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三章 《李墓誌銘》的有關問題

　　李（594—669年），本名徐世，降唐後，唐高祖賜其姓李，高宗時，以犯李世民諱，單名為。兩《唐書》均有傳，對其事跡記載較詳。但在其《墓誌銘》被發現後，其有關的一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考慮。

　　籍貫和年齡

　　關於李的籍貫，《舊唐書》卷67《李傳》載：他為“曹州離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新唐書》卷93《李傳》載：他是“曹州離狐人……客衛南。”二者基本相同。但是《李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載：他是“高平之著族焉。後寓濟陰，又居東郡，今為衛南人也。”看來，兩《唐書》的《李傳》和《墓誌銘》的記載有所不同，但認真分析一下，兩種記載並無正誤之差別。《墓誌銘》比兩《唐書》多的內容，是“高平之著族”和“後寓濟陰”。高平即隋任城（今山東濟寧），屬於魯郡（治所在今山東兗州）。濟陰郡（治所在今山東定陶西南），即唐的曹州。這是《墓誌銘》比兩《唐書·李傳》所載更詳細的地方，勿須多論。關鍵問題是從東郡遷到衛南，還是從離狐遷到衛南。

　　隋朝末年，離狐（今山東東明東北）屬於東郡（治所在今河南浚縣南）。唐初，離狐屬於曹州（治所在今山東定陶西），衛南屬於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浚縣東南）。既然隋末離狐是東郡的一部分，那麽，唐人說李是從東郡遷到衛南或者是從離狐遷到衛南，都是可以的。所不同的是說從東郡遷到衛南籠統一些，說從離狐遷到衛南更具體一些，都是正確的。總之，李的籍貫，是由高平到濟陰，又到東郡（離狐），最後居於衛南（今河南浚縣東南）。正因為如此，《李碑文》中說：“公名，字懋功，滑州衛南人也。”見《昭陵碑石》。

　　關於李的年齡，《舊唐書，李傳》載：他卒於總章二年（669），享年七十六歲，同時，也借他自己的話說：他“年將八十”。《資治通鑒》卷二〇一，總章二年十一月。《新唐書·李傳》也認為他卒於總章二年，但說他享年八十六歲，而且也借他臨終前的話說：他“年逾八十”。二者孰是孰非，需要研究。

　　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鑒》時，曾專門對此進行考辨，最後得出了“年將八十”的結論。由此可見，李的年齡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1971年於陝西禮泉出土的墓誌銘，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墓誌銘》載：李於“總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春秋七十有六。”《李碑文》也載：“以總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私第，春秋七十有六。”第二年（鹹亨元年）二月，陪葬於昭陵。《墓誌銘》和碑文都是在李死後不久所撰，他的家人、同僚都有人在，決不會把他的年齡弄錯。再者，他享年八十六歲的記載也很難成立，因為兩《唐書》的《李傳》都記載他是“大業末”，“年十七”，參加了翟讓領導的瓦崗軍。《墓誌銘》和碑文的記載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如果說李享年八十六歲，他十七歲時，就不是大業末年而是開皇末年了。由此可見，李享年七十六歲的記載是正確的。

　　平王世充後的榮譽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戰勝竇建德、王世充，取得洛陽。七月，李世民率部回到長安。在回長安時，李世民及參加這次戰役的李享受什麽樣的榮譽，各種文獻的記載有所不同。

　　《舊唐書·李傳》載：李“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新唐書·李傳》所載相同。根據這些記載，在對王世充、竇建德作戰中，李的戰功僅次於李世民。參加這次作戰的將領很多，如尉遲敬德、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都是有名的戰將，但這些人都未曾提及，惟有李與李世民相提並論。可見，李在這次作戰中所發揮的作用是比較突出的。

　　但是，其他文獻卻有另一種記載：李世民率部回長安時，“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禦物獻於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資治通鑒》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七月。司馬光說：這樣記載的根據是《唐曆》。《唐曆》為柳芳所撰，柳芳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時人。他為什麽要修撰《唐曆》呢？

