政策來保護他們剛剛起步的工業免受英國等工業先行國家的強大競爭。在這種形勢下，深受其害的普魯士率先建立新的關稅體係。
1818年，普魯士政府頒布了新的關稅法，在普魯士境內實行統一的稅製，取消其境內的一切關卡。這一關稅法則成為日後德意誌關稅同盟的核心。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魯士關稅法則的基礎上建立了關稅同盟。同年，位於南德地區的巴伐利亞和符滕堡正式簽訂南德關稅同盟條約。此後，普魯士不斷利用自己的實力誘逼各邦屈服。1833年，普魯士-黑森關稅同盟和南德關稅同盟合並，正式組成德意誌關稅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國關稅同盟正式啟動。在最初建立時，這一關稅同盟共18個邦，人口超過2300萬。在同盟內部，廢除一切關稅，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則保護關稅。這是自中世紀分裂以來德國各邦的統治者們第一次為了共同利益而自願放棄他們的部分權利和主權。到1852年，德意誌關稅同盟已經擴大到奧地利以外的德國大部分地區。
“德意誌在關稅同盟中的經濟統一是政治聯合的合乎邏輯的預備階段”。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形成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日後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統一的經濟框架。由於關稅的統一，德國境內關卡林立的狀況得到改善，為德國工商業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各邦之間交往日益頻繁；德累斯頓貨幣條約、統一的票據章程、共同商業章程等的實施，促進了德國分裂的各邦之間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進程。
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體現是大規模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如果說關稅同盟為德國的經濟一體化搭建了一個框架，鐵路則為這一框架填補上了內容。1835年，紐倫堡到富爾特之間的德國第一條鐵路通車，長度僅為6公裏。此後，德國的鐵路建設出現了私人投資和各邦政府投資雙管齊下的局麵，鐵路裏程飛速增長。到德國統一前夕，以柏林為中心的稠密鐵路網已經形成。
遍布全國的鐵路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國各地區和各邦之間經濟上的封閉隔絕狀態，加強了它們的聯係與協作；鐵路建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直存在的政治上分裂割據的消極影響，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自己被排除於德國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而邊緣化。以漢諾威為例，漢諾威政府在1842年下決心修建鐵路，就是因為擔心貿易通道會從它的領土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鐵路建設和關稅同盟一樣，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因此將關稅同盟和鐵路係統並稱為相互支持的、促使德國統一的“連體雙胎”。經濟的一體化“在小邦分治主義偏見的長城上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為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經濟基礎。
此外，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使普魯士的經濟地位日益突出，從而為其日後統一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普魯士成為德國內部經濟最發達的邦。它擁有西裏西亞和萊茵-威斯特發侖等工業區，工業實力遠遠高於其他邦國。以煤炭和鋼鐵產量為例，1860年，德意誌聯盟的鋼產量為42萬多噸，鐵產量為53萬噸，其中普魯士分別占82.7%和74.4%；同年德國的石煤開采量為1288萬噸，其中普魯士占82.7%。到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在德國重工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經占到4/5左右。
此外，自從1834年建立德意誌關稅同盟以後，普魯士逐步確立起在關稅同盟內部的領導權。它不僅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漢諾威、不倫瑞克等邦加入關稅同盟，而且粉碎了奧地利企圖用中歐關稅同盟取代德意誌關稅同盟的計劃，最終將關稅同盟各成員邦納入自己的控製之下。因此，有學者稱，在軍事對決前，奧地利在經濟上已經被普魯士打敗了，“加入關稅同盟就是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開始”。
