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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拿破侖入侵與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
三十年戰爭確定了德國的長期分裂局麵。此後，直到18世紀下半期，在德國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趨勢。一方麵，原先作為德國邊陲小邦的勃蘭登堡崛起為令歐洲側目的普魯士王國，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整體，德國卻陷入了更加分崩離析的軟弱狀態。當西歐的英、法等國早已形成統一強大的民族國家之際，在德國的土地上，卻散落著300多個大小不等的獨立諸侯和1000多個騎士領地。用法國著名學者伏爾泰的話說，這時的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談不上什麽帝國，它已經成了名存實亡的地理概念。在政治上，各邦統治者滿足於在自己的統治範圍內實行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在經濟上，以農奴製為基礎的封建生產關係在整個國家經濟生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德國社會都遠遠落後於西歐國家。
1789年，法國爆發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它“像霹靂一樣擊中了這個叫做德國的混亂世界”，使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國重新獲得了生機。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強大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法國革命在德國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誘發了德國的民族主義；二是拿破侖戰爭對德國封建因素以沉重打擊，減輕了德國的分裂局麵；三是在法國革命衝擊下出現的德國“大改革”運動。
在法國大革命之初，包括康德等在內的德國文化界許多知識分子都向往和支持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原則，稱法國大革命“預示了全人類的幸福”。許多人甚至作為“自由的朝聖者”趕赴巴黎。但是，革命的法國和希圖撲滅法國革命的普、奧之間在1792年爆發戰爭之後，特別是拿破侖率領的法國軍隊侵入德國境內，屢敗德意誌的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大強國，並於1806年摧毀了存在800多年的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時，德國知識界開始出現與法國大革命相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帝國主義的征服行為，要求將保持德意誌的民族特性作為德國文化界的重要任務。其中，著名哲學家費希特不顧法軍的嚴密監視，於1807年底到1808年3月期間在柏林進行14次演講，要求振奮德意誌的民族精神。發端於這一時期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則把目光轉向中世紀，開發德國民間文學的遺產，希圖從過去的曆史中發掘德意誌的輝煌，尋找德意誌的民族特性，通過保持德國人的民族特性的方式來抵製法國的侵略。於是，反抗外族占領的強烈民族意識開始在德國人心目中紮根。就此而言，法國大革命用戰爭方式催生了德國人的民族感情。
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拿破侖戰爭也大大動搖了德國的封建製度。法軍所到之處，舊的封建主義因素被廢除，宗教信仰自由和貿易自由等原則得到確立。尤其重要的是，拿破侖在法國控製的德國西部地區大力推行他的具有強大教化作用的拿破侖法典。這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製定的第一部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資產階級新社會的法典”，它否認封建等級製度及特權，否認人身依附關係，肯定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把資產階級的平等原則、私有財產製度和農民的小土地所有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所有這些原則對封建製度無疑是致命的打擊。關於在德國實施拿破侖法典的目的，拿破侖說得很清楚：“人民一旦嚐到一個開明的政府的好處後，誰還會希望恢複普魯士的專製製度呢？”
就德國而言，拿破侖戰爭的最直接和明顯的影響是減輕了德國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麵。1801年2月，戰敗的奧地利被迫與法國簽訂呂內維爾和約，奧皇弗蘭茨一世被迫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名義宣布放棄萊茵河西岸地區，該地區並入法國。散布於這一地區的97個德國小邦及其封建殘餘也結束了它們的曆史，從而為這一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1803年2月，累根斯堡帝國議會在法國的操縱下又通過“全帝國代表會議總決議”，規定取消帝國境內112個小邦；美因茨以外的所有教會諸侯邦國的教產還俗；45個帝國直轄市和1500個帝國騎士領地的帝國直轄地位被取消，帝國自由市隻剩下6個。所有這些地區都被並入普魯士、奧地利，或被並入巴登、符滕堡等中等邦國。帝國境內的主權邦國減少到30個左右。
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也在拿破侖戰爭的衝擊下壽終正寢。1806年7月，拿破侖召集巴伐利亞、巴登、符滕堡等在內的16個德意誌邦國在巴黎簽署議定書，宣布建立“萊茵聯盟”，並承認拿破侖為該聯邦的保護人。接著，萊茵聯盟宣布脫離神聖羅馬帝國。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已經名存實亡。1806年8月6日，拿破侖迫使弗蘭茨二世放棄有名無實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號，改稱奧皇弗蘭茨一世。存在近850年之久的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終於畫上了句號。
