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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雲南陸軍講武堂培養的韓國將領與中國抗戰
徐萬民；張子建
1910年日本吞並韓國，許多不甘心當亡國奴的韓國愛國者流亡到中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入中國軍校，準備獻身於光複祖國的獨立戰爭。
雲南陸軍講武堂就接納了數十名韓國有誌青年。軍校畢業後，他們參加了中國革命和反抗中韓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戰爭。有些人成了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對黃埔軍校、洛陽軍校、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的韓國留學生，已有不少論文和專著涉及。但對雲南講武堂為韓國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迄今未見研究成果問世。作者深感這一課題意義重大，僅就手頭有限的資料撰成此文，拋磚引玉，祈望能有更多的學者關注這一論題。
一、唐繼堯對申圭植的承諾
用民族獨立戰爭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韓國的殖民統治，始終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主要目標。為了培養領導獨立戰爭的軍事人才，獨立運動的領袖們創建了軍官學校。
1910年，李東寧、李會榮、李始榮等人在中國東北設立新興武官學校。至1920年，新興武官學校培養的學生達3500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光複軍的骨幹。
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即於1919年12月，在上海市新民裏23號軍務部內，開設了臨時陸軍武官學校。至1920年底，這所學校培養了兩批學員。
1920年5月製訂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施政方針》，在內政“第五項作戰準備”部分，對軍事人才的培養有了更具體的規劃。
……
六、建立士官學校。在中國、蘇聯及政府所在地視條件設立士官學校，培養軍事人才。
……
九、到外國士官學校留學。與中國及歐美各國交涉，派遣學生留學。
……
由韓國人在中國創辦軍校，培養軍事人才，有種種不利條件的限製，很難達到預想的目標，於是，韓國臨時政府將目光轉向了中國的官辦軍校。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陸軍講武堂聲譽卓著，其創辦者及教官多同情韓國獨立運動，又遠離日本侵略者的勢力範圍，成了首選的學校之一。
雲南陸軍講武堂成立於1909年（清宣統元年），校址在昆明著名的風景區翠湖西岸。在李根源、羅佩金的主持下，講武堂發展很快，一批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聲望顯赫的名將先後擔任教官。講武堂人才輩出，“其師生擔任上將以上軍職的有18人，少將以上的近百人，省長以上文職的有14人次”。在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抗日戰爭中，講武堂師生為國家和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雲南講武堂為韓國培養軍事人才一事，是由韓國獨立運動的著名領袖申圭植和雲南軍界領導人唐繼堯共同主持的。
申圭植（1879—1922年），韓國忠清北道清源郡人。1911年來到中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同年10月參加辛亥革命，與南方同盟會係統的軍界人物過從甚密。申圭植十分重視為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辛亥革命後，他利用與中國軍界人士李烈鈞、鈕永建、柏文蔚、程潛、盧永祥、夏孫鵬、王卓夫等的關係，將許多韓國青年送入保定軍官學校、天津軍需學校、南京海軍學校、吳淞商船學校、湖北講武堂、廣東講武堂、雲南講武堂、杭州體育學堂留學。“如是凡十年，畢業者達百餘人。”1916年，申圭植通過孫中山的推薦將李範奭等4名韓國青年送到雲南講武堂深造。這是該軍校接受的第一批韓國留學生。當年的雲南都督正是唐繼堯。
唐繼堯（1883—1927年），雲南會澤人。1904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入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回國，先後任雲南督練公所提調、雲南講武堂教官、監督。辛亥雲南起義成功，唐任都督府軍政部次長和參謀部次長、貴州都督（1912年）、雲南都督（1913年）。1915年12月，唐繼堯與蔡鍔等宣布雲南獨立，發動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的護國戰爭，被推為雲南都督。1917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1921年被顧品珍趕下台，流亡香港，準備東山再起。
1921年10月26日，韓國臨時政府代總理兼外務總長、法務總長申圭植及隨從秘書閔石麟從上海出發，赴廣州訪問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
10月29日，申圭植一行途經香港，在皇後道街拜訪唐繼堯，向唐繼堯介紹了壯烈的“三一運動”和韓國臨時政府的組織及活動。應唐繼堯之請，申圭植還介紹了韓國臨時政府的軍事及經濟狀況，特別談及韓人在吉林“設立新興軍官學校，實施軍事教育，擬培養大批士官人才及革命幹部。嗣以東北日人勢力膨脹，張作霖懼起外交糾紛，勒令解散該校，師生乃投效韓國獨立軍，歸韓國北路軍政署徐一先生及金佐鎮將軍節製。”
唐繼堯與申圭植為多年老友，聽其介紹，感觸良多，遂說：
從前兄弟隻聞韓國發生獨立運動，詳情不悉，今聆先生之語，至為感動，古人雲：“哀莫大於心死！”今貴國人心不死，獨立自由，實有厚望焉。
大凡一民族之複國運動，不僅需要自身團結，自力奮鬥，亦需外力奧援，外邦相助，自有史以來，曆代往例，大抵若是，無待煩言。過去中國革命，亦可謂得外援而成功，韓國獨立，豈能例外，而不需外援乎？唯目前中國時局，如是混沌，誠可歎也。至於貴國，兄弟素有良好印象，仰慕已非一日。猶憶昔在日本士官，卒業歸國，道經韓京，見街上過往學生，皆朝氣蓬勃，英俊有為，不類亡國之民，故兄弟常語人：“韓國人民，非亡國之民，遲早必有救。”今後如再回滇，誓必為韓國養成軍官人才，至少二師團，俾協助貴國革命。至經濟方麵，多則力所不及，如中法銀行存款問題解決，當讚助十萬元也。
