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五章 試論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讀有關碑石文

　　武德九年（626）發生的玄武門之變，是唐朝初年的一個重要曆史事件。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究竟有哪些人參加，各種文獻記載不同。《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誌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建成、元吉。《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瑾、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嚐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新唐書》卷一五《長孫無忌傳》所載與《舊唐書·長孫無忌傳》相同。在兩種記載中，隻有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三人都在其中，另外還有十六人隻見於一種記載。隻見於一種記載的十六人，是否都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呢？這就是本文論述的主要內容。

　　近來，筆者看到了一些有關的碑石文，下麵根據已知的文獻，結合新看到的碑文和《墓誌銘》，對一些有關的人是否參加玄武門之變，進行初步的探討。由於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三人在兩種記載中都有其名，可以肯定都是參加者，本文不再贅述。

　　房玄齡與杜如晦

　　房玄齡、杜如晦都是李世民的親信，各種史書都把房、杜合稱為“良相”或“賢相”。這主要是他們能夠和李世民很好地合作。正因為如此，在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矛盾激化的時候，李建成對李元吉說：“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於是，他們向唐高祖告狀，詆毀房、杜，致使房、杜同被驅出秦王府。

　　李世民則針鋒相對，當他下定決心要發動事變的時候，立即派尉遲敬德去召房玄齡和杜如晦。為了掩人耳目，房、杜都穿上道士服，暗暗潛入秦王府中，直接參與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文德皇後臨死時曾對李世民說：“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棄之。”《舊唐書》卷五十一《文德皇後傳》。這裏隻提房玄齡，是因為杜如晦已經死了。既然“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無疑是包括玄武門之變在內。同時，在李世民的一生中，除了殺兄奪嫡這樣大的陰謀詭計以外，還可能有什麽更大的奇謀秘計呢！頗受李世民信任的褚遂良說：“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後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既然房、杜與文德皇後共同參與了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無庸置疑，文德皇後對房、杜也十分了解。文德皇後所謂的“奇謀秘計”，必然是指對玄武門之變的出謀策劃。另外，《舊唐書》卷六十六《杜如晦傳》中也說：由於李建成的告狀，杜如晦“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

　　在《房玄齡碑文》中，由於缺字，有關這方麵的記載不甚清楚，但根據“俄然內難廓清，英威纂統，引公（房玄齡）為右庶子”。《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123頁。這和房玄齡、杜如晦奉召“引入閣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無疑是同樣的意思，都是說在玄武門之變以後房玄齡與李世民的關係更為密切了。

　　由此看來，房玄齡、杜如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是無可置疑的。至於他們是否親自到玄武門戰場，則隻能作否定的回答了。

　　《舊唐書·太宗紀上》記載他們都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而且，《舊唐書·房玄齡傳》也載：“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兩處記載，都把房玄齡、杜如晦和直接到玄武門戰場拚殺的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相提並論，是否可證他們五人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呢？事實並非如此。

　　在李世民宣布以上五人為一等功後，淮安王李神通立即表示反對。他說：“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李世民解釋道：“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推轂，故得功居第一。”《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非常明顯，李神通說房、杜是“刀筆之吏”，自然指他們是文官；李世民說他們“雖無汗馬”，自然是指他們沒有戰功。這就決定他們不可能是玄武門戰場的拚殺者。他們和三位在玄武門戰場的拚殺者都受一等功，主要是他們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也就是為李世民出謀劃策，助其奪得太子地位，進而做了皇帝。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咬金，濟州東阿人也。”《舊唐書》卷六十八《程知節傳》。《新唐書》卷九十《程知節傳》同。在《程知節碑》中也說他是濟州東阿（今山東東阿西南）人。但《程知節墓誌銘》《程知節碑文》、《程知節墓誌銘》均見《昭陵碑石》。則記載他是東平（治所在今山東鄆城）人。根據《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一》，濟州即隋的濟北郡，武德四年（621）改為濟州，東阿是其所轄六縣之一。這就是說，程知節是武德四年以後的濟州東阿人。隋的東平郡，武德四年改為鄆州。這就是說，程知節是武德四年以前的東平人。由此看來，程知節的籍貫雖有兩種記載，但隻有先後之別，沒有正誤之分。否則，不可能在當時出現的碑文和《墓誌銘》中有不同的記載。換言之，程知節是由東平遷居東阿的。

　　至於他的名字，兩《唐書》《程知節傳》都記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誌銘》都記他名知節、字義貞。這也沒有正確與錯誤的區別，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參加瓦崗軍以前的名；知節和義貞，可能是他成為唐朝官員以後的名和字。隨著身份地位的變化，將咬金改為知節，又加上義貞為字，是順理成章的。“咬金後更名知節”《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四月。的記載，正符合這種邏輯。

　　程知節最初參加李密領導的瓦崗軍，瓦崗軍失敗後，歸降洛陽的王世充。武德二年（619）二月，他與秦叔寶等投降唐軍，後隨李世民打敗宋金剛，俘虜竇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戰功，頗得李世民信任。正因為如此，李建成曾向高祖告狀，欲削弱李世民的力量，使程知節出為康州（治所在今廣東德慶）刺史。關於此事發生的時間，各種記載不同，兩《唐書》《程知節傳》均記載為武德七年（624），《程知節碑文》記載為武德四年（621），《資治通鑒》則記載為武德九年（626）六月。從事實情況看來，發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統一長江流域的戰爭正在進行，李世民、李建成先後對劉黑闥作戰，沒有同時在京，雙方的矛盾還沒有激化。至於是否發生在武德七年，也缺乏有力證據。這一年，太子集團和秦王集團雖然不斷發生衝突，但都是互相詆毀，目的都是想假高祖之手打倒對方，還看不到刀兵相見的跡象，故而不可能有所舉措，直接削弱對方。