拿破侖對德國的統治有效地醫治了德國的沉屙積疾。一方麵，法國的占領促成了德國人的民族覺悟，使他們意識到，為了抵禦外來侵略，必須建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麵，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推動了19世紀初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意誌各邦的改革運動，促使其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開始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從而奠定了日後“德意誌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基礎”。拿破侖戰爭中法國對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德意誌強國的勝利，給德國各邦的統治者注射了一針清醒劑，使他們從中世紀的睡夢中猛然醒來。許多有識之士開始認真思考奧地利和普魯士在軍事上失敗的原因。他們從法蘭西民族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中認識到，不能僅從軍事角度去考察德國失敗的原因，隻有向法國學習，“吸收革命的成果”，革新德意誌內部陳腐的政治結構，才能從根本上增強國家的實力，保障自己的統治。於是，拿破侖在德國的統治時期也成為德國近代曆史上的“大改革”時期。在這一時期，萊茵聯盟、普魯士、奧地利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運動。
萊茵聯盟的改革受到拿破侖的直接影響。在威斯特法侖、巴登等地，拿破侖法典成了當地的邦法。巴伐利亞等邦則頒布了憲法，在刑法、文化教育和宗教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致力於消除特權，實行公民平等，將法國大革命的許多原則移植到自己的邦內。甚至在奧地利，也出現了以施塔迪昂為代表的政治家們試圖改革國家政治製度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由於奧地利舊的封建勢力的頑固抵製和對法戰爭的失敗而不得不放棄。
在大改革時期，最引人注目、成就最大的是普魯士的改革運動。在普魯士，一批自由派貴族親眼目睹了資產階級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巨大能量，同時也為自己祖國的命運感到擔憂。他們試圖實行改革，希望通過移植法國革命的成果來振興自己的國家。普魯士改革運動的發起者施泰因指出：“法國革命激發了創造性精力，隻有靠普遍發揚這種同樣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侖。”另一位改革派代表哈登貝格則鼓吹在保留傳統的君主製度的前提下，“將法國革命的思想運用到普魯士。”因此，在普魯士改革運動中，法國的影響隨處可見。
海因利希·弗裏德裏希·馮·楚·施泰因男爵出身於德國西部拿騷的帝國騎士家庭，深受英國君主立憲政治和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的影響，渴望在德國能夠實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度。1806年10月普魯士在耶拿和奧爾施太特戰役中的大敗，更使施泰因意識到改革舊體製的必要性：“在舊的分崩離析和腐朽的道路上，德國已經無法保持下去”，惟一的出路在於改革。至於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打破官僚機構用來阻礙人的活動積極性的束縛”，改善國家機構組織，實現國家和個人的有機結合。這實際上是要用資產階級的治國原則來改造國家。
1807年6月，施泰因寫下《拿騷備忘錄》，其中提出了日後改革普魯士國家的方案，因而被稱為普魯士改革的宣言。1807年9月，普王接受拿破侖的推薦（當時拿破侖認為，隻有施泰因才能恢複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從而滿足法國對軍事物資的需要以及普魯士清償戰爭賠款。），任命施泰因為首相，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家改革。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農業改革、城市自治和行政改革。
農業改革是普魯士改革運動的核心內容。1807年10月9日，普魯士政府頒布“十月敕令”（全稱為《關於放寬土地占有條件和自由使用地產以及有關農村居民人身關係的敕令》。），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麵：第一，允許貴族地主從事“市民職業”，即手工業和商業，同時也允許農民和市民購買貴族地產，接受貴族的土地抵押。這一規定實際上廢除了普魯士按照出身劃分等級的製度，使舊的“等級”社會轉變成了以財產為基礎的現代意義上的階級社會。第二，廢除農奴製度。從1810年聖馬丁節（11月11日）起，解除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保障其人身自由；允許農民自由遷移，支配自己的財產，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子女的婚嫁和職業的選擇。由此，封建等級製度開始受到削弱，貴族統治權受到動搖，作為普魯士封建社會基礎的農奴製度開始被摧毀。但是，由於法令規定貴族保留領地裁判權（警察權和司法權），農民仍須負擔手工徭役和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義務，其封建殘餘是顯而易見的。1807年11月19日，施泰因政府頒布《普魯士王國所有城市規程》，規程參照“法國革命的市政法”，規定國家隻保留對各城市的最高監督權、司法權和部分警察權，其餘權力歸城市所有。市民通過秘密平等的選舉選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會再選出參議會主持城市的自治，市參議員有權在本市一切公共事務中代表全體市民。由於選舉權規定了一定的財產資格限製，從而使工商業資產階級在市政管理中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群體。這實際上是向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城市管理體製的轉變。
1808年11月24日，普魯士政府又頒布了《改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規章》。據此，普魯士取消了陳舊的樞密製政府，以國務大臣代替了樞密大臣。規章規定，國家最高行政和監察由國務會議執行。國務會議下設外交、內政、戰爭、財政、司法等部，各司其職。國務會議任命各省省長。相對於樞密大臣而言，國務大臣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真正獨立的、責任製的大臣。雖然當時普魯士還沒有議會，但每個大臣都獲得了向國王定期報告和副署有關決議的權力。