當時，唐繼堯正秘密策劃重返雲南奪權，他對成功滿懷信心，對申圭植說：“回滇一事，不久可以實現，目前尚乞暫守秘密。回滇後，當通知先生，請貴政府派員至敝省接洽。對於貴國誌士，敝省人民必熱烈歡迎也。”王子毅先生說：“嗣後唐公回滇，實踐此約，凡持有韓國臨時政府證明文件之學生悉收納於所辦之軍校，前後畢業生達五十名。”
申圭植一行又到廣州，受到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的熱烈而隆重的接待。孫中山與申圭植長時間會談，共商支援韓國獨立運動的各項事宜。首先是決定韓國臨時政府和中國護法政府互換外交承認，這是申圭植一行的最大收獲，也是韓國臨時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
申圭植還希望“中國軍校收容韓國學生”。孫中山回答：
亦毫無問題。我等原極希望韓國子弟多多受軍事教育，俾培養韓國軍事人才。此事餘決照辦。通令各軍校盡量收容貴國子弟可也。
後來，許多韓國學生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即是落實此次孫中山、申圭植會談事項的結果。
1922年初，唐繼堯重返雲南執政，對講武堂大力整頓，任其弟唐繼虞為校長，改革學製，追蹤世界軍事科學發展的步伐，增設新的學科等。他實踐在香港時對申圭植的承諾，凡持有韓國臨時政府證明文件的學生，一律接受，送入講武堂與航空大隊。韓國臨時政府亦派樸讚翊駐滇，負責接洽雲南軍校招收韓國學生事宜。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辦公室秘書金恩忠將軍說：“樸讚翊於中華民國八年，韓臨時政府再派先生為駐粵護法政府代表，經常與中山先生及黨政元老，密取聯絡，奠定兩民族真摯之友誼。因先生與唐繼堯先生極友善，故再派為駐滇代表。而陸空軍青年將校之培育，為國儲才，亦賴先生在滇之活動。先後訓練凡數十人。如知名中韓之韓陸軍將領（光複軍中將參謀長）李範奭，空軍將校李英茂，亦係先生洽送雲南講武堂及航空學校之學生。”
韓國留學生多集中在第十六、十七期。由於要回避學校中的日本教官，韓國學生都改為中國籍、中國名。現在要列出全部韓國學生的名單，已相當困難。約略估計雲南講武堂招收的韓國學生的人數，就有30餘名和50餘名兩種說法。
馬繼孔等人計算：“從1909年第一期算起，到1935年結束，講武堂共開辦了22期，共培訓生員9000餘人，其中華僑生500餘人，朝鮮籍學生30餘人，越南籍學生70餘人。”
胡春惠先生曆述在中國援助韓國獨立運動之第一階段中，中國南方、北方各界人士對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的與物質的援助。他說：“雲南的唐繼堯，除曾答應以金錢上支持韓人革命外，並在其所辦的雲南講武堂中，代訓了韓國軍事人才50餘名。”
除上述王子毅先生外，確認50餘人之說者，尚有韓國睨觀先生紀念會之《韓國魂》一書。
由於缺乏更具體的史料，很難在30餘名與50餘名兩說中擇一近似值。要更準確、更全麵地總結雲南講武堂為韓國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還需要做更多的史料調研工作。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僅能就已知的幾個韓國高才生作一介紹。見一斑而窺全豹，幾個人的傳奇般的經曆，足以折射出雲南講武堂對韓國獨立運動的不平凡的貢獻。
二、大韓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
就現有史料可知，李範奭將軍是最早入雲南講武堂學習的韓國學生之一。
李範奭（1900—1976年），號鐵驥，曾用名李國根、吳基星，1900年10月生於漢城。7歲喪母，10歲入私立長熏學校。其父李文夏任江原道伊川郡守時，他轉學到伊川普通學校。13歲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又入京城高等普通學校。夏，認識著名獨立運動活動家呂運亨先生於漢江江畔，乃決心去中國。1915年11月，他走過鴨綠江鐵橋來到中國奉天，隨呂運亨到上海，見到了申圭植、申雨溪、申采浩、曹成煥等。李範奭與閔石麟同住法租界漁陽裏，二人居室樓上即是申圭植先生的寢室與工作室。“1916年秋天，經申圭植先生努力，孫文讓雲南督軍唐繼堯準許韓國青年入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學習，其校址在昆明。於是，他以李國根的假名入該校攻讀。1919年3月，他畢業於該校十二期騎兵科。”同期畢業生還有來自南洋，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葉劍英。
據《雲南陸軍講武堂史》：“由於在護國戰爭中，滇軍轉戰南北，打出一批猛將能人，這些人又大多出自講武堂，於是講武堂名聲漸漸遠播，連海外華僑，也遠道而來投考。因此第十二期除各軍事機關選送之外，還招考了部分具有中等以上學曆的華僑。分為步、騎、炮、工四科。其中步科學員71名，騎科學員16名，炮科學員也是16名，工科學員36名，共139名。”
申圭植先生對進入中國軍校學習的韓國青年寄以厚望，要求也很嚴格。他給李範奭等四位青年的臨別贈言是：
為了求學，你即使在操場的杠子上摔死，在講堂上得腦充血昏死，都沒有什麽。主要的你必須做一個人！你必須為三千萬亡國奴爭一口氣。你個人的光榮，就是這三千萬人的光榮！好好苦幹吧！
閔石麟說：“先生的語聲很低，卻像鐵錘似的擊著聽者的耳鼓。”李範奭牢記申圭植先生的臨別贈言，勤奮學習，“拚命用功，屢試輒獲第一。軍校規矩，熄燈後照例不準有火燭，他則想盡辦法，偷點蠟燭，通宵苦讀，至於鼻子流血，苦讀仍不輟。他沒有忘記先生的話。其餘四位學生，也受了申公精神的感召，都很努力用功，均名列前茅”。
雲南講武堂騎兵科的嚴格訓練，奠定了他一生軍事活動的堅實基礎。金俊燁先生說：鐵驥將軍文武雙全，真正具有軍人風度與氣質，他既多情善感又具有獅子和老虎一般的勇猛剛毅的性格。他“不僅喜歡射擊、騎馬和打獵，而且騎術精湛，在理論上也具有專家的水平”。
1919年10月，李範奭經李始榮介紹，到柳河新興武官學校任教。1920年3月，應金佐鎮邀請，到汪清縣北路軍政署，“建立學校，培育英俊”。
10月，與金佐鎮共同指揮韓國獨立軍殲滅大批日軍，取得有名的青山裏大捷。1922年9月，與金奎植組建高麗革命軍，任騎兵團團長。高麗革命軍在俄境被迫解散後，李範奭來到北京，化名吳基星，與台灣革命誌士聯合發起創立韓台革命同誌會。1925年1月，李範奭任合同民族軍綏芬地區司令，與蘇軍衝突受傷，到寧古塔療養。3月，任綏寧鎮守使張宗呂少校參謀。為了躲避日本情報機關的追捕，李範奭用假名金光鬥，在外蒙古兩年，以打獵為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範奭參加中國抗戰，任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蘇炳文秘書、高級參謀，任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部作戰科長。1932年，義勇軍失敗，他與馬占山經滿洲裏進入蘇聯國境後，以中國軍事考察團團員身份，隨馬占山赴歐洲諸國考察，於1933年6月回到上海。
