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四章 關於《尉遲敬德墓誌銘》中的幾個問題

　　《尉遲敬德墓誌銘》於1971年被發現以後，已經有人對其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昭陵文管所《唐尉遲敬德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5期。張沛、樊光春的《昭陵新出土墓誌補正唐史舉例》《人文雜誌》1992年第2期。等文，都有一些新的見解。特別是《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編者對該墓誌所加的按語，更有進一步的研究，值得重視。

　　這篇墓誌銘，共有2218字，內容甚為豐富。筆者想對其中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尉遲敬德的籍貫與出身

　　兩《唐書》的《尉遲敬德傳》均載尉遲敬德是朔州善陽人。朔州就是隋末的馬邑郡，治所在善陽，即今山西朔縣。墓誌銘（以下簡稱誌文）則記他為河南洛陽人。這兩種不同的記載，《昭陵碑石》的編者認為：“蓋一稱其郡望，一載其徙居，二者可以互補也。”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唐代史學家柳芳說：“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尉遲氏即屬於虜姓之列，應號河南洛陽人。

　　為什麽說尉遲氏屬於虜姓之列呢？唐人林寶說：“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至孝文時改為尉遲氏。河南洛陽。後有哥拔五代孫乙紇豆生侯兜（《周書》、《北史》的《尉遲迥傳》作俟兜）……又後魏平東將軍尉遲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羅、隋代州西鎮將軍，生運，運生紹宗、左屯田將軍、油江、伯孫邛州刺史迦、隋烏程鎮將軍，生敬德、唐右武侯大將軍、同州刺史、鄂州忠公、生寶林、司衛卿右衛將軍，生修寂、修儼。”《元和姓纂》卷十。《北史》卷62《尉遲迥傳》也說：“尉遲迥字薄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這都說明，尉遲氏確係北魏鮮卑人的後代。另外，從尉遲迥是代人到尉遲氏是河南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又尉遲敬德是朔州善陽人，正反映了鮮卑貴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洛陽，然後分散各地的過程。

　　從北魏孝文帝到隋，百年左右的時間，中經東魏、西魏、北周、北齊的對立，隋的統一，虜姓貴族也幾經沉浮，原來有的高門上姓有所衰落，原來有的門第較低的姓族日益顯要，出現了很多變化。這樣一來，尉遲敬德家族由顯貴的社會上層淪落到社會下層也就可以理解了。《太平廣記》卷146《尉遲敬德》載：“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鐵之次……”他還自稱“某打鐵人”。因此，今人的不少著述中，多有認為尉遲敬德出身於鐵匠者。有人根據誌文所述尉遲敬德的家世，再結合尉遲敬德元配夫人《鄂國夫人蘇墓誌銘》《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內容，認為既然“誌文中有敬德曾祖、祖父、父親三代為高官的記述，蘇氏誌文中所記蘇門三代也是高官，而且蘇氏死得很早，大業九年就死了，當時敬德尚未知名，他們結婚時，必是門當戶對，那麽敬德少年時是否當過鐵匠，就很值得研究了。”《陝西碑石墓誌資料匯編》第673頁。如果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再考慮敬德家族由洛陽遷到善陽的情況，從中原要地北魏都城洛陽遷到偏僻的善陽，必然和家族的沒落有關，尉遲敬德少年時當過鐵匠也完全有可能。蘇氏雖然三代都是高官，但並非士族。按照當時崇尚門第的習慣，有些士族雖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但仍然“販鬻婚姻”。《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尉遲家族雖是虜姓貴族，但在長期民族融合的過程中，中原人們也願與他們通婚。蘇氏與沒落的虜姓高門通婚，也屬於正常現象。所以，以此說明尉遲敬德不一定當過鐵匠，也不是充足的理由。

