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詔政權崛起對西南民族關係的影響
南詔政權的崛起，凸顯了特定曆史時期，政權力量在民族關係形成和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南詔對西南地區民族關係進行了革命性的梳理和構建，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構建了西南地區新的民族關係格局
唐朝初年，西南地區民族關係較為複雜，在交錯縱橫的各種關係結構中，李唐王朝是最為主要的關係主體。由於唐朝在少數民族問題上實行以“懷柔”、“羈縻”為核心的民族政策，西南各少數民族紛紛與唐朝建立了聯係。作為西南民族社會中的一員，地處滇西的南詔也與唐廷保持友好關係，細奴邏、邏盛、皮羅閣均朝貢唐朝。唐朝又設置了羈縻府州，並授予一些民族貴族官秩，從中央王朝的角度對這些民族上層的既有權利予以承認，對西南民族關係的調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唐朝封建主義民族政策的影響下，唐初中央王朝與西南民族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應該肯定的，這種關係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國家的統一。正是由於唐王朝對西南地區的積極有效的經營，一個多世紀的時期內，唐朝在西南的影響範圍不斷擴大，除瀾滄江以西及滇西南部分地區外，唐朝的勢力已擴至西南廣大的範圍之內，與西南各族交往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從而使唐朝與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成為西南民族關係的主流。
從民族關係發生的主體來考察，處於部落兼並鬥爭中的西南各族之間還形成了多重互動的關係結構。公元7世紀下半葉，吐蕃勢力南下，唐朝與吐蕃在洱海地區的軍事對抗，引起了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變化。吐蕃勢力的介入，使得公元7世紀下半葉至8世紀上半葉的這段時期內，滇西洱海周圍地帶成為西南民族矛盾最為集中的地方，民族關係異常複雜，各民族部落依違遊走於唐朝、吐蕃兩大民族政治堡壘之間，“或叛或附，恍忽無常”。直到公元738年，吐蕃勢力被唐朝聯合南詔驅逐出洱海地區，南詔“合六詔為一”，才緩和了洱海地區劇烈的矛盾紛爭。
天寶年間，由於唐朝執行了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南詔脫離唐王朝的控製成為獨立的國家，西南地區的民族關係格局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南詔的獨立使唐朝在西南百餘年的苦心經營轟然倒塌，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關係中的主導地位也迅速下降。安史之亂後，由於政治上的腐敗，唐朝與西南各民族的關係從主動轉為被動，在與南詔中斷政治聯係的四十多年間，唐朝與西南的聯係極度弱化。貞元會盟後，南詔雖然再度成為唐朝的藩屬國，但唐朝的政治勢力並未能深入到西南民族社會內部，所以，南詔的獨立改變了唐朝與南詔的關係性質，唐朝往昔在西南民族關係格局中的核心主體地位，也為南詔所取代。
在南詔崛起的過程中，南詔憑借政權力量的支持，一躍成為西南民族關係結構中最具張力的關係主體。南詔建國後，在政權力量的維係之下，西南各族之間聯係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擴大，南詔與各族之間的關係也上升為西南民族關係的主要內容。作為民族關係的核心主體，對外，南詔以西南各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與唐朝、吐蕃締結關係。例如，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與唐朝蒼洱盟誓，盟文雲：“……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恤，亦請準此誓文，神祇共罰。……”盟文表明南詔即是所管疆土部落百姓的利益維護者。在多種經濟形態並存的國家製度框架下，南詔以統治民族的身份，與被統治民族形成了政治經濟上的主導與從屬關係，構建了西南地區新的民族關係格局。
（二）通過一係列的政治整合對民族關係進行調適
