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九節 裁軍刊書安上下

　　金陵攻克後，曾氏兄弟的聲望可以說是如月中天，達於極盛，曾國藩被封為一等侯爵，世襲罔替，曾國荃也被封為一等伯爵。所有湘軍大小將領及有功人員，莫不論功封賞。上者位至侯伯，次者，也官授道、府、提、鎮或其他職位。居督撫地位的便有十人，長江流域的水師，全在湘軍將領控製之下，曾國藩所保奏的人物，無不如奏除授。

　　然而這一切，都隻是表麵的榮耀，曾國藩兄弟所麵臨的是無數波濤洶湧的暗流。首先是金陵克複後，清廷據人奏報，城中有豐富的金銀財寶，應令攻城將領獻歸政府。清廷降旨令查明金陵所得財物，報部備撥。這樣一來，可真把曾國藩難住了。因為湘軍攻下金陵時，軍紀亂到極點，官兵們全把責任拋到腦後，日夜忙於到處搜刮財物，把太平天國的王府和衙署莫不洗劫一空。自曾國荃以下，幾乎人人各有所獲。這時候要讓大家把掠奪品“吐”出來，繳還公家，簡直不可想象。要是說金陵太平天國國庫中毫無金銀財寶，連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曾國藩幾經熟慮，隻得含混其詞地複奏：“偽都中隻有私藏，並無公款。勇丁們所擄財物，多寡不齊，難以清查。如果要勒令他們繳出來，隻怕所得無幾，反而有失政體和軍心。因而請求免究免繳。清廷也就不便追究，然而曾國荃的貪名和曾國藩的“包庇”罪名，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其次，金陵攻破後，湘軍人數已達30萬，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他的嫡係部隊曾國荃所部就有五萬之眾，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已經意識到自己與清廷的關係可能發生變化，注意到將來的收場問題，就向朝廷表示“臣統軍太多，即撥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靡費。”曾國藩裁撤湘軍的表麵原因是湘軍已成“強弩之未，銳氣全消。”而時人卻認為這完全是借口，則為避鋒芒。

　　在裁撤湘軍的同時，曾國藩還奏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籍調養。此時，曾國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堂先後攻下蘇、杭，而湘軍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外圍，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紛，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了他的警覺，他己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他勸弟弟曾國荃最好隱退，不要出山。信中說：“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難窘迫之際，戶部仍將江西厘金撥去，致使金陵圍攻的軍隊，幾乎將要決裂。共事的諸公容易導致意見不統一，稍微流露出不滿情緒，大家就譏諷議論，認為你居功自傲。如果考慮出山，實在是嘔氣的時候多，順心的時候少。如果考慮潛藏不出，也要深思熟慮。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重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

　　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國荃對於出山要慎而又慎，要忍耐住寂寞，不要象孔雀開屏一樣，炫耀自己的文彩，並列舉林文忠（林則徐）徐鬆龕二公與地方官不合，受到地方官吏排擠，希望再次出山，不願長期在家隱居為例，並根據自己多年為官處事的經驗，要靜觀時局的發展變化，暫時不要出山。

　　曾國藩陳請曾國荃開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了清政府的心病，清政府不日即獲批準，並賞給曾國荃人參六兩，以示關懷。這本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曾國藩依靠政治上的退卻，緩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險為夷，渡過難關。能夠做到這一點決非易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像曾國藩這樣恰如其分地完成這種轉變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敗名裂，兔死狗烹者則史不絕書。此亦足見其曆史經驗之豐富，政治嗅覺之靈敏，審事詳明，處事果斷。

　　在群謗叢生的情勢下，曾國藩為表心誌，刊印《家書》，但也有好名之嫌。

　　一般家書為私人的東西，也算是個人的隱私，不便於公開刊印。曾國藩攻克天京之後，滿清猜疑，朝野誹謗，刊印家書是表明心誌，謀求滿清的理解，是韜光養晦、潔身自保的策略。

　　《曾國藩家書》影響巨大，不過，這也使得曾國藩難逃標榜自己的嫌疑。

　　一般家書為私府之物，不便公開刊印，那麽曾國藩家書何以刊刻印行呢？

　　金陵攻克後，曾國藩的處境，恰似唐代的中興名臣郭子儀一樣。郭子儀晚年聲色自娛，府中的奇花異木，不禁遊人入內觀賞，用“府門大開”表明“無所隱諱，藉此遠禍”。

　　曾國藩是道學先生，不會出此計謀，隻好刊行家書，來表明心跡，剖白於慈禧太後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無隱，求取諒解，不但有韜光養晦，潔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忌，這確實是煞費苦心的。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麽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後，又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反革命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