當時，中國國民政府與韓國臨時政府合作，在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培養韓國軍事人才。李範奭任韓籍軍官大隊長。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李範奭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少將高級參謀，第三集團軍第55軍團參謀處長、中央訓練團中隊長。
1940年9月17日，韓國光複軍成立，李範奭出任少將參謀長、副參謀長。1942年4月，任光複軍主力第二支隊隊長。1945年8月13日，任韓國光複軍國內挺進軍總司令。8月18日，他帶領金俊燁、張俊河等與美國軍官飛赴漢城汝矣島機場，洽談日軍受降事宜。
1948年8月，大韓民國政府正式成立，李範奭為首任國務總理兼國防部長。
三、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將領金勳
金勳（1901—1936年），曾用名楊林、楊寧、畢士悌、畢師諦、畢時弟，生於朝鮮平安北道。金勳的父親是位愛國誌士，犧牲於1919年的“三一運動”。他繼承父誌，繼續從事反日救國活動。1920年，金勳流亡中國，臨行前致信妻子李秋嶽：“假如你站不住腳的時候，就去找我。不過，但能堅持就要盡量堅持下去，一切聽從於革命組織，萬不可為了私人情感的留戀而放鬆解放祖國的責任，祖國多麽需要我們啊！”
1921年，金勳到雲南陸軍講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學習。當時的校長是唐繼堯的弟弟唐繼虞，後為劉國棟。第十六期步科第五隊94人，步科第六隊78人，步科第七隊80人，步科第八隊98人。第九隊分三科：騎科19人，炮科31人，工科35人，共85人。十六期總計學生435人。
金勳“入學的目的非常明確，是為了革命，因此他的學習也是一種革命，他是以革命精神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習的。他一方麵學習軍事技術，一方麵和其他朝鮮革命者秘密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準備獻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因此，他的學業總是十分優異的，深受同學和教職人員的稱讚，講武堂的教務長常講：高麗學生金勳是很有誌氣的。”
1924年，金勳於雲南講武堂畢業。1925年到廣州，改名楊寧，任黃埔軍校集訓部教官、第三期學生第四隊上尉隊長等職。他參加東征和平定滇桂軍叛亂，英勇善戰，累立戰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葉挺獨立團組建，楊寧調任第二營營長。1926年4月，調回黃埔軍校。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國共分裂。楊寧奉中共中央派遣，去蘇聯軍校學習。
1930年，楊寧改名楊林，奉派到中共滿洲省委，任東滿特委委員兼軍委書記，建立並發展了赤衛隊等革命武裝，後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力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楊林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1932年6月4日，在楊林主持下，在盤東三道崗小金廠成立了盤石反日義勇軍。參加創建這支抗日武裝的還有中共盤東區委負責人李東光、盤石中心縣委特務隊隊長李紅光。二李均為朝鮮族。遊擊隊由中、朝兩國抗日誌士組成，在抗擊日本侵略的戰鬥中迅速壯大，成為南滿遊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的前身。楊林在滿洲省委工作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為東北十四年抗日武裝鬥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32年秋，楊林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改名畢士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補充師師長。在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中，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參謀長。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畢士悌任十五軍團七十五師參謀長，親臨前沿偵察，製訂紅軍突破黃河天險的方案，並親率先鋒營深夜偷渡，完成了掩護大軍渡過黃河的任務。在指揮部隊向敵縱深陣地攻擊前進時，畢士悌不幸重傷陣亡，時年36歲。
四、抗聯名將崔庸健
雲南陸軍講武堂第十七期的學生中出了兩名抗聯名將，一個是韓國人崔庸健，一個是雲南大理縣人周保中。
第十七期開辦於1923年春，其編製特點為先分隊，後分科，每個隊裏步、騎、炮、工四科齊備，第一隊第一教授班61人，第一隊第二教授班59人；第二隊第一教授班58人，第二隊第二教授班54人，共234人。學製二年，實際學了一年半，到1924年秋即全部畢業。
崔庸健（1900—1976年），又名崔石泉，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人。還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求學時，他就追求進步與革命。講武堂畢業後，他來到大革命的中心廣州，進入黃埔軍校，任黃埔教導團教官，與許多韓國革命者一起，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廣州起義時，崔庸健任黃埔特務營第二連連長，參加攻打沙河的戰鬥。一百五十餘名參加特務營的韓國革命者大部分在起義中犧牲。廣州起義失敗後，崔庸健率殘部撤退到花縣，參加了保衛海陸豐的戰鬥。後到中國東北通河、湯原從事革命活動。金日成回憶說：由於蔣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變），國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曾在黃埔軍校、廣東軍校、雲南講武堂等武官學校畢業後參加中國革命的楊林、崔庸健、吳成侖（全光）、張誌樂、樸勳等許多人，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來到滿洲地區。
在東北十四年的抗日武裝鬥爭中，崔庸健與其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期同學周保中共同領導了吉東地區（相當於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