南詔境內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民族矛盾與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況且，南詔建立於軍事征服基礎上的統治，使民族間的矛盾與衝突難於避免。南詔在處理與其他民族群體的關係時，武力固然是重要手段，但僅僅依靠武力是行不長久的。對於任何一個多民族的政治實體來說，政治整合是規範各個民族群體相互關係的有效途徑，南詔也是如此。
1.實施民族首領的政治優待政策
少數民族首領在本民族中具有較強的政治號召力，他們的背向往往影響到南詔的安定與發展，因此，南詔十分重視與各民族首領的關係，對在統一過程中積極合作、輔佐效力的民族上層人物，南詔格外優待，不僅授予官爵，甚至還吸收到核心領導集團之中，給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如青蛉蠻，“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巂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兄子相率南奔河賧，閣羅鳳厚待之。貞元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求寬皆其人也。”在南詔統治集團中，除了有大量的白蠻貴族之外，還有傣族、磨些貴族，以及漢族身份的唐朝舊吏，著名的清平官鄭回。不同民族貴族加入到南詔的統治集團之中，對民族關係的調適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南詔還注重加強與各民族貴族的聯係，勸豐佑時曾建五華樓，“會西南夷君長”，說明南詔有朝拜的製度，從《南詔德化碑》所載“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的情況看，各民族上層也許是通過“貢獻”的形式，表示對南詔的臣服，有類於各少數民族對唐朝的朝貢，但是否有賞賜，待考。
對與南詔政見相左的貴族分子，南詔也顯得比較溫和，爨氏貴族孑餘和劍川浪穹詔矣羅君，以及一度羈屬於吐蕃的施蠻、順蠻部落主，南詔僅是把他們置於直接的監控之下，並且“養給之”給予了一定的物質生活優待遇。這說明，南詔深知這些民族貴族對南詔民族關係的協調具有關鍵的作用，處理好這一層關係，可有效化解南詔的政治衝突和改善民族關係。
2.政治聯姻
在古代民族社會中，婚姻是聯係族際關係的重要方式。有的時候，不同部落或不同民族之間，聯姻甚至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成為結盟的傳統方式之一，通過聯姻可以穩固彼此的從屬或對等的政治關係，這類婚姻就是本書所稱的政治聯姻。南詔的聯姻就屬於這種類型。考察史料，南詔的聯姻對象大致集中在烏蠻係統內部，同時又突破了嚴格族內婚的界限，與白蠻和漢族也有聯姻。
早在統一洱海地區之前，南詔就以聯姻的方式與白蠻張樂進求集團達成政治聯盟雖然這一情況不見於正史，但相當多的民族學調查資料，證明彝、白兩族統治階級在曆史上存在政治婚姻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此外還與鄧賧詔、施浪詔、磨些蠻建立了姻親關係。南詔建國之後，聯姻成為了南詔整合西南各地烏蠻之間關係的主要方式。南詔與東部烏蠻聯姻的情況，《蠻書》卷四載，閣羅鳳遷西爨白蠻後，“界內烏蠻種類稍稍複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為婚姻之家。”又載：“獨錦蠻者，烏蠻之苗裔也。……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為牟尋妻。”獨錦蠻在今雲南省羅次、富民、祿豐一帶。《南詔野史》載勸豐佑時南詔取羅部女並建寺羅次事跡，羅部蓋即由先前之獨錦蠻發展而來的。南詔與東北及北部烏蠻聯姻的情況，《新唐書·南蠻傳》雲：“烏蠻與南詔世為婚姻。其種分為七部，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除勿鄧部在巂州（今四川省涼山州）外，其餘諸部被《蠻書》稱為東爨烏蠻，分布在今滇東北和黔西北一帶。勿鄧部應由烏蒙山區遷至巂州地區，與兩林、豐琶合稱東蠻。因勿鄧與南詔有婚姻關係，故一向充當南詔進攻唐朝的先鋒。
綜上所述，在以南詔王室為核心的婚姻關係中，南詔通過與分布於西南不同地區的烏蠻勢力的聯姻關係，建立了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進一步確認並鞏固了南詔王室的主體地位。同時亦可看出，在影響民族關係的各個因素之中，婚姻關係是一種穩定的黏合劑，它是平衡烏蠻內部各集團之間的政治關係有效方式，是南詔保持政治強勢地位的有利支持。
3.民族遷移
