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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德意誌帝國的建立及其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
德國的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必然，1871年建立起來的德意誌帝國卻是俾斯麥推行“鐵血政策”的產物，是普魯士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推行強權政治的結果。因此，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在政治體製方麵不可避免地帶有俾斯麥個人的主觀色彩以及普魯士政治特色的印記。同時，帝國初期在政治架構的設置上也考慮到了德國長期分裂割據這一曆史的因素。因此，在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中，普魯士在保持自己的主導性優勢地位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這一帝國聯邦主義的色彩。所有這些影響都可以從1871年出台的德意誌帝國憲法中一目了然。
德意誌帝國憲法的出台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憲法的出台形式不同，它不是製憲會議或國民議會民主討論的結果，而是同俾斯麥一手炮製的，實際上是“俾斯麥貫徹普魯士霸權”的結果（DerSpiegel， Nr。7/9.2.1998，S。48.）。
1866年對奧地利戰爭勝利後，普魯士領導組成了北德意誌聯邦。為了使這一新成立的聯邦有章可循，慣於專斷的俾斯麥像簽發公文一樣，將他擬定的一個憲法草案提交北德意誌聯邦議會，在隻許稍加修改的情況下強行通過。1871年的德意誌帝國憲法就是在這樣一部憲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之處在於，在原憲法中加上了與南德4邦簽訂的條約。憲法於1871年4月14日由帝國議會原樣通過，4月20日由俾斯麥公布。直到1917年，這部憲法隻根據實用和習俗的需要做過幾處修改。
根據1871年憲法，德意誌帝國的政治結構呈現兩大特點。
第一，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是各種力量妥協的產物，憲法既要照顧到德國人民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願望，又要考慮到各邦的利益，因此，該憲法在行政結構上體現為聯邦主義。首先，由於巴伐利亞等的反對，憲法中明確規定，新統一的德意誌帝國首腦稱德意誌皇帝（DeutscherKaiser）而非德國皇帝（KaiservonDeutschland）。因為前者與德意誌民族聯係起來，後者卻涉及各邦敏感的領土統治權。巴伐利亞等邦明確表示，擔任德意誌皇帝的普魯士國王不能居於帝國內其他國王之上，也不能向其他邦提出領土要求，即“皇帝在原則上不享受高於各國王的優先地位”。其次，德意誌帝國在組織結構上也是聯邦主義性質的。根據憲法，新成立的德意誌帝國“締結為一個永久的聯邦”，由25個邦和帝國直屬領阿爾薩斯-洛林組成。帝國的主權實際掌握在25個邦的代表手中，他們派出的58名全權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享有立法權，是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在聯邦議會的58個議席中，普魯士擁有17席，有能力否決不利於它的法案（14票足以否決議案），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聯合起來以多數票製服普魯士，確保自己的權利不受侵犯，甚至隻要巴伐利亞（6票）、薩克森（4票）和符滕堡（4票）三個邦聯合起來就可以否決對其不利的議案。此外，各邦保留了大量體現國家主權性質的權利，如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的權利，教育、宗教、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稅的權利等，巴伐利亞和符滕堡甚至還有自己的陸軍部。
第二，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傳承了普魯士的模式，在政治體製上帶有濃烈的專製主義色彩，是一個用議會裝飾著的君主專製國家。首先，在行政權力上，君主政體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作為帝國首腦的皇帝由普魯士國王擔任。他有任免包括帝國宰相在內的國家官吏的權利；有權簽署和公布帝國法律並監督法律的實施；是帝國武裝力量的統帥；決定帝國的對外政策，以帝國的名義宣戰、媾和，委派駐外使節等。帝國政府沒有內閣。帝國惟一的大臣是由普魯士首相兼任的帝國宰相，他隻對皇帝負責。其次，立法機關的權力分配也表明了帝國政治生活的專製主義特征。帝國按照聯邦國家立法機構的模式建立了兩院製的議會。作為上議院的聯邦議會代表各邦，作為下議院的帝國議會則是全體人民的代表。但是，它們實際上隻是專製主義的一個憲法門麵。因為聯邦議會並不是真正的上議院，它體現的隻是一種君主的權力。聯邦議會中的代表隻是各邦君主的代言人。而作為下議院的帝國議會雖然是由25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選產生，事實上它的權力極其有限。它提出的法案隻有得到聯邦議會的同意才能生效；它對任命宰相、組織政府等都沒有影響，因此不存在對它負責的政府；它在外交和軍事上也沒有發言權。其最大的權力就是審查和拒絕通過預算。此外，1871年德意誌帝國憲法在人民的基本權利方麵隻字未提。