施泰因的上述改革都帶有明顯的現代資產階級性質。不論十月敕令，城市規程，還是行政管理改革，其矛頭都指向容克地主階級的封建特權地位和普魯士的官僚製度。因此，相關改革遭到容克地主階級的激烈反對和敵視。他們將施泰因表露反對法國占領的私人信件交給法國秘密警察，促使拿破侖逼迫普王解除了施泰因的職務。
盡管施泰因被解職，但普魯士已經無法從他開創的改革事業後退，因為他倡導的資產階級改革符合當時曆史發展的潮流。他的繼任者阿爾滕施泰因男爵等沒有能夠繼續已經起步的改革事業，結果在一年內就倒台了。1810年7月，哈登貝格出任普魯士首相，繼續施泰因的未竟事業。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貝格男爵出身於漢諾威，從1791年起擔任普魯士官員。他也看到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勃勃生機，主張將法國革命的一些重要成果移植到普魯士。為此，他於1807年9月寫下了《裏加備忘錄》，強調改革舊製度的必要性，主張領悟時代的精神，在維護和加強政府權威的前提下，推行自由平等的原則。他指出：“如果認為我們隻要更加墨守舊秩序，無情地排斥新原則，就能有效地抗拒這場革命，那是幻想。這種做法恰好就是幫助革命並促進其發展的原因。這些原則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如此廣泛的吸引力和傳播範圍，以至任何拒絕接受它們的國家都注定要屈服或滅亡。”但是，哈登貝格讚成法國革命的內容，卻不讚成法國革命的暴力方式，而是主張用和平改革的方式實現法國革命的目標。因此，他在給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魯士“必須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所做的事”。
從1810年出任首相到1822年去世為止，哈登貝格一直利用自己手中強大的行政權力推行施泰因開始的改革。與施泰因這樣一位理想型改革家不同，哈登貝格是一位務實的政治改革家，他采用穩中求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自己的相關改革目標，也就是在盡可能地保障傳統統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實現普魯士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接，減少改革的阻力。改革主要在兩個方麵進行。
首先是農業改革。施泰因的“十月敕令”頒布以後，遭到容克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對此，哈登貝格政府於1811年9月頒布了《關於調整地主與農民之間關係的敕令》，即所謂的“調整敕令”。它一方麵責成地主取消農民的封建義務，另一方麵又規定農民必須通過贖買的方式才能免去手工徭役、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義務和封建地租，贖回其耕種的土地。敕令規定，世襲農民必須將自己份地的1/3割讓給地主，非世襲農民則須將份地的1/2割讓給地主。由於戰爭的緣故，“調整敕令”在許多地方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1816年5月，哈登貝格政府又以公告1811年“調整敕令”為名，頒布新的土地改革法令，即所謂的《王家公告》，規定隻有具備農畜並名列稅冊的農民，即至少擁有一輛雙套馬車、兩三代以來一直占有份地的農民，才有贖免封建義務的權利，換言之，沒有能力使用牛馬耕地的農民被排除在調整範圍之外。於是，能夠贖免封建義務的農民被限製到了一個更小的範圍內。1821年，普魯士政府又頒布“義務解除法”，規定農民可用支付25倍地租的辦法贖免各種封建義務，但隻有富裕農民才能有贖免權。由於以上限製，解放農民的進程相當緩慢。到1848年為止，隻有6/7的富農、1/5的中農和貧農獲得了贖免的機會。
其次是財政和工業方麵的改革。1810年10月27日，哈登貝格政府頒布《財政敕令》，改革普魯士的稅收製度，普遍征收所得稅、土地稅、財產稅和消費稅等。次日，又頒布《行業稅敕令》，在“十月敕令”關於自由選擇職業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營業自由的普遍性原則。它規定，國家保證“完全的營業自由”，除了醫生、藥劑師、造船主等特殊的職業外，每個成年人在購買國家營業執照後，可以從事包括工商業在內的各行業的經營活動。營業自由原則的實行意味著行會法規和行會束縛的廢除。由於加入和退出行會已經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決定，行會從此降為一般意義上的私人聯合會。此外，他還頒布了《關於猶太人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認猶太人的公民身份以及經濟上享受平等權利。
除了以上改革內容外，普魯士政府還在軍事、教育等領域進行了改革。
軍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博伊恩、克勞塞維茨等人。沙恩霍斯特出身於下薩克森的博爾登瑙一個得到土地的士兵家庭。1801年進入普魯士軍隊服役。曆任普魯士著名將領布呂歇爾的參謀長，普魯士“軍事改組委員會”領導人，國王侍衛官長和1809年新成立的軍政部的軍務局長。他從很早就認識到義務兵役製比雇傭兵製優越，認為隻有改革軍隊體製，按照法國模式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以此給整個民族灌輸獨立自主的意識，才能在與法國軍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格奈澤瑙等也抱著同樣的想法。
軍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內容：首先，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每個臣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在體係上，按年齡將所有具有作戰能力的男子編入常備軍、預備役軍、戰時可參戰的自衛隊以及保衛家鄉的民兵。由於拿破侖強迫普魯士把兵員限製在42000人以內，普魯士軍事改革家們還創建了一套速成兵製度。根據這一製度，對入伍新兵不斷進行短期訓練，以吸收更多的國民服兵役，普軍兵力則不超過限定的數目。通過這一製度，到1812年為止，普魯士共訓練出12萬名士兵。其次，實行軍務改革。廢除對士兵的體罰，禁止鞭打和侮辱人格的懲罰；任用選拔軍官不再看出身，而是根據所受的教育、才能和貢獻。通過以上改革，普魯士軍事體製呈現軍隊與國民緊密結合的趨勢，從而大大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
在各類改革中，威廉·馮·洪堡進行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威廉·馮·洪堡出生於波茨坦。他在1809年3月到1810年6月間出任新成立的普魯士內政部教育司大臣，進行教育改革。此後，雖然他和哈登貝格意見不合而辭職，但他的同事尼可羅維烏斯和蘇佛恩繼續了他的改革事業。