　　武德九年的形勢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於是，打算收買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等人。由於這些人都拒絕收買，故而遭到太子集團的打擊。這時，程知節被出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根據程知節對李世民的建議，也正可得出這種結論。在程知節被出為康州刺史時，他對李世民說：“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節說這話的背景，是尉遲敬德幾乎被殺，房玄齡、杜如晦就要被趕出秦王府，所以他建議“願早決計”，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斷行動。在兩大集團的鬥爭進入劍拔弩張階段時，程知節說這些話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雙方還沒有刀兵相見的準備，都還希望通過高祖取得勝利的時候，程知節是不可能說這些話的。再者，“知節以死不去”，也隻能是在玄武門之變前夕，因為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當鞏固，李世民也寄希望於高祖的時候，程知節敢抗拒旨意，“以死不去”嗎？顯然不能。

　　程知節既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願以死效忠李世民，無疑是李世民實現奪嫡野心的理想打手。《舊唐書》卷六十八《程知節傳》：“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程知節墓誌銘》：“九年夏末，二凶作亂，太宗受詔，宣罰禁中，公（程知節）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寧之後，頒乎大齎，賞絹六千匹，駿馬二匹、並金裝鞍轡，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國，授東宮左衛率，尋拜右武衛大將軍。”《程知節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縱兵宮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衛 （率），尋轉右武衛大將軍，封實戶七百。”這三種記載，大同小異，都肯定程知節參加了玄武門之變。

　　總而言之，從道理上說，程知節應該而且可能參加玄武門之變，從多種記載看來，事實上他也參加了。由此可見，《舊唐書·太宗紀上》的記載是可信的。

　　段誌玄

　　兩《唐書》《段誌玄傳》都記載段誌玄是齊州臨淄人，《段誌玄碑》見《昭陵碑石》。則記載他是齊州鄒平人。看來，他是齊州人不會有錯。但他是齊州哪一縣人，是值得考慮的。如果說他是臨淄人，但臨淄屬於青州；如果認為他是鄒平人，雖然鄒平屬於齊州，但怎樣解釋兩《唐書》《段誌玄傳》記載他是臨淄人呢？

　　根據《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一》載，隋朝的臨濟縣，武德元年（618）於此設置鄒州，鄒州領臨濟、蒲台、高怨、長山、鄒平五縣。武德八年（625），廢鄒州，縣歸譚州，後來又廢譚州，歸齊州。由此看來，如果說段誌玄是齊州臨濟人或齊州鄒平人，都是可以的。不管怎樣說，不能認為他是臨淄人，因為臨淄根本不屬於齊州。這樣一來，兩《唐書》《段誌玄傳》關於他是臨淄人的記載肯定是臨濟之誤了。

　　段誌玄在隋末從其父在太原，參加了李淵從太原的起兵。由於作戰勇敢，多立戰功，被授以樂遊府驃騎將軍。後隨李世民打敗竇建德、王世充，又立戰功，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顯而易見，段誌玄是秦王集團的成員。

　　關於段誌玄是否參加玄武門之變的問題，有三處記載基本相同。《舊唐書》卷六十八《段誌玄傳》：“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誌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新唐書》卷八十九《段誌玄傳》：“隱太子嚐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另外，還有“又以金帛誘二護軍段誌玄，誌玄不從”《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的記載。

　　以上三處記載，共同認為太子集團對段誌玄進行物質誘惑，段誌玄拒而不納。其中隻有一處記載他“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盡管隻有一處記載此事，但應當可信。因為，他既然堅決拒絕太子集團的物質誘惑，說明他要死心塌地地效忠於李世民，所以，他“密以白太宗”也是必然的。他對李世民如此赤膽忠心，在關鍵時刻李世民怎能不重用他呢！況且，有兩處記載共同認為：在事變之後他“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顯然，這與參加事變是因果關係。從這種因果關係看來，段誌玄參加玄武門之變也無可置疑。

　　秦叔寶

　　秦叔寶名瓊，字叔寶，齊州曆城（今山東濟南）人。隋朝末年，初為隋將來護兒部下，後為隋將張須陀部下。因張須陀與瓦崗軍作戰失敗，秦叔寶又歸降李密領導的瓦崗軍。瓦崗軍失敗後，他又為王世充所得，最後投靠唐軍。他曾隨李世民進擊劉武周，大破宋金剛；打敗竇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戰功。“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眾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傳》。不難看出，秦叔寶也是秦王集團的重要成員。

　　秦叔寶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

　　在玄武門之變前夕，太子集團是把秦叔寶和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同樣看待，把他們都視為李世民的骨幹力量。當李建成推薦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北征突厥時，李元吉要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顯然這是釜底抽薪，借出征突厥之名，削弱秦王集團的力量。由於尉遲敬德、長孫無忌等人識破了太子集團的陰謀，所以，他們極力煽動李世民立即采取行動。

　　在兩大集團劍拔弩張、箭已在弦的時候，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等這些秦王集團的忠實幹將，既不願為太子所利用，必然為秦王賣命。所以，秦叔寶參加玄武門之變是形勢發展的需要。

　　《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傳》：“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戶。”《新唐書》卷八十九《秦瓊傳》：“及平隱（李建成）、巢（李元吉），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根據這兩處記載，秦叔寶確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總而言之，既有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有他參加事變的記載，可見《舊唐書·太宗紀上》所載有關參加玄武門之變的人員中，有秦叔寶之名是可信的。

　　高士廉

　　高士廉名儉，字士廉，渤海（今河北景縣）人。隋大業年間為治禮郎，其妹是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妻。長孫晟去世後，高士廉迎其妹帶領子（長孫無忌）、女（文德皇後）住其家中。不言而喻，高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甥女（文德皇後）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隋末戰亂期間，高士廉被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內）太守丘和命為司法書佐。武德五年（622），丘和與高士廉共同歸唐。由於高士廉是文德皇後的舅父，而且有恩於長孫無忌和文德皇後，故而李世民對其十分親敬。由此看來，高士廉也必然是秦王集團的成員。

