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三節 有藏有露，再試鋒刃

　　有人說，曾國藩能夠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諳藏鋒。梁啟超就說他“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當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他又說：“吾生平短於才，愛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難道他真是一個鈍拙愚柔短才的人嗎？實在說起來，這又不盡然了。一個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從困勉銖積寸累得來，若成就大業，隻靠辛苦強學還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領悟天才，才能相濟為用。曾國藩說：“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可見一斑。

　　李鴻章署理江督時，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地位不穩，時間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剛滿五個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顧山陝門戶，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清廷此舉，用心險惡。從軍事上說，時值撚軍主力從安徽轉進河南，向西運動，而曾國藩則側重東路，無力西顧，清廷擬調李鴻章督帶號稱洋槍精整為淮軍之冠的楊鼎勳等部馳往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邊境，“備回剿撚”，以防止撚軍和西北回民義軍聯合抗清。從政治上說，“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係）”，豈能讓曾、李久居？清廷這麽做，是想一石二鳥：通過獨立於湘淮集團的吳棠奪取李鴻章手中的兩江地方實權，又可利用淮係李鴻章牽製湘係曾國藩，以防“內輕外重”。曾國藩、李鴻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堅決抵製的態度。曾國藩接奉廷寄，認為“措置太驟，竟日為之不怡”。李鴻章接奉廷寄後，也“反複籌思，似難盡妥”。

　　李鴻章之所以拒絕視師河洛，是因為撚軍主力業已揮師東指，同時擔心“一軍兩帥，牽製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對餉源重地兩江實權的控製。為此，他致函曾國藩，先後提出兩種應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懇請曾國藩對於兩江的人事安排“熟籌密陳”。

　　曾國藩既然早有“決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隻好主張維持現狀了。因而，李鴻章便於十月初複奏，婉轉要挾清廷，說視師河洛，有“兵難遠分，餉難專恃，軍火難常接濟三端”。清廷鑒於曾、李的這種態度，不敢強製，隻得下諭允準。

　　曾國藩做人、治軍，皆以藏鋒為要，也以此告誡屬下，因而得到屬下的景仰。

　　地位之尊莫過於帝王將相，然而，“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因此，地位顯貴的人切不可自鳴得意，妄自尊大。人生遭際，誰能逆料。“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古人的訓誡多麽深刻啊！

　　《詩·小雅·小旻》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首詩大概是周代大夫之作，原用來告誡周幽王。曾國藩常背誦這首小詩，那戰戰兢兢，膽怯而謹慎的樣子，如同麵臨深淵，唯恐掉下去，在冰川上行走，唯恐陷下去。文章借用這個比喻，來勸告那些已掌握大權的人，不要忘乎所以，狂燥亂為，應時時思考自己，警戒自己。這是掌權做官的人的警戒。

　　作為智星形象的西漢人張良，就是一個藏鋒的典範人物。張良因於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失敗而亡命下邳，在橋上遇見一位古怪老人，故意讓鞋子掉落橋下，然後毫不客氣地命令張良到橋下去取。張良看在老人年老的份上，丟掉相門公子的尊貴身份與驕矜習氣，按照老人的吩咐去取鞋並為他穿好。老人認為孺子可教，遂決定傳授他兵書。前兩次因為張良遲到而未能傳授，第三次張良半夜提前趕到，老人才授給他《太公兵書》，告訴他讀此書可以成為帝王之師。

　　亡命下邳是張良一生中的非常重要的階段，堪稱他一生的轉折點；此前，張良是以一位矢誌複仇的勇敢少年著稱，而在此之後則完全磨去了鋒芒，將機鋒隱藏得很深很深，作為一個深思熟慮幕後運籌的智者出現，而這種轉變，則完全來自於他的勤學工夫。從公元前218年張良狙擊秦始皇，至公元前209年響應陳勝起義，張良在下邳隱匿的時間達10年之久，這10年的時間，該可以讀多少書！更何況張良是以複仇的隱忍精神去鑽研去苦讀的。從張良後來行事來看，張良所學極為駁雜。《留侯世家》載張良“發八難”，其中“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幹之墓”、“發钜橋之粟，散鹿台之錢，以賜貧窮”、“休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諸語，出自《尚書》，這說明張良對儒家的王道學說有過研究。他之請商山四皓輔佐太子的計策，也深得縱橫家揣摩神髓。但這些都不是張良學習的主要內容，他的生平所學主要有兩大骨幹：一是兵法權謀，如《太公兵法》；另一是黃老之術，其間還包括一些處於萌芽狀態的道教知識。這兩門學問在張良身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分開的，張良是以黃老之術做底子，以兵法權謀作為表麵，他把這兩門學問水乳交融般糅合在一起，在運用時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韓信懂兵法權謀而不諳黃老，所以他最終連腦袋都保不住，張良以黃老之術作為他立身行事的基礎，這是他高出於韓信、蕭何等人的地方。