可見，到19世紀中期，德國的國家統一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也成了德國麵臨的首要任務。關鍵問題在於：用什麽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在當時的形勢下，德國的統一存在兩種可能性。
其一，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君主統治，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但是，當時德國缺乏實現這一道路的階級條件。德國資產階級雖然願意“革命地改造德國”，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它“出世得太遲了”。當它興盛時，德國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出於對無產階級的懼怕和擔心法國巴黎六月起義重演，它寧願將統一國家的曆史使命托付專製統治者，由某一大邦去幫助實現。而當時的德國無產階級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還沒有成熟到領導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地步。在組織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等還很弱小；在思想準備上，馬克思主義還沒有被廣大工人階級普遍接受。因此，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條件還不成熟。
其二，由某一大邦用王朝戰爭形式“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當時隻有普魯士和奧地利有實力承擔這一使命。其中，奧地利自身是多民族國家，害怕德意誌民族統一運動會引發本邦非德意誌人的民族主義運動，而且1848年革命後恢複了封建專製統治，因而反對任何改變德意誌現狀的企圖。一些曾主張由奧地利統一德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對奧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誌統一的死亡”。普魯士則不然。一方麵，它通過19世紀初的改革已經步入資本主義社會，許多容克階級在經濟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他們與資產階級一樣有統一德國的要求；另一方麵，通過建立自己控製下的德意誌關稅同盟和迅速工業化，普魯士已經成為德意誌最強大的經濟實體，因此有統一德國的經濟實力。此外，普魯士還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普魯士在客觀上已經具備了統一德國的條件。
問題是，普魯士統治階級是否願意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事實證明，普魯士統治階級能夠正確估計形勢，做出既順應時代潮流又有利於自己利益的選擇。
首先，通過改革方式和平步入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經驗使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認識到，順應曆史潮流的發展，采取適時而進的主動“防禦”策略，不僅可以避免被曆史淘汰的命運，而且可以掌握引導曆史發展的主動權，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因此，麵對德國統一這樣一股45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普魯士統治階級能再次明智地做出正確抉擇，審時度勢，及時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1848年革命爆發後，為了挽救自己的統治，普魯士國王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誌民族》文告中，明確允諾建立統一的德意誌經濟區和締造一個德意誌聯邦國家，從而再次表明了其適時而進的“開明”特征。
其次，奪取德意誌霸權一直是普魯士統治階級所追求的夢想。自18世紀以來，普魯士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與奧地利爭奪在德意誌霸主地位的鬥爭。如今由它來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實為一石二鳥之舉，即在順應曆史發展潮流，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同時，正好利用德國人民的統一願望來確立自己在德國的霸權。而且普魯士統治階級的特性也有助其承擔起統一德國的使命。從曆史上看，普魯士統治階級向來有著強烈的征服欲和統治欲。與土地的密切關係以及軍國主義傳統等，使得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有一種無止境的先天性領土擴張野心。加上他們大部分在19世紀初改革後經濟上已經資產階級化，這就使他們與德國資產階級一樣，把統一德國當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