　　高士廉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高士廉、長孫無忌、文德皇後和李世民之間的利害關係十分密切。如果李世民做了皇帝，皇後的地位自然無疑，高士廉、長孫無忌既是內親，又是功臣。這就決定他們必然采取一致行動，共同支持李世民發動政變。

　　《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係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芳林門在玄武門西，位於掖庭宮和外郭城之間。由此看來，高士廉與長孫無忌都參與了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同時，他還親自釋放囚犯，授以甲兵，到芳林門，準備和李世民會合。《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討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以上兩種記載完全一致，同時，玄武門之變結束，李世民被立為太子以後，他被授以太子右庶子的記載也完全相同。另外，和有關人員相比，也可看出問題，例如，李世民被立為太子後，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把高士廉與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相提並論，也說明他和長孫無忌等人一樣，都是有功於李世民奪取太子地位的。從實際情況看，他沒有到達玄武門戰場，而是到了距玄武門不遠的芳林門，發揮了對主戰場的策應作用。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是隋右衛大將軍宇文述之子，在揚州縊殺隋煬帝的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化及殺了隋煬帝，率眾北返，宇文士及也在其中。在魏縣（今河北魏縣東南）作戰中，宇文化及被竇建德起義軍打敗被俘，宇文士及向唐投降。

　　宇文士及降唐後，先後隨李世民平定劉武周，打敗竇建德、王世充，曾為秦王府驃騎將軍，又遷中書侍郎。既然宇文士及隨李世民南征北戰，無疑他也是秦王府的成員。

　　在秦王集團中，宇文士及不像尉遲敬德、程知節、秦叔寶那樣，是戰場上的英雄，而是政治活動家。從一係列事實中可以看出這個問題。

　　武德三年（620）四月，李世民率軍進擊劉武周時，曾派宇文士及前往介休（今山西介休）勸說尉遲敬德降唐，結果，尉遲敬德舉城歸降李世民。武德三年八月，李世民奉命進攻洛陽的王世充，雙方接觸後，王世充質問李世民道：“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嚐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李世民沒有直接回答王世充的質問，卻使宇文士及代其回答道：“四海皆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王世充要求道：“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於文士及又回答道：“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八月。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又在前線派宇文士及回長安“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四年二月。不難看出，宇文士及所從事的都是戰爭中的政治活動。勸說尉遲敬德降唐，除了要有勇氣外，更重要的是要從政治上打動對方，說明背叛劉武周降唐的意義與後果；在前線與王世充舌戰，必須能夠隨機應變，迫使對方理竭詞窮；又奔走於高祖與李世民之間，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又受命收集“非私家所須者”。顯然都是與戰爭相輔相成的政治活動。由此看來，宇文士及如果參與玄武門之變，也必然在這方麵發揮作用。

　　六月四日，李建成、李元吉剛在玄武門被殺，雙方的戰鬥還在進行中，李世民就使尉遲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這樣手持兵器，直到高祖身旁，當然是對高祖的很大威脅，所以，高祖大為吃驚。在這種情況下，“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門出宣敕，眾然後定。”《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正當尉遲敬德要求高祖降手敕的時候，宇文士及就從東上門（在太極殿東側）應時而出宣敕，顯然這是預先安排好的。宣敕的內容必然是“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否則，為什麽會收到“眾然後定”的效果呢！由此看來，李世民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在殺了李建成、李元吉，取得基本勝利後，由尉遲敬德迫使高祖降手敕，逼太子集團全部投降；宇文士及乘機而出，宣讀已準備好的手敕，命令太子集團所有成員俯首聽命。縱觀全部過程，宇文士及在最後一個環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李世民做了太子，他就成為太子詹事了。

　　張士貴

　　張士貴，字武安，弘農盧氏（今河南盧氏）人。兩《唐書》均有其傳，由於該傳對張士貴的事跡記載極其簡略，故而1972年發現的《張士貴墓誌銘》《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就顯得非常重要。

　　《舊唐書》卷八十三《張士貴傳》：張士貴“本名忽，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眾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賊。”《新唐書》卷九十二《張士貴傳》所載基本相同。這些內容，說明他在隋末發動起義，但沒有說明他於何處起義，影響如何？《張士貴墓誌銘》的記載就很清楚了。

　　《墓誌銘》首先敘述了張士貴的家世，從北魏到隋，曆代都是官宦人家。不知什麽原因，張士貴沒有繼承祖業，再做什麽官，但他卻“遊道日廣，締交無沫”。也就是他善於結交朋友，深孚眾望。所以，他“率閭左而完聚，候霸上之禎祥，乃於之間，崤陵之地，因稱大總管、懷義公。於是負波屬，接淅雲歸。”他聚“閭左”之眾，當然意味著他於家鄉盧氏一帶發動起義，參加的人很多。所謂“崤陵之地”，應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門峽到澠池一帶。非常明顯，張士貴是在今豫西一帶起義的。

　　至於張士貴勢力多大，影響如何，各種文獻均無記載，其《墓誌銘》卻提供了線索。就是從王世充、李密對他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問題。“於時王充竊號晉京，李密稱師鞏、洛。聞公（張士貴）威武，將恃為援。”這就是說，王世充和李密都想爭取他以壯大自己。如果他的力量無足輕重，長期對峙於洛陽的王世充與李密是不會去爭取他的。

　　當時，正當李淵從太原舉兵南下，向長安進軍途中，李淵碰到的各種力量，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從而使其隊伍不斷壯大，張士貴就在這時歸降了李淵。