當然，僅僅從德意誌帝國憲法出發對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的政治結構作一個絕對性的優或劣、進步或保守的評判，是很困難的。
首先，1871年憲法是一部照顧各種勢力利益的妥協性憲法，是在考慮各邦原統治者利益、資產階級自由派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要求以及普魯士的霸權等三個主要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憲法有關行政結構的設置、政治體製的架構等，皆可從以上三大因素中找到根據。其次，就政治色彩而論，1871年德意誌帝國憲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憲法相比，取的是中間道路。一方麵，它比西歐部分國家的憲法要落後一些；另一方麵，它與東歐、東南歐的絕對專製獨裁體製相比，仍不失為一部進步的憲法。憲法中包含的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和秘密投票製的民主原則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甚至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直到1884-1885年選舉改革以後，才基本實現了男性普選製。
但是，以上情況並不意味著德意誌帝國的憲政結構比其他國家更民主和進步。從代表國民的議會對各種政策和決定的影響而言，英、法等國就遠遠大於德國，德意誌帝國憲法在規定民主選舉的同時，卻保存了一套與奧地利、俄國等相類似的獨裁主義結構的核心中央政府。帝國政府不對議會負責，卻可以在得到聯邦議會的同意後解散代表民意的帝國議會。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政治生活方麵，德意誌帝國離成熟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尚遠。
從階級角度而言，傳統的貴族階級在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據統治地位。除了法律上的特權外，貴族在國家中央各部委幾乎無一例外地占有最高層的領導職位。在外交領域，德國政府的外交國務秘書、駐各重要國家的大使等，都把持在貴族手中；在行政管理領域，貴族同樣占有大部分高層職位。1871-1914年間，除巴登以外，德國各邦政府的大臣大都由貴族擔任。在軍隊中，高級軍官更是由貴族把持。強大的貴族力量的存在，使德國的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一種相對滯後的保守性特點，嚴重影響了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化進程。
雖然新成立的德意誌帝國在政治上顯得保守，在經濟上卻能盡心竭力地為資本主義發展服務。
首先，德國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陸續統一了各類經濟法規。在19世紀70年代上半期，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統一的度量衡法、遷徙自由法、貨幣法、關稅法等一係列法規，從而使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在統一貨幣方麵，1871年，德國境內有7個不同的貨幣區、33個具有鈔票發行權的銀行。各銀行按照完全不同的規定印發鈔票。隨著國家的統一，為了理順混亂的貨幣狀況，加速商品流通，1871年開始，馬克成為法定貨幣單位。1875年，帝國通過銀行法，規定原普魯士銀行成為帝國銀行，限製其他銀行發行紙幣。到1876年，有14家銀行放棄了紙幣發行權，1907年時，已經隻有4家銀行保留著紙幣發行權，且這幾家銀行都是半國家性質的銀行。帝國銀行則成為全國最大的貨幣發行銀行。帝國政府還建立起了統一的郵政係統，取消私人郵政，使原先各邦的電報係統在帝國郵政總局之下合並起來。為了提高運輸效率，帝國政府還統一了對鐵路的管理。1873年，俾斯麥創立帝國鐵路局，專門協調帝國鐵路、各邦鐵路、私營鐵路之間的建設、裝備和營運，從而使德國鐵路運輸實現了統一和係統化運作。
其次，德國政府還根據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不失時機地調整其經濟政策。其中以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最典型。
