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七節 一生三變，褒曰“機巧”貶雲“奸詐”

　　一個叫歐陽兆熊的湘人，在曾國藩居京期間兩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國藩得了大病，還多虧了這個人的護持料理，算得上摯友。以後多年間兩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間不能說不了解。就是這個歐陽兆熊，在一則筆記中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是就他書法、學問和為官三個方麵都有三個階段的不同而言。單為官方麵，說他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嚐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而經過丁父憂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這大致符實，惟“挺經”之說其義未必準確。

　　曾國藩居京期間，“格書”與“檢身”一度做得如癡如狂，確實是按照程、朱理路篤言篤行，要成“內聖外王”之業，做個“天地完人”。

　　至於說他出山辦理“團練”軍務後又變而為申韓，也非虛枉。所謂申韓，是戰國時申不害和韓非兩人的合稱，他倆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學。曾國藩出山辦團練兵後確是執嚴刑峻法的。他曾以團練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或向上捆送“會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對所捕“匪類”懲辦不力，自行設立“審案局”，對“案犯”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最輕也要“鞭之千百”，幾個月間所殺害的人不下數百，因此落了個“曾剃頭”、“曾屠戶”的罵稱。如果說，他對“匪類”的鎮壓什麽時候也未曾手軟過，所謂“變”，主要應從官場內部關係方麵著眼的話，那麽，他出山辦團期間在處理與湖南地方官員的關係上，不是也不憚攘臂越俎，采取剛硬的手段嗎？

　　及至丁父憂回籍之後再出，曾國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確實又是一大變化了。

　　曾國藩的再次“奪情”出山是在鹹豐八年（1858）六月。他沒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隻在家待了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這是他表麵上安閑心裏邊卻翻江倒海的一段時日。

　　朝廷順水推舟地允準曾國藩在家守製，曾國藩“欲進故退”的計策落空，這真使他啞巴吃黃蓮，有苦無處言。但是，輿論卻一點也不憐憫他的處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員多以他擅自委軍為非，湖南地方上對他也頗有微詞。這時湘陰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這個人物人們不會陌生，別看他成為一大名臣還是後來的事情，這會兒作為一個幕客卻也有著在很大程度上操縱巡撫的非常權勢，他也對曾國藩大肆詆毀，輿論一時“嘩然和之”。

　　曾國藩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之非議，百不遂意，憂鬱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麵前一向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謾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婦，性情顯得反常地粗暴起來。

　　他真的表現出了一種病態。歐陽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薦醫生為之診病的由頭婉言諷之，說是岐黃可以醫身病，黃老可以醫心病。意思是說應效黃老“無為”之道，改剛為柔，這樣才會防止被人忌恨攻訐，從競爭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脫出來。這可真是對症下藥，曾國藩回憶練兵領兵這數年來的經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決意改弦更張，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問題上，他即顯出了乖巧。鹹豐八年（1858）上半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進攻浙江，軍情比較緊急。與曾國藩有著深摯的同黨之誼的湖北巡撫胡林翼，便乘機奏請讓曾國藩出山援浙。這時，曾國藩見梯即下樓，再沒有半點討價還價，痛快地應命，還真贏得了皇帝的表揚：“汝此次聞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國藩再次出山後，仍是以“剿賊”為己任，對太平軍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敵對態度，恨不能一個早上滅它個根株淨盡，決沒有柔讓絲毫的意思。但在處理官場內部關係方麵，確實有了很大改變，與前判若兩人。就拿與左宗棠的關係來說吧，本來“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的他，在此次出山路過省城長沙時，便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宗棠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了關係。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改善難免有一種“湘人同黨”間顧全大局的寬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話，那麽在與非湘人同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

　　歐陽兆熊把曾國藩的此番變化看作他終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條件，不是沒有道理。曾國藩自己也對官場交際之策的這番調整非常看重，頗有得意之感。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家書中他就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以後多年間，他也時常以此作為經驗來告誡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給當時已任湖北巡撫的國荃弟寫信，就言詞諄諄地說了這麽一段話：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按指鹹豐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當時，曾國荃在官場上人際關係很僵，處境困難，心情不好，又趕上寓所發生火災，他很懷疑是有人故意報複，但又拿不到真憑實據。曾國藩寫信告誡他不能大驚小怪，胡想亂猜，免得節外生枝，為仇家利用，要“處處泰然，行所無事”。接著，就現身說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經驗之談。

　　原來，丁巳、戊午居家期間，他進行官場處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個“悔”字訣。即要接受以往自負的教訓，不要過高地自視，要多檢討自己的不足，多見別人的是處，做到“不怨不尤”。但這又決不是說要自暴自棄，甘拜下風，這隻是一種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體”。他不是明確概括出“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的原則嗎？他的“悔”字訣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以柔包剛、以柔克剛，以退為進、以退促進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國藩常把“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這句借諸他人的話掛在嘴邊，作為警句、箴言，意在於“隱忍”之中立誌發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訣中所能包含的意蘊。

　　文雅點講，這是曾國藩所說的“機巧”，直露地說，就是一種以篤實作包裝的奸詐。就是在曾國藩丁父憂家居期間，他寫給當時帶兵在外的國荃弟的信中這樣說：

　　吾自信亦篤實一路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將篤實複還，萬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這不是以去機巧返篤實來告誡乃弟嗎？裏邊還能有假？其實，世事多有“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妙境，有時候，真假虛實連當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裏呢！就在寫這封信的十天之後，曾國藩又給曾國荃寫有一信，其中這樣說道：

　　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亦隨時斟酌也。

　　這分明又是說處事不能徒憑真意，還必須講文飾，不然就會“到處行不動”，這當然也是他憂居大悟前非的結論。那麽，“文飾”與“機巧”之間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意境吧？

　　說穿了，經丁巳、戊午的憂居反省，曾國藩是較前變得圓滑、機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剛、以退為進的奧妙。

　　這，似乎與歐陽兆熊所提到的曾國藩的“挺經”大旨並不相悖。也許，歐陽氏在這一點上也犯了望文生義的錯誤。倒是當過曾國藩的弟子又任過他幕僚的李鴻章向人透露過曾國藩“挺經”的玄機。說是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並舉出一條為例：

　　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肴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裏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麽？”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麽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裏恐怕擔子浸著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隻挺了一挺，一場爭竟就此消解。

　　據李鴻章說，這便是“挺經”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不知道李鴻章是故意賣關子，還是自己也不盡知，反正是隻講了這一條。聽者聽入了迷，還等他逐條講下去呢，他卻說，就此一條，夠了夠了，不再講了。不過，這第一條既然是開宗明義，那麽，應該可以推知，曾國藩“挺經”的主旨，並不是主張剛硬不讓，而屬以退為進的“柔道”之類。如果是這樣，那麽其思想大成，當是在丁巳、戊午憂居之時和之後。

　　曾國藩的三變並不奇怪，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離開官場，那就必須以改變自己來適應官場環境。盡管他本來打心裏厭惡並試圖在行動上對抗官場的某些弊習，但屢撞南牆，頭上碰了一個又一個的包，疼而撫之，便要尋覓通路。“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話用到曾國藩的“變”之事上，不知有幾分對錯。而依曾國藩的另一幕僚趙烈文所言，他的主人“曆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這一量化的對比，就足以證明曾國藩“變”的必要和必然了。

　　§§第四章 曾國藩厚黑縱橫智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