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四節 與時俱進該手必爭

　　仕與隱、進與退、出與處。總是橫亙於曆代士人麵前的不可回避的問題。遠古帝堯時代，有虞舜、皋陶、後稷、後契等眾多賢良官員，也有隱居潁河之濱、視天下為敝屣的高士許由，還有比許由更清高的巢父之流。帝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認為這些話汙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潁河邊洗耳朵去了。

　　對大多數士人來說，作官是首要選擇，但要進入仕途頗不容易，進入仕途之後要想青雲直上，獲取高官厚祿更非易事。因而絕大多數士人在仕途上趑趄而行，伴隨著他們的是焦慮、困惑、悵惘。瀏覽古代文學家的別集，很容易感受到仕與隱在他們內心中的矛盾衝突，傾聽到仕途失意的悲涼呻吟。表現這一衝突，傾訴這種呻吟，成為古典文學最重要的主題。“憤怒出詩人”，文學史上抒寫仕途困頓、生活潦倒的詩文，無疑是古典文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之一。韓愈所謂“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究苦之言易好”，歐陽修所言“詩，究而後工……”，都是窺透此中消息的至理名言。像屈原、曹植、李白、杜甫這些大詩人，皆以不同方式抒攄各自的失意，他們的身份不同，所處境遇不同，但他們心係朝廷，希冀大用的情況卻並無二致。

　　中國的古代思想體係，具有非常實用的功能。它以儒家思想為主，又以佛、道思想為輔，構成一個複雜的開放的互補係統，士人們盡可以在這個係統中各取所需。謀求當官的人可以孔孟的教導來勉勵自己；而希圖隱逸者亦可從老莊的格言中尋求慰藉。當然渴望當官的人更多，所以，信奉儒學的人比崇拜佛、道的人更多。

　　曾國藩對進退之道別有體悟。他說：身當時任，首先應是造就自己進取的資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種堅忍和執著，用知識和學問來武裝自己的心靈。

　　曾國藩平生愛好學習，從少年至老年期，沒有一天不讀書。他所受書籍的影響，是非常巨大而且深厚。他所說的：“心靈不牽執於物，隨遇而安，不為以後的操心，專心過好現在，對於已經過去的事不長依戀。”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處世之道，而曾國藩竟然能在讀《易經》時體會出來。

　　對於人生的進退，最易造成兩種錯誤的行為，一是盲人騎瞎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棄的沉倫。曾國藩雖善於忍讓，但也有不願退卻的時候，如拒交關防一事，則看出他也有爭的一麵。

　　曾國藩為欽差大臣鎮壓撚軍，當時劉秉璋作為輔佐軍事的襄辦之官，獻防守運河之策，於是清軍在河岸修起長牆，阻止撚軍馬隊渡過，試圖把他們圍在一個角落裏聚而殲之。李鴻章在江督行署，力爭不可，親自給劉秉璋寫信說：“古代有萬裏長城，現在有萬裏長牆，秦始皇沒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後遇到公等為知音。”顯然，這帶有嘲諷的味道。劉秉璋率萬人渡運河，接到李鴻章的公文，說糧餉缺乏不能夠增兵。李鴻章事事進行幹涉大多像此類事情一樣。並且時常上報情況，條陳軍務，曾國藩很不滿意李的這種做法。等到時間長久，軍無戰功，清政府讓李鴻章接替為統帥，曾國藩感覺慚愧，不忍心離去，自己請求留在軍營中繼續效力。李鴻章接任後，急忙派人到曾國藩駐所領取欽差大臣的“關防”。曾國藩說：“關防，是重要的東西；將帥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著要拿去，弄沒了怎麽辦？況且我還留在這裏。”李鴻章派客人百般勸說，讓他回到兩江總督之任上，曾國藩也沒有答應。有人給李出主意，並調停說乾隆時西征的軍隊用大學士為管糧草的官，地位也與欽差大臣相等。曾國藩故意裝作不懂，說：“說的是什麽？”劉秉璋說：“現在您回到兩江總督之任，就是大學士管糧草的官職呀。”李鴻章又私下告訴他說：“以公的聲望，雖違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帥之軍隊屢屢失利，難道不懼怕朝廷的譴責嗎？”曾國藩於是東歸，從此絕口不談剿撚的事。李鴻章接替為統帥，也沒有改變曾國藩扼製運河而防守的策略。後來，大功告成，李鴻章上疏請求給從前的領兵大臣加恩，曾國藩僅僅得到了一個“世襲輕車都尉”，因此大為惱怒，對江寧知府塗朗軒說：“他日李鴻章到來，我當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國藩在處理進退關係問題上，則是該進時進，當退時退。在他啟程不得已赴兩江總督任之時，途中觀者如堵，家家香燭、爆竹拜送，滿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關。申刻行船時，還將郭嵩燾所纂《湘陰縣誌》閱讀一遍，以抑止自己複雜的心情。睡後，則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眾，人情之厚，舟楫儀從之盛，如好花盛開，過於爛漫，凋謝之期恐即相隨而至，不勝惴栗。”後三天，他每日隻看《湘陰縣誌》，並將此誌寄還。從第四天開始，上半日處理文件，見見客，下半日與晚上便開始抓緊時間讀《國語》、《古文觀止》。告別了他經營多年的江寧，離開自己血脈相承的胞弟，悵悵如有所失，內心十分不安，隻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愛的書籍中得到安慰與休憩。同治八年（1869）一月九日，曾國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諭，所奏報銷折奉旨“著照所請”，隻在戶部備案，毋須核議。這等於說，一些人原抓住曾國藩軍費開銷巨大，要審計查賬，現在一紙聖旨就將此事一筆勾銷，不再查他的賬了。曾國藩為此大受鼓舞，認為這是清政府對他的特別信任，空前恩典。諭旨使他“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因而便又有點心回意轉，雖慮“久宦不休，將來恐難善始善終”，但不再要求辭職了。此時，雖然眼蒙殊甚，可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但看書的勁頭更足了，轎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將《戰國策》、《左傳》反複閱讀，他似乎要在陛見皇太後、皇上之時，陳述自己的中興大業之策劃了。