　　關於尉遲敬德的家世，誌文載：敬德“曾祖本真，後魏西中郎將……祖孟都，齊左兵郎中、金紫光祿大夫、周濟州刺史……父伽、隋儀同，皇朝贈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媯、易、平、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常寧安公。襟清懸鏡，量澈陂。道悠運倏，中年早謝。”這和《元和姓纂》所載有所不同。《元和姓纂》載，孟都伯孫伽生敬德，也就是說，敬德並非孟都之孫，而是孟都兄的曾孫。看來，敬德之祖、曾祖都未做官，否則，《元和姓纂》不會不記；其父伽官至隋儀同，又“中年早謝”，而且“早謝”的含義也不清楚。如果伽是被隋帝所殺，敬德隱居善陽，以鍛鐵為業，就更近情理。由此可見，誌文把敬德和孟都直接聯係起來，實際上是為敬德自曾祖以後即開始衰落的家世所諱。兩《唐書》的《尉遲敬德傳》都載他“大業末，從軍於高陽”，似出身於民間，而不涉及其家世，可能也是這種意思。

　　《舊唐書》武宗以前部分，多是照抄實錄、國史，《武德、貞觀實錄》均經許敬宗最後修訂。“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誌》、《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齎不勝紀。”《新唐書》卷二二三上《許敬宗傳》。既然敬宗隨心所欲，歪曲曆史，又有意美化敬德，碑文為敬德諱其沒落的家世，是理所當然的。誌文雖與許敬宗無關，但為墓主歌功頌德的誌文性質，也決定其撰者必為其諱。《舊唐書》照抄實錄、國史，《新唐書》參考《舊唐書》，故而兩《唐書》的《尉遲敬德傳》均不敘其家世。如果敬德是從民間從軍，就有可能是鐵匠出身。由此可見，誌文和《太平廣記》的兩種記載不同，但不能是對立的，是此非彼是不正確的。許敬宗既然有意為敬德隱惡揚善，如果敬德的家世有可頌之處，他是決不會漏而不記的。況且，敬德自己也說過：“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更說明他出身於民間的鐵匠並非虛構。誌文的內容固然重要，但也不宜輕易以此去否定文獻所載。

　　尉遲敬德之妻

　　據《鄂國夫人蘇墓誌銘》載：唐高宗下詔曰：“贈司徒並州都督鄂國公敬德故妻蘇氏，貞婉馳芳，柔明擅美……可贈鄂國夫人。”蘇氏卒於大業九年（613年），時年25歲。按顯慶三年（658年）敬德終年74歲推算，蘇氏去世時敬德應是29歲。他於武德三年（620年）四月降唐後，地位日益顯要，再婚是理所當然的。事實證明，尉遲敬德是又結婚了的。

　　蘇氏誌文中既稱蘇氏是敬德“故妻”，當然應當還有現妻。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曾對敬德說：“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恩道：“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二月條。太宗稱道了敬德的人品，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見。此事在《隋唐嘉話》、《唐語林》中也有記載，看來確有實事。既是“相與共貧賤久矣”，很可能是在大業九年蘇氏死後不長的時間內就結婚了，最遲是在武德二年（619年），因為武德三年他降唐以後，就不宜再說是“貧賤”了。

　　敬德後來的夫人何許人也，不得而知。兩《唐書》《尉遲敬德傳》和尉遲敬德的碑文與誌文都無涉及。但根據尉遲敬德不願尚公主的態度看來，敬德夫婦之間的關係甚好，很可能在敬德去世時這位夫人還在。那麽，尉遲敬德子尉遲寶琳是哪位夫人所生呢？按年齡而論，肯定是蘇氏所生。因為許敬宗於貞觀八年（634年）開始參與修撰國史，由於他的兒子“娶尉遲敬德女孫”為妻《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載是敬宗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此說不近情理。因為敬德比許敬宗年長6歲，若其曾孫女與敬宗子結婚，年齡必然相差甚遠，故而《新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載可信。故而他修撰國史時大加美化敬德。按照當時的習慣，寶琳女結婚時，寶琳應在35歲到40歲之間，如果在貞觀八年許敬宗開始參與修史前後許敬宗子與寶琳女結婚，寶琳當生在開皇十九年（599年）至仁壽三年（603年）之間。這時蘇氏當在12歲至17歲之間。可見，蘇氏生寶琳時還很年輕，寶琳不可能是後來的夫人所生。敬德後來的夫人可能未曾生育，否則，史書為什麽未曾記載敬德有寶琳以外的其他子女呢！同時，尉遲敬德的碑文載：“有子右領軍將軍寶琳鳳羽姿，龍媒聘逸。”誌文也載：“有子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衛尉少卿寶琳，思履霜而切慮，仰風樹而銜哀。”碑在敬德與蘇氏的合葬墓前，墓誌銘在合葬墓中，寶琳是他們夫婦所生也就勿庸置疑了。也許正是這種原因，蘇氏與敬德合葬，後來的夫人未能取得這種殊榮。

