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五節 殘殺李秀成以絕後患

　　李秀成與湘軍作戰十幾年，是最了解湘軍底細的知情人，生擒的李秀成成為曾國藩手中的燙手山芋。

　　太平天國後期，李秀成實際上成為了太平天國的核心，與其說是湘軍與太平天國鬥，不如說是曾國藩與李秀成鬥。勢均力敵的對手往往是最理解對方的人，多年的征戰，曾國藩對滿清多有不實之言，李秀成是最好的人證。

　　攻克天京，對於湘軍最好的結果不是生擒李秀成，而是見到李秀成的屍體。

　　隨著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天京城牆終被湘軍炸塌了一個缺口，想要憑借高大堅固的天京城牆來作為同湘軍對峙的條件已化為泡影。李秀成眼見著太平天國經營11年之久的天京，被大火所吞噬，但麵對著殘酷的事實，何去何從，他還真有些束手無策。此時，幼天王已從天王府跑至忠王府來尋求保護，盡管天王洪秀全一再對他表示不信任，但他仍不忍舍天王的骨血於不顧。

　　於是，李秀成集合200餘騎兵，千餘步兵，揮淚辭別母親、胞弟、侄兒，保護幼天王躲避到清涼山，見幼天王騎著一匹劣馬，時有掉隊的危險，遂將坐騎讓與幼天王，自己騎著劣馬。他先後率領人馬欲衝出北門、水西門、小南門，均沒成功。三更以後，命令大家穿上清軍號衣，從太平門倒牆缺口衝出，才出千餘人。李秀成一行人馬，經孝陵衛向句容大路逃去，沿途駐紮的湘軍多半入城參予劫掠，絕少有阻攔。但由於李秀成胯下的這匹劣馬已經精疲力盡，漸漸脫離大隊，與幼天王相失。無奈李秀成隻好逃至方山附近的一座荒山，以尋脫身之法，但在六月十九日即被俘。

　　趙烈文在日記中記述了如何俘獲李秀成的經過，“偽忠酋係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即蕭孚泗）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中丞（即曾國荃）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賞亦可矣，蕭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裏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至合村遺民空村竄匿，喪良昧理，一至於此，吾不知其死所。

　　由以上材料記載來看，李秀成並非是由蕭孚泗親擒，而是逃到方山以後，由於所攜帶的財物引起老百姓的爭執，起了衝突，李秀成才藏身不住，被兩個老百姓縛送蕭孚泗營。曾國藩秉奏由蕭孚泗親擒李秀成，無非就是為了報功，這樣曾國荃和蕭孚泗不僅獲得了“擒獲敵首”的大功，同時蕭孚泗也由縱敵劫財，殘虐百姓的罪人，而一躍被封為功臣，後來又居然被封為一等男爵。

　　7月23日，李秀成被押至曾國荃大營，曾國荃親自審訊李秀成，當時的場麵是曾國荃窮凶極惡，“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或告餘，餘以此人內中所重，急趨至中丞處耳識止之。中丞盛怒，於座躍起，厲聲言：‘此土賊耳，安足留，豈欲獻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功。”

　　這時的李秀成，在曾國荃慘無人道的行徑麵前，看到的是死路一條，雖然此時周身被錐刺遍，流血不止，但仍然毫無懼意。然而，當晚上趙烈文探視李秀成時，在曾國荃淫威麵前凜然不屈的李秀成，卻被趙烈文一番心平氣和的話語所感動，明顯地流露出“乞活”的想法：

　　晚同周朗山至偽忠王處，與談良久……餘問：“在偽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為必成也？”曰：“如騎虎不得下耳。”餘雲：“何不早降？”“曰：“朋友之義，尚不可渝。何況受其爵位，至於用兵所到，則未嚐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興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無獨所聞乎？”“……又曰：“今天京陷，某已縛君視天下遂無事耶？”“餘曰：“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戰克，亦不在縛汝”“……因問：“汝今計安出？”“曰：“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遣散之，免戕賊彼之命，則瞑目無憾。”言次有乞活之意。餘曰：“汝罪大，當聽中旨，此亦非統帥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語。”

　　7月28日曾國藩從安慶順江東下，到達江寧（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南京市）。從趙烈文處了解到了李秀成有“乞活”想法的曾國藩，在親自訊問李秀成時，便因勢利導，一改曾國荃暴跳如雷的猙獰麵目，如同在和老朋友交談一樣地進行訊問，言談話語中有意流露出對他的賞識，曾國藩審訊李秀成時曾說：“若亦人傑也，不早遇知己，乃至此，可惜！可惜！”