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德國一直奉行以經濟自由主義為特征的自由貿易政策。在農業方麵，到19世紀70年代初，德國的糧食輸出仍然大於輸入，因此，德國農業界都支持自由貿易；在工業方麵，由於德國發展水平有限，直到1873年德國政府還在有步驟地廢除對生鐵、機車和其他機器的進口關稅，以便刺激鋼鐵、機器等的進口，彌補不足。但是，1873-18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後，來自英國的大量工業品和美國、東歐等地的大批農產品湧入德國，以低廉的價格橫掃德國市場，威脅著德國工業和農業的生存。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護本國工農業生產，德國對外貿易政策迅速轉向保護主義。1879年7月，德意誌帝國議會通過保護關稅法。保護關稅的實行對德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1872年，德國的進出口商品分別為32.6億馬克和23.2億馬克，呈現入超局麵；到1880年，進出口分別為28.3億馬克和29.2億馬克，呈現出超趨勢。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工業經濟迅速發展並成為德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部門時，德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再次出現了調整。這次調整基於以下考慮：一是德國的工業產品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競爭能力；二是高關稅政策招致其他國家的報複性措施，妨礙德國工業品的出口；三是高關稅使德國的消費水平居高不下，引起大眾的不滿。因此，從19世紀90年代起，繼俾斯麥之後的卡普裏維政府開始在關稅問題上采取“新方針”，與有關國家締結一係列商業條約，以調低農產品進口稅為代價，換取向周邊國家出口工業品。
傳統貴族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德國政府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實行保護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根本原因在於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部分地在政治上相互融合，利益日趨一致，即貴族資產階級化，資產階級貴族化。貴族雖然在政治上堅持自己的傳統特權，拒絕“資產階級化”，保持著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從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經營，在經濟、文化等方麵已經“現代和資產階級化”。俾斯麥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化的容克政治家，君臨德國的皇帝既是大地主，又是大軍火企業克虜伯公司的股東。另一方麵，資產階級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維爾納·西門子、施圖姆等，則通過購置地產、謀取爵位，躋身貴族行列，成為貴族隊伍的成員。就此而言，保護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實際上也是掌握國家政權的貴族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需要。
德意誌帝國憲法的出台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憲法的出台形式不同，它不是製憲會議或國民議會民主討論的結果，而是同俾斯麥一手炮製的，實際上是“俾斯麥貫徹普魯士霸權”的結果（DerSpiegel， Nr。7/9.2.1998，S。48.）。
1866年對奧地利戰爭勝利後，普魯士領導組成了北德意誌聯邦。為了使這一新成立的聯邦有章可循，慣於專斷的俾斯麥像簽發公文一樣，將他擬定的一個憲法草案提交北德意誌聯邦議會，在隻許稍加修改的情況下強行通過。1871年的德意誌帝國憲法就是在這樣一部憲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之處在於，在原憲法中加上了與南德4邦簽訂的條約。憲法於1871年4月14日由帝國議會原樣通過，4月20日由俾斯麥公布。直到1917年，這部憲法隻根據實用和習俗的需要做過幾處修改。
根據1871年憲法，德意誌帝國的政治結構呈現兩大特點。
第一，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是各種力量妥協的產物，憲法既要照顧到德國人民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願望，又要考慮到各邦的利益，因此，該憲法在行政結構上體現為聯邦主義。首先，由於巴伐利亞等的反對，憲法中明確規定，新統一的德意誌帝國首腦稱德意誌皇帝（DeutscherKaiser）而非德國皇帝（KaiservonDeutschland）。因為前者與德意誌民族聯係起來，後者卻涉及各邦敏感的領土統治權。巴伐利亞等邦明確表示，擔任德意誌皇帝的普魯士國王不能居於帝國內其他國王之上，也不能向其他邦提出領土要求，即“皇帝在原則上不享受高於各國王的優先地位”。其次，德意誌帝國在組織結構上也是聯邦主義性質的。根據憲法，新成立的德意誌帝國“締結為一個永久的聯邦”，由25個邦和帝國直屬領阿爾薩斯-洛林組成。