　　關於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殺兄除弟，奪得太子地位，進而登上皇帝寶座的重大事件。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之變的重要參與者，兩《唐書》與《資治通鑒》對此事都記載甚詳，敬德不僅勸李世民早除建成、元吉，而且還親手殺害元吉。因此，“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因此，敬德也曾忘乎所以，“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麵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還曾因“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其上者”，故而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何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喻之”。《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他竟然動手打壞了道宗的眼睛。唐太宗也把他和韓信、彭越相比，視為唐初的功臣。由此可見，參與玄武門之變在敬德的個人曆史上是一件光榮的大事。

　　關於此事，敬德的碑文雖然未曾詳敘其事，但卻言簡意賅，意義深刻。“（武德）九年六月，二凶（建成、元吉）伏辜。雖天道禍淫，蓋杖君（敬德）之也。”短短的19個字，既說明了玄武門之變的性質，又說明了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敬德的墓誌銘對此事卻隻字未提。誌文的按語說：“不知何故，誌文於此事隻字未及。”《昭陵碑石》第143頁。無疑，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碑文肯定玄武門之變的性質與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事出有因。碑文為許敬宗所撰，許敬宗對玄武門之變十分清楚；唐太宗對玄武門之變的態度他了若指掌。貞觀年間，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國史所載的內容，實際上是想了解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唐太宗深知他取建成而代之是違背嫡長子繼承製度的。史書如何記載此事，與他的名聲直接有關。所以，他在兩次遭到拒絕以後，又第三次要求親自觀看國史，並且命房玄齡“撰錄進來”。房玄齡與許敬宗把《國史》改為《實錄》，送呈太宗。太宗對其他問題沒有表態，惟對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不滿。因為有關此事的記載是“語多微文”。為此，他向房玄齡指出：“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非常明顯，唐太宗要看國史，主要是為了給史官寫玄武門之變定下基調，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像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一樣，是“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為自己文過飾非而修改史書。

　　許敬宗是善於投機鑽營的史官，唐太宗有所要求，他當然投其所好。所以，經他修改後的《武德、貞觀實錄》，太宗頗為欣賞，否則，他不會因此而被“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既然如此，他為尉遲敬德所撰的碑文先肯定玄武門之變的性質是“二凶伏辜”，又讚揚李世民的成功是“蓋杖君之也”。也就是說，許敬宗對唐太宗投其所好，對尉遲敬德歌功頌德是不言而喻的。

　　尉遲敬德的墓誌銘為何人所撰，不得而知。何以對玄武門之變無所涉及，應有原因。

　　其一，墓誌銘與碑文應是同時所撰，許敬宗官高位顯，所撰碑文甚多。他所提到的事實，別人不可能再去重複。他在碑文中已經肯定了玄武門之變的性質與敬德在其中的作用，墓誌銘當然沒有必要再詳敘其事。況且，墓誌銘字數有限，也不允許。正因為如此，誌文對碑文未曾涉及的問題反而有所敘述。例如《隋書·煬帝紀》載：大業十二年（616年）正月，“雁門人翟鬆柏起兵於靈丘，眾至數萬，轉攻傍縣”。四月，“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複號曆山飛，眾十萬，轉寇太原”。敬德曾對這些起義軍作戰。但在碑文中未曾涉及，兩《唐書》《尉遲敬德傳》也未記載，而誌文中卻詳述道：“有山賊翟鬆柏、劉寶強等擁兵數萬，據山斷道，公乃率麾下百騎以擊之。矢石才交，賊徒殲殄，獲馬三千匹，俘擄五萬人，以功授朝散大夫。又擊王須拔、曆山飛等，以功授正議大夫。”這說明尉遲敬德在投靠劉武周前曾參加過鎮壓翟鬆柏、劉寶強、王須拔、曆山飛領導的起義軍。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大業末年，敬德於高陽從軍以後，“討捕群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新唐書·尉遲敬德傳》：“積閱為朝散大夫。”這都說明敬德在投靠劉武周前確曾有過戰功。誌文所述以上內容，正是把兩《唐書》本傳所記的戰功具體化了。碑文不記此事，也可以理解。為隋朝鎮壓農民起義，並不值得唐朝人歌頌。富有政治經驗的許敬宗必然懂得這個道理。誌文的撰者可能政治地位不高，書生氣十足，故而記載了這些內容。