　　柳芳與韋述在肅宗時同為史官，而且還是好友，他們共同“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係統《國史》，比韋述所修《國史》增加了十七卷。但是，這部史書的缺點不少，由於“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缺漏”。以致形成“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為史氏所稱”。在這種情況下，柳芳既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飾自己的缺點，他繼續努力，千方百計地想補其不足之處。例如，肅宗上元年間，他“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谘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誌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禦，不可複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舊唐書》卷一四九《柳登傳》。這就是說，柳芳為了彌補其所修《國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資料以後，又另撰了一部“頗有異聞”《新唐書》卷一三二《柳芳傳》。也就是有所創見的《唐曆》。

　　既然《唐曆》是根據高力士口述資料所撰，它與兩《唐書》所記有所區別是可以理解的。高力士是宦官，他隻能根據自己在宮中的所見所聞，口述有關的人和事，他的生活範圍不大，所見所聞也很有限，所以《唐曆》不可能像根據《實錄》、《國史》撰成的《舊唐書》那樣，涉及的資料更為廣泛。因為，唐初的史館不僅掌握著已有的各種資料，而且還要政府各部門按時向其報送各種資料。由此可見，編撰《實錄》、《國史》的資料是非常充分的。同時，武德和貞觀前期的《實錄》又是經過太宗過目的。因此，“太宗為上將，為下將”的記載不可能是史官的杜撰，應當是可信的。

　　當然，這樣作出結論還有純邏輯推理之嫌，如果再加上《墓誌銘》的記載，就應當是不可或疑的了。《墓誌銘》載：“公（李）載扈麾旆，克清洛，爰洎凱旋，策疇帥。太宗為上將，而公膺下將焉。獻捷之辰，特賁金甲，夷夏縱觀，莫不榮之。”看來《墓誌銘》與《舊唐書·李傳》的記載相同，李在對竇建德、王世充作戰中的戰功卓著是勿庸置疑的了。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資治通鑒》根據《唐曆》所撰的內容是否錯了。

　　柳芳撰《唐曆》的根據雖然是高力士的所見所聞，但高力士對武德年間的事也不一定知之十分確切或更為全麵，所以，柳芳必然要參考其他有關資料。李世民、李對竇建德、王世充作戰，李元吉也參加了，李元吉和李世民都是皇子，柳芳把李元吉名列李世民之後，李之前，是順理成章的。根據《實錄》而成的《舊唐書》不提李元吉，是因為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門之變中，李元吉站在了李建成一邊，是李世民的政敵，李世民又親自看過《實錄》，當然不可能允許李元吉與其同日而語。所以，《實錄》中不提李元吉的名字也是很自然的。

　　再者，根據“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將從其後”的內容，肯定李位在其他諸將之上。就這一點說，《舊唐書》與《資治通鑒》有關這方麵的記載是一致的，因為二者都認為李在這次作戰中，其戰功最為卓著。由於《唐曆》在李世民和李之間加上了李元吉，故而就不宜把李和李世民相提並論，使李元吉處於不和諧的地位了。在玄武門之變以後百年之久的柳芳，既然注意到了李元吉的作用，當然不能像唐初李世民那樣，把他視為政敵，而隻能把其當作皇子。所以，他不再提“太宗為上將，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了。但他在李世民、李元吉之後，隻提李一人之名，就說明他視李和皇子的地位相當了。由此可見，《舊唐書》與《資治通鑒》關於這一問題的記載，雖然文字上有所差異，但其實際含義是相同的。

　　李與太宗

　　李於武德二年（610）降唐，到總章二年（669）去世，共為唐效力五十年。其中為高祖臣七年，為太宗臣二十三年，為高宗臣二十年。在為高祖臣的七年中，如平定劉武周、攻取洛陽等戰役，李又為李世民部下，所以，實際上李為太宗臣超過了二十三年。這就是說，李和太宗的關係最值得重視。