　　這就使李秀成有了一個錯覺，以為曾國藩真的賞識他，於是便對曾國藩產生了感恩思想。當曾國藩要其寫下《自述》時，他欣然允命，在囚籠中忍著痛苦，以一天寫七千字的驚人速度，奮筆疾書，在短短的九天時間裏，寫出了長達數萬字的《自述》。

　　鐵籠中的李秀成，由於抱著“乞活”的渴望，因此，在《自述》中竭盡奉承之能，一味頌揚，對曾國藩、曾國荃進行了肉麻的吹捧。如：“恩深量廣”，“中丞大人量廣”，“仁愛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滿天同歌而頌中堂、中丞大人恩德巍峨”等等，那麽曾國藩究竟有什麽恩德，能使李秀成進行如此的感激，隻因為他沒有像曾國荃那樣對其進行殘忍的肉體摧殘嗎？還是因為他曾對其抱以惋惜，使之感覺遇到知遇之恩？

　　當然不是，李秀成的媚詞，不過是為了想達到幻想中的目的而已，希望曾國藩、曾國荃真的能“仁愛惠四方”，枉開一麵，免其不死。為達到這一目的，將其對天王洪秀全的猜忌所引發的怨恨躍然紙上，罵洪秀全“不修德政”，是“蒙塵之主”，而自己為之奮鬥了十年，實是“未逢明主”，為此情願做洪秀全的逆臣，憑借自己在天國的威望，來招降餘部，並提出了“招降十要”供曾國藩進行參考。並提出如若“中堂不信我有此為，仍鎖在禁，容我辦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兩岸好辦。心虔有餘，無二意，如承因（恩）肯納，具（懼）辦齊全，決不負意。”為的就是要表示出自己“先忠於秦，亦丈夫信義；楚（定）肯用人，亦而死報”的決心。

　　李秀成的乞降言詞，對於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來說，無疑是一個背叛，在他英雄的一生中，留下了這明顯的汙點，但這不能導致人們對他應有曆史功績的抹煞，他仍不失為一位為太平天國做出極大貢獻的人物。

　　在李秀成四十年的生涯中，有十五、六年的時間是為太平天國戎馬倥傯，日理萬機的。他曾帶兵轉戰南北，守桐城，固安慶，進軍蘇、常，用兵上海，摧毀清江南、江北大營，六解天京之圍，兩次攻克杭州，雖然在戰略思想和軍事策略上犯過一些錯誤，對天國的大局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總的來說，他是忠於太平天國、忠於天王洪秀全的。

　　天京經事變以後，他受命於危難，力挽狂瀾，使趨於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國，在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夾擊中又屹立了八年之久。特別是他敢於不顧個人得失，直言相諫，即使是屢受猜忌與打擊，仍繼續戰鬥不懈。尤其是當湘軍漸趨包圍，天京形勢異常危殆時，他不顧李世賢的勸阻，毅然率少數隨從回到天京，竭力主張“讓城別走”，以保存自己，再圖發展。當“讓城別走”的建議被天王洪秀全斷然拒絕時，李秀成依然服從了天王的決定，對孤守天京做出種種努力，直至天京被克。城破之時，他又不顧自己的安危，辭別親人，護衛幼天王衝出城牆缺口，並將自己的坐騎讓與幼天王，終至人疲馬乏，不能前進而被俘。

　　長期以來，李秀成雖然一直效忠天國，但他存在著敵我不分的模糊觀念。在他看來，太平天國與清軍作戰隻不過是為了奪取疆土，雙方的將帥不過是各為其主，各盡其忠。當太平天國滅亡了，幼天王不知死活時，他以往所忠於的對象不複存在，因此在曾國藩等人的哄誘之下，便產生了苟活下去的思想，結果其寫下了失其晚節的《自述》。其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及參加太平天國革命的始末；

　　第二，總結了“天朝十誤”，給後人留下了太平天國的經驗教訓；

　　第三，承認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為保存餘部將士，提出了“招降十要”；

　　第四，提了“防鬼反為先”建議，力勸曾國藩把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入侵放在首位；