帝國的主權實際掌握在25個邦的代表手中，他們派出的58名全權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享有立法權，是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在聯邦議會的58個議席中，普魯士擁有17席，有能力否決不利於它的法案（14票足以否決議案），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聯合起來以多數票製服普魯士，確保自己的權利不受侵犯，甚至隻要巴伐利亞（6票）、薩克森（4票）和符滕堡（4票）三個邦聯合起來就可以否決對其不利的議案。此外，各邦保留了大量體現國家主權性質的權利，如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的權利，教育、宗教、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稅的權利等，巴伐利亞和符滕堡甚至還有自己的陸軍部。
第二，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傳承了普魯士的模式，在政治體製上帶有濃烈的專製主義色彩，是一個用議會裝飾著的君主專製國家。首先，在行政權力上，君主政體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作為帝國首腦的皇帝由普魯士國王擔任。他有任免包括帝國宰相在內的國家官吏的權利；有權簽署和公布帝國法律並監督法律的實施；是帝國武裝力量的統帥；決定帝國的對外政策，以帝國的名義宣戰、媾和，委派駐外使節等。帝國政府沒有內閣。帝國惟一的大臣是由普魯士首相兼任的帝國宰相，他隻對皇帝負責。其次，立法機關的權力分配也表明了帝國政治生活的專製主義特征。帝國按照聯邦國家立法機構的模式建立了兩院製的議會。作為上議院的聯邦議會代表各邦，作為下議院的帝國議會則是全體人民的代表。但是，它們實際上隻是專製主義的一個憲法門麵。因為聯邦議會並不是真正的上議院，它體現的隻是一種君主的權力。聯邦議會中的代表隻是各邦君主的代言人。而作為下議院的帝國議會雖然是由25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選產生，事實上它的權力極其有限。它提出的法案隻有得到聯邦議會的同意才能生效；它對任命宰相、組織政府等都沒有影響，因此不存在對它負責的政府；它在外交和軍事上也沒有發言權。其最大的權力就是審查和拒絕通過預算。此外，1871年德意誌帝國憲法在人民的基本權利方麵隻字未提。
當然，僅僅從德意誌帝國憲法出發對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的政治結構作一個絕對性的優或劣、進步或保守的評判，是很困難的。
首先，1871年憲法是一部照顧各種勢力利益的妥協性憲法，是在考慮各邦原統治者利益、資產階級自由派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要求以及普魯士的霸權等三個主要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憲法有關行政結構的設置、政治體製的架構等，皆可從以上三大因素中找到根據。其次，就政治色彩而論，1871年德意誌帝國憲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憲法相比，取的是中間道路。一方麵，它比西歐部分國家的憲法要落後一些；另一方麵，它與東歐、東南歐的絕對專製獨裁體製相比，仍不失為一部進步的憲法。憲法中包含的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和秘密投票製的民主原則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甚至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直到1884-1885年選舉改革以後，才基本實現了男性普選製。
但是，以上情況並不意味著德意誌帝國的憲政結構比其他國家更民主和進步。從代表國民的議會對各種政策和決定的影響而言，英、法等國就遠遠大於德國，德意誌帝國憲法在規定民主選舉的同時，卻保存了一套與奧地利、俄國等相類似的獨裁主義結構的核心中央政府。帝國政府不對議會負責，卻可以在得到聯邦議會的同意後解散代表民意的帝國議會。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政治生活方麵，德意誌帝國離成熟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尚遠。
從階級角度而言，傳統的貴族階級在新建立的德意誌帝國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據統治地位。除了法律上的特權外，貴族在國家中央各部委幾乎無一例外地占有最高層的領導職位。在外交領域，德國政府的外交國務秘書、駐各重要國家的大使等，都把持在貴族手中；在行政管理領域，貴族同樣占有大部分高層職位。1871-1914年間，除巴登以外，德國各邦政府的大臣大都由貴族擔任。在軍隊中，高級軍官更是由貴族把持。強大的貴族力量的存在，使德國的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一種相對滯後的保守性特點，嚴重影響了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化進程。
雖然新成立的德意誌帝國在政治上顯得保守，在經濟上卻能盡心竭力地為資本主義發展服務。