　　據其《墓誌銘》載，張士貴對唐朝的建立與統一全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肅清崤澠，賴攸歸。因統所部，鎮於陝服，受相府司馬劉文靜節度”。這說明在張士貴周圍還有其他反隋力量，後來都被他“肅清”了。同時，他還“每陳東略之計，益見嗟賞”。接著，又“進擊偽熊州（今河南宜陽）刺史鄭仲達，大敗之”。李淵大加稱讚，對其獎勵“繒彩千有餘段，名馬五匹並金裝鞍勒”。顯而易見，張士貴為唐擴大了潼關以東的勢力範圍，為唐統一中原提供了方便。

　　其《墓誌銘》還載，張士貴又從李世民平定劉武周，還在李世民進攻東都、打敗竇建德的戰役中立了戰功。後來，又隨李世民征討劉黑闥，接著，又與李神通打敗徐圓朗。他多次隨李世民征戰，自然與李世民的關係非同一般。

　　張士貴是怎樣加入秦王集團的呢？其《墓誌銘》載：“太宗征公（張士貴）於曹州奉見，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極天人之望；府僚之選，允歸時傑。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曹州治所在今山東定陶西南，張士貴與李神通戰勝徐圓朗後駐軍於此。李世民什麽時候召他還京，《墓誌銘》未記日期，但應該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門之變以前。因為李神通奉命進擊徐圓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圓朗徹底失敗是武德六年（623）二月。這時，太子集團與秦王集團的鬥爭已日益激化。為了壓倒對方，雙方都在擴充勢力，加強力量。張士貴奉召，肯定與這種形勢有關。

　　其《墓誌銘》在為張士貴歌功頌德的同時，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極天人之望”，當然是想說明張士貴和李世民有關。由於李世民要選擇堪稱“時傑”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張士貴為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過去的新野縣開國公、虢州刺史，都是高祖賜予的爵位或官職，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將軍。張士貴就這樣成為秦王集團的成員了。

　　與上文緊接著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後，又命張士貴為太子內率。還“遣公與將軍劉師立召募壯士，曾未旬，歸公者萬有餘計”。李世民奪得太子地位，張士貴就做了太子內率，進而又奉命召募壯士，得萬有餘人，這都說明張士貴與李世民的關係日益密切。更為甚者，李世民剛做了皇帝，“貞觀元年，詔公於玄武門長上統率屯兵，俄轉右屯衛將軍，還委北軍之任”。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李世民就是在這裏殺害了建成、元吉，奪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北軍，是保衛宮城的軍隊。張士貴奉命屯兵玄武門並負責北軍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親信。由此看來，張士貴加入秦王集團以後，從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到太子內率，進而為玄武門的保衛者，統帥北軍。正是沿著李世民由秦王到太子，進而為皇帝的道路發展的。張士貴能夠成為李世民這樣重要的親信，肯定是經過了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考驗。由此可見，《舊唐書·太宗紀上》所載，他參加了玄武門之變是可信的。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今河南南樂）人。初為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年（618）歸唐。由於李、尉遲敬德的推薦，加入了秦王集團。在兩大集團的衝突日益尖銳的時候，李世民曾“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漸見親遇”。不難看出，在對待太子集團態度上，李世民與張公謹是完全一致的。

　　在李世民決定要對李建成采取行動的時候，“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李世民欲通過“灼龜占之”知道殺李建成是吉還是凶，這自然是保密的活動。張公謹能碰上這種秘密活動，說明張公謹必然是李世民的親信。張公謹批評了李世民的舉措，李世民又“深然其言”，說明張公謹的批評更加堅定了李世民的決心。

　　張公謹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關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舊唐書》卷六十八《張公謹傳》。《新唐書》卷八十九《張公謹傳》與《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所載基本相同。非常明顯，張公謹不僅極力促使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而且也親自參加了這一事變。

　　劉師立

　　劉師立，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東北）人。初為洛陽王世充的將軍，與王世充關係甚為密切。李世民攻取洛陽後，因“惜其才，特免之，為左親衛”。劉師立就是這樣加入秦王集團的。

　　劉師立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舊唐書》卷五十七《劉師立傳》：“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嚐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嚐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新唐書》卷八十八《劉師立傳》所載與此相同。不難看出，劉師立確實是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的。另外，《張士貴墓誌銘》也載，李世民奪得太子地位以後，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曾“遣公（張士貴）與將軍劉師立召募壯士，曾未旬，歸公者萬有餘計”。這就是說，在玄武門之變以後，張士貴與劉師立同樣受到李世民的重視。再者，武德九年（626）十月，李世民剛做皇帝兩個月，就“始定功臣實封差第”。這時所定功臣自然與玄武門之變有關，“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舊唐書》卷五十七《劉文靜傳》。不管把劉師立和張士貴同日而語，還是把劉師立和侯君集、張公謹相提並論，他們都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正說明劉師立也參加了玄武門之變。

　　屈突通

　　屈突通，雍州長安（今陝西西安）人。隋文帝時曾為親衛大都督，隋煬帝時為左驍衛大將軍。隋末農民起義爆發後，他為關內討捕大使。隋煬帝前往江都（今江蘇揚州）後，他奉命鎮守長安。李淵從太原起兵，向長安進軍時，代王侑命他進駐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大業十三年（617）十二月，與唐軍作戰失敗投降。李淵命其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他隨李世民平薛仁杲，征討王世充，“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台右仆射，鎮東都”。《新唐書》卷八十九《屈突通傳》。這些事實，說明屈突通也是秦王集團的成員。

　　屈突通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有關文獻與《屈突通墓誌銘》《全唐文補遺》第一輯。都沒明確記載；但從有關文獻的語氣中看來，他是參加了的。《舊唐書》卷五十九《屈突通傳》：“隱太子之誅也，通複檢校行台仆射，馳鎮洛陽。”《新唐書·屈突通傳》所載相同。從行文的語氣看，“隱太子之誅”與“通複檢校行台仆射，馳鎮洛陽”是因果關係。如果這樣理解不錯，屈突通無疑是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的。