民族遷移對民族關係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遷移人口的數量對遷入地民族的分布情況、自然資源的分配、政治格局均產生影響，並進而導致民族關係的變化。例如，民族聚居程度的強弱就是民族關係的一個影響因素，這種影響往往表現為聚居程度高、人口數量多的民族會對於周邊其他民族產生影響，或提供一種文化交流的“標準”，進而促成民族融合的產生。
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南詔統治時期頻繁的民族遷移通常由南詔的政治活動所導致，是一種政策性遷移。就民族遷移的地區來看，滇池周圍地區和洱海周圍地區是兩大重要的人口遷入、遷出地，遷移的情況主要如下：
其一，以滇池周圍地區和洱海周圍地區為中心形成人口的東西對流遷移。這種遷出地與遷入地的對稱，是與南詔在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關的。東方爨區自東晉時期，就為大姓爨氏所割據，爨氏在爨區的影響根深蒂固。南詔兼並東方爨區後，為了徹底清除爨氏在西爨白蠻中的影響，“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日用子孫今並在永昌城界內”。這種強製性的遷移，使白蠻人口從滇池地區遷出，並相對集中於洱海地區，奠定了今天白族以洱海為居住中心的分布格局。而在西部洱海周圍地區，由於吐蕃勢力的南下，促使一部分民族群體在政治上投向吐蕃，南詔征服這些民族之後，為達到分化異己力量的目的，隨即對部分民族人口進行了遷移。而以滇池地區為遷入地，則是為開發滇池地區的經濟注入大量勞動力，具有極強的經濟意圖。
其二，以洱海周圍地區為中心向四周形成白蠻人口的放射狀遷移。白蠻和烏蠻是南詔主要的軍事徭役承擔者，南詔邊境要塞的戍守任務，很大一部分是由白蠻完成。如《元史·地理誌》載：“建昌路，蒙詔立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類似的記載還有南詔北部的黎溪州、永昌州（即會川）、瀘沽等地，東部的安寧、江川、河陽和曲州等地，南部步日、元江等地以及西部的騰衝府等地，說明白蠻的遷移在地理範疇和人口數量上均是可觀的。
遷移白蠻的措施大概始於皮羅閣，直到南詔後期勸豐佑時仍為之，可見是一長期性的政策。居住在各地區的白蠻是南詔號令四方的基本力量，對當地民族政治格局和民族關係產生影響。例如，南詔遷洱海地區的白蠻與烏蠻到北部越巂之地，目的是為了防範政治上與唐朝關係密切的兩林、豐琶部落，然而，這種遷移的結果，到了宋代形成了今西昌以上以南詔姻親勿鄧部落最為強大，西昌以下至會理一帶，則為受大理所支配的白蠻、烏蠻所統治的情況。南詔時期遷入的白蠻、烏蠻，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已和當地原有的居民逐漸融合，共同構成今彝族的先民。
此外，從史料記載來看，南詔還曾以滇南、滇西南地區為民族遷出地，如《蠻書》卷六載南詔“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元史·地理誌》亦載：“金齒等處宣撫司。……異牟尋破群蠻，盡虜其人（指金齒蠻），以實其南東北。”甚至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詔劫掠驃國，還“虜其眾三千餘人，隸配拓東，令之自給。”這種小範圍的民族遷移均是圍繞著開發滇池地區經濟為目的進行的，遷入的民族也當是融合到當地民族之中了。（三）確定了烏蠻先進部分和白蠻在南詔民族社會中的主導位置民族關係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本質上涉及民族這個社會人們共同體在民族社會的地位和待遇”。南詔多民族集合體國家的建立，從政權的角度確定了烏蠻先進部分和白蠻在南詔社會中的主導位置。
南詔統治時期，烏蠻在西南地區分布廣泛，其中大部分分布於今滇東北地區以及川西南、滇東北、黔西連接地帶的山區，還有一部分與白蠻雜居於壩區，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州東部、滇中地區、曲靖地區中部以南、紅河州的紅河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帶，以及滇西今大理州的境內。烏蠻分布廣、人口多，在南詔民族社會內部影響較大。以南詔為首的滇西烏蠻建立了南詔政治實體，更擴大了烏蠻的社會影響。作為政治活動的主體，南詔在權力、資源和利益分配方麵占據支配地位，並與其他地區的烏蠻通過聯姻的方式結成利益共同體，作用於民族關係的方方麵麵，因此說，以南詔為代表的烏蠻先進部分，在西南民族社會的政治方麵具有主導作用，應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就政權性質而言，南詔終究還是一個以烏蠻、白蠻為主體的多民族集合體政權。