洪堡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四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引進先進的教育理念。洪堡改革的目標是，根據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思想，使每個人按照他的天賦來接受教育，發展其個性，同時培養他對於全社會的責任感。第二，加強世俗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控製和管理，排除教會對教育事業的幹涉。措施包括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教育管理係統；建立國家考試製度，確立國家在教育領域的權威地位；嚴格教師錄用，發展師範教育，打破中等學校師資對教會神職人員的依賴等。第三，實行“教育服務於國民”的政策，推動教育的大眾化。初等教育在強迫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減少宗教神學課程，增加實用知識課程，通過發展師範教育，提高小學師資的數量和質量。在中學教育方麵，通過削減古典學科內容，擴大普通基礎學科內容，使中學課程更接近於實際生活。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麵，打破大學為政府訓練高級官員的傳統任務，將學術研究作為主要任務，同時將科學研究與科學知識的傳授結合起來，使大學成為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機構典型。1810年創立的柏林大學就是這種新型大學的榜樣。
19世紀初的普魯士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使普魯士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速了普魯士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為日後普魯士統一德國奠定了基礎。
首先，開始於1807年的農業改革摧毀了傳統的封建農業經營方式，使普魯士的農業生產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封建容克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式道路”。改革廢除了農奴製，農民通過贖買封建義務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成為自由人。他們中間少數人分化上升為從事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農，大部分則破產成為農業生產領域中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此外，容克地主通過改革，不僅從農民手中獲得了大量贖金，而且從農民手中割走了大量肥沃的土地。他們以此作為特殊形式的原始資本積累，或變為雇傭農業工人，直接經營資本主義農業的農場主，或成了坐收資本主義地租的地產資本家；更重要的是，由於新的法令允許貴族和農民從事工商業，一部分容克地主轉而投資於工礦企業，獲得解放的農民則往往兼營手工業，從而促進了普魯士的工商業發展。
其次，營業自由的規定促進了普魯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行會法規和行會的約束被廢除，工匠和手工業企業的數目因此增加。1816-1846年間，普魯士的手工業者人數從40萬增加到84萬人。普魯士政府得自手工業領域的稅收也有較快的增長。1824-1831年間，普魯士得自手工業行業的稅收增加25%，而普魯士的同期人口僅增加9%。由此可見手工業領域的發展狀況。
其三，軍事改革和教育改革對普魯士乃至整個德國的曆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軍事改革大大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為日後普魯士的解放戰爭做好了軍事準備，也為普魯士以王朝戰爭方式統一德國打下了軍事基礎。同時，這次軍事改革模式也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突破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束縛提供了榜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受到凡爾賽條約的嚴格限製，德國仍采取隱蔽方式發展其軍事力量。）。就教育改革而言，洪堡建立起來的全新教育製度奠定了普魯士未來一個世紀的教育發展基礎，使普魯士乃至德國教育在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中期都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從而為德國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證。
其四，就行政機構改革而言，它雖然沒有打破容克地主在中央以及地方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但取消樞密製政府、建立國務會議，用獨立的、責任製的國務大臣取代樞密大臣，由國務會議任命省長等，顯然有利於防止專製主義和官僚主義，有利於削弱貴族的統治，從而有利於國家行政機構的現代化。
從以上意義上，19世紀初的普魯士改革是即將成為曆史的封建勢力與新興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一次“妥協”。普魯士的封建統治階級在“革命”的威脅和統治危機麵前，采取了一種明智的“防禦性”策略（這種“防禦性”策略的含義在於，統治階級在曆史發展潮流和革命的“威脅”麵前，能“先發製人”，主動順應曆史潮流和滿足某些“革命”要求，以免自己被曆史所淘汰，進而達到駕馭時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避免了“被革命”的命運，在保留自己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前提下完成了階級性質的轉變，實現了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接。一方麵，改革使普魯士的經濟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麵，由於封建統治勢力在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中沒有受到損害，並繼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這就使得普魯士乃至日後整個德國的政治發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他們的烙印，使普魯士和整個德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呈現一種保守色彩。