　　第五，在供詞中流露出他可以“先秦後楚”的乞降思想。

　　另外，據考證，李秀成還在《自述》中建議曾國藩反清自代，關於這一點，在現存的供詞和原稿中均已見不到。

　　李秀成被俘後的乞活偷生，不僅與同時代的太平天國將領陳玉成、林啟榮、陳坤書等人的大義凜然的英雄氣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且也被敵人所恥笑。當李鴻章獲悉李秀成有乞降之意時，曾嘲笑道：“來諭阱虎乞憐，雖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其實，曾國藩也未曾想要接受李秀成的乞降，對於他的賞識，隻不過是一種哄誘而已。這時困擾曾國藩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哪殺掉李秀成。

　　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李秀成被擒後的第五天，曾國藩向朝廷呈遞《奏報攻克金陵盡殲全股悍賊並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折》，詳盡敘述了攻克天京的經過，對於李秀成，奏折中寫到：

　　“偽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日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谘請定奪。”

　　按理，曾國藩既然在奏折中已向朝廷作了請示，那麽就應該專俟聖旨，以作處治。況且，此時李秀成頗有合作的誠意，即使在囚籠之中，仍然趕寫《自述》，既非對抗，又非蠻幹，曾國藩何以不等皇帝的旨意，竟然匆匆將李秀成“正法”於金陵？如此，先前的請示豈不多餘，未有聖旨即行處治，豈不有擅殺之嫌？

　　在殺死李秀成的第二天，即七月七日，曾國藩在奏折中解釋了他殺李秀成的原因：

　　“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人戈登、雅安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酋解京為快。臣竊以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即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活，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輒於七月初六日將李秀成淩遲處死，傳首發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

　　可是，當朝廷接到曾國藩六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之後，六月二十九日皇帝便發出諭旨：“其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泄神人之憤。首曾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並谘明沿途督撫，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但曾國藩聲稱於七月十日才接到此份諭旨，而此時李秀成已經死去四天，而洪仁達已死去六天了。

　　曾國藩為使自己就地處死李秀成的理由更具有說服力，遂又於七月二十日再次上折申奏：

　　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報捷折內，聲明李秀成、洪仁達應否解京，候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施於二十五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茲日又擒偽鬆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鞫訊累日，觀者極眾。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斷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為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

　　冷眼觀看，曾國藩前後兩次陳明殺李秀成的理由十分充分，可是細細回味，卻實在牽強。李秀成的地位雖然不能與洪秀全相比，然而他卻是後期支撐太平天國的擎天柱，在情在理，都應押送京師，由朝廷處治。曾國藩以石達開、陳玉成未被解送京師來為自己辯解，但他卻忽略了一個細節。石達開、陳玉成被擒之時，太平天國雖非如日中天，但仍保持著相當的實力，長途跋涉，押解京師，稍有疏漏，必定前功盡棄。而李秀成被擒之時，太平天國已告滅亡，餘下的太平軍自顧尚且不暇，從天京（江寧，今南京）至北京，已完全被清軍控製，李秀成或脫或劫，可能性均甚微，速殺李秀成實無理由。

　　從當時情形來看，朝廷上下均力主將李秀成解送京師，而惟獨曾國藩兄弟二人堅持在江寧處死李秀成。其中的隱秘，著實令人難以琢磨。

　　對於聲稱遲至七月十日才收到軍機處六月二十九日所發出的廷寄，曾國藩做了如下解釋：

　　初十日始奉將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由安慶轉遞江寧，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麵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遞至江寧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挨站查辦。

　　在軍機處的要件上，清楚地寫著“遞至江寧”，是誰居然敢繞至安慶，然後才遞送江寧，致使曾國藩遲了四天才收到？照當時情況而言，誰又有使讓聖旨繞道而行的必要呢？我們雖不敢斷言曾國藩假手其間，但“挨站查辦”一事卻一直沒有結果。如何解釋才能令人心悅誠服？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曾國藩速殺李秀成是有苦衷的。

　　首先，天京城破之後，曾國荃縱兵劫掠，城內財富搶劫一空，而這批財富確為朝廷上下所矚目。因為此時，清政府財政上捉襟見肘，傳聞太平天國定都天京11年，積蓄了大量財富，清政府迫切希望能從湘軍手中分得部分財富，以貼補財政的虧空。可由於曾國荃的縱容，入城的湘軍不僅將城內金銀衣物搜刮淨盡，甚至扒毀房屋，拆下名貴木料，一船船運回湖南。據當時人推算，曾國荃獲利最多，自此之後，“老饕”之號遍天下，致使民怨沸騰。