首先，德國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陸續統一了各類經濟法規。在19世紀70年代上半期，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統一的度量衡法、遷徙自由法、貨幣法、關稅法等一係列法規，從而使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在統一貨幣方麵，1871年，德國境內有7個不同的貨幣區、33個具有鈔票發行權的銀行。各銀行按照完全不同的規定印發鈔票。隨著國家的統一，為了理順混亂的貨幣狀況，加速商品流通，1871年開始，馬克成為法定貨幣單位。1875年，帝國通過銀行法，規定原普魯士銀行成為帝國銀行，限製其他銀行發行紙幣。到1876年，有14家銀行放棄了紙幣發行權，1907年時，已經隻有4家銀行保留著紙幣發行權，且這幾家銀行都是半國家性質的銀行。帝國銀行則成為全國最大的貨幣發行銀行。帝國政府還建立起了統一的郵政係統，取消私人郵政，使原先各邦的電報係統在帝國郵政總局之下合並起來。為了提高運輸效率，帝國政府還統一了對鐵路的管理。1873年，俾斯麥創立帝國鐵路局，專門協調帝國鐵路、各邦鐵路、私營鐵路之間的建設、裝備和營運，從而使德國鐵路運輸實現了統一和係統化運作。
其次，德國政府還根據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不失時機地調整其經濟政策。其中以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最典型。
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德國一直奉行以經濟自由主義為特征的自由貿易政策。在農業方麵，到19世紀70年代初，德國的糧食輸出仍然大於輸入，因此，德國農業界都支持自由貿易；在工業方麵，由於德國發展水平有限，直到1873年德國政府還在有步驟地廢除對生鐵、機車和其他機器的進口關稅，以便刺激鋼鐵、機器等的進口，彌補不足。但是，1873-18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後，來自英國的大量工業品和美國、東歐等地的大批農產品湧入德國，以低廉的價格橫掃德國市場，威脅著德國工業和農業的生存。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護本國工農業生產，德國對外貿易政策迅速轉向保護主義。1879年7月，德意誌帝國議會通過保護關稅法。保護關稅的實行對德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1872年，德國的進出口商品分別為32.6億馬克和23.2億馬克，呈現入超局麵；到1880年，進出口分別為28.3億馬克和29.2億馬克，呈現出超趨勢。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工業經濟迅速發展並成為德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部門時，德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再次出現了調整。這次調整基於以下考慮：一是德國的工業產品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競爭能力；二是高關稅政策招致其他國家的報複性措施，妨礙德國工業品的出口；三是高關稅使德國的消費水平居高不下，引起大眾的不滿。因此，從19世紀90年代起，繼俾斯麥之後的卡普裏維政府開始在關稅問題上采取“新方針”，與有關國家締結一係列商業條約，以調低農產品進口稅為代價，換取向周邊國家出口工業品。
傳統貴族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德國政府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實行保護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根本原因在於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部分地在政治上相互融合，利益日趨一致，即貴族資產階級化，資產階級貴族化。貴族雖然在政治上堅持自己的傳統特權，拒絕“資產階級化”，保持著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從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經營，在經濟、文化等方麵已經“現代和資產階級化”。俾斯麥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化的容克政治家，君臨德國的皇帝既是大地主，又是大軍火企業克虜伯公司的股東。另一方麵，資產階級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維爾納·西門子、施圖姆等，則通過購置地產、謀取爵位，躋身貴族行列，成為貴族隊伍的成員。就此而言，保護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實際上也是掌握國家政權的貴族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