　　總的看來，李對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是以不同的代價取得了好感。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對王世充作戰失敗，決定投奔長安歸唐。隨李密到長安的魏征，又返山東，勸李降唐。這時，李擁有“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舊唐書》卷六十七《李傳》。的地盤。他不以這樣大的地盤直接降唐，去換取高祖的賞識，而是通過李密將自己的地盤獻於高祖，以表示自己對李密的忠心。高祖知道此事，對李大加讚揚，稱李為“真忠義之士。乃授黎州總管、上柱國，封萊國公，尋改封於曾，賜姓李氏。”《李墓誌銘》。顯而易見，李是以忠於其主取信於高祖的。

　　降唐以後，李隨李世民平定劉武周，攻取洛陽，打敗劉黑闥，又進攻輔公、擊潰突厥，故而被太宗圖形於淩煙閣。不難看出，李是以戰功取悅於太宗的。太宗說：他是因為以往“甘露（漢宣帝年號）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功臣，雲台紀其跡”《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故而也對長孫無忌、李等二十四功臣圖形於淩煙閣的。這更進一步說明，太宗重視李在於其功。

　　太宗臨終時，把身為宰相的李貶為疊州（今甘肅迭部）都督，李立即動身赴任。貞觀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馬上就以李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接著，又以李為宰相。後來，高宗又欲以武則天取代王皇後，李也積極支持。所以，高宗又為其寫形，並親筆為序。這就是說，李是以順從取寵於高宗的。

　　李因戰功卓著而取悅於太宗，但太宗對李並不十分信任，太宗對李隻是籠絡、利用而已。

　　《墓誌銘》載：太宗“昔嚐閑，顧謂公（李）曰：‘萬歲之後，屬卿以幼孤。’公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高宗自己也承認：“朕以綺紈之歲，先朝特以委公。”《舊唐書·李傳》也載：“太宗又嚐閑宴，顧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根據這些記載，應該是太宗對李非常信任。

　　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如果全麵分析有關這一問題的記載，李與太宗的關係就非常微妙了。

　　太宗委托李輔佐太子的事，是在貞觀十七年（643），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時，太宗對李的態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太宗病危，他對太子李治說：“李世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仆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太宗貶李為疊州都督。在二十多年的接觸中，李深知太宗的為人，善於領會太宗的意圖，所以，他受詔後，“不至家而去”。後人胡三省對此事作注道：“史言太宗以機數禦李世，世亦以機心而事君。”《資治通鑒》卷一九九，貞觀二十三年四月。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太宗以籠絡的手段達到利用李的目的，李以惟命是從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歡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

　　與此同時，太宗對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是非常信任的態度。他“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另外，又對太子道：“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兩相對照，李當然是不被信任者。

　　李為什麽不被信任呢？主要原因，是李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門之變中沒有支持李世民。當秦王集團的成員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李世民誅建成、元吉時，李世民猶豫不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世辭；世民由是重二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這就是說，李靖、李都不願意參與李世民兄弟之間的蕭牆之爭。李靖、李是在唐初多次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將軍，李世民在關鍵時刻沒有取得他們的支持，當然不會痛快。所謂“由是重二人”，實際上是從此注意這兩個人了。

　　還有另一種記載，李靖、李對太宗說：“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但事實上並不可相信。因李靖、李都沒有參加玄武門之變。貞觀元年（627），太宗“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這五人中，房玄齡、杜如晦是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者，其他三人是赤膊上陣的廝殺者，故而功居第一。這裏沒有提到李靖、李，更說明他們與玄武門之變無關。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貞觀八年（634）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言辭懇至。”太宗說：“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誌，欲以公為一代楷模。”同時，又大加獎勵，不久，又賜其“靈壽杖，助足疾也。”《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顯然這是太宗表示，李靖的退休正合他的心意。反之，太宗的親信宰相房玄齡要求辭位時，太宗則說：“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貞觀政要》卷二《任賢》。對比看來，太宗希望李靖早日離開顯要的地位，無疑是對他不信任的意思。李沒有李靖聰明，沒有中途退休的表示，所以，太宗在臨終前貶他出京，到疊州去，以此來考驗李的態度。麵對玄武門之變，在太子集團和秦王集團進行決鬥、在決定李世民命運的關鍵時刻，李沒有挺身而出，是他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