1932年，崔庸健受中共饒河中心縣委指示，開辦軍政講習所，培養遊擊隊骨幹。10月，他領導由6名學員組成的特務隊，以一支手槍起家，從偽警察、民團、商團手中奪槍，不斷發展壯大自己。
1933年4月21日，饒河工農義勇軍宣告成立，隊長崔庸健。5月，饒河中心縣委在三義屯舉辦軍事訓練班，班主任即為崔庸健。11月，工農義勇軍改編為救國軍第一旅特務營，崔庸健任營參謀長。救國軍失敗後，特務營改編為饒河民眾反日遊擊隊，崔庸健代理遊擊隊隊長，樸振寧任政治指導員。1934年春，饒河中心縣委與遊擊隊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深入動員包括朝鮮族在內的東北各族人民支援抗日遊擊戰爭。1934年5月，崔庸健任饒河遊擊大隊政治部主任。他與隊長張文楷、李學福（朝鮮族）共同指揮在虎林、饒河地區多次奇襲日軍與日軍據點，粉碎了1934年11月日偽軍的冬季“大討伐”。1935年8月20日，中共吉東特委將饒河民眾反日遊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四團，崔庸健任參謀長，團長李學福、副團長樸振寧也是朝鮮族。第四團有官兵250多人，朝鮮族占很大比例。四團在烏蘇裏江左岸堅持遊擊戰爭，保證了中國抗日軍與蘇聯遠東軍的聯係。9月，四團在新興洞打敗日軍。部隊由4個連擴編為7個連。11月，又用巧妙機動的遊擊戰術粉碎了1500多名日偽軍的“冬季大討伐”。
1936年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將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2月20日，東北抗日將領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製宣言》，宣布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反日遊擊隊“一律改組建製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以及抗日聯軍遊擊隊”。至1937年冬，東北抗日聯軍共編成第一、二、三路軍，轄11個軍，總兵力約3萬人。
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於1937年10月編成。編入第二路軍的部隊有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五軍、第六軍、第七軍、第八軍、第十軍，總指揮為抗日名將周保中。他與崔庸健是雲南講武堂的同學，大革命時期在廣州重逢，現在又成了東北抗日遊擊戰場上生死與共的戰友。第二路軍中有一大批韓國共產主義者與愛國誌士，周保中十分重視維護中韓友誼，任命許多韓國人擔任重要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後，這些人凱旋回國，成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崔庸健創建的第四軍第四團先擴建為第四軍第二師，又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為二路軍主力之一。崔庸健先後任第二師參謀長和第七軍參謀長。軍長陳榮久犧牲後，他任第七軍黨委書記兼代理軍長。1937年春，第七軍擴大到850人。1937年中國全麵抗戰開始後，第七軍又發展到1500人。1938年1月5日，在周保中主持的下江特委擴大會議上，崔庸健仍任軍黨委書記、代理軍長。1940年1月，崔庸健調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參謀長，與總指揮周保中、副總指揮趙尚誌共同承擔領導二路軍的重任。
1940年10月，周保中和二路軍總部陷入日偽軍重重包圍，形勢萬分危急。崔庸健緊急派遣船隻，連夜將周保中及總部人員搶運過江。敵人趕到時，隻能望江興歎。周保中感慨地說：“若無參謀長小舟渡過江，則烏蘇裏江已成我之烏江矣！”
從1937年到1940年，崔庸健指揮抗聯第七軍和第二路軍進行過許多次戰鬥，消滅了大批日偽軍，有力地配合了關內地區的抗日戰爭，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1940年，抗聯各部隊陸續轉移到蘇聯境內整訓、補充。崔庸健任北野營第二連連長。1942年8月1日，南北野營合並，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成立，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也稱蘇聯遠東紅旗軍獨立88旅，番號為8461步兵特別旅。周保中任旅長，崔庸健任副參謀長。9月13日，教導旅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亦稱東北黨委會）成立。書記崔庸健，副書記金日成、金京石均為朝鮮族。特別支部局既是抗聯教導旅中的中共黨組織，又是全東北中共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
1945年，蘇聯對日宣戰，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和韓國北部作戰。抗聯教導旅一分為二：金日成、金策率400餘人返回韓國北部。周保中、崔庸健率300餘人隨蘇軍返回中國東北。周保中、崔庸健代表抗聯和東北黨委會，向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彭真移交東北黨組織的全部關係、檔案及黨費。東北局領導同誌聽取了周保中、崔庸健的報告，對抗聯的英勇鬥爭和曆史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東北局肯定並接受了東北黨委會轉交的組織關係，宣布東北黨委會已經勝利完成了他的曆史使命，予以撤銷，所屬各地組織統一由東北局負責領導。周保中與夫人王一知設宴為崔庸健隆重餞行。馮仲雲派人經安東（今丹東）護送崔庸健返回朝鮮。崔庸健與金日成一起，領導創建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曾任朝鮮人民軍大將，長期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繼續為維護中朝友誼而盡心竭力。
雲南陸軍講武堂為韓國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在中韓關係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遺憾的是，由於缺乏相關史料，給我們的研究帶來困難，希望關心這一問題的朋友向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和資料，共同推進這一體現中韓友誼的課題的研究。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雲南民族大學）