　　另如，關於唐軍進攻洛陽的問題，碑文僅略有所及，除了“中獄由其鹹定”，“王城於是安”的意思較為明確以外，其他用詞都很籠統。而誌文對此戰的記載卻甚為詳細：“於是王充竊據伊，偷安神器；建德擁兵趙、魏，潛規問鼎。輔車之勢，運連雞之謀。太宗受東征，公參謀盛府，雖神謀妙略，允葉聖衷。斬將搴旗，資雄傑。此二役也，策勳居多，累降恩賜，用旌軍賞。”由此可見，碑文和誌文不相重複，互為補充，可能就是誌文不載敬德參與玄武門之變的重要原因。

　　其二，對玄武門之變，誌文的撰者有可能和許敬宗有不同的看法。關於玄武門之變，在唐初的統治集團中本來就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自西周以後，在君主地位繼承問題上，逐步形成了嫡長子繼承製度。所以，司馬光說：“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儒家的傳統觀念也早深入人心，孔子的學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既然儒家把孝和悌相提並論，無疑，唐太宗不管以什麽理由殺兄奪位，都和這種製度與觀念格格不入。

　　魏征在評論隋文帝時說：“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顯然，魏征等唐初的史學家，對隋文帝廢楊勇、立楊廣是持否定態度的。這和魏征對待李世民與李建成的關係完全相同。當李世民的戰功卓著，地位日益升高，直接威脅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時，魏征先勸李建成遠征劉黑闥，以擴大自己的影響，繼又“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在李世民取得太子地位以後，他質問魏征何以“離間我兄弟”時，魏征也直截了當地說：“先太子若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唐鑒》卷二。勿庸置疑，魏征是維護嫡長子繼承製度的。

　　貞觀年間，唐太宗兩次要看起居注，第一次被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勸阻，第二次又被諫議大夫褚遂良、黃門侍郎劉洎勸阻。朱子奢、褚遂良等都擔心唐太宗發現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於己不利而影響到本人。果然，唐太宗發現“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遂要求史官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實錄。這都說明唐初的統治集團中，對玄武門之變的看法存在著分歧。

　　唐太宗看了實錄以後，雖然為了統一思想，修改了史書，但傳統的儒家思想不是靠個人的意誌可以改變的。一直到宋代，範祖禹還大罵唐太宗道：“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二，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在唐代，敬德墓誌銘的作者雖不敢公開表示和許敬宗相反的意見，但他以避免重複為由，在誌文中避而不談這一問題，也意味著他是一種消極對立的態度。

　　《安元壽墓誌銘》中的幾個問題

　　安元壽（606—683），字茂齡，涼州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兩《唐書》無其傳，隻有在《唐會要》卷七十二《馬》中提到他曾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獻都未涉及，故而對其生平事跡少有所聞。但是，唐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剛即帝位突厥就兵臨渭水便橋等，都與他有重要關係。1972年，《安元壽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於陝西禮泉出土後，使我們開闊了視野，對與他有關的問題開始有所了解。現根據《墓誌銘》的主要內容，結合有關文獻，對以下幾個問題試做初步論述。