由於曆史的原因，洱海地區的白蠻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社會發育程度方麵，均居於西南各族之首。由於白蠻在政治、經濟等方麵所具有的先進性，使南詔在處理與白蠻的關係時，始終以聯合和籠絡為主要前提條件。南詔政權在發展的過程中，就與洱海地區的白蠻關係甚密。南詔獨立建國後，眾多白蠻貴族取得了政治軍事權利，白蠻在權力、資源和利益分配方麵占有優勢，並在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政治方麵，白蠻是南詔政治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南詔政治集團的最高統治者是蒙氏烏蠻貴族，部分烏蠻貴族和白蠻楊、趙、李、董、段、尹等大姓貴族人物，則以南詔王輔佐的身份參政議政，共同構成國家政權的統治階層。在南詔統治集團中，白蠻貴族占較大的比重，大量的記載表明，在南詔的征服與管理、戰爭與媾和、朝貢與納貢等活動中，白蠻貴族往往是南詔重要的決策參與者和執行者，為南詔所倚重。
經濟方麵，白蠻是南詔農耕經濟的主要生產者。南詔時期白蠻以耕種水田為主，並普遍使用牛耕，代表南詔先進的生產力要素。他們要向國家交納賦稅，《蠻書》卷七載：“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至南詔後期，《新唐書·南詔傳》載：“人歲輸米二鬥。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所納賦稅已有定製。
軍事方麵，白蠻是南詔軍事徭役的重要承擔者。南詔主要有一支人數大致為三萬的常備軍，由白蠻軍和烏蠻軍組成。在村邑理人處的管理下，廣大白蠻又是南詔主要的儲備兵源，平時以村社農民的身份從事生產活動，並按一定的軍事編製組織起來參加軍事訓練，遇有戰爭時，就各自準備武器、馬匹、糧食參加戰鬥。
可以說，由於南詔從政權的角度對白蠻的政治地位以及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加以承認和維護，從而使白蠻在南詔民族社會的主導地位越來越明顯，最終導致了以白蠻為主體的大理國的出現，使白蠻對西南社會和民族關係的影響延及了數百年。
應該指出的是，南詔政權的崛起對西南民族關係格局、民族關係內容等方麵的影響是深刻和久遠的，其曆史局限性與消極作用也十分明顯。對這一問題的考察應持辯證的態度。
§§第七章 南詔與周邊各國的關係
（一）構建了西南地區新的民族關係格局
唐朝初年，西南地區民族關係較為複雜，在交錯縱橫的各種關係結構中，李唐王朝是最為主要的關係主體。由於唐朝在少數民族問題上實行以“懷柔”、“羈縻”為核心的民族政策，西南各少數民族紛紛與唐朝建立了聯係。作為西南民族社會中的一員，地處滇西的南詔也與唐廷保持友好關係，細奴邏、邏盛、皮羅閣均朝貢唐朝。唐朝又設置了羈縻府州，並授予一些民族貴族官秩，從中央王朝的角度對這些民族上層的既有權利予以承認，對西南民族關係的調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唐朝封建主義民族政策的影響下，唐初中央王朝與西南民族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應該肯定的，這種關係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國家的統一。正是由於唐王朝對西南地區的積極有效的經營，一個多世紀的時期內，唐朝在西南的影響範圍不斷擴大，除瀾滄江以西及滇西南部分地區外，唐朝的勢力已擴至西南廣大的範圍之內，與西南各族交往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從而使唐朝與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成為西南民族關係的主流。
從民族關係發生的主體來考察，處於部落兼並鬥爭中的西南各族之間還形成了多重互動的關係結構。公元7世紀下半葉，吐蕃勢力南下，唐朝與吐蕃在洱海地區的軍事對抗，引起了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變化。吐蕃勢力的介入，使得公元7世紀下半葉至8世紀上半葉的這段時期內，滇西洱海周圍地帶成為西南民族矛盾最為集中的地方，民族關係異常複雜，各民族部落依違遊走於唐朝、吐蕃兩大民族政治堡壘之間，“或叛或附，恍忽無常”。直到公元738年，吐蕃勢力被唐朝聯合南詔驅逐出洱海地區，南詔“合六詔為一”，才緩和了洱海地區劇烈的矛盾紛爭。