1910年日本吞並韓國，許多不甘心當亡國奴的韓國愛國者流亡到中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入中國軍校，準備獻身於光複祖國的獨立戰爭。
雲南陸軍講武堂就接納了數十名韓國有誌青年。軍校畢業後，他們參加了中國革命和反抗中韓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戰爭。有些人成了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對黃埔軍校、洛陽軍校、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的韓國留學生，已有不少論文和專著涉及。但對雲南講武堂為韓國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迄今未見研究成果問世。作者深感這一課題意義重大，僅就手頭有限的資料撰成此文，拋磚引玉，祈望能有更多的學者關注這一論題。
一、唐繼堯對申圭植的承諾
用民族獨立戰爭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韓國的殖民統治，始終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主要目標。為了培養領導獨立戰爭的軍事人才，獨立運動的領袖們創建了軍官學校。
1910年，李東寧、李會榮、李始榮等人在中國東北設立新興武官學校。至1920年，新興武官學校培養的學生達3500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光複軍的骨幹。
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即於1919年12月，在上海市新民裏23號軍務部內，開設了臨時陸軍武官學校。至1920年底，這所學校培養了兩批學員。
1920年5月製訂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施政方針》，在內政“第五項作戰準備”部分，對軍事人才的培養有了更具體的規劃。
……
六、建立士官學校。在中國、蘇聯及政府所在地視條件設立士官學校，培養軍事人才。
……
九、到外國士官學校留學。與中國及歐美各國交涉，派遣學生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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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韓國人在中國創辦軍校，培養軍事人才，有種種不利條件的限製，很難達到預想的目標，於是，韓國臨時政府將目光轉向了中國的官辦軍校。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陸軍講武堂聲譽卓著，其創辦者及教官多同情韓國獨立運動，又遠離日本侵略者的勢力範圍，成了首選的學校之一。
雲南陸軍講武堂成立於1909年（清宣統元年），校址在昆明著名的風景區翠湖西岸。在李根源、羅佩金的主持下，講武堂發展很快，一批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聲望顯赫的名將先後擔任教官。講武堂人才輩出，“其師生擔任上將以上軍職的有18人，少將以上的近百人，省長以上文職的有14人次”。在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抗日戰爭中，講武堂師生為國家和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雲南講武堂為韓國培養軍事人才一事，是由韓國獨立運動的著名領袖申圭植和雲南軍界領導人唐繼堯共同主持的。
申圭植（1879—1922年），韓國忠清北道清源郡人。1911年來到中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同年10月參加辛亥革命，與南方同盟會係統的軍界人物過從甚密。申圭植十分重視為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辛亥革命後，他利用與中國軍界人士李烈鈞、鈕永建、柏文蔚、程潛、盧永祥、夏孫鵬、王卓夫等的關係，將許多韓國青年送入保定軍官學校、天津軍需學校、南京海軍學校、吳淞商船學校、湖北講武堂、廣東講武堂、雲南講武堂、杭州體育學堂留學。“如是凡十年，畢業者達百餘人。”1916年，申圭植通過孫中山的推薦將李範奭等4名韓國青年送到雲南講武堂深造。這是該軍校接受的第一批韓國留學生。當年的雲南都督正是唐繼堯。
唐繼堯（1883—1927年），雲南會澤人。1904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入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回國，先後任雲南督練公所提調、雲南講武堂教官、監督。辛亥雲南起義成功，唐任都督府軍政部次長和參謀部次長、貴州都督（1912年）、雲南都督（1913年）。1915年12月，唐繼堯與蔡鍔等宣布雲南獨立，發動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的護國戰爭，被推為雲南都督。1917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1921年被顧品珍趕下台，流亡香港，準備東山再起。
1921年10月26日，韓國臨時政府代總理兼外務總長、法務總長申圭植及隨從秘書閔石麟從上海出發，赴廣州訪問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
10月29日，申圭植一行途經香港，在皇後道街拜訪唐繼堯，向唐繼堯介紹了壯烈的“三一運動”和韓國臨時政府的組織及活動。應唐繼堯之請，申圭植還介紹了韓國臨時政府的軍事及經濟狀況，特別談及韓人在吉林“設立新興軍官學校，實施軍事教育，擬培養大批士官人才及革命幹部。嗣以東北日人勢力膨脹，張作霖懼起外交糾紛，勒令解散該校，師生乃投效韓國獨立軍，歸韓國北路軍政署徐一先生及金佐鎮將軍節製。”
唐繼堯與申圭植為多年老友，聽其介紹，感觸良多，遂說：
從前兄弟隻聞韓國發生獨立運動，詳情不悉，今聆先生之語，至為感動，古人雲：“哀莫大於心死！”今貴國人心不死，獨立自由，實有厚望焉。
大凡一民族之複國運動，不僅需要自身團結，自力奮鬥，亦需外力奧援，外邦相助，自有史以來，曆代往例，大抵若是，無待煩言。過去中國革命，亦可謂得外援而成功，韓國獨立，豈能例外，而不需外援乎？唯目前中國時局，如是混沌，誠可歎也。至於貴國，兄弟素有良好印象，仰慕已非一日。猶憶昔在日本士官，卒業歸國，道經韓京，見街上過往學生，皆朝氣蓬勃，英俊有為，不類亡國之民，故兄弟常語人：“韓國人民，非亡國之民，遲早必有救。”今後如再回滇，誓必為韓國養成軍官人才，至少二師團，俾協助貴國革命。至經濟方麵，多則力所不及，如中法銀行存款問題解決，當讚助十萬元也。