　　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統由二萬餘人增至五萬人，曾國藩指揮的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並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

　　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最後雖然以輪船退款解決了曾國藩的乏餉問題。但從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

　　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三十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分就有十二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一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五萬之眾。

　　曾國藩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熟悉曆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裏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於是他下令裁撤湘軍。

　　雖然如此，清廷對湘軍將領們的猜忌是無時或釋的，因此，俞曲園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向彭玉麟進言說：“在同治五、六年間，因為湘軍已多被裁遣，你又辭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說你驕情，目中無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監視你的行動，時刻沒有放鬆。一旦抓到你的小紕漏，便是‘小題大作’，會給你顏色看的，到那時，你再分辯，也是白搭，我勸你不妨現在‘為文訓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於君國，並無二心，不妨對朝廷多方歌功頌德，自可買靜求安，博取慈禧的歡心，減少不必要麻煩。”彭玉麟不但從善如流，馬上照辦。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國藩家書》也正是基於上述需求，刊行問世，借以表明忠心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業修養，訓子之家書，存於家祠宗廟即可，何必小題大做刊刻行世，豈不是沽名釣譽來自我標榜，與曾平日的行為大相徑庭。了解以上情況，大概可以明白其中原因了。

　　隨著湘軍的節節勝利，太平天國的失敗已經是必然。在這種情況下，滿清加強了對曾國藩的控製，在湘軍的周圍布置了重兵，並加快了分化湘軍的進程，大量提拔湘軍幹將，並壓製曾國荃的權勢。

　　攻克天京之後，揪住曾國藩的一些把柄不放，甚至要求湘軍報銷十幾年東拚西籌的軍費，並明確指出，如果曾氏兄弟不潔身自愛，就難保“永保勳名”和“長承恩眷”了。

　　太平天國運動十幾年，規模之大，涉及之廣，一般都會導致改朝換代的結果。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湘軍很多人也都有這種念頭，就是勸曾國藩取代滿清。

　　由於多種原因，既有軍事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當然最重要的是曾國藩個人一心想成為聖賢，曾國藩策略地拒絕了湘軍同僚的非分之想，並快速裁減了湘軍。

　　失去兵權的曾國藩，麵對滿清更處於被動的地位。如果不裁減湘軍，滿清投鼠忌器，不敢亂來，曾國藩倒是十分安全，但這樣曾國藩一生苦苦追求的聖賢名聲就蕩然無存了。

　　裁軍之後，滿清怎樣處理曾國藩都得心應手，如何自保，是擺在曾國藩麵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曆史上“敵國滅，功臣亡”的案例數不勝數，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早就準備好了反敗為勝的策略。在這個敗局中，曾國藩必須做到兩點，自保和獲得應有的權勢、地位，尤其是名聲。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軍攻克天京；七月四日曾國藩就上書要求裁軍；同治四年正月，湘軍幾乎裁得幹幹淨淨，僅僅剩下7000人左右。如此迅速的大裁軍是曆史上罕見的，又一次證明了曾國藩當機立斷的個性。

　　滿清最擔心的就是龐大的湘軍，尤其是曾國荃驍勇善戰的嫡係軍隊。自釋兵權之後，滿清基本上消除了對曾國藩的直接猜疑。

　　但事情並沒有完。太平天國之後，湘軍的幹將紛紛成為封疆大吏，手上的湘軍並沒有裁減。曾國藩在這些人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登高一呼，天下肯定響應，事實上曾國藩和湘軍對滿清的潛在威脅並沒有消失。滿清也不可能如此大範圍的清洗湘軍，逼得過分，湘軍肯定反彈。