　　公孫武達李孟嚐

　　公孫武達，雍州櫟陽（今陝西高陵東北）人。《舊唐書》卷五十七《公孫武達傳》：他“少有膂力，稱為豪俠。在隋為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新唐書》卷八十八《公孫武達傳》所載基本相同。勿庸置疑，公孫武達是秦王集團的成員。但是，他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和《新唐書》卷一五《長孫無忌傳》中，有關參加玄武門之變的成員都有他的名字。不過，其他文獻中再看不到旁證資料，更看不到他參加事變的有關情節。因此我們認為，他是玄武門之變的可能參加者。

　　李孟嚐，在《舊唐書》卷五十七《劉文靜傳》載，他是“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新唐書》卷八十八所載也大體相同。其他各種文獻都沒有這方麵的記載。這些簡單的記載，根本無法說明李孟嚐在唐初曆史上發揮過什麽作用，更不能說明他和玄武門之變有什麽關係。由此看來，他和公孫武達一樣，除了兩《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他參加了玄武門之變以外，別無旁證。不過，根據他陪葬昭陵看來《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肯定他是秦王集團的成員。因此我們認為，他也是玄武門之變的可能參加者。

　　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

　　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三人，兩《唐書》均沒有為其立傳，對其事跡難以係統敘述，隻能根據所見資料略加分析。

　　獨孤彥雲，是太宗女安康公主的駙馬，死後陪葬昭陵。《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他曾任幽州都督，被封曆陽郡公。《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上》。這些內容，說明他是秦王集團的成員，有參加玄武門之變的可能。

　　杜君綽，昭陵（在今陝西禮泉）雖存有杜君綽碑，但因該碑缺字太多，對其內容難以理出頭緒。根據《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上》，他曾任荊州都督，被封為懷寧郡公。死後陪葬昭陵。《唐會要》二十一《陪陵名位》，他被稱謂“將軍杜君綽”。看來他也是秦王集團的成員，有可能參加玄武門之變。

　　鄭仁泰，因其《墓誌銘》於1971年在陝西禮泉被發現，故而僅根據其《墓誌銘》見《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出版。簡述其事跡。鄭仁泰名廣，字仁泰，滎陽開封（今河南開封）人。他的曾祖鄭景，是北齊金紫光祿大夫、陽平太守、滎陽郡公。其祖鄭繼叔，是北齊 陽王記室參軍。其父鄭德通，是隋眉州錄事參 ，唐初贈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鄭仁泰於隋末戰亂之際歸附於唐，後為李世民“腹心左右”。武德二年（619），“從（李世民）往長春宮留守。是歲，從平劉武周、宋金剛於汾晉之野。三年，從討王（世）充、竇建德於洛之郊。莫不賈勇推鋒，先鳴衄銳。”由此看來，他必然是秦王集團的成員。

　　鄭仁泰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呢？其《墓誌銘》雲：“於時儲闈階亂，禍極戾園……公（鄭仁泰）奉睿略於小堂，肅嚴誅於大義。二凶式殄，諒有力焉。”“儲闈”，自然是指東宮；“奉睿略於小堂”，無疑是受命於李世民；“二凶”，當然是指李建成、李元吉。顯而易見，他奉李世民之命參加了誅殺李建成、李元吉的事變。由此看來，兩《唐書》《長孫無忌傳》所載，參加玄武門之變的人員中鄭仁泰是可信的。

　　綜上所述，《舊唐書·太宗紀上》和兩《唐書》《長孫無忌傳》所載，參加玄武門之變的成員除李世民外還有十九人，其中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三人，在《太宗紀上》和《長孫無忌傳》中相同，其他十六人都各自見於一種記載。這十六人，經過以上論述，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宇文士及、高士廉、張士貴、屈突通、張公謹、劉師立、鄭仁泰等十二人是肯定參加了的；公孫武達、李孟嚐、獨孤彥雲、杜君綽等四人，肯定是秦王集團成員，但因隻見於一種記載，沒有其他旁證，故而暫時認為他們是可能參加者。

　　另外，還有一個龐卿惲，《舊唐書·太宗紀上》和兩《唐書》《長孫無忌傳》都沒有提到他。但是，《舊唐書》卷五十七《龐卿惲傳》載：“龐卿惲者，並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舊唐書》卷五十七《劉師立傳》：“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嚐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新唐書》卷八十八《龐卿惲傳》和《劉師立傳》所載相同。看來，龐卿惲也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

　　未見文獻記載的安元壽、吳廣

　　安元壽，字茂齡，涼州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兩《唐書》均無其傳，隻有在《唐會要》卷七十二《馬》中提到他曾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獻都未涉及，故而對其生平事跡少有所聞。1972年，《安元壽墓誌銘》於陝西禮泉出土後，始對與他有關的問題有所了解，他也是玄武門之變的參與者。現據其《墓誌銘》的有關內容，結合必要的文獻，對其與玄武門之變的關係略加論述。

　　涼州安氏，原為西域胡人，東漢末年入居內地，先後居於洛陽、遼東，最後遷居武威。武德二年（619）歸附唐朝。後來，他加入了秦王集團。

　　其《墓誌銘》雲：“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受右庫真。”看來，安元壽是於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團的。安元壽在這時加入秦王集團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積極發展勢力的必然結果。隨著李建成、李世民兩大集團矛盾的日益激化，雙方都在積極發展勢力，安元壽、張士貴先後加入秦王集團，正反映這種形勢的需要。這和李建成主動要求東討劉黑闥，借機發展勢力，起了交相輝映的作用。