天寶年間，由於唐朝執行了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南詔脫離唐王朝的控製成為獨立的國家，西南地區的民族關係格局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南詔的獨立使唐朝在西南百餘年的苦心經營轟然倒塌，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關係中的主導地位也迅速下降。安史之亂後，由於政治上的腐敗，唐朝與西南各民族的關係從主動轉為被動，在與南詔中斷政治聯係的四十多年間，唐朝與西南的聯係極度弱化。貞元會盟後，南詔雖然再度成為唐朝的藩屬國，但唐朝的政治勢力並未能深入到西南民族社會內部，所以，南詔的獨立改變了唐朝與南詔的關係性質，唐朝往昔在西南民族關係格局中的核心主體地位，也為南詔所取代。
在南詔崛起的過程中，南詔憑借政權力量的支持，一躍成為西南民族關係結構中最具張力的關係主體。南詔建國後，在政權力量的維係之下，西南各族之間聯係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擴大，南詔與各族之間的關係也上升為西南民族關係的主要內容。作為民族關係的核心主體，對外，南詔以西南各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與唐朝、吐蕃締結關係。例如，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與唐朝蒼洱盟誓，盟文雲：“……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恤，亦請準此誓文，神祇共罰。……”盟文表明南詔即是所管疆土部落百姓的利益維護者。在多種經濟形態並存的國家製度框架下，南詔以統治民族的身份，與被統治民族形成了政治經濟上的主導與從屬關係，構建了西南地區新的民族關係格局。
（二）通過一係列的政治整合對民族關係進行調適
南詔境內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民族矛盾與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況且，南詔建立於軍事征服基礎上的統治，使民族間的矛盾與衝突難於避免。南詔在處理與其他民族群體的關係時，武力固然是重要手段，但僅僅依靠武力是行不長久的。對於任何一個多民族的政治實體來說，政治整合是規範各個民族群體相互關係的有效途徑，南詔也是如此。
1.實施民族首領的政治優待政策
少數民族首領在本民族中具有較強的政治號召力，他們的背向往往影響到南詔的安定與發展，因此，南詔十分重視與各民族首領的關係，對在統一過程中積極合作、輔佐效力的民族上層人物，南詔格外優待，不僅授予官爵，甚至還吸收到核心領導集團之中，給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如青蛉蠻，“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巂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兄子相率南奔河賧，閣羅鳳厚待之。貞元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求寬皆其人也。”在南詔統治集團中，除了有大量的白蠻貴族之外，還有傣族、磨些貴族，以及漢族身份的唐朝舊吏，著名的清平官鄭回。不同民族貴族加入到南詔的統治集團之中，對民族關係的調適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南詔還注重加強與各民族貴族的聯係，勸豐佑時曾建五華樓，“會西南夷君長”，說明南詔有朝拜的製度，從《南詔德化碑》所載“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的情況看，各民族上層也許是通過“貢獻”的形式，表示對南詔的臣服，有類於各少數民族對唐朝的朝貢，但是否有賞賜，待考。
對與南詔政見相左的貴族分子，南詔也顯得比較溫和，爨氏貴族孑餘和劍川浪穹詔矣羅君，以及一度羈屬於吐蕃的施蠻、順蠻部落主，南詔僅是把他們置於直接的監控之下，並且“養給之”給予了一定的物質生活優待遇。這說明，南詔深知這些民族貴族對南詔民族關係的協調具有關鍵的作用，處理好這一層關係，可有效化解南詔的政治衝突和改善民族關係。
2.政治聯姻
在古代民族社會中，婚姻是聯係族際關係的重要方式。有的時候，不同部落或不同民族之間，聯姻甚至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成為結盟的傳統方式之一，通過聯姻可以穩固彼此的從屬或對等的政治關係，這類婚姻就是本書所稱的政治聯姻。南詔的聯姻就屬於這種類型。考察史料，南詔的聯姻對象大致集中在烏蠻係統內部，同時又突破了嚴格族內婚的界限，與白蠻和漢族也有聯姻。