總之，普魯士和德意誌其他邦國的改革動搖了德國各邦的傳統封建統治，奠定了德國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也為德國從拿破侖統治下解放出來做好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備。需要看到的是，這場大改革運動的引發者和促成者並非出自德國社會內部，而是來自外部世界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
1789年，法國爆發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它“像霹靂一樣擊中了這個叫做德國的混亂世界”，使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國重新獲得了生機。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強大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法國革命在德國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誘發了德國的民族主義；二是拿破侖戰爭對德國封建因素以沉重打擊，減輕了德國的分裂局麵；三是在法國革命衝擊下出現的德國“大改革”運動。
在法國大革命之初，包括康德等在內的德國文化界許多知識分子都向往和支持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原則，稱法國大革命“預示了全人類的幸福”。許多人甚至作為“自由的朝聖者”趕赴巴黎。但是，革命的法國和希圖撲滅法國革命的普、奧之間在1792年爆發戰爭之後，特別是拿破侖率領的法國軍隊侵入德國境內，屢敗德意誌的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大強國，並於1806年摧毀了存在800多年的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時，德國知識界開始出現與法國大革命相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帝國主義的征服行為，要求將保持德意誌的民族特性作為德國文化界的重要任務。其中，著名哲學家費希特不顧法軍的嚴密監視，於1807年底到1808年3月期間在柏林進行14次演講，要求振奮德意誌的民族精神。發端於這一時期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則把目光轉向中世紀，開發德國民間文學的遺產，希圖從過去的曆史中發掘德意誌的輝煌，尋找德意誌的民族特性，通過保持德國人的民族特性的方式來抵製法國的侵略。於是，反抗外族占領的強烈民族意識開始在德國人心目中紮根。就此而言，法國大革命用戰爭方式催生了德國人的民族感情。
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拿破侖戰爭也大大動搖了德國的封建製度。法軍所到之處，舊的封建主義因素被廢除，宗教信仰自由和貿易自由等原則得到確立。尤其重要的是，拿破侖在法國控製的德國西部地區大力推行他的具有強大教化作用的拿破侖法典。這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製定的第一部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資產階級新社會的法典”，它否認封建等級製度及特權，否認人身依附關係，肯定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把資產階級的平等原則、私有財產製度和農民的小土地所有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所有這些原則對封建製度無疑是致命的打擊。關於在德國實施拿破侖法典的目的，拿破侖說得很清楚：“人民一旦嚐到一個開明的政府的好處後，誰還會希望恢複普魯士的專製製度呢？”
就德國而言，拿破侖戰爭的最直接和明顯的影響是減輕了德國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麵。1801年2月，戰敗的奧地利被迫與法國簽訂呂內維爾和約，奧皇弗蘭茨一世被迫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名義宣布放棄萊茵河西岸地區，該地區並入法國。散布於這一地區的97個德國小邦及其封建殘餘也結束了它們的曆史，從而為這一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1803年2月，累根斯堡帝國議會在法國的操縱下又通過“全帝國代表會議總決議”，規定取消帝國境內112個小邦；美因茨以外的所有教會諸侯邦國的教產還俗；45個帝國直轄市和1500個帝國騎士領地的帝國直轄地位被取消，帝國自由市隻剩下6個。所有這些地區都被並入普魯士、奧地利，或被並入巴登、符滕堡等中等邦國。帝國境內的主權邦國減少到30個左右。
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也在拿破侖戰爭的衝擊下壽終正寢。1806年7月，拿破侖召集巴伐利亞、巴登、符滕堡等在內的16個德意誌邦國在巴黎簽署議定書，宣布建立“萊茵聯盟”，並承認拿破侖為該聯邦的保護人。接著，萊茵聯盟宣布脫離神聖羅馬帝國。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已經名存實亡。1806年8月6日，拿破侖迫使弗蘭茨二世放棄有名無實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號，改稱奧皇弗蘭茨一世。存在近850年之久的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終於畫上了句號。
拿破侖對德國的統治有效地醫治了德國的沉屙積疾。一方麵，法國的占領促成了德國人的民族覺悟，使他們意識到，為了抵禦外來侵略，必須建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麵，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推動了19世紀初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意誌各邦的改革運動，促使其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開始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從而奠定了日後“德意誌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基礎”。拿破侖戰爭中法國對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德意誌強國的勝利，給德國各邦的統治者注射了一針清醒劑，使他們從中世紀的睡夢中猛然醒來。許多有識之士開始認真思考奧地利和普魯士在軍事上失敗的原因。他們從法蘭西民族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中認識到，不能僅從軍事角度去考察德國失敗的原因，隻有向法國學習，“吸收革命的成果”，革新德意誌內部陳腐的政治結構，才能從根本上增強國家的實力，保障自己的統治。於是，拿破侖在德國的統治時期也成為德國近代曆史上的“大改革”時期。在這一時期，萊茵聯盟、普魯士、奧地利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運動。