當時，唐繼堯正秘密策劃重返雲南奪權，他對成功滿懷信心，對申圭植說：“回滇一事，不久可以實現，目前尚乞暫守秘密。回滇後，當通知先生，請貴政府派員至敝省接洽。對於貴國誌士，敝省人民必熱烈歡迎也。”王子毅先生說：“嗣後唐公回滇，實踐此約，凡持有韓國臨時政府證明文件之學生悉收納於所辦之軍校，前後畢業生達五十名。”
申圭植一行又到廣州，受到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的熱烈而隆重的接待。孫中山與申圭植長時間會談，共商支援韓國獨立運動的各項事宜。首先是決定韓國臨時政府和中國護法政府互換外交承認，這是申圭植一行的最大收獲，也是韓國臨時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
申圭植還希望“中國軍校收容韓國學生”。孫中山回答：
亦毫無問題。我等原極希望韓國子弟多多受軍事教育，俾培養韓國軍事人才。此事餘決照辦。通令各軍校盡量收容貴國子弟可也。
後來，許多韓國學生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即是落實此次孫中山、申圭植會談事項的結果。
1922年初，唐繼堯重返雲南執政，對講武堂大力整頓，任其弟唐繼虞為校長，改革學製，追蹤世界軍事科學發展的步伐，增設新的學科等。他實踐在香港時對申圭植的承諾，凡持有韓國臨時政府證明文件的學生，一律接受，送入講武堂與航空大隊。韓國臨時政府亦派樸讚翊駐滇，負責接洽雲南軍校招收韓國學生事宜。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辦公室秘書金恩忠將軍說：“樸讚翊於中華民國八年，韓臨時政府再派先生為駐粵護法政府代表，經常與中山先生及黨政元老，密取聯絡，奠定兩民族真摯之友誼。因先生與唐繼堯先生極友善，故再派為駐滇代表。而陸空軍青年將校之培育，為國儲才，亦賴先生在滇之活動。先後訓練凡數十人。如知名中韓之韓陸軍將領（光複軍中將參謀長）李範奭，空軍將校李英茂，亦係先生洽送雲南講武堂及航空學校之學生。”
韓國留學生多集中在第十六、十七期。由於要回避學校中的日本教官，韓國學生都改為中國籍、中國名。現在要列出全部韓國學生的名單，已相當困難。約略估計雲南講武堂招收的韓國學生的人數，就有30餘名和50餘名兩種說法。
馬繼孔等人計算：“從1909年第一期算起，到1935年結束，講武堂共開辦了22期，共培訓生員9000餘人，其中華僑生500餘人，朝鮮籍學生30餘人，越南籍學生70餘人。”
胡春惠先生曆述在中國援助韓國獨立運動之第一階段中，中國南方、北方各界人士對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的與物質的援助。他說：“雲南的唐繼堯，除曾答應以金錢上支持韓人革命外，並在其所辦的雲南講武堂中，代訓了韓國軍事人才50餘名。”
除上述王子毅先生外，確認50餘人之說者，尚有韓國睨觀先生紀念會之《韓國魂》一書。
由於缺乏更具體的史料，很難在30餘名與50餘名兩說中擇一近似值。要更準確、更全麵地總結雲南講武堂為韓國獨立戰爭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還需要做更多的史料調研工作。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僅能就已知的幾個韓國高才生作一介紹。見一斑而窺全豹，幾個人的傳奇般的經曆，足以折射出雲南講武堂對韓國獨立運動的不平凡的貢獻。
二、大韓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
就現有史料可知，李範奭將軍是最早入雲南講武堂學習的韓國學生之一。
李範奭（1900—1976年），號鐵驥，曾用名李國根、吳基星，1900年10月生於漢城。7歲喪母，10歲入私立長熏學校。其父李文夏任江原道伊川郡守時，他轉學到伊川普通學校。13歲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又入京城高等普通學校。夏，認識著名獨立運動活動家呂運亨先生於漢江江畔，乃決心去中國。1915年11月，他走過鴨綠江鐵橋來到中國奉天，隨呂運亨到上海，見到了申圭植、申雨溪、申采浩、曹成煥等。李範奭與閔石麟同住法租界漁陽裏，二人居室樓上即是申圭植先生的寢室與工作室。“1916年秋天，經申圭植先生努力，孫文讓雲南督軍唐繼堯準許韓國青年入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學習，其校址在昆明。於是，他以李國根的假名入該校攻讀。1919年3月，他畢業於該校十二期騎兵科。”同期畢業生還有來自南洋，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葉劍英。
據《雲南陸軍講武堂史》：“由於在護國戰爭中，滇軍轉戰南北，打出一批猛將能人，這些人又大多出自講武堂，於是講武堂名聲漸漸遠播，連海外華僑，也遠道而來投考。因此第十二期除各軍事機關選送之外，還招考了部分具有中等以上學曆的華僑。分為步、騎、炮、工四科。其中步科學員71名，騎科學員16名，炮科學員也是16名，工科學員36名，共139名。”
申圭植先生對進入中國軍校學習的韓國青年寄以厚望，要求也很嚴格。他給李範奭等四位青年的臨別贈言是：
為了求學，你即使在操場的杠子上摔死，在講堂上得腦充血昏死，都沒有什麽。主要的你必須做一個人！你必須為三千萬亡國奴爭一口氣。你個人的光榮，就是這三千萬人的光榮！好好苦幹吧！
閔石麟說：“先生的語聲很低，卻像鐵錘似的擊著聽者的耳鼓。”李範奭牢記申圭植先生的臨別贈言，勤奮學習，“拚命用功，屢試輒獲第一。軍校規矩，熄燈後照例不準有火燭，他則想盡辦法，偷點蠟燭，通宵苦讀，至於鼻子流血，苦讀仍不輟。他沒有忘記先生的話。其餘四位學生，也受了申公精神的感召，都很努力用功，均名列前茅”。
雲南講武堂騎兵科的嚴格訓練，奠定了他一生軍事活動的堅實基礎。金俊燁先生說：鐵驥將軍文武雙全，真正具有軍人風度與氣質，他既多情善感又具有獅子和老虎一般的勇猛剛毅的性格。他“不僅喜歡射擊、騎馬和打獵，而且騎術精湛，在理論上也具有專家的水平”。
1919年10月，李範奭經李始榮介紹，到柳河新興武官學校任教。1920年3月，應金佐鎮邀請，到汪清縣北路軍政署，“建立學校，培育英俊”。
10月，與金佐鎮共同指揮韓國獨立軍殲滅大批日軍，取得有名的青山裏大捷。1922年9月，與金奎植組建高麗革命軍，任騎兵團團長。高麗革命軍在俄境被迫解散後，李範奭來到北京，化名吳基星，與台灣革命誌士聯合發起創立韓台革命同誌會。1925年1月，李範奭任合同民族軍綏芬地區司令，與蘇軍衝突受傷，到寧古塔療養。3月，任綏寧鎮守使張宗呂少校參謀。為了躲避日本情報機關的追捕，李範奭用假名金光鬥，在外蒙古兩年，以打獵為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範奭參加中國抗戰，任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蘇炳文秘書、高級參謀，任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部作戰科長。1932年，義勇軍失敗，他與馬占山經滿洲裏進入蘇聯國境後，以中國軍事考察團團員身份，隨馬占山赴歐洲諸國考察，於1933年6月回到上海。