早在統一洱海地區之前，南詔就以聯姻的方式與白蠻張樂進求集團達成政治聯盟雖然這一情況不見於正史，但相當多的民族學調查資料，證明彝、白兩族統治階級在曆史上存在政治婚姻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此外還與鄧賧詔、施浪詔、磨些蠻建立了姻親關係。南詔建國之後，聯姻成為了南詔整合西南各地烏蠻之間關係的主要方式。南詔與東部烏蠻聯姻的情況，《蠻書》卷四載，閣羅鳳遷西爨白蠻後，“界內烏蠻種類稍稍複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為婚姻之家。”又載：“獨錦蠻者，烏蠻之苗裔也。……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為牟尋妻。”獨錦蠻在今雲南省羅次、富民、祿豐一帶。《南詔野史》載勸豐佑時南詔取羅部女並建寺羅次事跡，羅部蓋即由先前之獨錦蠻發展而來的。南詔與東北及北部烏蠻聯姻的情況，《新唐書·南蠻傳》雲：“烏蠻與南詔世為婚姻。其種分為七部，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除勿鄧部在巂州（今四川省涼山州）外，其餘諸部被《蠻書》稱為東爨烏蠻，分布在今滇東北和黔西北一帶。勿鄧部應由烏蒙山區遷至巂州地區，與兩林、豐琶合稱東蠻。因勿鄧與南詔有婚姻關係，故一向充當南詔進攻唐朝的先鋒。
綜上所述，在以南詔王室為核心的婚姻關係中，南詔通過與分布於西南不同地區的烏蠻勢力的聯姻關係，建立了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進一步確認並鞏固了南詔王室的主體地位。同時亦可看出，在影響民族關係的各個因素之中，婚姻關係是一種穩定的黏合劑，它是平衡烏蠻內部各集團之間的政治關係有效方式，是南詔保持政治強勢地位的有利支持。
3.民族遷移
民族遷移對民族關係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遷移人口的數量對遷入地民族的分布情況、自然資源的分配、政治格局均產生影響，並進而導致民族關係的變化。例如，民族聚居程度的強弱就是民族關係的一個影響因素，這種影響往往表現為聚居程度高、人口數量多的民族會對於周邊其他民族產生影響，或提供一種文化交流的“標準”，進而促成民族融合的產生。
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南詔統治時期頻繁的民族遷移通常由南詔的政治活動所導致，是一種政策性遷移。就民族遷移的地區來看，滇池周圍地區和洱海周圍地區是兩大重要的人口遷入、遷出地，遷移的情況主要如下：
其一，以滇池周圍地區和洱海周圍地區為中心形成人口的東西對流遷移。這種遷出地與遷入地的對稱，是與南詔在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關的。東方爨區自東晉時期，就為大姓爨氏所割據，爨氏在爨區的影響根深蒂固。南詔兼並東方爨區後，為了徹底清除爨氏在西爨白蠻中的影響，“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日用子孫今並在永昌城界內”。這種強製性的遷移，使白蠻人口從滇池地區遷出，並相對集中於洱海地區，奠定了今天白族以洱海為居住中心的分布格局。而在西部洱海周圍地區，由於吐蕃勢力的南下，促使一部分民族群體在政治上投向吐蕃，南詔征服這些民族之後，為達到分化異己力量的目的，隨即對部分民族人口進行了遷移。而以滇池地區為遷入地，則是為開發滇池地區的經濟注入大量勞動力，具有極強的經濟意圖。
其二，以洱海周圍地區為中心向四周形成白蠻人口的放射狀遷移。白蠻和烏蠻是南詔主要的軍事徭役承擔者，南詔邊境要塞的戍守任務，很大一部分是由白蠻完成。如《元史·地理誌》載：“建昌路，蒙詔立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類似的記載還有南詔北部的黎溪州、永昌州（即會川）、瀘沽等地，東部的安寧、江川、河陽和曲州等地，南部步日、元江等地以及西部的騰衝府等地，說明白蠻的遷移在地理範疇和人口數量上均是可觀的。
遷移白蠻的措施大概始於皮羅閣，直到南詔後期勸豐佑時仍為之，可見是一長期性的政策。居住在各地區的白蠻是南詔號令四方的基本力量，對當地民族政治格局和民族關係產生影響。例如，南詔遷洱海地區的白蠻與烏蠻到北部越巂之地，目的是為了防範政治上與唐朝關係密切的兩林、豐琶部落，然而，這種遷移的結果，到了宋代形成了今西昌以上以南詔姻親勿鄧部落最為強大，西昌以下至會理一帶，則為受大理所支配的白蠻、烏蠻所統治的情況。南詔時期遷入的白蠻、烏蠻，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已和當地原有的居民逐漸融合，共同構成今彝族的先民。