普魯士首次統一德國的嚐試是在1848年革命期間。1848年4月，普魯士以德意誌民族利益維護者身份出麵，反對丹麥國王試圖加強有大批德意誌人的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兩公國和丹麥關係的舉動，並出兵擊敗丹麥軍隊，企圖吞並兩公國。雖然此舉遭到英、法和俄國的反對而作罷，但它說明，普魯士已經開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主動出擊。1849年5月，普魯士又利用派兵幫助其他邦鎮壓革命、恢複秩序之際，試圖建立一個自己領導下的、擁有“統一的法律體係和強大中央政府”的新德意誌聯盟，取代奧地利領導下的舊德意誌聯盟。後來，由於受到奧地利和沙皇俄國的聯合壓力，普魯士才做出讓步，被迫與奧地利簽訂了恥辱的“奧爾繆茨協定”，放棄新德意誌聯盟，承認奧地利的霸主地位。
1859年4月，撒丁王國聯合法國對奧地利開戰，希圖從奧地利手中收回倫巴底和威尼西亞。奧地利向德意誌聯盟各邦特別是普魯士求助。普魯士視之為確立自己在德意誌領導權的好機會。它一方麵動員軍隊，對法國進行威脅，另一方麵卻要求奧地利承認普魯士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以換取幫助。但是普魯士的打算再次落空。它沒有預料到，奧地利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寧願向敵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讓步。
在幾經挫折以後，普魯士統治者終於認識到，要統一德國，必須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其中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德國各中小邦的統治者們為了保住自己的獨立統治地位，決不會自願放棄他們數百年來一直捍衛的權利；第二，另一大邦奧地利在與普魯士的角逐中，也決不會輕易地放棄在德意誌的霸主地位；第三，德國周邊的法國和俄國等鄰國也不會願意看到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出現在它們的身邊。因此，普魯士必須擁有一支使德國各邦統治者屈服，同時又有能力應付外部世界幹涉的強大武裝力量。當時還是普魯士親王，後來成為普魯士國王的威廉一世在1849年以後就已經得出結論：“誰要統一德國，就必須征服德國”。
出於以上看法，1860年2月，普魯士陸軍大臣阿爾布萊希特·馮·羅恩向普魯士議會提交了一份軍事改革法案，要求每年征集新兵人數從4萬人增至6.3萬人，同時將服役期由2年延長到3年。為此，每年須增撥軍費1000萬塔勒爾。普魯士下議院中的資產階級議員本應支持政府為統一德國而進行的軍事準備，但是他們擔心因此會加強掌握軍隊的容克階級的力量，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僅拒絕為改革撥款，還進一步提出了監督政府財政開支的要求。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決定起用鐵腕人物強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奧托·馮·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從此，他致力於德國的統一事業，並且由於其實績而成為19世紀下半期德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出身於普魯士勃蘭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麥，直到1848年革命時還認為德國統一是一種幻想。此後，他於1851-1859年期間擔任普魯士駐德意誌邦聯議會代表，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任駐俄公使和駐法大使。親身的經曆使他開始改變其保守主義思想，對形勢有了正確的現實主義認識：首先，俾斯麥認為，德國統一已是無法阻擋的曆史潮流。
握統一運動的領導權不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威脅，保存普魯士君主政體，而且可以保證容克地主的特權地位，因此是順應這一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有學者形象地稱，俾斯麥日後承擔起統一德國的曆史使命，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主動順應曆史發展的“向前逃跑”行為。其次，俾斯麥看到，無論德意誌各邦的統治者還是俄、法兩大鄰國，都不願德國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前者懼怕喪失自己的政治特權，後者則將保持德國的分裂當成自己在歐洲事務中取得政治優勢的重要條件。有鑒於此，俾斯麥特別欣賞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觀點，認為實現德國統一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通過劍，由一個邦支配其餘各邦。”