萊茵聯盟的改革受到拿破侖的直接影響。在威斯特法侖、巴登等地，拿破侖法典成了當地的邦法。巴伐利亞等邦則頒布了憲法，在刑法、文化教育和宗教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致力於消除特權，實行公民平等，將法國大革命的許多原則移植到自己的邦內。甚至在奧地利，也出現了以施塔迪昂為代表的政治家們試圖改革國家政治製度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由於奧地利舊的封建勢力的頑固抵製和對法戰爭的失敗而不得不放棄。
在大改革時期，最引人注目、成就最大的是普魯士的改革運動。在普魯士，一批自由派貴族親眼目睹了資產階級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巨大能量，同時也為自己祖國的命運感到擔憂。他們試圖實行改革，希望通過移植法國革命的成果來振興自己的國家。普魯士改革運動的發起者施泰因指出：“法國革命激發了創造性精力，隻有靠普遍發揚這種同樣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侖。”另一位改革派代表哈登貝格則鼓吹在保留傳統的君主製度的前提下，“將法國革命的思想運用到普魯士。”因此，在普魯士改革運動中，法國的影響隨處可見。
海因利希·弗裏德裏希·馮·楚·施泰因男爵出身於德國西部拿騷的帝國騎士家庭，深受英國君主立憲政治和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的影響，渴望在德國能夠實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度。1806年10月普魯士在耶拿和奧爾施太特戰役中的大敗，更使施泰因意識到改革舊體製的必要性：“在舊的分崩離析和腐朽的道路上，德國已經無法保持下去”，惟一的出路在於改革。至於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打破官僚機構用來阻礙人的活動積極性的束縛”，改善國家機構組織，實現國家和個人的有機結合。這實際上是要用資產階級的治國原則來改造國家。
1807年6月，施泰因寫下《拿騷備忘錄》，其中提出了日後改革普魯士國家的方案，因而被稱為普魯士改革的宣言。1807年9月，普王接受拿破侖的推薦（當時拿破侖認為，隻有施泰因才能恢複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從而滿足法國對軍事物資的需要以及普魯士清償戰爭賠款。），任命施泰因為首相，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家改革。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農業改革、城市自治和行政改革。
農業改革是普魯士改革運動的核心內容。1807年10月9日，普魯士政府頒布“十月敕令”（全稱為《關於放寬土地占有條件和自由使用地產以及有關農村居民人身關係的敕令》。），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麵：第一，允許貴族地主從事“市民職業”，即手工業和商業，同時也允許農民和市民購買貴族地產，接受貴族的土地抵押。這一規定實際上廢除了普魯士按照出身劃分等級的製度，使舊的“等級”社會轉變成了以財產為基礎的現代意義上的階級社會。第二，廢除農奴製度。從1810年聖馬丁節（11月11日）起，解除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保障其人身自由；允許農民自由遷移，支配自己的財產，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子女的婚嫁和職業的選擇。由此，封建等級製度開始受到削弱，貴族統治權受到動搖，作為普魯士封建社會基礎的農奴製度開始被摧毀。但是，由於法令規定貴族保留領地裁判權（警察權和司法權），農民仍須負擔手工徭役和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義務，其封建殘餘是顯而易見的。1807年11月19日，施泰因政府頒布《普魯士王國所有城市規程》，規程參照“法國革命的市政法”，規定國家隻保留對各城市的最高監督權、司法權和部分警察權，其餘權力歸城市所有。市民通過秘密平等的選舉選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會再選出參議會主持城市的自治，市參議員有權在本市一切公共事務中代表全體市民。由於選舉權規定了一定的財產資格限製，從而使工商業資產階級在市政管理中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群體。這實際上是向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城市管理體製的轉變。
1808年11月24日，普魯士政府又頒布了《改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規章》。據此，普魯士取消了陳舊的樞密製政府，以國務大臣代替了樞密大臣。規章規定，國家最高行政和監察由國務會議執行。國務會議下設外交、內政、戰爭、財政、司法等部，各司其職。國務會議任命各省省長。相對於樞密大臣而言，國務大臣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真正獨立的、責任製的大臣。雖然當時普魯士還沒有議會，但每個大臣都獲得了向國王定期報告和副署有關決議的權力。
施泰因的上述改革都帶有明顯的現代資產階級性質。不論十月敕令，城市規程，還是行政管理改革，其矛頭都指向容克地主階級的封建特權地位和普魯士的官僚製度。因此，相關改革遭到容克地主階級的激烈反對和敵視。他們將施泰因表露反對法國占領的私人信件交給法國秘密警察，促使拿破侖逼迫普王解除了施泰因的職務。