　　張良在輔佐劉邦奪得天下以後，就采取功成身退的策略，逐步從名利場中退出來。從張良一生行為來看，他何曾不留戀於政治，而以他的功績以及他在漢家統治集團中的重要地位，他完全有資格出任漢相，而他之所以能夠超越名利，乃是道家智慧和兵家權謀在處世上的運用。他之急流勇退，既有理論上的依據，又有曆史和現實原因。《老子》第九章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即是說，個人在事業達到頂峰之時就應該急流勇退，防止超過事物發展極限而走向反麵。《留侯世家》載有張良一段內心獨白：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鬆子遊耳。

　　這是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形象說明。

　　從公元前201年劉邦稱帝到公元前195年劉邦病逝這一段時間之內，漢廷充滿了血雨腥風，政治舞台上刀光劍影，險象叢生。劉邦自認為運籌帷幄不及子房，這是對張良卓越的軍事智慧的評價，但按照劉邦狡詐、殘忍、猜忌的本性，評價愈高，防範之心也就愈多。《史記·項羽本紀》，說劉邦不欲見天下辯士侯公，防止他以三寸之舌傾人之國，而對張良這位人傑，其防範之心又當在侯公之上。基於上述諸多因素的考慮，張良在勝利之後便不願貪戀富貴，表示出對政治的淡漠，並按照剛剛萌芽的神仙道教教義去練習導引、辟穀，閉門不出經年累月，這與其說是張良求仙學道，倒不如說是向劉邦作出的一種政治姿態，表明自己超脫現實絕意政治的態度，否則劉邦是至死也不會放心的。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段文字頗為耐人尋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後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了，而勸說張良進食的不是那位猜忌心極重的劉邦，而是對張良出奇計穩固太子地位心懷感激的自私任性的呂後，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劉邦死後張良還活了八年之久，如果這位開國皇帝多活幾年，那麽，張良恐怕早已因為“辟穀”而真的登仙“從赤鬆子遊”了。如果從表麵上看，似乎張良在勝利之後用計頻率遠不及此前，實際上張良的智慧從圯下開始而貫穿到他生命的結束，勝利前他的智慧運用在政治、軍事之上，而勝利之後則主要用於個人的全身遠禍方麵。他以極清醒的政治目光，以極冷峻的理性態度，注視著政治的風雲變幻。他站在一個超脫、淡泊的立場之上，運用退隱無為的手段應付險惡的政治環境，而他所做的這一切又天衣無縫不留任何痕跡。看似絕意塵世心如死灰，但一旦掀開這淡漠的外罩，便射出兩道犀利、警覺的逼人寒光。張良憑他的超人智慧而免遭殺身之禍，他也是漢家開國功臣中寥寥可數的沒有遭到劉邦輕侮的人之一。

　　就某種意義來說，藏鋒也是一種轉移“痛點”的行為。能夠藏鋒，轉移痛點，便能自得其樂。

　　在古人的眼裏，“富貴”兩字，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不取於人謂之富，不屈於人謂之貴”，布衣草鞋，自有一股飄逸清雅的仙氣，粗茶淡飯，自有一份鬧適自在的意趣。

　　中國人曆來提倡以“不貪為主”的品德。春秋時宋國有賢人子罕，官至輔政。國中有人得了一塊碩大的美玉，於是趕快去獻給他，可是子罕不受。獻玉者問他：“你為何不要這塊玉？這是件玉匠鑒定過的寶物，價值連城啊！”子罕聽了回答說：“我以不貪為寶，而你以玉為寶，我們倆應該各安其寶。請你把玉拿回去吧！”在子罕看來，此玉不過是“刀刃之飴”，有何可羨？持身藏去貪鋒，才是最寶貴的品德。在我們的生活裏，常會有這種“玉”，即使無人拿來獻給你，它也會在那裏誘惑著你。有多少人受了這種燦爛的誘惑，步趨而去，結果把立世的“寶”給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