當時，中國國民政府與韓國臨時政府合作，在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培養韓國軍事人才。李範奭任韓籍軍官大隊長。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李範奭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少將高級參謀，第三集團軍第55軍團參謀處長、中央訓練團中隊長。
1940年9月17日，韓國光複軍成立，李範奭出任少將參謀長、副參謀長。1942年4月，任光複軍主力第二支隊隊長。1945年8月13日，任韓國光複軍國內挺進軍總司令。8月18日，他帶領金俊燁、張俊河等與美國軍官飛赴漢城汝矣島機場，洽談日軍受降事宜。
1948年8月，大韓民國政府正式成立，李範奭為首任國務總理兼國防部長。
三、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將領金勳
金勳（1901—1936年），曾用名楊林、楊寧、畢士悌、畢師諦、畢時弟，生於朝鮮平安北道。金勳的父親是位愛國誌士，犧牲於1919年的“三一運動”。他繼承父誌，繼續從事反日救國活動。1920年，金勳流亡中國，臨行前致信妻子李秋嶽：“假如你站不住腳的時候，就去找我。不過，但能堅持就要盡量堅持下去，一切聽從於革命組織，萬不可為了私人情感的留戀而放鬆解放祖國的責任，祖國多麽需要我們啊！”
1921年，金勳到雲南陸軍講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學習。當時的校長是唐繼堯的弟弟唐繼虞，後為劉國棟。第十六期步科第五隊94人，步科第六隊78人，步科第七隊80人，步科第八隊98人。第九隊分三科：騎科19人，炮科31人，工科35人，共85人。十六期總計學生435人。
金勳“入學的目的非常明確，是為了革命，因此他的學習也是一種革命，他是以革命精神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習的。他一方麵學習軍事技術，一方麵和其他朝鮮革命者秘密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準備獻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因此，他的學業總是十分優異的，深受同學和教職人員的稱讚，講武堂的教務長常講：高麗學生金勳是很有誌氣的。”
1924年，金勳於雲南講武堂畢業。1925年到廣州，改名楊寧，任黃埔軍校集訓部教官、第三期學生第四隊上尉隊長等職。他參加東征和平定滇桂軍叛亂，英勇善戰，累立戰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葉挺獨立團組建，楊寧調任第二營營長。1926年4月，調回黃埔軍校。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國共分裂。楊寧奉中共中央派遣，去蘇聯軍校學習。
1930年，楊寧改名楊林，奉派到中共滿洲省委，任東滿特委委員兼軍委書記，建立並發展了赤衛隊等革命武裝，後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力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楊林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1932年6月4日，在楊林主持下，在盤東三道崗小金廠成立了盤石反日義勇軍。參加創建這支抗日武裝的還有中共盤東區委負責人李東光、盤石中心縣委特務隊隊長李紅光。二李均為朝鮮族。遊擊隊由中、朝兩國抗日誌士組成，在抗擊日本侵略的戰鬥中迅速壯大，成為南滿遊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的前身。楊林在滿洲省委工作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為東北十四年抗日武裝鬥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32年秋，楊林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改名畢士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補充師師長。在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中，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參謀長。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畢士悌任十五軍團七十五師參謀長，親臨前沿偵察，製訂紅軍突破黃河天險的方案，並親率先鋒營深夜偷渡，完成了掩護大軍渡過黃河的任務。在指揮部隊向敵縱深陣地攻擊前進時，畢士悌不幸重傷陣亡，時年36歲。
四、抗聯名將崔庸健
雲南陸軍講武堂第十七期的學生中出了兩名抗聯名將，一個是韓國人崔庸健，一個是雲南大理縣人周保中。
第十七期開辦於1923年春，其編製特點為先分隊，後分科，每個隊裏步、騎、炮、工四科齊備，第一隊第一教授班61人，第一隊第二教授班59人；第二隊第一教授班58人，第二隊第二教授班54人，共234人。學製二年，實際學了一年半，到1924年秋即全部畢業。
崔庸健（1900—1976年），又名崔石泉，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人。還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求學時，他就追求進步與革命。講武堂畢業後，他來到大革命的中心廣州，進入黃埔軍校，任黃埔教導團教官，與許多韓國革命者一起，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廣州起義時，崔庸健任黃埔特務營第二連連長，參加攻打沙河的戰鬥。一百五十餘名參加特務營的韓國革命者大部分在起義中犧牲。廣州起義失敗後，崔庸健率殘部撤退到花縣，參加了保衛海陸豐的戰鬥。後到中國東北通河、湯原從事革命活動。金日成回憶說：由於蔣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變），國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曾在黃埔軍校、廣東軍校、雲南講武堂等武官學校畢業後參加中國革命的楊林、崔庸健、吳成侖（全光）、張誌樂、樸勳等許多人，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來到滿洲地區。
在東北十四年的抗日武裝鬥爭中，崔庸健與其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期同學周保中共同領導了吉東地區（相當於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