　　進就要有爭。無獨有偶，曾國藩的得意弟子李鴻章為了自己的“進”，則更頗有心計。當然他爭的是有利於自己“進”的人才。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秀才出身，以得李鴻章提攜，跟著水漲船高，曆官至兩江、兩廣總督，與鴻章宦轍相尋，酬其誌願。他追隨李鴻章三十餘年，為其左右手，在北洋有能員之稱。其與鴻章遇合的經過，頗堪一述。

　　鹹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駐安慶，他為了廣求各界意見，特在營門外放置一個意見箱，請軍士、百姓發表意見。落魄文人，往往投以萬言書，有時竟蒙所賞，獲得差事。周馥有一朋友也想上萬言書，不知是因為文筆不好或另有原因，請周代作。曾國藩讀後，頗為讚賞，在書上批“今之祖生”。李鴻章當時亦在曾國藩幕府中，因即將獨當一麵，極留意自己要用的人才，對周馥代作之文，尤為歎異，一查之後，知道是周馥所作，就私下請他做佐手，把自己的薪水分給他用。下一年李鴻章赴江蘇，周馥即以幕僚資格隨行，從此一帆風順。周馥晚年有“感懷平生師友三十五律”，第二首題雲：

　　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

　　一個人在社會中是渺小的，更多時候，不是你想進想爭就能“進”能“爭”得了的，這時則需要的是堅忍不撓，以屈求伸。

　　“順境中的美德是自製，逆境中的美德是不屈不撓。”英國人培根說。

　　隻有不屈不撓，才能以屈求伸，才有以屈求伸的一天。

　　人生活在世界上要生活，要吃飯，往往不得不委屈自己，在蜷曲中求取生存，然後再在適當時機從長計議別的出路。

　　曾國藩常引用古人的話“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在社會上，人的彈性，就像尺蠖那樣，想來一輩子不曾屈過的人，估計是很少很少，不會太多的。

　　話雖如此，然而要是真的讓錦衣玉食，過慣一流生活，且有身價的人在必要時作出尺蠖之屈，倒也真不容易哩。

　　當年，卓文君傾慕司馬相如的才華，私奔出走，去到成都。卓文君是當時臨邛豪富卓王孫的女兒，為了追求愛情，她這一走，竟把個老子氣得什麽陪嫁也不給，而偏偏這個司馬相如，又是個家裏除了四麵牆壁，什麽也沒有的窮光蛋。後來，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窮得在成都實在呆不下去，於是雙雙回到臨邛，變賣車馬，盤下了一爿小小的酒店，逼上梁山，做起了生意。為了生存，卓文君打脫千金小姐的嬌慵，親自上陣，當壚賣酒，司馬相如也放下讀書人的架子，穿上犢鼻，和傭人酒保，一起洗碗洗杯。