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他聲稱：“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人的決議能夠解決的，而是要通過鐵和血。”（史學界一直將這一演說當作俾斯麥統治的一種特征。研究表明，有關“鐵血”之說並非俾斯麥的獨創，它來自1813年解放戰爭時期馬克斯·馮·申肯道夫為誌願者（這些誌願者日後成為德國大學生統一和自由運動的骨幹）創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歌詞為：“隻有鐵可以拯救我們，隻有血才能解救我們”。因此，鐵血是一種革命的聲明，俾斯麥隻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這種思想。）此後，他根據所謂的“漏洞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普魯士王國憲法未曾明文規定如何解決國王與議會之間的意見分歧。由於國家事務不能停頓，在沒有通過預算法案的情況下，政府可征收必要的資金處理國家事務。），克服議會中資產階級反對派造成的困難，強製推行軍事改革，為武力統一德國做準備。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當然不甘心喪失自己的預算批準權。雙方開始了4年之久的“憲法糾紛”。從本質上講，“憲法糾紛”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和以國王為代表的容克地主階級之間爭奪普魯士國家領導權的鬥爭，他們在統一德國這一根本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俾斯麥也看穿了這一點。在他看來，隻要政府滿足了資產階級最迫切需要的國家統一，他們最終會改變態度。因此，在1864-1870年間，他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終於結束了德國的分裂局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一場王朝戰爭是1864年的丹麥戰爭。如前所述，1848年，丹麥與普魯士曾因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問題發生衝突。為了解決丹麥與德國在兩公國問題上的矛盾，歐洲列強於1852年簽訂了倫敦議定書，規定兩公國在丹麥國王的個人領導下與丹麥聯合，同時保證霍爾斯泰因的德意誌聯盟成員資格以及自古以來兩公國的不可分離（1481年，身兼兩公國大公的丹麥國王克裏斯提安一世頒布敕令，規定石勒蘇益格和霍爾斯泰因兩公國“永遠不可分離”。）。丹麥國王也答應不歸並石勒蘇益格。但是，1863年11月，新即位的丹麥國王克裏斯提安九世在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批準新憲法，規定取消石勒蘇益格自古以來的獨立地位，由丹麥直接管轄。這意味著推翻了1852年倫敦議定書關於兩公國不可分離的規定。德國輿論因此嘩然。
兩公國爭端的出現，成為俾斯麥檢驗其“鐵血政策”的良機。他的目標是利用有利時機吞並兩公國，作為統一德國的序幕。而國際形勢也有利於俾斯麥推行自己的政策。當時德國另一大邦奧地利不敢明確支持德意誌在兩公國爭端上的民族主義，害怕因此而引發本邦非德意誌人的民族運動。俄國由於普魯士支持其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而心存感激，表示“絕不出兵打普魯士”。法國則正兵陷墨西哥，自顧不暇。英國雖然威脅要幹涉，但沒有大陸盟國的配合，難有作為，而且它有意利用普魯士牽製法俄兩國，故沒有全力介入。在這種形勢下，俾斯麥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的旗幟是維護1852年倫敦議定書而非德國民族主義，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製英、法、俄等國的幹涉。他還拉著奧地利一起行動，這樣既可以掩飾普魯士吞並兩公國的野心，又可以使奧地利緊隨普魯士的政策，使普魯士掌握德國統一運動的領導權，同時還可以為日後對奧戰爭埋下引線。
經過周密策劃，普奧兩國於1864年2月聯合進攻石勒蘇益格，迅速擊敗了丹麥軍隊。丹麥政府在求援無望之下，被迫簽訂維也納和約，將石勒蘇益格、霍爾斯泰因、勞恩堡等三公國交給了普奧兩國。
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二場王朝戰爭是對奧地利的戰爭。俾斯麥根據以往的經驗得出結論：要實現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必須用軍事手段排除奧地利的阻撓。因此，他在結束對丹麥戰爭後就將還沒冷卻的槍口對準了奧地利，準備利用兩公國問題向奧地利發難。1865年8月，根據俾斯麥的提議，普奧兩國簽訂加施泰因協定，規定石勒蘇益格和霍爾斯泰因由普奧兩國共管，但行政分開，前者管理石勒蘇益格，後者管理霍爾斯泰因，另一小國勞恩堡以250萬塔勒爾賣給普魯士。普奧共管兩公國實際上是俾斯麥埋下的紛爭的種子。