　　這一點，所有的當事人都看得十分清楚。

　　刊印《家書》就是曾國藩使滿清寬心的最好形式，曾國藩通過家書，用幾十年的經曆向滿清證明自己絕對沒有二心，曾氏家族對滿清也沒有二心。

　　大家都知道，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絕對不能看一時一事，必須看整個曆史。曾國藩將自己的曆史通過家書的方式向所有的人證明自己曆史的清白。同時，家書的公開刊印，也是曾國藩向天下人作出鄭重承諾：自己不會做滿清的叛臣逆子。

　　這個意圖，曾國藩明白，滿清也同樣明白。在這種情形下，滿清也不能做得太過分，落下誅殺功臣的名聲。當時各地群眾革命風起雲湧，列強虎視眈眈，滿清還是要用人的。

　　不久，滿清就邀請曾國藩作為剿撚的統帥，曾國藩算是暫時度過了這個難關。

　　湘軍，可以說是曾國藩一生的資本，攻破天京，則是他為清廷立下的最大功勞。合圍天京之初，曾國藩稱讚其弟答應李鴻章會攻，乃識量過人之處，並勸其不要首先攻進天京，讓功於李鴻章，讓李得到攻占天京的美名，可見他當時已為攻下天京之後的退路著想了。然而曾國荃自命剛勇，不肯將曾氏兄弟以生命搏來的功名拱手相讓，最終首先攻破天京，引起朝廷對湘淮將領的猜忌。曾國藩為了化解這一可以引起殺身之禍的矛盾，可謂是費盡心機。他在裁減湘軍之前給李鴻章寫信說：

　　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製撚，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早持此議，幸閣下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

　　其信中深意，恐怕隻有李鴻章才能理解。一方麵他深知“兵製尤關天下大計”，軍隊的興衰關乎自己的宦途存亡，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失敗，但農民軍隊並未完全消滅，撚軍在全國各處發動起義，反抗清廷，農民軍視曾國藩為“屠夫”，為共同之敵人，所以他需要有支軍隊保護自己，並在清政府對功高之臣萌生殺意時作一牽製；另一方麵天京被攻破後，各種議論並起，假如擁功自高的話，必將招至大禍。因此，曾國藩作出了裁湘留淮的決定，將李鴻章推向了以後政治舞台的前沿。官場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李鴻章是自己的門生，有他在，不愁自己會遭人暗算。曾國藩的謀劃可謂老矣，李鴻章也果然不負其重望，迅速崛起，成為朝廷頗為依靠的一位漢族官員。

　　曾國藩認為，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而是依靠長遠的家規，不是依靠一兩個人的突然發跡，而是憑借眾人的全力支持。在曾氏家族鼎盛時期，他曾感慨地說：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然而他還是時常以自己的學識，閱曆來規勸家人，要他們不忘祖宗之本，勤儉持家，極盛之後應倍加小心。他說：“待貧者，亦如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

　　《周易》中也講道：平安的時候不要忘記危險，昌盛的時候不要忘記滅亡。如果能做到此，那麽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能長久保全，社稷也就不會淪為他人之手了。就是說天下是全天下人的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政者一定懂得興衰更迭的道理，在興盛時不要忘記滅亡的危險。曆史上的隋朝由興至亡僅僅兩代人，可謂真是人滿天必概之。

　　隋文帝楊堅是一個很開明有道的皇帝，他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國家得到發展，百姓安居樂業，一片繁榮景象。然而他卻廢除長子，立他最疼愛的小兒子楊廣為太子。在他死後，楊廣繼位，昏庸無道，搜刮百姓，貪圖享受，殘害忠良，窮兵黷武，惹得天怒人怨，四海反叛，終將大好江山丟失，自己落個身首兩處的下場。

　　因此，封建統治者才感慨：“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孔子曾說過：“榮華富貴是流動不息的，如果貧富是固定不變的，那麽王公貴族還有什麽可怕的呢？”平民百姓如何會積極奮爭呢？所以，無論我們目前處於何種境地，既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灰心喪氣，努力地奮鬥才是一個人的基本，才是人生的樂趣所在。

　　§§第五章 曾國藩厚黑借勢智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