　　一安元壽歸唐

　　據《墓誌銘》載，安元壽的曾祖安弼，是北周服侯。其祖安羅，先後為北周開府儀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貴鄉縣開國公。其父安興貴，曾為唐初的右驍衛將軍、左武衛將軍、冠軍將軍、上柱國、涼公，別食綿、歸二州，實封六百戶。

　　涼州安氏，原為西域胡人。《元和姓纂》卷四載：涼州安氏“出自安國，漢代遣子朝國，居涼土”。《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係表五下》載：“武威李氏，本安氏……居於西方，自號安息國。後漢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晉、魏間，家於安定，後徙遼左，以避亂又徙武威。”兩種記載，基本一致，隻是後者較前者更為詳細。可見安氏確是來自西域。張沛同誌又根據安元壽墓室石門門楣左側刻有“安胡”（意即安國胡人）二字，進一步說明安元壽始祖是來自西域。《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頁。

　　安氏為什麽又稱“武威李氏”呢？《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抱玉傳》回答了這個問題：“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安史之亂期間，他因對叛軍作戰有功，頗得李光弼賞識。代宗即位後，他“為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禦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這時，他向代宗上言道：“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代宗“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正因為這樣，武威李氏與內地李氏不同。《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把武威李氏和柳城李氏（契丹後裔）、高麗李氏、柳城李氏（奚族後裔）、雞田李氏（阿跌後裔）、代北李氏（沙陀後裔）等並列於最後，正是封建正統史家沒有把邊境少數族人和中原人一視同仁的反映。

　　隋朝末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在武威（今甘肅武威）稱兵割據，先稱涼王，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又稱皇帝，改元安樂。

　　李淵在長安建唐稱帝後，為了解除東進的後顧之憂，進一步統一全國，首先於武德元年十一月消滅了先後割據於金城（今甘肅蘭州）、折（今甘肅涇川東北）的薛舉、薛仁果兩《唐書》均作“仁杲”，《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據《太宗實錄》及禮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鑒考異》認為昭陵石刻可信，筆者從之。父子。接著，就又打算進攻李軌了。

　　最初，唐高祖派人勸說李軌，李軌願意降唐。後來，李軌又不願放棄帝位，拒絕投降。武德二年（619）五月，已經是唐朝官員的安興貴，自告奮勇，願去說服李軌，歸降唐朝。安興貴認為自己有很多有利條件，因為其“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資治通鑒》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五月。於是，安興貴奉命出使涼州。到了涼州，他向李軌陳述利害，李軌執意不肯降唐。安興貴遂與其弟安修仁等密謀策劃，發動政變，俘虜李軌，平定了這支割據勢力。因為這次事件的成功，唐高祖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修仁為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安元壽就是在這次事件中歸附唐朝的。

　　《墓誌銘》載：安元壽“年始弱冠，時屬經綸。效河西，同竇融之歸國；韜光隴右，等葛亮之須期”。這就是說，安元壽剛剛成年，就善於籌劃治理國家大事。投唐於涼州，就像竇融歸漢一樣；又像三國時有人隱藏才能於隴右，等待諸葛亮去發現一樣。

　　竇融，字周公，西漢末年平陵（今陝西鹹陽西北）人。王莽代漢，農民起義爆發後，他聚眾割據於河西，被推舉為河西五郡大將軍。劉秀建立東漢後，竇融自動歸附，被劉秀所重用。不難看出，《墓誌銘》認為，安元壽投唐，像竇融歸附東漢一樣，是棄暗投明，值得讚揚的。

　　二安元壽與玄武門之變

　　李淵建唐後，為了爭奪太子的地位，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兩大集團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後出現了刀兵相見的玄武門之變。在這兩大集團的鬥爭中，安元壽站在了李世民一邊。