　　關於安元壽是否參加玄武門之變的問題，其《墓誌銘》雲：“於時皇基肇建，二凶構逆，公（安元壽）特蒙驅役，委以腹心，奉敕被甲於嘉猷門宿衛。”嘉猷門，是太極宮西門之一，位於西麵宮牆偏北處，西與掖庭宮相通。這是與玄武門距離較近的宮城門。安元壽奉命於此門宿衛，當然包括在發動玄武門之變的計劃之內。其《墓誌銘》又載：“既而內難克除，太宗踐極。爵祿攸設，先酬擐甲之勞，賞命所加，用答披荊之績。特拜公右千牛備身。”所謂“答披荊之績”，實際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壽在玄武門之變中的貢獻。由此可見，安元壽在玄武門之變中為太宗取得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是吳廣。吳廣，字黑闥，兩《唐書》均未為其立傳。《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傳》中提到，他與秦叔寶、程知節、牛進達等，同時在九曲（今河南宜陽西）脫離王世充降唐。《新唐書》卷二二《東夷·高麗》中提到，唐太宗命李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進攻高麗時，吳黑闥與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等人同為行軍總管。另外，《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昭陵陪葬名氏部分，也有“洪州刺史吳黑闥”的記載。其他文獻尚未發現有關記載。由此看來，吳黑闥在唐初的曆史上究竟發揮了什麽作用，僅憑文獻資料，是很難說清楚的。

　　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昭陵碑石》，有吳黑闥的碑文。碑文對吳黑闥的曆史有比較全麵的記載。吳黑闥是東郡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他的曾祖吳寶，曾任北齊開封郡丞、南鄭令，祖吳羅，曾任北齊洛陽縣丞，其父吳伯仁，曾為隋濮陽郡主簿。隋朝末年，他於當地聚眾起事，在反隋浪潮中發展力量。不久，投靠翟讓、李密先後領導的瓦崗軍。瓦崗軍失敗後，又歸附洛陽的王世充，最後，“遂與盧公程知節、翼公秦叔寶等同時歸國”。這與《舊唐書·秦叔寶傳》所載：秦叔寶“至於九曲，與程咬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辭別王世充，“於是來降”，是完全一致的。

　　吳廣投唐後，頗受唐高祖的青睞。後隨李世民東西征戰，從事唐的統一戰爭，先後“從征劉武周，破宋金剛，抄竇建（德）、王（世）充等”，因戰功顯著，“乃賜金銀、繒帛、駿馬、宮人等，蒙授泉陵縣開國子。”由於“公（吳廣）忠勇兼弘，誠寄斯重。誌陵鐵石，節貫冰霜”，故而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門之變爆發，吳廣在李世民的安排下，“與段誌玄等立功於玄武門，事寧，授右勳衛中郎將，進封新鄉縣開國公，尋遷左衛中郎將。”既然他“立功於玄武門”，說明他是玄武門之變的直接參加者。

　　唐太宗即位後，吳廣又屢受重用。貞觀二年（628），他被授持節宕州諸軍事、宕州刺史。貞觀十年（636），加授雲麾將軍。貞觀十八年（644），又被授遼東道右一軍總管。看來，《新唐書·東夷傳》所載，吳廣與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等人同為行軍總管，隸屬於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李，是有根據的。永徽二年（651），他又為使持節、八州諸軍事、洪州都督。總章元年（668）去世，陪葬昭陵。由此可見，吳廣和太宗、高宗，特別是太宗的關係十分密切；能夠享受陪葬昭陵的殊榮，更是非同一般。這一切說明，吳廣參加玄武門之變不是偶然的。

　　總而言之，參加玄武門之變的人員很多。由於李世民發動事變的全麵部署非常周密，參加者各自負責一個方麵，彼此之間不一定十分了解。這種陰謀暗算之計，後人自然很難知其詳細安排，故而各種文獻記載不一，不難理解。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所有參加玄武門之變的成員，都從不同方麵發揮了作用，有的是事先的密謀策劃者，有的是主戰場的直接拚殺者，有的是玄武門周圍的策應者或預備隊，有的是對高祖執行控製，有的是負責處理善後事宜。由此看來，玄武門之變決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預謀、有準備、有安排、目的明確的政治事變。李世民的勝利，李建成、李元吉的敗亡，是這次事變的必然結果。

　　程知節與唐太宗

　　——讀《程知節墓誌銘》

　　程知節原名程咬金，他在唐初的統一戰爭和玄武門之變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兩《唐書》中均有其傳。近讀《程知節墓誌銘》《全唐文補遺》第二輯，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始發現兩《唐書·程知節傳》所載有許多不足之處，故而本文欲把各種文獻資料和其《墓誌銘》結合起來，對程知節和唐太宗的關係進行全麵論述。

　　程知節其人

　　兩《唐書》的《程知節傳》均載：“程知節本名咬金，濟州東阿人也。”在《程知節碑文》《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說他是濟州東阿（今山東東阿西南）人。但《程知節墓誌銘》則記載他是東平（治所在今山東鄆城）人。這兩種記載有無區別呢？根據隋唐之際行政區域的變化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按照《舊唐書》卷三八《地理誌一》的記載，唐的濟州即隋的濟北郡，武德四年（621）改為濟州，東阿是濟州所轄六縣之一。這就是說，程知節隻能是武德四年以後的濟州東阿人。另外，隋的東平郡，武德四年改為鄆州。這就是說，程知節隻能是武德四年以前的東平人。由此看來，程知節的籍貫雖有兩種記載，但隻有先後之別，沒有正誤之分。否則，不可能在當時出現的碑文和《墓誌銘》中有不同的記載。也可以說，程知節是由東平遷居東阿的。

　　至於他的名字，各種記載也有差別。兩《唐書》的《程知節傳》都記載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誌銘》都記載他名知節，字義貞。這也沒有正確與錯誤的區別，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參加瓦崗軍以前的名；知節和義貞，可能是他成為唐朝官員以後的名和字。隨著身份地位的變化，將咬金改為知節，又加上義貞為字，是順理成章的。“咬金後更名知節”《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四月。（卷一八三）的記載，正符合這種邏輯。