此外，從史料記載來看，南詔還曾以滇南、滇西南地區為民族遷出地，如《蠻書》卷六載南詔“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元史·地理誌》亦載：“金齒等處宣撫司。……異牟尋破群蠻，盡虜其人（指金齒蠻），以實其南東北。”甚至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詔劫掠驃國，還“虜其眾三千餘人，隸配拓東，令之自給。”這種小範圍的民族遷移均是圍繞著開發滇池地區經濟為目的進行的，遷入的民族也當是融合到當地民族之中了。（三）確定了烏蠻先進部分和白蠻在南詔民族社會中的主導位置民族關係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本質上涉及民族這個社會人們共同體在民族社會的地位和待遇”。南詔多民族集合體國家的建立，從政權的角度確定了烏蠻先進部分和白蠻在南詔社會中的主導位置。
南詔統治時期，烏蠻在西南地區分布廣泛，其中大部分分布於今滇東北地區以及川西南、滇東北、黔西連接地帶的山區，還有一部分與白蠻雜居於壩區，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州東部、滇中地區、曲靖地區中部以南、紅河州的紅河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帶，以及滇西今大理州的境內。烏蠻分布廣、人口多，在南詔民族社會內部影響較大。以南詔為首的滇西烏蠻建立了南詔政治實體，更擴大了烏蠻的社會影響。作為政治活動的主體，南詔在權力、資源和利益分配方麵占據支配地位，並與其他地區的烏蠻通過聯姻的方式結成利益共同體，作用於民族關係的方方麵麵，因此說，以南詔為代表的烏蠻先進部分，在西南民族社會的政治方麵具有主導作用，應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就政權性質而言，南詔終究還是一個以烏蠻、白蠻為主體的多民族集合體政權。由於曆史的原因，洱海地區的白蠻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社會發育程度方麵，均居於西南各族之首。由於白蠻在政治、經濟等方麵所具有的先進性，使南詔在處理與白蠻的關係時，始終以聯合和籠絡為主要前提條件。南詔政權在發展的過程中，就與洱海地區的白蠻關係甚密。南詔獨立建國後，眾多白蠻貴族取得了政治軍事權利，白蠻在權力、資源和利益分配方麵占有優勢，並在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政治方麵，白蠻是南詔政治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南詔政治集團的最高統治者是蒙氏烏蠻貴族，部分烏蠻貴族和白蠻楊、趙、李、董、段、尹等大姓貴族人物，則以南詔王輔佐的身份參政議政，共同構成國家政權的統治階層。在南詔統治集團中，白蠻貴族占較大的比重，大量的記載表明，在南詔的征服與管理、戰爭與媾和、朝貢與納貢等活動中，白蠻貴族往往是南詔重要的決策參與者和執行者，為南詔所倚重。
經濟方麵，白蠻是南詔農耕經濟的主要生產者。南詔時期白蠻以耕種水田為主，並普遍使用牛耕，代表南詔先進的生產力要素。他們要向國家交納賦稅，《蠻書》卷七載：“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至南詔後期，《新唐書·南詔傳》載：“人歲輸米二鬥。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所納賦稅已有定製。
軍事方麵，白蠻是南詔軍事徭役的重要承擔者。南詔主要有一支人數大致為三萬的常備軍，由白蠻軍和烏蠻軍組成。在村邑理人處的管理下，廣大白蠻又是南詔主要的儲備兵源，平時以村社農民的身份從事生產活動，並按一定的軍事編製組織起來參加軍事訓練，遇有戰爭時，就各自準備武器、馬匹、糧食參加戰鬥。
可以說，由於南詔從政權的角度對白蠻的政治地位以及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加以承認和維護，從而使白蠻在南詔民族社會的主導地位越來越明顯，最終導致了以白蠻為主體的大理國的出現，使白蠻對西南社會和民族關係的影響延及了數百年。
應該指出的是，南詔政權的崛起對西南民族關係格局、民族關係內容等方麵的影響是深刻和久遠的，其曆史局限性與消極作用也十分明顯。對這一問題的考察應持辯證的態度。
§§第七章 南詔與周邊各國的關係