　　《墓誌銘》載：“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授右庫真。”看來，安元壽於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團。安元壽在這時加入秦王集團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積極發展勢力的必然結果。此後不久，李世民又使張士貴也加入了秦王集團。《張士貴墓誌銘》載：“太宗征公（張士貴）於曹州奉見，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極天人之望；府僚之選，允歸時傑。以公素威名，授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曹州治所在今山東定陶西南，張士貴與李神通戰勝徐圓朗後駐軍於此。李世民什麽時候召他還京，《張士貴墓誌銘》未記日期，但應該是在武德六年（623）到武德九年（626）六月之間。因為李神通與張士貴奉命進擊徐圓朗是在武德五年六月，徐圓朗徹底失敗是在武德六年二月。這時，兩大集團都在發展勢力，加強自己。所以，安元壽、張士貴先後加入秦王集團，正是反映了這種形勢的需要。這和李建成主動東討劉黑闥，借機發展勢力，起了交相輝映的作用。後來隨著兩個集團矛盾的急劇發展，雙方都在積極準備用武力消滅對方。在這時候，安元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墓誌銘》載：“於時皇基肇建，二凶構逆。公（安元壽）特蒙驅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於嘉猷門宿衛。”所謂“二凶”，無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嘉猷門，是太極宮西門之一，位於西麵宮牆偏北處，西與掖庭宮相通。這是與玄武門距離較近的宮城門。安元壽奉命於此門宿衛，當然包括在發動玄武門之變的計劃之內。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全麵部署是非常周密的。除了像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赤膊上陣的拚命廝殺者以外，還有張士貴、劉師立等人，是外圍策應者或待命的預備隊。從有關文獻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這一點。《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誌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建成、元吉。《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瑾、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嚐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兩處記載中，隻有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三人相同。由此可見，在兩處記載不同的人員中，肯定有人是沒有直接到達玄武門戰場的。因為直接上陣者在眾目睽睽之下立了戰功，是不會被人遺忘的。

　　《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六月四日，士廉吏卒釋係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芳林門在玄武門西，是外郭城與掖庭宮之間的一門。看來，高士廉組織“係囚”僅到芳林門，未至玄武門戰場。另外，房玄齡、杜如晦，主要是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者，也未直接參加拚殺。

　　李建成、李元吉被殺後，雙方戰鬥還在進行時，尉遲敬德突然直到高祖處，要求高祖降手敕，穩定人心。宇文士及遂從“東上門出宣敕，眾然後定”。宣敕的內容是“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資治通鑒》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東上門在太極殿東側，宇文士及在這裏應時而出宣敕，顯然是預先安排好的。由此看來。在玄武門之變中，宇文士及是負責處理善後事宜的。

　　《舊唐書》卷五十七《劉師立傳》：“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嚐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嚐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據此，劉師立不僅親自上陣，而且還參與了密謀策劃。同時，這裏又多了一個龐卿惲。但是，《舊唐書·太宗紀》卻未曾提及。可見，劉師立、龐卿惲、李孟嚐等人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還有區別。他們即使到達玄武門，也可能是後備力量，不是第一線的戰鬥員。

　　根據以上情況，說明參與玄武門之變的人員很多，他們各自負責一個方麵，為李世民的勝利發揮了作用。由於這是陰謀暗算之計，後人很難知其詳細安排，故而文獻記載不一。安元壽也是參加者之一，所以也得到了獎勵。《墓誌銘》：“既而內難克除，太宗踐極。爵祿攸設，先酬擐甲之勞，賞命所加，用答披荊之績。特拜公右千牛備身。”所謂“答披荊之績”，實際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壽在玄武門之變中的貢獻。由此可見，安元壽在玄武門之變中為太宗取得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安元壽與突厥兵臨渭水便橋

　　《墓誌銘》：“貞觀元年，突厥頡利可汗擁徒卅萬眾來寇（渭水）便橋，太宗親率精兵出討。頡利遣使乞降，請屏左右，太宗獨將公（安元壽）一人於帳中自衛。其所親信，多類此也。”這段記載有不確之處，如突厥頡利可汗率眾兵臨渭水便橋不是貞觀元年（627），而是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剛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傳上》、《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上》、《資治通鑒》卷一九一等文獻，都是這樣記載的。同時，李世民分析突厥敢於大舉進兵至渭濱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國內有難（指殺建成、元吉），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更能說明此事應在李世民剛即位之後。《墓誌銘》把此事誤記為貞觀元年，雖然隻是幾個月之差，但不夠確切，很可能是《墓誌銘》的撰者誤認為李世民即位就是貞觀元年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宗親率精兵出討”以下，又載：“頡利遣使乞降，請屏左右，太宗獨將公一人於帳中自衛。”對安元壽來說，這當然是最值得讚頌的一事，因為，一來顯得他頗有英雄氣概，二來他最受太宗信任。各種文獻都沒有記載這些情節，故而顯得特別重要。