　　關於程知節的家世，兩《唐書》《程知節傳》都沒有記載，據其《墓誌銘》所載，其曾祖名程興，是北齊兗州司馬，其祖名程哲，是北齊晉州司馬，其父名程婁，是北齊濟州大中正，唐又贈使持節瀛州諸軍事、瀛州刺史。看來，程知節是世家大族之後。因為其父是北朝的大中正，“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程婁既是濟州大中正，程氏自然也是高門著姓。況且，程知節的後夫人還是清河崔氏之女。清河崔氏更是山東大姓，這又說明程知節決非寒門出身。

　　隋朝末年，程知節沒有像他的前輩那樣成為朝廷官員，而是“聚徒數百，共保鄉裏，以備他盜”。不難看出，程知節在當地是很有威望的人物，否則，不可能有數百人聚集在他的周圍。由於李密領導的瓦崗軍發展較快，勢力較大，他“後依李密，署為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內軍。自雲：‘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舊唐書》卷六十八《程知節傳》。這就是說，程知節歸附李密後，頗受重視，從而成為李密左右的重要人物。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領導的瓦崗軍與洛陽王世充統帥的隋軍在偃師進行決戰。李密布陣於偃師（今河南偃師）城北的邙山上，程知節率內馬軍與李密共同紮營在邙山上，單雄信率外馬軍紮營於偃師城北。王世充首先進攻單雄信部，李密派遣裴行儼和程知節援助單雄信，裴行儼出陣中箭落馬，程知節奮勇殺退敵人，救回裴行儼。這一次，充分顯示了程知節勇敢善戰的精神。

　　由於王世充事先索得一個貌似李密的人，他把此人推向陣前，聲言已捉得李密，瓦崗軍誤以為李密真的被俘，遂軍心動搖，陣勢混亂，結果大敗。瓦崗軍失敗，程知節投靠了王世充。與程知節同時投靠王世充的還有秦叔寶（秦瓊）。

　　王世充對程知節、秦叔寶雖然“待之皆厚”，但這二人則認為王世充缺乏遠見，沒有發展前途。於是程知節暗中與秦叔寶議論道：“王公（指王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咒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顯然他們對王世充極為不滿。

　　武德二年（619）二月，王世充與唐軍戰於九曲（今河南宜陽西），程知節、秦叔寶乘機在陣前倒戈。他們向王世充辭別道：“仆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資治通鑒》卷一八七，武德二年閏二月。就這樣，程知節、秦叔寶等數十人，在戰場上投靠唐軍了。

　　在《程知節墓誌銘》中，沒有記載程知節參加瓦崗軍，投靠王世充。這當然不難理解，瓦崗軍是農民起義隊伍，李密被唐人視為與翟讓同類的“賊帥”《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王世充被唐人認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隋書》卷八十五《史臣曰》。的叛逆，為程知節歌功頌德的《墓誌銘》，當然不宜再提他和“賊帥”、叛逆為伍的曆史。因此，《墓誌銘》雖未記載其這段曆史，但並不是否認這些事實的存在。

　　程知節與唐太宗

　　程知節投唐後，“太宗之在秦邸，專征是任。以公（程知節）驍傑，引居幕府，授左三統軍”。《程知節墓誌銘》。這就是說，程知節投唐後，立即受到秦王李世民的重用。隨李世民平定過劉武周，大敗宋金剛，又隨李世民進攻洛陽。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進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經過多次交戰，王世充屢次受挫，“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四年正月。在圍洛打援、擊敗竇建德的戰鬥中，“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裏，斬首三千餘級。”《資治通鑒》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四月。非常明顯，在唐軍奪取洛陽、大敗竇建德的中原戰役中，程知節已經是李世民部下的骨幹將領了。

　　隨著建唐成功與統一戰爭的勝利，李世民的戰功日益顯著，他為爭奪太子地位，不斷和李建成發生利害衝突。於是，雙方都盡力擴充勢力，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兩大集團一方麵極力擴充自己的力量，一方麵又千方百計地削弱對方的力量。李建成向高祖告狀，使程知節為康州（治所在今廣東德慶）刺史，就是太子集團欲削弱李世民勢力的重要舉措。關於此事發生的時間，各種記載不同，兩《唐書》的《程知節傳》均記載為武德七年（624），《程知節碑》記載為武德四年（621），《資治通鑒》則記載為武德九年（626）六月。

　　從實際情況看來，發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統一長江流域的戰爭正在進行，李世民上半年主要是對王世充、竇建德作戰，十二月又奉命進攻劉黑闥，多半時間不在京城。再者，與李建成的矛盾還沒有激化，不至於發生此舉。關於發生在武德七年的記載，也缺乏有力的證據。這一年，太子集團和秦王集團雖然不斷發生衝突，但都是互相詆毀，目的都是想通過高祖的權力打倒對方，還看不到刀兵相見的跡象，故而不可能有所舉措，直接削弱對方的力量。

　　武德九年的形勢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於是，打算收買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等人。由於這些人都拒絕收買，故而遭到太子集團的打擊。這時，程知節被出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了。因為尉遲敬德公開拒絕收買，李元吉先派壯士夜刺敬德，不能得逞時又向高祖告狀，將敬德下獄治罪，由於李世民極力相救，才得免死。同時，李建成、李元吉又大力煽動高祖，將房玄齡、杜如晦趕出秦王府。在這種形勢下，程知節被出為康州刺史無疑是在所難免。所以，程知節對李世民說：“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節建議“願早決計”，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斷行動，在兩大集團的鬥爭進入劍拔弩張階段時，程知節說這些話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雙方還沒有刀兵相見的準備，都還希望通過高祖的權力取得勝利的時候，程知節是不可能說這些話的。再者，“知節以死不去”，也隻能是在玄武門之變前夕，因為這時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當鞏固，李世民也寄希望於高祖的時候，程知節敢抗旨不遵，“以死不去”嗎？顯然不能。