1932年，崔庸健受中共饒河中心縣委指示，開辦軍政講習所，培養遊擊隊骨幹。10月，他領導由6名學員組成的特務隊，以一支手槍起家，從偽警察、民團、商團手中奪槍，不斷發展壯大自己。
1933年4月21日，饒河工農義勇軍宣告成立，隊長崔庸健。5月，饒河中心縣委在三義屯舉辦軍事訓練班，班主任即為崔庸健。11月，工農義勇軍改編為救國軍第一旅特務營，崔庸健任營參謀長。救國軍失敗後，特務營改編為饒河民眾反日遊擊隊，崔庸健代理遊擊隊隊長，樸振寧任政治指導員。1934年春，饒河中心縣委與遊擊隊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深入動員包括朝鮮族在內的東北各族人民支援抗日遊擊戰爭。1934年5月，崔庸健任饒河遊擊大隊政治部主任。他與隊長張文楷、李學福（朝鮮族）共同指揮在虎林、饒河地區多次奇襲日軍與日軍據點，粉碎了1934年11月日偽軍的冬季“大討伐”。1935年8月20日，中共吉東特委將饒河民眾反日遊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四團，崔庸健任參謀長，團長李學福、副團長樸振寧也是朝鮮族。第四團有官兵250多人，朝鮮族占很大比例。四團在烏蘇裏江左岸堅持遊擊戰爭，保證了中國抗日軍與蘇聯遠東軍的聯係。9月，四團在新興洞打敗日軍。部隊由4個連擴編為7個連。11月，又用巧妙機動的遊擊戰術粉碎了1500多名日偽軍的“冬季大討伐”。
1936年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將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2月20日，東北抗日將領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製宣言》，宣布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反日遊擊隊“一律改組建製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以及抗日聯軍遊擊隊”。至1937年冬，東北抗日聯軍共編成第一、二、三路軍，轄11個軍，總兵力約3萬人。
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於1937年10月編成。編入第二路軍的部隊有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五軍、第六軍、第七軍、第八軍、第十軍，總指揮為抗日名將周保中。他與崔庸健是雲南講武堂的同學，大革命時期在廣州重逢，現在又成了東北抗日遊擊戰場上生死與共的戰友。第二路軍中有一大批韓國共產主義者與愛國誌士，周保中十分重視維護中韓友誼，任命許多韓國人擔任重要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後，這些人凱旋回國，成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崔庸健創建的第四軍第四團先擴建為第四軍第二師，又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為二路軍主力之一。崔庸健先後任第二師參謀長和第七軍參謀長。軍長陳榮久犧牲後，他任第七軍黨委書記兼代理軍長。1937年春，第七軍擴大到850人。1937年中國全麵抗戰開始後，第七軍又發展到1500人。1938年1月5日，在周保中主持的下江特委擴大會議上，崔庸健仍任軍黨委書記、代理軍長。1940年1月，崔庸健調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參謀長，與總指揮周保中、副總指揮趙尚誌共同承擔領導二路軍的重任。
1940年10月，周保中和二路軍總部陷入日偽軍重重包圍，形勢萬分危急。崔庸健緊急派遣船隻，連夜將周保中及總部人員搶運過江。敵人趕到時，隻能望江興歎。周保中感慨地說：“若無參謀長小舟渡過江，則烏蘇裏江已成我之烏江矣！”
從1937年到1940年，崔庸健指揮抗聯第七軍和第二路軍進行過許多次戰鬥，消滅了大批日偽軍，有力地配合了關內地區的抗日戰爭，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1940年，抗聯各部隊陸續轉移到蘇聯境內整訓、補充。崔庸健任北野營第二連連長。1942年8月1日，南北野營合並，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成立，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也稱蘇聯遠東紅旗軍獨立88旅，番號為8461步兵特別旅。周保中任旅長，崔庸健任副參謀長。9月13日，教導旅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亦稱東北黨委會）成立。書記崔庸健，副書記金日成、金京石均為朝鮮族。特別支部局既是抗聯教導旅中的中共黨組織，又是全東北中共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
1945年，蘇聯對日宣戰，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和韓國北部作戰。抗聯教導旅一分為二：金日成、金策率400餘人返回韓國北部。周保中、崔庸健率300餘人隨蘇軍返回中國東北。周保中、崔庸健代表抗聯和東北黨委會，向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彭真移交東北黨組織的全部關係、檔案及黨費。東北局領導同誌聽取了周保中、崔庸健的報告，對抗聯的英勇鬥爭和曆史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東北局肯定並接受了東北黨委會轉交的組織關係，宣布東北黨委會已經勝利完成了他的曆史使命，予以撤銷，所屬各地組織統一由東北局負責領導。周保中與夫人王一知設宴為崔庸健隆重餞行。馮仲雲派人經安東（今丹東）護送崔庸健返回朝鮮。崔庸健與金日成一起，領導創建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曾任朝鮮人民軍大將，長期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繼續為維護中朝友誼而盡心竭力。
雲南陸軍講武堂為韓國培養軍事人才的史實，在中韓關係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遺憾的是，由於缺乏相關史料，給我們的研究帶來困難，希望關心這一問題的朋友向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和資料，共同推進這一體現中韓友誼的課題的研究。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雲南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