盡管施泰因被解職，但普魯士已經無法從他開創的改革事業後退，因為他倡導的資產階級改革符合當時曆史發展的潮流。他的繼任者阿爾滕施泰因男爵等沒有能夠繼續已經起步的改革事業，結果在一年內就倒台了。1810年7月，哈登貝格出任普魯士首相，繼續施泰因的未竟事業。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貝格男爵出身於漢諾威，從1791年起擔任普魯士官員。他也看到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勃勃生機，主張將法國革命的一些重要成果移植到普魯士。為此，他於1807年9月寫下了《裏加備忘錄》，強調改革舊製度的必要性，主張領悟時代的精神，在維護和加強政府權威的前提下，推行自由平等的原則。他指出：“如果認為我們隻要更加墨守舊秩序，無情地排斥新原則，就能有效地抗拒這場革命，那是幻想。這種做法恰好就是幫助革命並促進其發展的原因。這些原則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如此廣泛的吸引力和傳播範圍，以至任何拒絕接受它們的國家都注定要屈服或滅亡。”但是，哈登貝格讚成法國革命的內容，卻不讚成法國革命的暴力方式，而是主張用和平改革的方式實現法國革命的目標。因此，他在給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魯士“必須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所做的事”。
從1810年出任首相到1822年去世為止，哈登貝格一直利用自己手中強大的行政權力推行施泰因開始的改革。與施泰因這樣一位理想型改革家不同，哈登貝格是一位務實的政治改革家，他采用穩中求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自己的相關改革目標，也就是在盡可能地保障傳統統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實現普魯士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接，減少改革的阻力。改革主要在兩個方麵進行。
首先是農業改革。施泰因的“十月敕令”頒布以後，遭到容克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對此，哈登貝格政府於1811年9月頒布了《關於調整地主與農民之間關係的敕令》，即所謂的“調整敕令”。它一方麵責成地主取消農民的封建義務，另一方麵又規定農民必須通過贖買的方式才能免去手工徭役、提供牲口的徭役等封建義務和封建地租，贖回其耕種的土地。敕令規定，世襲農民必須將自己份地的1/3割讓給地主，非世襲農民則須將份地的1/2割讓給地主。由於戰爭的緣故，“調整敕令”在許多地方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1816年5月，哈登貝格政府又以公告1811年“調整敕令”為名，頒布新的土地改革法令，即所謂的《王家公告》，規定隻有具備農畜並名列稅冊的農民，即至少擁有一輛雙套馬車、兩三代以來一直占有份地的農民，才有贖免封建義務的權利，換言之，沒有能力使用牛馬耕地的農民被排除在調整範圍之外。於是，能夠贖免封建義務的農民被限製到了一個更小的範圍內。1821年，普魯士政府又頒布“義務解除法”，規定農民可用支付25倍地租的辦法贖免各種封建義務，但隻有富裕農民才能有贖免權。由於以上限製，解放農民的進程相當緩慢。到1848年為止，隻有6/7的富農、1/5的中農和貧農獲得了贖免的機會。
其次是財政和工業方麵的改革。1810年10月27日，哈登貝格政府頒布《財政敕令》，改革普魯士的稅收製度，普遍征收所得稅、土地稅、財產稅和消費稅等。次日，又頒布《行業稅敕令》，在“十月敕令”關於自由選擇職業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營業自由的普遍性原則。它規定，國家保證“完全的營業自由”，除了醫生、藥劑師、造船主等特殊的職業外，每個成年人在購買國家營業執照後，可以從事包括工商業在內的各行業的經營活動。營業自由原則的實行意味著行會法規和行會束縛的廢除。由於加入和退出行會已經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決定，行會從此降為一般意義上的私人聯合會。此外，他還頒布了《關於猶太人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認猶太人的公民身份以及經濟上享受平等權利。
除了以上改革內容外，普魯士政府還在軍事、教育等領域進行了改革。
軍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博伊恩、克勞塞維茨等人。沙恩霍斯特出身於下薩克森的博爾登瑙一個得到土地的士兵家庭。1801年進入普魯士軍隊服役。曆任普魯士著名將領布呂歇爾的參謀長，普魯士“軍事改組委員會”領導人，國王侍衛官長和1809年新成立的軍政部的軍務局長。他從很早就認識到義務兵役製比雇傭兵製優越，認為隻有改革軍隊體製，按照法國模式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以此給整個民族灌輸獨立自主的意識，才能在與法國軍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格奈澤瑙等也抱著同樣的想法。
軍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內容：首先，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每個臣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在體係上，按年齡將所有具有作戰能力的男子編入常備軍、預備役軍、戰時可參戰的自衛隊以及保衛家鄉的民兵。由於拿破侖強迫普魯士把兵員限製在42000人以內，普魯士軍事改革家們還創建了一套速成兵製度。根據這一製度，對入伍新兵不斷進行短期訓練，以吸收更多的國民服兵役，普軍兵力則不超過限定的數目。通過這一製度，到1812年為止，普魯士共訓練出12萬名士兵。其次，實行軍務改革。廢除對士兵的體罰，禁止鞭打和侮辱人格的懲罰；任用選拔軍官不再看出身，而是根據所受的教育、才能和貢獻。通過以上改革，普魯士軍事體製呈現軍隊與國民緊密結合的趨勢，從而大大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
在各類改革中，威廉·馮·洪堡進行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威廉·馮·洪堡出生於波茨坦。他在1809年3月到1810年6月間出任新成立的普魯士內政部教育司大臣，進行教育改革。此後，雖然他和哈登貝格意見不合而辭職，但他的同事尼可羅維烏斯和蘇佛恩繼續了他的改革事業。