　　根據以上情況，就程知節來說，已經從秦王集團的骨幹成員發展到以死效忠李世民了。真正以死效忠李世民的行動，是他積極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程知節等李世民的得力幹將都是直接參加者，《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有明確記載，但兩《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載參加玄武門之變的人員名單中，卻沒有程知節的名字。那麽，程知節究竟參加了玄武門之變沒有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程知節既然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願以死效忠李世民，無疑是李世民實現奪嫡野心的理想打手。看來，他參加玄武門之變是理所當然的。《舊唐書》卷六十八《程知節傳》：“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程知節墓誌銘》：“九年夏末，二凶作亂，太宗受詔，宣罰禁中，公（程知節）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寧之後，頒乎大齎，賞絹六千匹，駿馬二匹，並金裝鞍轡，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國，授東宮左衛率，尋拜右武衛大將軍。”《程知節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縱兵宮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衛 （率），尋轉右武衛大將軍，封實戶七百。”這三種記載，大同小異，都肯定程知節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又肯定他在參加玄武門之變以後受到獎勵，進而為太子東宮的官員。

　　總而言之，從道理上說，程知節應當而且可能參加玄武門之變，從多種記載看來，事實上他參加了。正因為如此，程知節與唐太宗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貞觀十七年（643），他是被太宗命圖畫於淩煙閣的功臣之一。

　　其他有關問題

　　關於程知節的年齡問題，也可從其《墓誌銘》中得到回答。《舊唐書·程知節傳》隻記載他於麟德二年（665）卒，未記其生年，當然難知其終年多少。《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卷》中《程知節》詞條記其生卒年代是（？—655），不知根據何在？公元655年是永徽六年。這一年，程知節肯定健在。因為第二年也就是顯慶元年（656）八月，“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處月二部戰於榆慕穀，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資治通鑒》卷二，顯慶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這些事實證明，程知節不可能是永徽六年（655）死的。

　　《程知節墓誌銘》雲：程知節“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於懷德裏第，春秋七十有七。”這和《舊唐書·程知節傳》所載其卒年一致。既然有其終年的時間和年齡，其生年無疑應該是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這就是說，程知節的生卒年代應是公元593—665年。如果《中國曆史大辭典》的有關部分有機會修改，應該參考《程知節墓誌銘》。

　　還有個問題值得注意。《程知節墓誌銘》曰：“（貞觀）廿三年，自翠微宮奉敕統飛騎，從今上先還。即於左延明門外宿衛。”這一記載，意義深遠，既能說明程知節和唐太宗的關係，也可說明程知節和唐高宗的關係。

　　貞觀二十三年（649）四月一日，唐太宗到翠微宮（長安城南五十裏太和峪），五月十八日，太宗病情加重，“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發有變白者。”太宗很受感動地說：“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又一次召見長孫無忌、褚遂良，向他們托付後事道：“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說罷不久，太宗就與世長辭了。

　　太宗去世後，最迫切的問題當然是新皇帝即位之事。所以，當太子“號慟將絕”、“哀號不已”時，長孫無忌果斷地說：“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惟哭泣乎！”於是，他們“秘不發喪”。五月二十七日，“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資治通鑒》卷一九九，貞觀二十三年四月。五月二十八日，太子回到長安，宣太宗遺詔，即皇位。所謂程知節“自翠微宮奉敕統飛騎，從今上先還”，就是針對以上情況而言的。

　　文獻中隻記載“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程知節墓誌銘》記載程知節“統飛騎，從今上（指當時的太子即後來的高宗）先還。”顯而易見，程知節是隨太宗到了翠微宮，又隨太子先回長安，是太宗和太子的親信人物。貞觀十七年（643），程知節為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北大將軍。飛騎，是左、右屯營中的精銳部分，其任務是守衛玄武門。玄武門是宮城重地，太宗在這裏發動政變，奪取太子地位，他自然知道玄武門的地位十分重要。程知節統領飛騎，正說明程知節和唐太宗的關係非同一般。

　　太宗死後，長孫無忌等為什麽“秘不發喪”，要太子先行還京呢？這主要是為當時的形勢所迫。

　　太宗即位後，先以其長子李承乾為太子。後來，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泰頗受太宗寵愛，從而漸有奪嫡之意。“承乾懼其淩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親戚之內，分為朋黨。”《舊唐書》卷七十六，《濮王泰傳》。這就是說，李承乾和李泰兄弟為了爭奪太子地位，把很多朝廷官員都卷進了是非的漩渦。在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候，太宗采用“兩棄之”的辦法，廢李承乾為庶人，徙居黔州（今重慶彭水）；把李泰徙居均州之鄖鄉縣（今湖北鄖縣）。在這種兩敗俱傷的情況下，太宗第九子李治被長孫無忌等人扶上太子的寶座。由此可見，李治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太子地位的。

　　太宗去世時，李承乾雖然已死，但李泰還在。李泰的朋黨是否還有可能卷土重來，值得考慮；太宗其他諸子是否對李治為帝心悅誠服，也難斷定。正因為如此，長孫無忌等極力促使李治先行還京。五月二十九日，在李治即位的同時，發喪太極殿，“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李泰先為魏王後為濮王）不在來限。”《資治通鑒》卷一九九，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事實證明，李治秘不發喪、先回長安的目的，是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寶座，名正言順地成為至高無上者，誰敢有所不服，就是大逆不道的叛臣。在這種情況下，程知節執行保衛李治的任務，既說明太宗的重臣長孫無忌等對程知節無限信任，也說明高宗李治對程知節情意深厚。毫無疑問，在關鍵時候的要害崗位，必然是任人惟親的。

　　程知節死後，唐高宗使其陪葬昭陵，既反映了他和唐太宗的關係密切，也是唐高宗對其非常尊重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