　　其實，如果認真研究有關文獻，此事也並非不見端倪。在頡利可汗進軍至渭水便橋之北以後，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到長安觀察虛實，太宗對其嚴加斥責，並將其囚於門下省。然後，親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直赴渭水南岸，隔水斥責頡利可汗負約。頡利可汗得不到執失思力的情況，隻見李世民“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故而後退。這正是所謂的“太宗親率精兵出討”。接著，“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車駕即日還宮”。這和“頡利遣使乞降”的意思大體一致。頡利可汗遣使乞降，太宗於“帳中”接見，當然是在前線。議和成功，才能“車駕即日還宮”。由此看來，文獻記載和《墓誌銘》的內容起了互相補充的作用。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這說明雙方議和是有一定條件的。

　　至於安元壽獨自一人保衛太宗接見頡利可汗使者的乞降問題，各種文獻都不見蛛絲馬跡，惟有《墓誌銘》載有這些內容。這是什麽原因呢？

　　《資治通鑒》的有關記載，司馬光在《考異》中明確說是根據《實錄》而來，《舊唐書》等更不會例外。《實錄》的這一部分是經過太宗過目的，太宗同意不記這些內容，肯定是在議和談判中太宗答應了給突厥許多實惠條件。這是高祖自太原起兵以來慣用的手段。

　　大業十三年（617），李淵太原起兵時，為了解除突厥的威脅，特致書突厥可汗道：“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有人根據這次致書，就認為李淵曾稱臣於突厥。太宗在後來徹底打敗突厥時說：“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誌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不難看出，太宗為對突厥實行物質賄賂政策頗感恥辱。

　　這一次，太宗與頡利使者直接談判，是否也以物質利益為代價換取了突厥的退兵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當蕭問太宗為什麽諸將請戰而不允許，突厥反而“自退”的時候，太宗答道：“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誌惟賄是求……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誌矣。故卷甲韜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誌意驕惰，不複設備，然後養成伺釁，一舉可滅也。”他把這種對策概括為“將與取之，必固與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既然突厥“理當自退”的原因是“以金帛”，使其“得所欲”，毋庸置疑，太宗和高祖一樣，也是以物質財富換取了政治上的苟安。這種太宗認為是奇恥大辱的舉措，當然是難以載入《實錄》的。

　　《墓誌銘》就不同了。永淳二年（683）安元壽去世，這時距太宗去世已有三十多年。在這期間，他又為高宗所重用。既是太宗的親信，又為高宗所重用，故而使其享有陪葬昭陵的殊榮。在這種情況下，為其歌功頌德的《墓誌銘》，特載此事，無疑是顯示太宗與安元壽有膽有識、不畏強敵的英雄氣概，同時，也沒有透露議和的具體內容。不過，從以上太宗自我標榜的避戰理由中，已經看出了在這次議和中太宗並沒有取得勝利，隻是以物質財富換取了暫時的安定。這樣，實際上給太宗鞏固加強剛取得的皇帝地位贏得了時間。從這種意義上說，也可以認為是太宗勝利了。安元壽敢於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對太宗執行保衛任務，說明安元壽是個武藝高強、機智勇敢的將軍。

　　後來，安元壽又曾奉太宗命出使西域。高宗即位後，又先後充任蔥河道檢校軍馬使、右武衛義仁府折衝都尉、右驍衛郎將、左監門衛中郎將、忠武將軍、雲麾將軍、右驍衛將軍、右威衛將軍。高宗去泰山封禪，他“親於壇上供奉”。根據以上情況可知，安元壽投唐以後，曆經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在玄武門之變、突厥兵臨渭水便橋等重大事件中，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在各種文獻缺載的情況下，通過《墓誌銘》對安元壽進行認識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