　　《湘軍誌》中，也記載了湘軍老將對曾國荃的不滿，“群言益洶，爭指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嶽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錙貨盡入軍中”。

　　湘軍劫掠之後，便縱火以滅跡，天王府即在蕭孚泗搶劫之後被縱火燒掉。攻克天京以後，不能上繳任何財物，曾國藩又做何解釋呢？

　　曆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嚐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複以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

　　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係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

　　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諭軍中，凡剝取賊身囊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差為得體。然克複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

　　曾國藩用“實出意計之外”來為自己辯解，盡管任何人都難以相信，但揣測畢竟是揣測，隻有真憑實據才能令人信服。李秀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領導人，對於天京的財富及天京之戰的情況最為了解，在曾國荃大營時，他百般恭維曾國藩兄弟，誰敢保證一旦其被押至京師，他不把曾國荃及其湘軍在天京的劫掠情形和盤托出？曾國荃及其部將豈不由“榮獲”天京首功而轉為縱兵劫掠，玩忽職守的罪人？僅憑這一點，曾國藩、曾國荃就無論如何不能押解李秀成去北京了。

　　其次，曾國藩長時期與太平軍作戰，每次戰役的結果李秀成均了如指掌，而曾國藩在曆次奏報中，多有誇飾，常與事實不符。李秀成被押送至京，必將一一為其戳穿。

　　僅在天京之戰中，曾國藩在奏報中就有多處冒功。

　　在奏折中，曾國藩為曾國荃遮過冒功。攻破天京以後，曾國荃縱兵劫掠，又疏於防守。攻入天京城的湘軍官兵，燒殺劫掠，與盜匪無別，而身為一軍統帥的曾國荃，卻早早回到大營，高枕無憂，置其職守於不顧，竟然使幼天王、李秀成等太平天國的首要人物衝出城去。這事若被朝廷知道，曾國荃又如何脫得了幹係？

　　天王府是在蕭孚泗劫掠之後，為滅跡而縱火焚燒的，天京城內的其他地區的大火也多半是湘軍所放，“官軍進攻，亦四麵放火，賊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而曾國藩為掩蓋曾國荃縱兵劫掠，放火滅跡，竟然在奏折中把放火的責任全部推到李秀成身上，“偽忠王傳令群賊，將天王府及各偽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偽宮殿火藥衝霄，煙焰滿城”。可是一旦李秀成活著到了京師，此間隱秘都將暴露無遺。

　　在李秀成被擒問題上，曾國藩在奏折中將功勞歸於蕭孚泗，因為攻克天京，最主要的就是要抓住“元凶”，以絕其“後患”。趙烈文對此曾經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捉不到李秀成就如同考生交不上答卷。如果捉到李秀成的不是曾國荃的部下，那他就無處領功。

　　由此曾國荃以一軍統帥的地位，與蕭孚泗共得“擒獲敵首”的大功，由此“疏虞縱敵”的罪過被衝洗得一幹二淨。如果李秀成將其間原委一一道來，最先蒙受不利的便是曾國荃，自然他是阻撓押解李秀成進京的最主要力量。

　　曾國藩平生最以“誠信”自許，可是在李秀成問題上，他不能不麵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他一味固執“誠信”，那麽這件事的危害多半會殃及與其共生死的手足兄弟。另外，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曉得“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現在太平天國已經滅亡，威脅清朝統治的最大勢力已被根除，在這功名蓋天下之時，稍有不慎就可招致像年羹堯那樣的殺身之禍。此前在與沈葆楨問題上，已明顯看出朝廷的傾向性，曾國藩實在不敢冒險。

　　清朝後期，人們提起持身處世，道德文章，無不想到曾國藩成就的卓越。但擅殺李秀成確是他出於私利而為的。

　　李秀成被俘以後的第三天，曾國荃做了一個大木籠，將李秀成囚禁其間。1864年7月20日，曾國藩從安慶來到了天京，晚上七點鍾左右，曾國藩親自提審了李秀成，並做出了就地處決的決定。次日，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告訴了他所作的這一決定，“偽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

　　從第三天日開始，李秀成開始撰寫自述，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趕寫。後來，曾國藩再次提審李秀成，趙烈文在日記中寫道：