　　司馬相如穿犢鼻幹洗碗工作，卓文君當壚賣酒，自然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在生存麵前，身份又值多少錢一斤呢？

　　宋朝梅堯臣《送李南玉》詩：“買臣嚐負薪，相如猶滌厄。”朱買臣沒發跡時是個背薪的賣柴漢，和司馬相如同為一對腳碰腳的難兄難弟。

　　能屈能伸，以屈求伸，對於社會上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經受，一種發展。也隻有經曆了人生的陰暗和苦難，才懂得生命和陽光的可愛且又可貴。

　　逆境奮起，放下架子，司馬相如、卓文君是這樣走過來了，朱買臣、範仲淹是這樣走過來了。這給我們後來者以深刻地警示。

　　但是，要成大事，有時也特別需要一種打破常規的勇敢，少點所謂成熟與世故，多些純真與膽識，胡林翼對此體會得最為真切。胡林翼的才能，是“中興名臣”中的姣姣者。曾國荃率軍東下，懂得軍事的人大多擔心沒有退路，胡林翼卻頗為讚成說道：“過去的時候，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鬼神，弟弟常常迷信。好多年以後，兄弟都沒有遇到凶事，但弟弟因疑神信鬼，卻自己束縛了很多時候，頗以為苦，也想仿效他的哥哥放鬆自己。一次，沒有選擇日子就出了門，果然在途中遇到了黑煞神，責備他不按原來的規則辦事。弟弟說：‘我是跟我哥哥學的，為什麽你偏偏找我的茬，說我的錯，讓我遇到你呢？’黑煞神說：‘你哥哥愚魯懵懂，陰陽怕懵懂，不得不躲避他。你本來是怕我的，怎麽可以違命！’弟弟不得已，又開始了信神信鬼的規矩日子。”胡林翼講完這哥倆的故事，又回曾家兄弟倆人上，說：“天下人唯有懵懂能夠成事，以往就是這樣，懵懂行將大功告成。”及至曾國荃攻克南京，就任湖北巡撫，與官文關係緊張，李鴻章聽說了，就舉前邊這段話以為談笑，說：“這是太懵懂了”。

　　因此，立身處世，知從時順勢，便知進退，能屈伸。得其時勢，便趁勢而進，時勢不濟，便退待其時，能進能退，能屈能伸，便可安生立命。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也算是一個大國了。但當吳王闔閭滅徐破楚，勢頭強盛。闔閭派使者到齊國，要娶齊景公之女為妻。齊景公無奈，隻好答應，哭著將女兒送到吳國去。他手下的一個臣子高夢子勸他說：“我們齊國背靠大海，又有山川之險，縱然不能全收天下，誰又能把我們怎麽樣呢？您既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兒，那就別嫁了吧！”齊景公說：“我是不能違逆天意啊，我有如此強大的國家，卻不能號令諸侯，如果現在不聽從吳王的要求，那必然會生出禍患，那隻能走上絕路啊。我聽說過，既然不能號令別人，那就不如聽從了吧。”不能施以號令，那是因為未得其時勢；既然未得其時勢，也就隻好退而聽令，這正是一種聰明的選擇。

　　但在中國的文化精神中，積極入世仍是主流。範仲淹被曾國藩選入“聖哲”之前列，毛澤東也認為，範是與曾國藩相並列的中國曆史上僅有的兩個“辦事兼傳教之人”。

　　範仲淹兩歲喪父，隨母改嫁。年少好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麵；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範仲淹生父範墉曾官武寧軍掌書記，是下層官吏，故去世後，其母便“貧無依”了。他苦讀而舉進士，完全依靠自己的學問和才能，官居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慶曆新政，成為一代名臣。

　　《朱子語類》雲：

　　範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自小以天下為己任，是這些士大夫的共同特點。黃庭堅《跋範文正公詩》雲：“範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餘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嚐不愛賞，彌日相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範仲淹是個典範人物，自覺身體力行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恪守道義，是個模範官員。他曾說：

　　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及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為之事是否與俸祿相稱，如果不相稱，竟至於徹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彌補上來。這種帶有自虐性的慎獨精神，無疑弘揚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傳統。自覺將服務於社會國家作為自己為官從政的主要目的。範仲淹長期在中央或地方擔任重要官職，政績頗佳，有惠於民，是當時最有作為的政治家。《宋史》本傳說：

　　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裏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裏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如此廉潔奉公，愛民如子的官吏，無疑為後世清官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