接著，俾斯麥著手在國際上進行孤立奧地利的準備。當時對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德國的爭霸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因素是俄國和法國兩大鄰國的態度。奧地利曾在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中站在英法一邊反對俄國，52而普魯士卻能刻意巴結俄國，在1863年波蘭起義時支持俄國的鎮壓。兩者不同的態度使原先抑普助奧的俄國轉到了普魯士一邊；至於法國，俾斯麥主要以誘餌籠絡之。他向法國放風，暗示將承認法國獲得比利時。法皇拿破侖三世信以為真，表示將不會站在奧地利一邊。此外，俾斯麥還拉攏希望從奧地利手中收複威尼西亞的意大利，與之簽訂了同盟條約。
俾斯麥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向奧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卻難以被對方接受的條件：兩公國由普魯士親王管理但是不並入普魯士。奧地利對普魯士吞並兩公國的企圖心知肚明，為了打擊普魯士的野心，奧地利於1866年6月1日提出將兩公國的前途交由德意誌聯盟議會議決，以便使普魯士與整個聯盟為敵。這正是俾斯麥等待著的機會。他立即宣稱，奧地利將兩公國前途交由德意誌聯盟裁決的決定破壞了奧普兩國共管兩公國的加施泰因協定，遂命普軍於6月7日開進奧地利管轄下的霍爾斯泰因。6月14日，德意誌聯盟通過反對普魯士的議案。普魯士則以聯盟議會越權為由，宣布聯盟已經解散。15日，普軍侵入薩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魯士一方作戰，從南方牽製奧軍。7月3日，普軍在薩多瓦戰役（德國史書稱之為柯尼希格萊茨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奧軍。
奧地利在敗局已定之下請求法國出麵調停。這時俾斯麥力排普王和將軍們進軍維也納的主張，提出了溫和的停戰條件：解散德意誌聯盟；奧地利退出德意誌，同意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誌聯邦。俾斯麥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國可能的幹涉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考慮到日後對法國的戰爭。根據他的計劃，在對奧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對法國的戰爭。因此，對奧地利的打擊不能過重，以免其日後不顧一切地站在法國一邊複仇。1866年8月23日，普奧兩國簽訂布拉格和約：奧地利退出德意誌；兩公國以及協助奧地利作戰的漢諾威、黑森選帝侯國、拿騷和法蘭克福自由市並入普魯士；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誌聯邦；巴伐利亞、巴登、黑森大公國、符滕堡等南德4邦自主；威尼西亞歸並意大利。
1866年戰爭仍未解決德國的統一問題。由於法國的阻撓，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亞等4個邦仍然滯留在北德意誌聯邦之外。法皇拿破侖三世稱：“德意誌應劃分為三塊，永遠不得統一。”如果把南德意誌諸邦拉進北德意誌聯邦，法國的“大炮就會自動發射”。俄國和英國也反對普魯士強行吞並該地區。因此，普魯士要最終完成德國的統一，還必須克服法國的阻撓，並尋找可為英、俄兩國接受的時機。
為此，俾斯麥展開了一係列的外交準備。首先，他在對奧戰爭結束後，加強德意誌內部的團結。1866年8-9月，他以寬大和約為條件，並利用法國對南德地區的領土要求造成的壓力，迫使南德4邦與普魯士締結了抵禦法國進攻的秘密攻守同盟，使之在軍事上以及軍事體製上普魯士化。這種軍事合作以及通過關稅同盟形成的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南德4邦與北德意誌聯邦之間的密切關係。其次，設置外交陷阱，在國際上孤立法國。普奧戰爭後，法國方麵曾提出將比利時並入法國，作為對自己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的補償。對此，俾斯麥一方麵讓法國提出具體的書麵材料，作為日後展示法國野心的證據，另一方麵將法國的要求轉告英國和俄國，促使其出麵製止。結果，法國不僅一無所獲，反而授人以柄。此外，國際形勢也有利於俾斯麥在外交上孤立法國。英國將法國視為殖民和海上爭霸的強敵，俄國則由於法國反對其肢解土耳其的政策並支持波蘭的民族運動而與之有矛盾。普魯士與法國相反，竭力討好俄國，表示支持俄國修改關於黑海非軍事化的巴黎條約（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中，俄國戰敗，被迫簽訂巴黎條約，規定黑海中立化，俄、土等國不得在黑海沿岸設置兵工廠，不得在黑海保有4艘200噸以上艦隻等。）。結果，俄國於1868年提出了與普魯士結盟的主張，內容是：一旦普法開戰，俄國陳兵奧地利邊境，以防奧法結盟；普魯士則應同意終止黑海中立化。俾斯麥此時已經得出結論，俄國不會加入法國一邊。奧地利則還沒有從1866年戰爭的驚恐中恢複過來，它針對法國的結盟建議，竟然提出必須在普法戰後6周才能參戰，這顯然隻是想坐收漁利。意大利則對法國保護羅馬教皇政權的政策極為反感，因為這影響了它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因此，法國在歐洲已經陷於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被廢逃往法國，新上台的西班牙軍政府決定尋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麥認為這是刺激法國、挑起普法衝突的良機，遂派人前往馬德裏活動。