洪堡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四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引進先進的教育理念。洪堡改革的目標是，根據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思想，使每個人按照他的天賦來接受教育，發展其個性，同時培養他對於全社會的責任感。第二，加強世俗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控製和管理，排除教會對教育事業的幹涉。措施包括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教育管理係統；建立國家考試製度，確立國家在教育領域的權威地位；嚴格教師錄用，發展師範教育，打破中等學校師資對教會神職人員的依賴等。第三，實行“教育服務於國民”的政策，推動教育的大眾化。初等教育在強迫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減少宗教神學課程，增加實用知識課程，通過發展師範教育，提高小學師資的數量和質量。在中學教育方麵，通過削減古典學科內容，擴大普通基礎學科內容，使中學課程更接近於實際生活。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麵，打破大學為政府訓練高級官員的傳統任務，將學術研究作為主要任務，同時將科學研究與科學知識的傳授結合起來，使大學成為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機構典型。1810年創立的柏林大學就是這種新型大學的榜樣。
19世紀初的普魯士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使普魯士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速了普魯士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為日後普魯士統一德國奠定了基礎。
首先，開始於1807年的農業改革摧毀了傳統的封建農業經營方式，使普魯士的農業生產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封建容克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式道路”。改革廢除了農奴製，農民通過贖買封建義務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成為自由人。他們中間少數人分化上升為從事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農，大部分則破產成為農業生產領域中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此外，容克地主通過改革，不僅從農民手中獲得了大量贖金，而且從農民手中割走了大量肥沃的土地。他們以此作為特殊形式的原始資本積累，或變為雇傭農業工人，直接經營資本主義農業的農場主，或成了坐收資本主義地租的地產資本家；更重要的是，由於新的法令允許貴族和農民從事工商業，一部分容克地主轉而投資於工礦企業，獲得解放的農民則往往兼營手工業，從而促進了普魯士的工商業發展。
其次，營業自由的規定促進了普魯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行會法規和行會的約束被廢除，工匠和手工業企業的數目因此增加。1816-1846年間，普魯士的手工業者人數從40萬增加到84萬人。普魯士政府得自手工業領域的稅收也有較快的增長。1824-1831年間，普魯士得自手工業行業的稅收增加25%，而普魯士的同期人口僅增加9%。由此可見手工業領域的發展狀況。
其三，軍事改革和教育改革對普魯士乃至整個德國的曆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軍事改革大大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為日後普魯士的解放戰爭做好了軍事準備，也為普魯士以王朝戰爭方式統一德國打下了軍事基礎。同時，這次軍事改革模式也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突破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束縛提供了榜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受到凡爾賽條約的嚴格限製，德國仍采取隱蔽方式發展其軍事力量。）。就教育改革而言，洪堡建立起來的全新教育製度奠定了普魯士未來一個世紀的教育發展基礎，使普魯士乃至德國教育在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中期都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從而為德國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證。
其四，就行政機構改革而言，它雖然沒有打破容克地主在中央以及地方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但取消樞密製政府、建立國務會議，用獨立的、責任製的國務大臣取代樞密大臣，由國務會議任命省長等，顯然有利於防止專製主義和官僚主義，有利於削弱貴族的統治，從而有利於國家行政機構的現代化。
從以上意義上，19世紀初的普魯士改革是即將成為曆史的封建勢力與新興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一次“妥協”。普魯士的封建統治階級在“革命”的威脅和統治危機麵前，采取了一種明智的“防禦性”策略（這種“防禦性”策略的含義在於，統治階級在曆史發展潮流和革命的“威脅”麵前，能“先發製人”，主動順應曆史潮流和滿足某些“革命”要求，以免自己被曆史所淘汰，進而達到駕馭時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避免了“被革命”的命運，在保留自己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前提下完成了階級性質的轉變，實現了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接。一方麵，改革使普魯士的經濟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麵，由於封建統治勢力在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中沒有受到損害，並繼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這就使得普魯士乃至日後整個德國的政治發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他們的烙印，使普魯士和整個德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呈現一種保守色彩。
總之，普魯士和德意誌其他邦國的改革動搖了德國各邦的傳統封建統治，奠定了德國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也為德國從拿破侖統治下解放出來做好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備。需要看到的是，這場大改革運動的引發者和促成者並非出自德國社會內部，而是來自外部世界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