　　“中堂甚憐惜之，昨日親問一次，有乞恩之意，中堂答以聽旨，連日正踟躕此事，俟定見後再相覆。”

　　鐵籠之外，李秀成的命運早已注定，但鐵籠之內的他仍對苟活抱有一線希望，他無法想象此時的曾國藩為了自己的私利，必須將其速殺。曾國藩在與趙烈文商談中的話語，頗能反映出此時的懼怕心態。《能靜居日記》記述說：

　　晚至中堂處久談，擬即將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問餘。餘答曰：‘生擒已十日，眾目共睹，且經中堂錄供，當無人複疑。而此人其狡，不宜使入都’。

　　從七月二日的商談可以看出，此時曾國藩最為懼怕李秀成繼續活下去的原因是因其“狡”，換句話說，別看現在供錄中諂媚之詞俯拾即是，難保到了京師以後不盡述其實情。

　　七月六日下午，曾國藩將李秀成就地殺害。

　　李秀成就義以後，曾國藩將其《自述》中不利於自己的地方進行刪改，並將後一部撕毀，隨即在十一日將改動後的《自述》寄予安慶進行刊刻，十餘天之後便印成，曾國藩稱其為《李秀成供詞》。七月二十九日，曾國藩將《李秀成供詞》封送軍機處。

　　曾國藩為何如此急於將《李秀成供詞》刊刻印成？這實為曾國藩要通過《李秀成供詞》來為自己進行證明。雖然自己堂而皇之地找出諸多理由來為擅殺李秀成進行辯解，但曾國藩心裏清楚，僅此並不能使朝廷上下信服，因為僧格林沁已派親信富明阿至江寧，來尋查李秀成一事。

　　連僧格林泌都派人來尋查李秀成事件的真偽，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恐慌，隻有盡快將《李秀成供詞》公諸於世，方能消除人們對此的部分疑慮。

　　從此以後由曾國藩刻本，包括曾國藩的原刻本和照曾國藩原刻本翻刻的《李秀成供詞》便流傳於世，在日記中曾國藩提到譽寫《李秀成供詞》的一些情況：

　　將李秀成之供詞分作九、十人繕寫，共寫一百三十頁，每頁二百一十六字，裝成一本點句畫段，並用紅紙簽分段落，封送軍機處備查。酉刻發折。

　　人們一直對這個版本有著種種猜測，隻是一直未能見到《李秀成供詞》的原稿，盛傳原稿就保存在曾家。

　　1944年，廣西通誌館的工作人員終於從曾家抄錄了《李秀成自述原稿》，並拍攝了許多照片，一並交予羅爾綱先生進行考證。1963年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將《李秀成自述原搞》通過台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經羅爾綱等諸多學者的考證，《李秀成自述原稿》確係是被曾國藩刪改並部分被銷毀的真品。

　　從《李秀成供詞》與《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比較來看，曾國藩主要改動了以下幾處：

　　第一處，關於洪秀全的死因。

　　原稿中為：“四月將初之候，斯時我在東門城上，天王期時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故。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改為：“因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經此改動，洪秀全的死不是由於生病，而是曾國荃日日攻城逼迫而死。改動之意不言自明。

　　第二處，關於李秀成被擒經過。

　　原稿中為“這邦（幫）百姓密藏於我，那邦（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邦（幫）百姓，去問那邦（幫）百姓，兩欲分用……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兩國（個）奸民獲拿，解送前來。”

　　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其後刊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

　　經此改動，不僅可以與此前上奏的李秀成被“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相呼應，同時也可為曾國荃疏於防守之責進行遮掩。

　　第三處，關於李秀成突圍時間。

　　原稿中為：“是日將夜，尋思無計……不得已，初更之候，舍死領頭衝鋒，自問帶幼主在後而出，衝由九帥放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舍命衝出關來。”

　　曾國藩將“初”字改為“四”字，於是李秀成率隊突圍的時間便由“初更”改為“四更”，二者相差四——五個小時，遂使曾國藩虛報進城士兵苦戰至“見星”才收隊有了根據，以減輕李秀成突圍成功對曾國荃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四處，盜改了天朝十誤中的第十誤。

　　原稿中為“十、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

　　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

　　此一改動遂將李鴻章、左宗棠分別占領江蘇、浙江的原因歸之為天京扯動了太平軍在江蘇、浙江的兵馬，以致使李、左很快取得進兵的成功，這樣一來為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做了輔墊。