　　《墓誌銘》中沒有涉及這些內容，主要因為《墓誌銘》的作用是為李歌功頌德，同時，對至高無上的皇帝更不能揭露其玩弄權術的陰謀。所以，關於李和太宗的關係隻能記載君禮臣忠的正麵事跡。由此可見，對於《墓誌銘》的內容，必須結合文獻記載進行全麵分析，決不能視刻石的文字就是史事的惟一依據。

　　李與高宗

　　太宗在臨終前貶李為疊州都督，由於李“不至家而去”，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於是，高宗又很快委以重任。《墓誌銘》載：“先朝嚐圖公像於淩煙閣，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寫形焉。”不僅如此，高宗還親筆為序。在《舊唐書·李傳》中也有類似的內容：“初，貞觀中，太宗以庸特著，嚐圖其形於淩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為之序。”（《新唐書·李傳》所載類同）但是，《墓誌銘》有高宗為序的全文，兩《唐書》《李傳》則無，這是《墓誌銘》特別值得重視的地方。高宗在序中，把李對唐的作用比作戰國時“吳起佐魏”、“樂毅歸燕”，對李大加讚揚。同時，還和古代的功臣比較說：“昔者西漢功臣，圖形麒閣，東京（東漢）列將，繢範雲台。語事可儔，校恩彌遠。”顯而易見，高宗認為，和古人相比，李再次被圖形是名正言順的。

　　對功臣圖形，開始於西漢宣帝。史載：“甘露三年（前51年），單於始入朝。上（漢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圖畫的人是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等十一人。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從此，就開創了圖形功臣於麟閣或麒閣的先例。唐初，高祖曾對唐儉圖形於麟閣，太宗又對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表於淩煙閣，這都是皇帝對功臣的表彰。不過，從漢宣帝到唐太宗，雖然都以圖形的方式對功臣進行表彰，但都沒有為圖形作序。在這方麵，高宗又開創了先例。同時，漢宣帝一次圖形了十一人，唐太宗一次圖形了二十四人，而唐高祖則圖形了唐儉，唐高宗圖形了李。這說明唐儉和李是獨受皇帝青睞的。另外，在李死後，高宗還為其親製碑文，許其陪葬昭陵。總之，高宗為李單獨圖形並作序，又為其親製碑文，充分說明李是極其受寵於高宗的。

　　李為什麽特別受高宗所寵呢？

　　高宗在自製的《李碑文》中說：使李陪葬昭陵。“所築之墳，一準衛霍故事，象烏德山及陰山、鐵山等以旌破北狄東夷之功焉。”其實，這隻是李受寵的表麵現象。李對突厥和到遼東作戰，主要是在貞觀年間，太宗並沒有因為他戰功卓著而對其信任，高宗為什麽會因其對父輩有功而對其進行表彰呢！看來，這不應當是受寵於高宗的主要原因。

　　李為高宗所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經過了太宗貶他出京，他毫不猶豫，立即動身赴任的考驗，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其次，是高宗在廢立皇後的問題上得到了李的支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以武則天取代王皇後，在九月的一天，高宗召長孫無忌、李、褚遂良、於誌寧入內殿，商議此事。長孫無忌、褚遂良堅決反對，於誌寧不敢發言，李借口有病不去參加。第二日，李單獨入見高宗，待高宗問起他關於更換皇後的事時，他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他把褚遂良所謂的“違先帝之命”《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解釋為皇帝的家務事。這樣，就從理論上支持了高宗，使高宗不再背“違先帝之命”的罪名。從另一方麵說，他的言外之意也是指責長孫無忌、褚遂良在幹涉皇帝的家事。於是，這就堅定了高宗更換皇後的決心。

　　自此以後，武則天對長孫無忌、褚遂良恨之入骨，千方百計致其於死地。反之，李則日益受寵有加。乾封初（666），特命李與公開支持武則天的許敬宗一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高宗去世後，光宅元年（684），武則天又使“配享高宗廟庭。”《舊唐書》卷六十七《李傳》。由此看來，李對武則天的態度是他受寵於高宗更為重要的原因。

　　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又進一步證明，研究碑石所載，必須和文獻資料緊密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