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二節 學會製造假象，壯大自己

　　鹹豐九年（1859）正月，曾國藩在建昌營中，奉諭旨通籌全局。此時，湘勇統領張運蘭所部三百人駐紮在牛角嶺，前後左右沒有增援的部隊，曾國藩聽說後立即寫信加以製止，認為這樣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見勢絀”的毛病，結果五旗失守，他們沒有吸取教訓，又把第三旗駐紮在這裏，曾國藩講這就更呆板了。他提出了用兵當深思熟慮，不能駐紮，就應退守，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讓敵人摸不著頭腦。他十分熟悉古代軍事家虛實多變的用兵策略，平時籌劃戰爭也十分重視以實擊虛，虛實結合這一重要作戰原則。湘軍在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中始終處於弱勢，鼎盛時期也不過30萬人，就此曾國藩提出以實擊虛，虛實多變，在太平軍空處、虛處著力。如果沒有這一正確的戰略戰術，湘軍是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的。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關於靈活用兵的這一至理名言，向來為兵家所稱道。在戰爭中，要能夠戰勝敵人，關鍵在於“避實而擊虛”。用兵打仗不能按部就班，循規蹈距，而應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聲東擊西、示行而止，避開敵人強有力處而攻擊敵方薄弱環節，要善於運用多變的戰術，調動敵人，分散敵人，牽製敵人，迷惑敵人，從而集中兵力“避實而擊虛”，奪取戰爭的勝利。避實擊虛，其要害就是能營造於己有利的形勢，使敵之實因我方之避而變為虛，形同虛設，使我之虛因敵方無備而變為實。虛實兩者，相輔相成，相生相存。《投筆膚談·兵機第八》上講“故敵之實，我虛之；我之實，敵不可得而虛也。敵之虛，我乘之；我之虛，敵不可得而虛也。我實其虛，將以違敵也；我虛其實，將以致敵也。虛實之機，變生於敵，淵藪之妙，鬼神莫知，然後能狃敵而成功。”強調運用虛實的關鍵，在於根據敵情而作出相應的變化。隻有把握了虛實之變才能有效地麻痹敵人，在戰爭中處於主動地位。因此，隻有識虛實之勢，才能無往而不利；通虛實之變，才能無往而不勝。隻有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不使敵人探破你的真實情況而你又能牽著敵人的鼻子，調動敵人，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戰國的孫臏與龐涓，同習兵法，後來各為其主領兵打仗，孫臏計高一籌，鬥智不鬥力，深知龐涓驕傲，就投其所好，隱強示弱，減灶敗敵。同是這種計策，東漢武都太守虞詡將其反用，增灶示強，使敵人起畏怕之心，不敢輕易追擊，而虞詡率軍趁機脫敵。因此，自己的真實力量，有時要向對手全部展示，有時又要巧妙地掩藏起來，是展示還是掩藏，展示什麽，掩藏什麽，需要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定。毛澤東在戰爭實踐中，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發展到史無前例的高度。把科學的軍事辯證法，用極為通俗易懂的文字，高度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以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簡明扼要的原則。正是這一原則，使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商場如戰場，在商場中，也應虛實相生，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在正確估計自己的同時，還要知彼，要了解對手的虛實，做到心中有數，而且不能讓對手知悉你，學會製造假象，讓假象表現在外，對方誤以為這是你的真實麵孔，讓競爭對手把握不住你的實力，從而無法與你做實力對抗。在經濟活動中，也要避實擊虛。競爭對手之間不管是技術水平、產品質量還是經濟實力，都有高低強弱之分。實力弱的企業，如果硬碰硬地去麵對市場，跟實力雄厚的企業競爭，很可能要敗陣破產。因此也需要避實擊虛，舍難擇易。在企業經營中，要了解市場的縫隙和邊緣，分析產品的品種、檔次、價格和銷勢，探索未來技術和工藝發展的趨勢，乘市場之虛而進。