　　正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那樣：曾國藩不肯把它（《李秀成自述》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隱。

　　現存《李秀成自述》原稿隻有74頁，全都寫滿，最末一行的最後一句為“實我不知知也，如知”，然後紙已用盡，文章未完。據此情況進行推測，七十四頁以後的內容定是被撕毀了。

　　是什麽內容能使曾國藩難以刪改而必須撕毀呢？隻有無法刪改而不撕毀終將招致殺身之禍的內容。什麽內容可使曾國藩遭致如此厄運？據有的學者推測：李秀成建議曾國藩反清自代。

　　雖然此一推測還有待於進一步證實，但曾國藩為了私利，不惜放棄自己一貫堅持的“誠信”原則，刪改、撕毀《李秀成自述原稿》，這確為事實。

　　生擒李秀成，真的給曾國藩出了一個難題，尤其是李秀成決定投降，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為一個燙手的大山芋。

　　攻克天京，還有一個關鍵的目標，就是擒殺太平天國的核心人物，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以使滿清徹底放心。還有一點，湘軍一直希望找到太平天國的財富，也隻有核心人物才知道。因此於公於私，湘軍都必須找到李秀成。

　　攻克天京之後的湘軍，卻隻管搶劫，致使李秀成和幼天王突圍成功。曾國荃攻克天京的功勞也就大打折扣。

　　誰都沒有想到，李秀成居然被兩個老百姓擒獲，送到了曾國荃的大營。如果李秀成英勇不屈，曾國藩倒也好辦，就地殺頭，偏偏李秀成英雄一世，糊塗一時，以為投降曾國藩就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投降的李秀成斷絕了順理成章殺死的可能，滿清也必然要求曾國藩將李秀成押解進京。曾國藩多年的謊言必然被穿戳，滿清將掌握曾國藩和湘軍的很多把柄。

　　本來曾國藩就已經功高震主，滿清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下一步就是收拾曾國藩和湘軍，滿清如果控製了李秀成，曾國藩將十分被動。

　　麵對李秀成潛在的巨大破壞力，曾國藩隻有將“誠信”放一邊，殺死李秀成，並想方設法收拾擅殺李秀成之後的殘局。

　　其中多有牽強附會之處，成為滿清和政敵的把柄，尤其是李秀成的《自述》，多有不利於曾國藩的地方，曾國藩不得不擅自更改，破壞了太平天國曆史上最珍貴的原始資料，成為曆史的遺憾！

　　生擒李秀成，攻克太平天國可以說是完勝，斷絕了朝野指責湘軍沒有徹底平定太平天國的可能，以及滿清貶低攻克天京功勞的企圖。

　　取得李秀成的合作之後，瓦解了其他太平軍的鬥誌，同時也使湘軍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太平天國所有的財富。

　　李秀成為了討好曾國藩，必然在《自述》中盡量抬高湘軍和曾國藩的功勞，成為曾國藩的資本。

　　戰爭之後，與對手探討多年征戰的細節，正反兩方麵的資料，可以提高曾國藩的軍事素養，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盡管李秀成全力配合曾國藩，但卻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由於李秀成對曾國藩和湘軍的潛在威脅，曾國藩必須殺死李秀成。

　　曾國藩充分利用李秀成之後，搶在朝廷之前，果斷殺死了李秀成，以絕後患。

　　擅殺李秀成之後，曾國藩及時采取各種措施，收拾殘局。

　　首先，證明殺李秀成在前，接到押解上京的命令在後，解脫違抗聖旨的罪名。

　　其次，羅列各種必殺李秀成的理由，諸如擔心路上的安全等。

　　第三，及時將刪改之後的《李秀成自述》刊印公開，為自己正名。

　　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

　　十四日接爾十二申刻稟，具悉一切。初十至十二戲酒請客三日。十三日各統領請餘兄弟，無戲。酷熱如火，沅叔應酬無倦，餘則憊矣。李秀成供如尚未刻成，可令書局工匠眾手趕到，限三日刻成。分兩次付五十本來此，以便分谘各處。餘本日寄澄叔信，爾專人送湘。並寄恩旨二道，初七日疏一通。如已刻成，則多寄幾份可也。

　　金陵十日內未得雨，亢熱異常，盼澤極矣。餘續告。

　　滌生手示 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