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將王位獻給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家族的利奧波德親王。俾斯麥力主利奧波德親王接受王位。首先，這會遭到法國的強烈反對，因為這意味著霍亨索倫家族從東南兩麵包圍法國，使法國在日後對普魯士的戰爭中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線；其次，這也可以改善德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使德國在經濟上受益。
不出俾斯麥所料，當利奧波德親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傳到巴黎後，法國輿論大嘩。法國不僅迫使普王說服利奧波德放棄繼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到普王所在的埃姆斯溫泉療養地，要求普王書麵保證永遠不讚成霍亨索倫家族的親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雖感屈辱，仍表示將在柏林繼續討論這一問題，並將有關情況電告了俾斯麥。俾斯麥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盤因為普王的忍讓而落空。他將埃姆斯電文加以刪節和壓縮，使原先表示委屈和解的電文在含義上轉變，似乎普王粗暴地拒絕了法國大使的要求。這一電文遂成了引逗“高盧牛”的紅布。1870年7月14日，經刪節的埃姆斯電文見報。法國政府在“打到柏林去！”的呼聲中於7月19日正式向普魯士宣戰。
這時，歐洲局勢更有利於普魯士。俄國對法國強加於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滿，表示俄國不會在外交或軍事上幹涉普魯士。由於俾斯麥公布了法國謀求獲得比利時的書麵材料，以“比利時中立保護人”自居的英國也大為憤慨，無意支持法國。奧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後宣布中立。
普法戰爭爆發後，由於普魯士客觀上的防禦性和民族統一戰爭的正義性，加之外交、軍事準備充分，很快擊敗了法國。9月1日的色當戰役中，拿破侖三世和10多萬法軍成為普軍的階下囚。戰爭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誌愛國主義大旗下。9月19日，德軍包圍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與普魯士簽訂聯合條約。1871年1月18日，自稱是德意誌帝國助產士的俾斯麥宣告德意誌帝國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鏡廳加冕為德意誌皇帝（德意誌帝國是德國曆史上繼“神聖羅馬帝國”之後的又一帝國，因此又被稱為“第二帝國”。這一天距普魯士第一任國王加冕整整170年。）。德國統一大業完成。
德國的統一是一個進步的曆史事件。其一，它結束了中世紀以來德國的分裂局麵，使德意誌民族不再受歐洲強鄰的欺壓；其二，國家的統一大大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在德國統一後不久即強勁地顯示出來。就此而言，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運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麥也因此被德國史學家稱為“白色革命者”。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客觀曆史條件的限製，德國的統一帶有明顯的保守色彩。其一，統一後的德國仍然保留了專製主義政體；其二，普魯士傳統的容克地主階級的統治擴張到了整個德國，並因此延緩了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進程；其三，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以及統一過程中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使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充斥著沙文主義的喧囂，使德國成為國際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德國的統一對整個歐洲國際關係格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代以來歐洲所有的外交傳統因此被一掃而光。新統一的德國由於其人口、經濟方麵的潛能以及屢經證明的強大軍事力量，成了歐洲大陸的潛在霸主。同時，普魯士對法國的掠奪，特別是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割占，也給法德關係留下了一塊難以愈合的傷痕，為日後新的戰爭埋下了禍根。
§§第二章 近代工業化與德意誌帝國的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