　　古代“靈活用兵、虛實多變”這一戰略，在當今的經濟大潮中，更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該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合理利用自己的實力，學會製造假象又不被對方所窺破，以虛求實。同樣，把自己的實力掩飾起來，虛實示弱，迷惑對方，懈怠對手注意力，使其掉以輕心，從而使自己永遠處於主動，立於必勝之地。辦實事、避實禍曾國藩最初出山辦團練，是以丁憂侍郎的身份來“入局”的。丁憂是為他母親守喪，按儒家的禮製，無論官做多大，必須盡孝道，為父母守喪三年，在此期間，朝廷要開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級的待遇，服喪期滿，再到中央重新任職。也就是說，曾國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虛銜，他這個“官”是虛職。同時，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為他的母親病故於原籍，曾國藩在家鄉守喪，因而又有了鄉紳的身份。但他這個鄉紳的身份也是虛的，因為他一旦服喪期滿，又要離開湖南重返官場。而那些退休的官員，才是真正的鄉紳。就此而言，曾國藩的“亦官亦紳”都是虛銜，這就是他經常談起“非官非紳，辦事不靈”的原因。

　　曾國藩早在衡陽練軍的時候，常說自己是“非官非紳，辦事不靈”，而劉蓉卻說，“我看這句話要倒過來說，應該是‘亦官亦紳，辦事必成’。侍郎公曾經有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響絕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而侍郎公如此體貼民情，與我們這些書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當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現在這支上萬人的隊伍，主要還得靠侍郎公。”

　　曾國藩聽了這話，並不表態。他作為湘軍統帥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辭。倒是劉蓉說他“亦官亦紳”，好像讓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優勢，他今後應該想方設法發揮這種優勢。

　　曾國藩何以有“非官非紳，辦事不靈”的感慨呢？原來，他在長沙初練湘軍的時候，由於他本來處於一種非官非紳的地位，可實際上卻幹著官和紳的事情，這樣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權利。再加上他常自以為是，一切隻憑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遷就別人，也使得別人很難與之合作。起初，湖南巡撫張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間溝通，所以矛盾還沒有顯露出來。不久，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左宗棠也跟著離開了長沙，由潘鐸署理湖南巡撫，曾國藩與長沙官場之間的矛盾便公開化了。後來，駱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撫，但他對曾國藩一時間同樣也很不理解，矛盾並未有大的緩解。

　　尤其是其間發生了綠營兵衝擊曾國藩公館使他差點被槍傷而地方巡撫駱秉章卻敷衍塞責，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國藩更加狼狽不堪。所以，他感慨“辦事不靈”。而這次到衡陽後，聽了劉蓉的話，他倒決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紳”的雙重身份了，變原來的“不是”為“是”，變“不利”條件為“有利”條件。

　　首先，“非官非紳”的身份使曾國藩沒有封疆大吏肩負的守土之責，從而“逃避”許多罪責。在太平天國發展前期，聲勢浩大，勢如破竹，江南幾不為清廷所有。而丟棄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撫駱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職查辦的懲處，甚至有不少欽差大臣為此受到斬首的嚴懲。曾國藩出山之初，因為無實權，因此歎息“辦事艱難”，但他也因為“在籍侍郎”這塊擋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懲處。等到太平天國勢衰，曾國藩手中又有實權，也就不再慨歎“非官非紳”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國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場，以博得當地官員的好感及支持。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級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稱。衡州知府陸傳應在曾國藩到來之前已有巡撫的劄文，照例開城相迎。知府官位僅是從四品，比曾國藩的二品大員低了二級，但曾國藩並不以高壓下，照樣以“兄”相稱，給陸知府的印象頗佳。

　　經由陸傳應的首肯，團練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著落，決定暫設於小西門演武場。這個演武場位於衡州西門外的蒸水濱，是當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時開辟，場麵很大，有現成的閱兵台和“行署”，實際上是一處大祠堂。曾國藩取得了一個很好的練武場。覺得事情辦得比在長沙時順遂多了。

　　後來，曾國藩還利用他的名聲、出身與人品賦予他的類似“紳”的身份，廣招英才賢士，並通過各種方式結交地方鄉紳，解決了當時急需解決的“軍餉”問題，終於練成一支“忠誠”、“血性”之師。也一雪在長沙“非官非紳，辦事不靈”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